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读者给我写来了信。其中一位打工妹在来信中说,她在北京打工都打不下去了,看了我的事迹,她决定不回家了,要在北京坚持下去……
天际公司给我撰写的《彭德怀传》评定了稿酬级别,每千字9元,共要付我稿酬1800元。
我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干我这样的“活计”,每千字稿酬一般在30~60之间。
天际公司把招聘广告贴在大学校园里,无非是诱骗那些不明底细的穷困学子们给他们充当“廉价劳动力”。
而这些大学生们,很多人的文笔远没达到足以写一本出色的名人传记的程度(包括我这个初中生在内),并且时间仓促(限定在两三个月内),因而,这样出炉的一大批“名人传记”,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坦白说,我为彭德怀“立传”,是有愧于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的。
搬一个家, 有多难啊!
图书公司按协议,先付给我一半稿酬,计900元,扣去预付了的600元,至我手上的,只剩下300元。
这一点钱,根本不够我欠下的400元房租。
而我也不能用它们去还房租,否则,我又得喝西北风了。
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已经让我住怕了,我想另外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住处。
正好一位朋友来了两个小老乡,也在找住的地方,于是我们三人一起住进了农业大学附近的一个学生公寓,在里面合租了一个房间,每月每人只分摊100元。
这是一家新开办不久的学生公寓,让我们先住下,过两天再交钱。
哪曾想,两天之后,朋友的两个小老乡找到了工作,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拎上行李偷偷溜出了公寓。
房租一个月要300元,我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住下去了,拎上行李也想溜走。
保安拦住了我。
最后,我交了三天的房租共30元钱,才得以“走人”。
另外一位朋友看上了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处民房,房租180元/月,建议我一起搬到那儿。
这个朋友的女友也住在地下室,在搬家的时候,是我给他们叫的一辆黑车——微型面的。
满装行李的面的开出没几步,就被闻声赶来的管理人员给拦下了。
原来,朋友的女友也欠了两三个月的房租,管理人员认定朋友是个有钱的主,非要他替他女友付清房租才肯放行。
管理人员还招来了派出所的民警。
我在大院外,目睹了这一幕,气急败坏又无计可施。
管理人员后来终究还是放了我朋友“一马”。
我们搬到新住外后,仅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便目睹了几个佩红袖标查暂住证的联防队员打了一个妇女。
我们也没办暂住证。朋友的女友吓得够呛:赶快换地方,赶快……
没奈何,我们向房东交涉,经过软磨硬泡,房东才答应让我们退房。
天快黑时,我又到路上打黑车。
这一次,我们想搬到圆明园里的一个学生公寓。
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我打的又是那辆微面。那位司机看到打车人又是我时,不禁说了一声“真有缘分哪,伙计”。
装齐了行李,我押车先走,朋友和他的女友骑车在后面赶来。
穿过华灯闪烁的闹市,车子驶进圆明园的小路时,天已经全黑了。
由于没有路灯,通往新“家”的路上一片黑暗。
我差点给司机指错了路。
到了公寓,我让保安帮着卸下了行李,并给司机付了车费。
司机正要开车走人,一个小伙子问他去中关村要多少钱,他想运一台电视机去那儿。
谈好价钱后,小伙子让司机等几分钟,他去抱彩电过来。
这一等就是十几分钟。
司机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启动车子要走之际,朋友和他的女友骑车赶到了。
女孩泪水涟涟,说,快,把行李装上车,回去!这么荒凉的鬼地方,哪里是人呆的?!
我说,要回去你们回去吧,我是不走了……
于是,留下了我的行李,我又押着朋友的行李上路了。
出了黑糊糊的小路,终于看到密集的灯火时,我的眼里涌出了不争气的泪水——搬一个家, 有多难啊!
走在地铁的人流里,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安顿好新家之后,我去拜访了作家王宏甲。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轰动全国的著名作家,我的老乡。
王宏甲老师说,接到我那封“实在无床可睡”的信后,觉得对我有一种责任……
这番话语,让我忽然想到:我该原谅两个人——我原本想一辈子都不原谅的嫂嫂和大姐。
听我说了一些生活经历后,王老师指出,应该把你的经历写成书,这将启迪很多人。
临走时,王老师见我衣着单薄,把他的一件大衣和几件毛衣送给了我,还硬塞给了我300元钱。
那天晚上,拎着一手提包满满的衣服,口袋里揣着那300元钱,走在地铁的人流里,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我会有“自己的神座”么?
1999年12月9日,我在北大听了周国平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