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温州时,小珍的老板开桑塔纳送我到了车站,并掏出300元递给我,说,一点小意思,我挺佩服你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老板的名字应该是郑忠义,开着一家鞋厂。
我从温州带了一些去了壳的葵花籽,在福建一个叫福鼎的小城试着卖了两天,挣了几十块钱。
我之所以选择这里,因为它靠近温州,进货(葵花籽)方便,又不会因为和小梁夫妇在同一城市而抢了他们的生意。
我特意跑到两百多公里外的凤翔村,把好友雨晨鼓动到了福鼎,和我一起卖瓜子。
雨晨几年前偏瘫,完全失去劳动力,只剩一边手一边脚是好使的,一直闷在家里,我觉得卖炒瓜子挺适合他,也想帮他自谋一条生路。
我们在福鼎的一家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安顿了下来。
我们买了两个小煤球炉,两个炒锅,然后,雨晨挑着,我用自行车推着,分头出去卖。
雨晨第一次卖,是我陪着去的。
他一瘸一拐地挑着担子。
我们到我上次就看好的一座桥上,这里来往的人较多,城管又不管。
我给雨晨做了示范:怎么炒,怎么包装,怎么叫卖……
从下午到晚上,我们挣了十几块钱。
回旅社的路上,街上闪烁的霓虹灯映着我们疲惫的脸。
商店里,高档音响正放着李克勤的《红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这首激昂向上的歌,曾经是学过音乐的雨晨,在卡拉OK里几首拿手的“金曲”之一。
而现在……
“啪”的一声,我被从遐想中惊醒过来,一看,雨晨跌倒在地,挑着的煤炉也滚到了一边,瓜子撒了一地……
一次, 我看到天色有变,抢在暴雨来临之前回到了旅社。
而在另一处摆摊、行动比我迟缓的雨晨,却被淋了个落汤鸡。
他一回来,把担子往地上一摔,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妈的!卖什么鬼瓜子……”
我没有找到固定地点,到处打游击,经常被城管撵得像一只落荒而逃的鸭子。
2000.5.29 星期三 多云
因为饭没烧熟,中午,又吃了一顿夹生饭。由于这又硬又生的“饭”实在难吃,我和雨晨都没有吃半饱,剩下了一大半在小锅里。
烧饭前,雨晨本已交待多放点水,上回的夹生饭吃怕了。一肚子难受的紧,我本想让雨晨去放水,可钢精锅一到他手上,我又拿了回来,他一只手,不方便……
这是那段“卖瓜子生涯”留下的唯一一篇日记。
整整一个月,我们这两个残疾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塞林格)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是,我的确是在“卑贱地活着”。
不想多费笔墨渲染我们卖瓜子的艰难了,只说结果吧:
我们最终没能挣到一分钱,反而亏了“血本” ——当我们狼狈地回到凤翔村时,我们两个人的口袋里总共只剩下5块钱。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海煎熬了两天
我被困在了凤翔。身无分文,又怎么再去北京呢?
一天, 凌霄从辽宁打电话到雨晨家,得知我正在凤翔,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
原来,凌霄准备在辽宁开发食用菌生产,急需一批蘑茹菇种。
凌霄说,如果我能帮忙送一批菌种到辽宁,还可以在辽宁帮他两三个月的忙,他会按月开工资给我,这样,我到北京也就不会两手空空了。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于是,押着七大箱五六百瓶蘑菇菌种,我从南方开始向几千公里外的北方“开路”了。
先由公路到了上海。
友人晓东在上海“接应”了我。
六月天,上海热得像个大火炉,由于晓东的住处太狭窄,我只好雇了车把菌种东搬西挪。
最后,在晓东朋友的一块工地上找到了地方。
这一折腾就是一天。
天黑了,我打了一辆的士,去晓东那儿。
的士司机八成是见我一副又脏又乱的“流浪乞讨人员”相,说,就不打表了,你待会给10块钱就行,开开商厦离这不远。
绕了几个弯之后,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说到了,前面就是。
我付了钱,下车一问,才知司机骗了我:这儿根本没有开开商厦。
我又拦了几辆车,几个司机一看我,都认定我是个“口袋没钱的主”,坚决拒载。
到底有一个司机让我上了车。
打了17块钱的车,终于见到了晓东……
晚上,我和晓东他们挤在小屋里睡觉,电风扇呼呼地扇了一夜,我还是热得一夜没睡着。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海煎熬了两天。
第三天上午,我到放菌种的工地,发现菌种由白变黄,大部分出现萎缩和出水的现象。
这是菌种变坏的迹象。
我打电话问凌霄,菌种很可能遭遇高温变坏了,还运到辽宁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