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大姐叹了一口气,说,真的没办法,赶上这段又买谷种,又买肥料……
大姐夫坐在灶前,低头不说一句话。
没有……那就算了。
我转身,带着胜利的微笑,大踏步走出了大姐家。
大姐会没有钱,鬼才信呢!
我真想永不再踏进大姐家的大门。
哥哥大水如果活着,我只要说一声,他即使自己没有钱,也会去借来给我。
可是,他再不能帮助我这个残疾的弟弟一分钱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家之前。
堂哥写信给我,说老家正在做族谱,叫我去问一下二姐的生日,好上族谱。
我去了二姐家,说明来意。
我又不是他们缪家人,上什么族谱……二姐一反平日的温柔,大发脾气。
你告诉一下生日就得了,发什么火嘛……二姐夫说。
你不愿说就算了,反正又不是我要……我说完,出门,骑上车,走了。
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我拎上简单的行李,离家远走。
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我已经没有了给亲人们上坟的心情。
亲人们若见了我,是否会更加的哀伤呢?
我在“卑贱地活着”
我去了市政府,向一向关心我创作的市委党校校长黄兰英大姐借了300元钱作路费,打算直接去北京。
菩萨心肠的黄大姐还给我提了一个建议。
原来,前几天,国内一家名扬海内外的残疾人艺术团来到本市演出,黄大姐负责接待的,她觉得该团演出时,主持人的串场词十分一般,没能起到烘托表演的效果。
黄大姐建议我去跟随该团几天,替他们写一下串场词,她觉得我肯定能写得很好。
黄大姐当即和残疾人艺术团的团长通了电话,敲定了此事。
他们正在隔壁县演出,你快去吧。黄大姐说。
这一去,使我既定的人生轨迹转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
促使我“转弯”的,是在跟随残疾人艺术团期间的一次偶遇。
在邻县的大街上,我邂逅了金秋公司的同事小梁夫妻俩。
小梁小俩口在金秋公司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期间,多次受到厂长的不公正对待,我在林金秋面前仗义执言,帮了小梁夫妇一些忙。
这次,他乡遇故人,我们都分外高兴。
小梁夫妻正在街头摆卖炒瓜子——去了壳的葵花子,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亲眼见到小梁夫妻火得不行的小生意。
他们告诉我,由于是全城独一家,他们每天纯收入少则七八十,多则两三百。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口袋向黄大姐借来的钱,如果买了火车票,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北京,搞不好又要挨饿,我何不也像小梁夫妇一样,先卖上一个月炒瓜子,挣上千儿八百的再去北京?
2000.4.23 星期日 雨
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人生,又划了一个圆。
跟随××残疾人艺术团十几天,短暂而又漫长。
自己总是患得患失,要知道,人生已经经不起太多的浪费了。
想想赵梅泉、江炜、陈绍勤(残疾人艺术团中的演员),自己的生活是何其的浑浑噩噩。
是否可以放开一切,而后再去追求一切?
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在燕妮(外甥女)的发屋写下这段日记,外面,雨正疯狂地倾泻着,我知道,人生道路上还有如斯风雨,等待我去冲破。
2000.4.24 星期一 阴
什么叫中国
过去我没有把握。
如今我才知道
她就在我胸口跳
什么叫中国
现在我才有把握。
是母亲的选择
我与生俱来的光荣
——中巴上听到的张雨生的歌
看着命运把自己东抛西掷,才感觉到什么叫人生的悲凉。天又下雨了,没有爱,天空总是阴郁,没有阳光,谁又知道,我的下一站会是什么地方?
——写于车上
我也到邻县看了雪妹。
四年不见,雪妹头发蓬乱,满脸憔悴,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曾有丝毫改变。
“结婚七八年,我们一直吵个不停。去年,我闹到法院,法院的人让我把结婚证押在法院,说如果四个月后他再不改,就判离婚。四个月过去,我也没再去法院……看在女儿的分上,我也不再想那么多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好好把女儿养大,人一辈子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雪妹的话,让我黯然。
我,又能说些什么?
决定卖炒瓜子后,我乘长途车到了温州。
去了壳的葵花籽,在温州才能批发到。
堂侄女小珍、小琴也在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
十几天的奔波,我口袋的钞票已所剩不多了。
小珍知道我的困难后,找了她的老板。
老板,把这个月的工资先支一点给我,我叔叔……小珍说了支钱的原委。
是给你叔叔吗?那就不用支了,我送给他一点吧。老板说。
原来,小珍把我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那篇文章带到了厂里,老板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