我也知道自己在“铤而走险”,但又心存侥幸,认为只是通过信函“买卖”,又不上大街去推销,公安不可能发现躲在暗处的我。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此时,我的身份是乡办孵化场的技术员──孵化场场长三顾茅庐,把养鸭“很厉害”的我请去照看场里重金买进的一批法国种鸭。
一天,我正在鸭场用自制的油印机印《幸福生活大全》,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也是我太大意,以为这个鸭场地处偏僻,公安不可能到这儿来,所以我大着狗胆在大白天干起“地下工作”来,还居然连鸭场门都不关。
那个突然出现的家伙,看了看我散发着油墨香的“杰作”,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出去了。
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那家伙,不会是派出所的吧?
我忐忑不安起来,却又自我安慰:不会那么巧吧?
几分钟之后,那人带了一个高个子闯了进来。
来人抓起桌上的资料快速扫了一眼,然后,掏出一个证件晃了一下:“我是派出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一下子愣住了。
冰凉的手铐铐上了我的双手。
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
原来,这天正是星期天,他们换了便装出来钓鱼,钓鱼的地点就离我工作的鸭场不远。
第一个家伙是鬼使神差地在鱼塘的附近瞎转悠,碰巧发现了我这条“大鱼”。
他带来的那个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派出所所长。
那天,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块偏僻之地钓鱼。
我成了他们钓到的一条“大鱼”。
一场没有上刑的审讯之后,所长大人扬了扬手里我摁了手印的口供,义正词严地说:
“你贩卖黄色印刷品,破坏社会风气,是全县第一个典型,你要坐牢了。”
第二天,我就被送进了“号子”。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
进“号子”的第三天晚上,盛仔忽然发令:
“全体‘生产队员’紧急集合!”
不一会,八九个“生产队员”就列队站成了一排,面向铁塔般屹立在床上的盛仔。
在“号子”里,“生产队员”专门伺候包括盛仔在内的“上等人”,为他们洗衣、捶肩、搓背、网倒洗脚水,以及负责扫地、洗碗、倒尿桶,等等,是“号子”里的“下等人”。
凡“新兵”和没本事没靠山的,都得进“生产队”接受“锻炼”。我也“锻炼”了两天。
盛仔威严地扫视了我们一眼,说:
“这几天,你们的‘生产’搞得也太不像话了吧?地扫得不干不净,洗饭盒也你推我躲的,你们的‘队长’老狗才‘高升’几天,你们就想造反了?”
“队员”们的脸色瞬间又红又青起来。
“今天,我给你们分派一个新队长。”
“驼子,”盛仔把手指向我,“你上来。”
我犹疑地出了队列,脱鞋上床,站在盛仔身边。
“以后,他,就是你们的队长!”
我?盛仔让我当“队长”,管理他们?这怎么行?……
“盛仔,我……我不行……”我嗫嚅着说。
“我说你行你就行!”盛仔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丝毫分辨。
“去,赏给他们每人一耳光!”盛仔命令道。
打人?打耳光?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终于,我还是伸出了我干瘦的手……
我知道,盛仔在这儿说一不二,我不可能“给脸不要脸”。
我一咬牙,抡起“魔掌”,挨个打了过去。
“太轻,太轻。”有人嚷道。
“对,太轻了,叫他重打。”有人附和。
“老大,叫他用这个!”一个家伙拎过来一只拖鞋。
他妈的!我暗骂了一声。的确,刚才我并没有使劲。
“对,你就用它打!”盛仔一脸坏笑。
“生产队员”们脸色大变。
没办法,我还是接过塑胶拖鞋,朝“生产队员”们挥过去──
“啪、啪、啪……”
第二天,我就颐指气使地指挥“生产队员”干这干那,俨然一个“队长”模样。
由于有盛仔和钢条为我撑腰,“生产队员”尽管对听命于一个驼背“领导”心有不甘,却也敢怒不敢言。
我从小学就开始自己洗衣服,只有在“号子”里的那一段日子,我的衣服全部由别人给洗得一干二净。
“号子”里最折磨人的,就是饥饿了。
“一天三餐八大两,扣去一二两;萝卜白菜没人要,我们通通包。”一首流传在号子里的牢歌,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些囚徒的伙食。
早餐是稀饭配几根萝卜丝,中、晚餐是大米饭配清水煮大白菜或芥菜。
每到上午十点送开水进来时,难友有的泡方便面,有的冲米粉,然后就“稀里哗啦”地填起无底洞似的肚子来。
我和一些没有东西(家里没送来)可吃的难友,只有躲在一旁吞咽口水的份。
下午三点,第二次开水送进来,我们又得再躲在一旁吞咽一回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