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三年里,她去当了兵,年底才退伍回来。
三年多不见,经历过部队洗礼的霖子,清秀的脸庞透出成熟的风韵。
我谈了这三年里我的一些遭遇,也说了去北京的目的——想去大学里旁听哲学和中文。
谈话间,我偶然提及了北大哲学系出身的著名作家周国平,霖子说,她也很喜欢周的作品,很有哲学味道。
说不定在北京还能见到周国平呢。我说。
那可太好了,别忘了让他签名哟……霖子说这话时,显出了几许调皮。
最后,霖子翻起了口袋,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总共还有30多块钱。
她把其中原30块钱递给我,我连说不要,200块钱够了;她硬是把钱塞在了我的手上。
我留几块钱坐车回去就成了……你走的时候,我就不去送了;到了北京,可要多照顾自己,身体最重要……霖子说这话的时候,明亮的眸子里透着明显的关切。
分手时,我说,咱们握个手吧。
隔过三年之后,我再一次握住了霖子温暖的手。
我们的手,握得很紧……
祝你一路顺风!我走了……霖子向我微笑着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人流中。
望着霖子渐行渐远的倩影,我的眼里涌上咸涩的液体……
第二天,我见到了提前从南昌赶回福州的友人圣贵,知道我要去北京,他也“赞助”了我100元。
从圣贵那儿回到旅社,已是晚上9点多了,又是那位大姐在值班。
她给我安排了房间,但死活不肯收我的钱。
第二天早晨,我向她告辞,她说,你如果从北京回来经过福州,再进来一下,我托你带一点东西给暨春。
按暨定计划,我从福州取道上海,见到了友人晓东。
晓东和圣贵都是我在凤翔认识的好哥们,晓东还曾到过我家,和我并肩干过一段失败的“种菜大业”。
知道我的情况后,晓东叫来了他的两个老乡:剑锋和邦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灯明,要去北京发展,需要一点帮助,你们二位能不能“意思”一下……
我在凤翔时和剑锋见过一面,他和邦建都在上海当兵,军校毕业后,邦建当了排长,剑锋当了副连长。
晓东和他们是铁哥们,是以有啥说啥,开门见山。
结果,剑锋“赞助”了我200元,邦建“赞助”了我100元。
晓东掏钱为我买了上海往北京的火车票。
临行,晓东见我带的衣服不多,说,北京挺冷的,我这有一件毛衣和一条裤子,你带着穿吧。
晓东的那件西裤后来给我穿烂了,那件毛衣则伴我度过了好几个寒冷的冬天,至今还在为我抵御冬天的严寒。
迎着风雨,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满怀希望登上长城,我的美梦却被现实击了一个粉碎
“北京,充满神秘启示的地方!
北京,深邃而幽远的精神保留地!
你是中国的精华。如果你哭,中国就泪流满面;如果你笑,中国就欢欣鼓舞。”
——(玄峻《零点哲学》)
1999年3月11日下午2时,经过两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我的一双“骆驼蹄子”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在上海,我对送我上车的晓东说,今天下雨正好,下完了,明天就会天晴了……
果然,下火车后,北京的天空仿佛突然明朗起来,望着头上那轮正在穿云破雾的太阳,我微笑了……
坐公交车经过天安门时,感觉那城楼比想象中的要平凡许多黯淡许多,或许是因了它的朴素和沉默?可有谁知道,那一个小小的城楼,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
不知在哪站上来一位白发老人,我见车里已没有空座了,便起身给老人让座。老人大概看我是残疾人吧,不肯坐,还腾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声“谢谢你,小伙子。”
我心里掠过一丝感动,对北京油然生出几分的好感……
375路公交开到中国地质大学西门时,我拎着行李下了车。
375路公交,在我后来漂泊京城的日子里,成了我最常乘坐的一路车。
徐天舟的同窗好友张吕清来接了我。
吕清就是九年前介绍我认识徐天舟的那个大学生,他早已毕业,现在在一家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广告公司任职。
多年不见,吕清已经有点发福了,但对朋友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如当年。
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两天后,吕清把我带到了一家位于中国地质大学里面的学生公寓。
这里的床位是每个月200元,比住18元一天的招待所省多了。
这家学生公寓的所有房间都是地下室。
管理员把我安排在7号房间。
至此,我自找苦吃的“北京岁月”正式开始。
安顿好后,我去了八达岭长城。
去长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去“做生意”——卖诗。
去年,到北京后如何谋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也知道自己一没体力,二没文凭,想在北京“混”下去将会十分艰难。
一天中午,我和徐天舟在吃饭时,我忽然闪出了一个“怪念头”:到长城上卖长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