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7)

小王是有家有室的，需要这块“宝地”养家糊口。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又开始打游击，四处寻找合适的卖报地点。

换了好几个地点，销售都不理想，每天只能卖七八十份。

这时，已是６月末了，气候愈发炎热，有几次，卖完报，一身汗水骑车往回走时，眼前忽然金星乱迸……

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看来，我得另谋出路了——再这样卖下去，真怕自己哪一天就突然倒下了……

正巧，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布告栏上看到一份招聘启事：

诚招撰稿人……

我打了电话，对方让我前去面试。

在离北大西门不远的一个叫“芙蓉里”的小区里，我找到了天际文化公司。

一位小姐拿了一篇古文，让我当场改写成现代文。

我看到，来应聘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在校大学生。

我写了二十几分钟，那位小姐站在我旁边看了我写好的前半部分，说，你不用再写了……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哦，你通过了……

原来，这是一家搞图书出版的公司，正策划出版一套“名人百传”。

他们让我从十几个中外名人中挑选一个作为“传主”，我略为思索，说，那我就选彭德怀吧。

“谁敢为民请命，唯我彭大元帅”的彭德怀，向来是我心目中屹立如山的民族英雄。

我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由我撰写一部《彭德怀传》，20万字左右，每千字9～12元，期限为3个月。

1999年6月30日，上午10点15分，我在炎阳下卖完了手上的最后一份《北京晨报》，终结了一个多月来的卖报生涯。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直扑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三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这部书稿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诱惑实在太大了。

整整一个7月，我都穿梭在地下室与图书馆之间。

从我住的地质大学到图书馆，骑车来回要花两个多小时。

我常常是在开馆的第一时间赶到图书馆，这样好占据一个座位；去晚了就可能没有座位可坐，那就别想写一个字了。

我连办一张借书证的100元押金都没有，没办法把有关书籍借回去看，只得在图书馆现查资料现写。

午饭为了省钱，我常是一包1元钱的方便面加一个2毛钱的馒头，根本不去考虑营养不营养的问题。

1999.7.10 星期六 多云

今天口袋只剩下十几个角的硬币了，傍晚，正愁着是去买几个馒头还是买一斤半呢，陈征却要请我的客，我也就不客气了。

吃饱了肚子出来——吃的是久违的饺子。我对陈征说，今晚这一餐将载入史册——“在沙漠舟快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帮助了他！”

这真该“载入史册” ——至少是我自己的史册，因为，陈征是在自己快要山穷水尽时帮助的我——他身上也没几块钱了，这，尤其可贵。

1999.7.27 星期二 晴

昨晚从科大吃饭回来，已是晚上9点，而宿舍里陈征竟然还没吃饭——他口袋里只剩1毛钱了。于是我返身骑车赶到科大，食堂里已无一人用餐，炊事员已经在收拾菜盆了，陈征还算幸运。

给陈征买完饭，口袋里只剩下3元多“大洋”了。我把其中的2元给了陈征，今早起来，知道陈征吃中饭的钱肯定没有，遂把剩下的1元2角也“干脆彻底”地做了“人道主义援助”。

又一次真正的一无所有了——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心里反而出奇的平静，并且神气活现地唱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当然，陈征不在，出去了，否则，我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这时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虽然此时腹内空空，阵阵饥饿感也让我感到残躯的单薄，但是，我却是强大的，再也强大不过了，因为，我竟然活着，而且活得这样台有力：笑着、唱着、写着、爱着……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之所以敢在自己山穷水尽时帮助陈征，是因为我在地下室有不少朋友，实在没钱吃饭了，向他们开口借个十块八块的，一般不会成问题（当然，有时也很成问题）。

而陈征呢，由于才搬来不久，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一米七八的堂堂男子汉，常常连外出找工作的公交车费都没有，只好来回步行好几个小时。

“漂”在北京的人，有过饥饿体验的，不在少数。

那回/我有四天没有吃饭/我的肚子尊严/经历了一次小测验。

我拎着琴/去西直门地铁卖唱/可是我的歌/那垂死的蜜蜂/怎么也飞不出我张大的嘴。

我使出最后一招/低头在大街小巷寻找/终于找到几枚硬币/我的小宝贝/一面是国徽一面是麦穗/我的小宝贝/一面是粮食一面是尊严。

两毛钱的热馒头/让世界充满麦香/来自土地的巨大安慰/让我的胃语无伦次/呜呜咽咽。

这首令人心酸的小诗《叙事：关于饥饿与尊严》，是我的朋友张遥写的。

有一次，张遥饿了四天，实在饿得不行了，拎上吉他到西直门地铁，想以卖唱换得几块铜板，但到了那儿却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唱出一句，无奈之下，只好到街上转悠，看能否拾到几个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