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5)

我说，我倒是想卖花，可是没本钱……

你咋不上说呢？说着，朝助掏出200元钱，递给我。

这钱你先拿去批一点花来，卖卖看，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想办法……

朝助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面对这200元钱，我简直有点手足无措——第一是根本没想到朝助可能帮助我，第二是他刚辞了工作，准备专心自考，也需要用钱……

朝助在此后的艰难岁月中，还多次从自己不多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我。

和他的表兄吕清一样，朝助根本就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因为连我自己都清楚：那钱，我没有能力还。

助人一次容易，第二次就难了，更何况三次、四次……

这是一个愈来愈冷漠的人间，而我，却一次又一次地际遇了温暖。

听说我要卖花，一位女孩把她老乡留下的一辆旧自行车送给我，作为“运输工具”。

我买了喷水壶、塑料桶等工具，到马甸鲜花市场批了百合、玫瑰等，当起了“卖花郎”。

然而，几天卖下来，我并没有赚到一分钱。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在你动手之前是一回事，在你动手后又是另一回事。

我先后换了好几个地点，都让我大失所望。

倒是地下室有几个同情或敬佩我这个“武大郎”的，见我白天没卖多少，晚上都来照顾我的生意，把我卖不出的快枯萎的鲜花买去送给自己或送给女友。

这样的“义举”让我感动，也让我不安。

后来，我在外面卖不完的鲜花，要么赔本卖掉，要么，干脆送给问了价钱又不想买的过路人。

最后一次去批发鲜花回来的路上，一辆的士开到我前面，停在路边。

我骑车从车旁过去时，后车门突然被乘客推开，“怦”的一声，我自行车后架一侧挂着的塑料桶被车门一挡。

重重地掉在了地上，百合和玫瑰撤落一地。

我下了车。司机探出头，见我人没事，就开车走了。

那位乘客帮我一块把部分没摔坏的花拾起来——只剩下一半是好花了。

塑料桶也裂了。

那中年乘客要赔我20元钱，我犹豫了片刻，没好气地说了声“算了，也不能全怪你”，没有要他的钱。

这批花没卖就注定了亏本的命运。

这次以后，我“金盆洗手”，停止了卖花的行当。

卖花亏了几十块钱，剩下的一百多块本钱，我没有还给朝助，而是用来吃饭——否则，我又得身无分文了。

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几天之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人的导弹给炸了，记者邵云环、许杏虎等牺牲。

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

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我也参加了游行，步行5个多小时，从中关村走到了朝阳区的美英驻华使馆所在地。

我写下了洋溢着民族主义和爱国激情的诗歌《中国人，不可战胜的人》，并在大学生为无辜遇害的三位烈士设置的灵堂前焚烧了它。

这一事件，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美国人的悲哀，因为它激起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

一时间，报纸火得不行。

一天， 吕清来找我，说他的两个小老乡批了不少报纸，怕卖不完，叫我去帮忙卖一下。

我帮着卖了一个下午，竟然卖了好几十份。

吕清的老乡只拿了批发报纸的本钱，把我的卖报所得硬塞给了我。

我也就这样帮着他们卖了几天，每天都能挣上个十块八块的。

后来，随着“使馆被炸”事件的渐趋平息，报纸的销量也大为下降，吕清的两个老乡停止了卖报。

这却给了我启发：我为什么不靠卖报活下去呢？

我找到《北京晨报》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成了一名发行员。

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起床，骑上自行车，到发行站领报纸。

一位也在领报的发行员，是个人高马大的女同志，见我个矮背驼的残疾样，诧异地问：

哟，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试试看吧。我笑着回答。

我驮着40份《北京晨报》，骑了半个小时，到了我预先看好的一个地点——紧邻圆明园的福缘门村路口的一个公交站点。

这个站点当时的站名是“北京大学”，其实离北大西门还有一站地，所以后来改为“颐和园路东口”。

当时，我还不知道，沿着福缘门路口进去，里面那个人口混杂的村落——福缘门村，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名扬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

而我更没想到，以后我竟会和这个小村庄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块“地盘”卖了三天还是四天吧，效果并不理想，有时能卖完，有时卖不完，有一天还剩下了10几份。

40份报纸、进行3角5一份，卖5角一份，40份全部卖完能赚6元钱，卖不完则可能只赚一两块钱甚至亏本。

为了寻找好的地点，我不断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换到圆明园公交站点，卖了两天，销量还是上不去。

又改到清华大学南门。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自己吃完一碗豆腐脑之后，又买了两个馒头，揣在口袋时，预备当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