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的文物捐献工作中,不少地方组织偏重于精神鼓励,如颁发一纸奖状.只有上海市政府,不仅颁发奖状,而且给予奖金,这使收藏家及其后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愿意捐献给上海市政府.这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正确决策.当时上海刚刚经过国民党的"二·六"飞机轰炸,偌大一个上海,财政上十分困难.然而当上海市文管会第一任副主任委员徐森玉先生向陈毅同志建议实行物质奖励时,陈市长当即拍板同意拨款.这使得江南一带的民间珍藏源源不断地被带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当公藏成为主流的时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红红火火的群情激奋的年代,私人收藏几乎成了不那么荣耀的事情,这就加重了捐献者的心理代价.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原为上海著名实业家,他把几十年间收集珍藏的"百家画梅"藏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梅花一向是文人雅士们吟咏和绘画的题材,自从宋朝杨补之、元末王冕专画梅花自成一家之后,历代画家擅画梅花的不乏其人.陈叔通费尽心血,汇集、精选了历代102家共计109幅梅花图,其中有杨补之、王冕、唐寅、陈录、王綦、邵弥、道济、弘仁、胡玉昆、扬州八怪等人的杰作.陈录专画梅花凡30年;弘仁的别号就叫梅花古衲;扬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郑板桥的那幅,他自己的题词是:"一生从不画梅花",可见弥足珍贵,收集起来谈何容易!陈豪是陈叔通的父亲,他的梅花图自有独特的风骨.这一个系列,可称之为集明清两代梅花图之大成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长,与其周氏家族"孝友堂"人员公议,将其家在小孙庄的祠堂及30余亩地捐献给国家,同时将其祖上历经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余箱、共计6万余册捐赠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余种丛书均极为珍贵;还有其他文物,捐献共计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将其储存于杭州的藏书捐给浙江大学,共1944册,内中稿本、钞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余种.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于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部捐献国家,计有大小书箱300余只,书籍44000余册,还有柳亚子私人信札400余包,其中有许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贵的现代史料.
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朱家氵晋、朱家濂兄弟,先后向国家捐献了家藏古书画、碑帖、藏书、明清紫檀家具等文物数万件,以目前拍卖行情估算,价值数亿元.金山姚石子捐书5万余册,内中有崇祯本《松江府志》,为海内孤本;其他如康熙本《吴江县志》、乾隆原刻本《震泽志》等,均为不易购求的珍本.
宁波萱荫楼的最后一位主人李庆城,将家藏古籍2800余种、30431册,分装236只书箱内,全部捐献国家.萱荫楼藏书为天一阁、大梅山馆、抱经楼、墨海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流出的,其中有《明实录》、《国榷》、方志和词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内孤本《天工开物》最为著名.
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将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全部捐献国家,改属厦门大学.该馆拥有图书7262册、杂志4654册、剪报15000份、图片6000张、地图302幅、文物标本121件.地处峰巢山的土地11．6亩,也一并捐献了.
著名陶瓷学专家陈万里,将其历年来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共55件.这批陶瓷是汉晋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不多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
现代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家属袁友文、吴志超、吴志进、吴进迪、吴志逵等,遵照吴先生的遗嘱,将家藏文物132件捐献给国家,其中有战国时代的铜镜、乾隆时代的庐钧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艺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家顾丽江夫妇,将40余年来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有彩陶罐、青铜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龙泉窑、越窑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艺品.
浙江吴兴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后代陆思安,将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种古砖共800多块,全部捐献给浙江省文管会,拨交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钱镜塘,将30年来收集的其家乡浙江海宁的地方文献,共计955件,全部捐献国家,其中有书籍、手卷、册页、书画、拓本、楹联,及有关清初文字狱的第一手材料.
冒广生病逝后,其家人遵照先生遗愿,将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辟疆)的遗存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书画、印章、砚台、师友信札等等.孙煜峰从30年代起收藏文物,对字画有较高的鉴赏能力.1961年起他先后五次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书画、青铜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图》题跋册、清康熙窑豇豆红刻花菊瓣瓶和宝石红瓶,均为稀世珍品.此外,他还向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捐赠过文物,其捐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图》,极为名贵.
徐梦华生平喜爱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号经理,闲暇之余出入古玩市场,收藏古玩、书画达2万余件.1958年至1964年先后五次向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捐赠其藏品,其中青铜器、陶瓷器、砚台等文物数百件,图书近5000册.
现任上海文物商店经理顾问的薛贵笙,当年是"薛贵记文玩号"的老板,擅长瓷器鉴定,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后将个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陈器成收藏颇丰,于青铜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规模.1962年,他将88件珍贵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余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实政策发还后,他主动将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有些是从未著录过的,还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窑刻花大盘、明宣德白釉莲瓣暗花碗等,均属罕见之物.
经济界人士胡笔江的儿子胡惠春捐献历代名瓷280余件,件件都有特殊的来历.锦州市中学教员王正旭,将其先人、著名的辽瓷专家王璞全的遗藏文物捐献给东北博物馆,计有历代名瓷700余件,古钱2500余枚,书画800余轴,其他杂器57件,总计各类文物达4000余件.
著名的国之重宝大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等,亦在这时重新"出土",由其最后一代递藏者,捐献给了国家.
著名钱币收藏家罗伯昭捐献历代古钱15000枚,内中不少是罕见的珍品.
苏州过云楼顾氏五代藏画,解放初一次就捐献了200多幅.
在藏书的捐献上,还有几位大手笔.
第一位潘世兹,将其抗战中存于香港汇丰银行的宋元古本,共计107部,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第二位刘晦之,家在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幢八角飞檐式的二层藏书楼,藏书近8万,全部捐献,是解放初捐书数量最多的人之一.内中属于善本的即达1928册,不乏宋元古本.他先后捐献公库的还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龟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砚……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儿子傅忠谟,将先人遗书全部捐献,宋元古版达300余部,包括百衲本《资治通鉴》,极其名贵.
各地捐入公库的文物无以数计,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图书251000余册、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铜器245件、书画607件.
山东省文管会在1954年就收到捐献文物1700余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收到私人和单位的捐献文物达数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亲汪镜芙捐献的清代刺绣服饰403件,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贻芳捐献的清代刺绣280余件,上海郑家相捐献的梁五铢泉范119件,沈子槎捐献的古钱907件,罗伯昭捐献的钱币1422件,南京市委干部周屯阝捐献的汉碑拓片,南京于去疾捐献的字画、瓷器170件等等.全国最大的文物宝库北京故宫博物院,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赠文物3855件.
在陶类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两省发掘及收购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等期的中国史前文化;二是历代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战国的彩画、陶俑、鼎号鸟,汉代的银氵幼象生新画、鼎、尊、壶、龛、朱书粟仓,以及汉、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晋代的瓯窑,隋瓷,唐代的越窑、窑、钜鹿窑、三色氵幼等,宋代的越窑、丽水窑、钧窑、龙泉窑、吉州窑、磁州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德清后窑、建窑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与近代仿古之品.
书画方面更是蔚为大观,一部分是民间收藏家捐献的,一部分是接收得来,还有一部分是收购来的,包括江南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湖图》卷,马远《乐志论图》卷;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卷,倪云林《赠周伯昂山水》直幅、《渔庄秋霁》直幅、《吴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幅,任仁发《花鸟》直幅;明代沈周《云冈小隐图》卷,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唐寅《春山伴侣》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陈继儒《雾林图》卷等.其他如郭清狂、张大风、邵瓜畴、李檀园,以及清初四王、吴历、恽格、石涛、石溪、金农、罗聘、郎世宁的卷册、挂幅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50年代初期的经济建设高潮,还给了文物部门不少意外的惊喜———从废铜和废纸堆中,抢救出了不少有相当价值的文物,1952年,华东文化部遵照政府保护文物的指示,派出专人向各废铜收购店联系,仅在沪、宁两地,就选出了3500余件文物,其中历代铜镜170余面,青铜器200余件;在3000余枚历代货币中,还发现了古代农民运动时期所用的钱币,如韩林儿、李自成、太平天国时代的大钱等等,又发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发行的几种铜元;青铜器中,有楚国铜钅复、周代铜爵、春秋时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铜块上明显地有纹饰,经过工作人员细心地筛选、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这显然是被砸坏了当废铜卖掉的.
与文物捐献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场的冷落.当时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认为:"沪地获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畅通,又兼'二六'轰炸后,营业时常清淡,不久渐趋正常,出口亦随之日增,讵意美帝国主义者1950年6月发动侵朝战争,并于同年12月片面无理宣布冻结资金,实行经济封锁以来,我业出口贸易形成缩减,业务大受影响,同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尚未开展,故营业较呈清淡."这些固然都是客观事实,但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再多也毕竟是有限的.公藏兴起,成为时代主潮流,私藏就必然成为支流.有财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国民党政界、军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夕跑到了香港和台湾等地.过去在中国横行的各国传教士,逐渐地被堵在了国门之外.同时,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规,要求规范地进行古玩商业,乾隆六十年之前的古董一律不准出口.这样,那些走"洋庄"生意的就垮了台.更重要的是时代的主旋律和社会时尚变了,有钱有势有收藏,不再成为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献给国家的人无上光荣,所以这个时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
私藏低潮的谷底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的抄家风、打砸抢风,把人们残留在家中的最后一部分收藏品,全都扫地出门.那时家有收藏,几可与犯罪同列.于是,时可听说某某街道、某某清扫马路和公共场所的清洁工,某日清晨捡到了多少金条、多少名瓷之类.
这些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经过50年代的大捐献运动,民间收藏仍有相当的规模.如上海乌鲁木齐路上的李荫轩先生、嵩山路上的吴湖帆先生,造反派从他们家中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车来计算的.现在成为上海博物馆镇库之宝的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当初也是抄家物资,被造反派当作赝品,打入可以出口的文物之列,结果被上海海关文物查检部门的万育仁先生拦截下来,认为此件有可能是真品,送回上海博物馆要求鉴定.待书画鉴定大师谢稚柳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已是五年之后了,经老先生反复鉴定,认出了南唐宫中的一枚收藏印,果真鉴定为千古名迹.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抄出来的文物、藏品多得简直无以计数,仅上海一地,安放这些藏品的所谓文物仓库,前后就达十余处.最初是集中在河南路原上海博物馆的大厅里,后来堆不下了就借了北京东路的一些大楼房子的顶层,这些大楼解放前是银行,顶层有些是闲置不用的.后来又堆不下了,就占用了玉佛寺的库房和殿堂,再不够用了就运到徐家汇的一个仓库里.再后又集中在郊区大场镇的一个巨大的仓库里,仍放不下的就运到外地存放,苏州和宁波都租了一些房子,从地上一直码到天花板,遇到阴天下雨,字画书籍极易受潮,压在最底下的就霉烂掉不少.经抽出辨认,中有唐伯虎、齐白石等人的手迹.至于那些被"小将"们投入火海或就地糟蹋的文物,更不计其数!历史走到本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文物收藏这一片土地.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政治氛围的宽松,人们对于收藏的热望一再被熊熊燃起.各地大小城市不仅成立了多种门类的收藏组织,出版了多种门类的收藏杂志,而且古玩市场和艺术品拍卖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民间的收藏馆所、收藏沙龙、收藏展览,红红火火,争奇斗妍.尤其是嘉德、荣宝斋、朵云轩、瀚海等文化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槌声,更把海外的收藏家也吸引了过来,使得全国的收藏队伍一下子猛增到了上百万人.当然,收藏的门类已不再局限于文物,现代名人字画、近现代钟表、老式照相机、收录机、香烟牌子、月份牌子,甚至纽扣、火花、钥匙、算盘、筷子、易拉罐、火柴盒子、汽水瓶等,都成了收藏品.还涌现了一批新的"大王",如收藏算具的陈宝定,收藏古瓷的梁志伟,收藏古墨的王毅,收藏古钱的孙仲汇、余榴梁,收藏筷子的蓝翔,收藏盂盆的陈玉堂,收藏蝴蝶的陈宝财,收藏钥匙的赵金志,收藏钟表的王安坚、刘国鼎,收藏紫砂茶具的许四海,收藏扇子的黄国栋,收藏鞋的骆崇骐,收藏笔的何欣欣,收藏古籍的田遨等,均以"一绝"著称于世.近年来"邮币卡"市场也是"潮涨潮落",形成了收藏界一道新的风景线.
二、甲骨一项伟业,两个冤魂
在我国龟甲骨片的收集和研究上最先建立功勋的,是清末的王懿荣和刘鹗.王懿荣最先发现"龙骨"上刻画的印痕是文字,并确定是殷商时代的文字;刘鹗继王懿荣之后不仅收集龟甲骨片,而且是第一个将龟甲骨片摹拓刊印成书的人.可惜这两个人最后的结局都很惨,一个是投井殉节,而且是全家殉节;另一个则远谪边地,客死乌鲁木齐.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晚清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赏戴二品顶戴、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等职.一生"好古成魔",尤其酷爱金石文字,又有书、墨癖.凡是古籍、字画和三代以来的铜器、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精心收集珍藏.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京都,"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吴正鉴《王文敏公遗集·序》).京城里的收藏大家,如太傅常熟翁同、工部尚书吴县潘祖荫、翰林院编修山东潍县陈介祺等,均常与之相切磋.中进士之后,王懿荣"既回翰林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中采隐然,负时重望".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
1899年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视为珍宝,尽管每板索银2两,王氏亦如数收购.1900年春,范氏又带来了800余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个字,王大人照例全数购下.后又有一个叫赵执斋的古董商携来数百片,模样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荣亦全数购下.于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赚钱,每有所得,便携之登门,时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达1500余片.刘鹗在后来印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说到这一过程:"龟板已亥岁出土在河南汤阴(注:当时古董商故意把安阳说成汤阴,以图掩盖和垄断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属之古庸里城,传闻土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骨片,与泥粘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余,始渐离晰,然后置盆盎以水荡涤之,约两三月,文字方得毕现."又说:"既出土后,为山左贾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王懿荣好古成癖,他把买下的龟甲骨片逐一摊开来,在家里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号确属一种文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于篆籀的文字,也就是说,是早于先秦时代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但到了孔子,又发出"殷礼不足征"的感叹.他带着这样的疑问对龟甲骨片进行了研究,最后确认,这不仅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而且是商代后期来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也就是史籍上讲的"殷人典册"!这一惊人的发现,使河南安阳一下子热闹起来,古董商趋之若鹜,大家专找有字甲骨,而被挖出的无字甲骨却被扔得遍野皆是.
王懿荣对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他成了揭示甲骨之迷的第一人,中国文字史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千年.正如后来的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所说:"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三大发现.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遗憾的是王懿荣这位著名学者,未能和他的同辈与后人一同分享殷墟开发的喜悦,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在庚子之乱中投井殉国了.
王懿荣死后,清王朝赠其谥号"文敏".他留下的龟甲骨片,大部分由其儿子卖给了他生前好友刘鹗,计1000余片;赠送给天津新学书院25片,由美国人方法敛摹写,编入《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出版;另一小部分,在王氏后人手中,计103片,1939年由唐兰先生编为《天壤阁骨文存》一书.
继王懿荣之后,又一位大量收藏龟甲骨片的,是《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丹徒人刘鹗.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又字蝶云,又字公约,原名孟鹏,号老残,别署鸿都百炼生.他聪颖过人,一生中做过许多事情,精于数学、医学和水利学,曾在各地行医,对于文物考古及收藏亦极有兴趣.曾投于金石学家吴大门下.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刘鹗治河有功而声誉鹊起,曾任黄河下游提调,1893年任知府.他办过许多实业,经营过绅兴织布厂、海北精盐公司等,是个很开明的、有着深厚古文化底子的"复合型"人才.
刘鹗除了从王懿荣后代手里买得甲骨文1000余片外,自己也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先是委托贾人赵执斋"奔走齐鲁赵魏之地,凡一年,前后收得3000余片",后又从定海方若(药雨)处收得范姓所藏的300余片.刘鹗还曾派自己的儿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后加起来,总共已逾5000片.他宣称:"己亥一坑所出,虽不敢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1903年,刘鹗从已获得的5000片甲骨中,精选出1088片,精心墨拓,编辑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抱残守缺斋石印本).著名学者罗振玉和吴昌绶为之作序,刘本人亦撰序一篇.罗序和刘序已属考证文字,此为甲骨学研究之始.
其后,原先曾在刘家任过家塾先生的上虞罗振玉,又从刘氏赠送他的未曾著录过的甲骨中精选数十板,为之影印,定名为《铁云藏龟之余》.
几十年后,上海的孔德图书馆获得一批会稽吴振平旧藏甲骨龟片,沈尹默、金祖同、李旦丘考证为刘鹗旧物,虽有一部分为《铁云藏龟》著录,但大多数未经著录,于是选其93板,略加按语,并著释文于后,遂成《铁云藏龟拾零》一书.
又有刘鹗同乡人叶玉森氏,在刘鹗身后得其遗藏甲骨1300板,从中精选240板,为之墨拓石印,并附考释文字,书名《铁云藏龟拾遗》.
另外,犹太人哈同所藏741片、前中央大学所获277片、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获509片、陈钟凡所获201片等等,均为刘鹗旧藏散出者.以上几部著录之书,大体可体现刘鹗收藏甲骨之规模及流散的情况.
刘鹗除收藏甲骨龟片之外,还收藏古陶、古印、古封泥、古钱币、碑帖和青铜器,分别辑为《铁云藏陶》(著录陶印45方、古封泥752块)、《铁云藏印》(共10册,著录古印391方)、《铁云藏货》(著录古钱185品)、《铁云碑帖题跋》、《抱残守缺斋藏器目》等等,其中《铁云碑帖题跋》和《抱残守缺斋藏器目》为后人所辑.他为了这些收藏,动辄千金,逐年蔚成大观.可是他毕竟一生没当过大官,收入有限,嗜古之癖又终身不改,终于落到了常有债权人夜间来敲门的境地.
关于《铁云藏货》,刘鹗生前就已亲手编订,共计116页,汇集了鲍康、胡义赞、潘祖荫、王锡、杨继振、王懿荣的部分旧藏,其中有不少是从未著录过的珍品.这部著作直到1986年,距刘鹗逝世77年之后,方才由中华书局刊印传世.原来刘鹗去世后他的藏品和手稿均已失散.著名古文字家郭若愚从旧书铺中"抓"到了这部稿本保存几十年后,在千家驹先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刊行.
刘鹗极有个性,身处封建科举时代却不喜欢科场文字,而是纵览百家之书,致力于经世之学,所以在史地方面亦卓有建树.曾著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数学方面有《勾股天云草》,医学方面有《温病条辨歌诀》;此外,尚有大量经济、政务、时评文字,涉猎面极广.
可惜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大收藏家,在庚子之乱后,被人指控发国难财,说他趁乱开仓放粮给外国人,而实际上刘鹗是从外国人手里买了太仓之米,低价散给乱世中贫苦无靠的穷人,可是官场之黑暗哪容刘鹗置辩?刘鹗终被遣送流放新疆,住在乌鲁木齐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到新疆仅一年,于1909年客死乌鲁木齐.马背上的传教士说来令人气愤,本世纪初中国考古界几次重大的发现,都有外国人跑来染指,而且每次都是他们收获最丰.敦煌卷子、流沙坠简、殷墟甲骨、北京人化石等等,无一例外.那时弱国无外交,反映在文物收藏上就成了"落后就要遭抢".好在外国人研究中国甲骨文的毕竟少,最终流到海外的龟甲骨片只占出土总数的十分之一二,这十分之一二中,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收藏的是一大宗.
明义士1910年来中国传教,是长老会驻河南彰德府的牧师,先在河南武安,后在安阳.1932年曾应聘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授,后来在北京也教过书.他20年代在河南安阳传教时,殷墟的历史地位已确定,龟甲骨片成了可赚钱的宝贝.他经常骑一匹马,徘徊于河南安阳洹河南岸,逐一查看古物出土的情况,进而就设法与当地人联系收购.1917年,他把所收藏的龟甲骨片加以精选,选出2369片,摹写后印成《殷墟卜辞》一书,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宣布自己的收藏已达5万片!从这以后,又陆续有所购进.1933年他在齐鲁大学讲授《甲骨研究》一课时,其讲义上说明:"1924年,小屯人打墙,发现一坑甲骨,为余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年拓成,即《殷墟卜辞后编》中的内容."可见他先后所得,已远远超过了5万片.
有趣的是明义士所收藏的龟甲骨片并没有全部带去加拿大,由于种种原因,留在我们国内的是大多数.现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有5100片,差不多仅占他收藏全数的十分之一.这些甲骨,后由加拿大籍华裔学者许进雄博士整理研究,从中选出缀合后的3176片,编为《殷墟卜辞续篇第一集》,1970年在加拿大出版.
明义士所藏甲骨留在我国国内的共有三批,情况十分有趣.
1951年2月,南京有一位叫杨宪益的先生交到南京博物院一只箱子,同时还有一把钥匙和一封信.博物院的同志打开箱子一看,是满满一箱龟甲骨片,信是杨先生写的,信中说:"这批甲骨是前几天加拿大外侨穰傺德(前加拿大大使馆代办)交给我的,他并且说他要离开南京了,他在整理前大使馆私人物品时,发现了这只箱子,内有甲骨文,是以前的朋友留下的.我就请他让我来处理.现在送到贵院,请妥善处理."没过几天,这位杨先生又致南京博物院一信,大意是说,这批甲骨,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中国收集的,原先是交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暂存的,明义士回国时已老病半身不遂,这批东西就留在了中国.现在大使馆的代办穰傺德也要走了,我就劝他把东西交给你们吧.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员清点了一下,与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一书相对照,恰好相符,共计2390片,证明确是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的实物.其中最大字骨长28公分,最小的和人的手指头一般大.这是明义士收藏甲骨的第一部分.
明义士收藏甲骨的第二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部分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者为3匣17屉,除一屉为陶丸、陶饼、小螺贝壳等166件之外,龟甲骨片共870片.1965年著名学者胡厚宣进故宫选拓甲骨,见到这批甲骨中夹着1924年2月18日从天津寄往北京明义士的一个信封,地址是北京华语学校.据此可知当时明义士或许在该校教书,或许是暂住.总之,这批甲骨是属于明义士的,并且与该校有着联系.
明义士所藏甲骨存在故宫的后期一批,是直到1974年才从故宫的一个仓库里清出来的(故宫之大,边角旮旯里隐藏的宝物之多,可以想见).共有10匣25屉又167包,共计甲骨19494片!而且每只箱子上都有当年明义士亲手写下的封条.这部分甲骨,原来也存在北京华语学校图书馆内,解放后由中央文化部清出后,交由故宫博物院保存.谁知此"保存"竟成了"封存",几十年间无人动过.这两部分甲骨原来都是存在华语学校,应属一批东西,不知为什么被分在两处,成了两批.870片加上19494片,合计共达20364片之巨.关于这一批甲骨,前些年海外学者有种种传闻,有的说是"原骨早已被毁",有的说"埋在山东某地下"等等,其实都没说对,关于"埋于山东某地下"的,是另外一批.
明义士1932年曾应齐鲁大学之聘,在济南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把所藏之物委托他的同事、英国人林森(字仰山),埋藏在一个教师住宅的地下室里.这就是明义士所藏甲骨的第三部分.1952年"三反"运动的时候,林仰山把这些古物交代出来了,人们按林的指点,从那个地下室里挖掘出古物140多箱,当即交到济南上新街的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该会于1952年5月16日召开"济南高等学校'三反'及思想问题展览会",展出明义士旧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展览会结束之后,这些东西全部归入山东省博物馆.1965年胡厚宣为编《甲骨文合集》,特去山东博物馆选拓甲骨,查明在这一批甲骨中,有字者为3668片,很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约300片,全都未见过著录.由此可知,明义士留在我国国内的龟甲骨片共有30834片,加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中所存,现在可数的总共35934片.据早期在安阳参加过发掘的吴金鼎说,明义士所藏甲骨,在军阀混战时期被毁掉一部分,但究竟毁掉多少,已无从查实了.
除了明义士之外,美国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青州的传教士库寿龄也大肆收集过中国甲骨.他们早在1904年就插手殷墟的发掘,是最早从事此收集的欧美人.他们曾把从古董商手中收购的400多片甲骨,转卖给上海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博物馆.
1904年冬,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地主朱坤,挖到数车龟甲骨片,被古董商转卖到山东后,就被方、库两人收购了.1906年以后,他们又陆续运出中国,转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内基博物院、苏格兰皇家博物院、不列颠博物馆、美国斐乐德博物院等机构.他们把这些甲骨摹写,印为《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在中国出版,但其中有许多是古玩商伪刻的文字.方氏还著有《中国原始文字考》,出版于1906年,是最早用英文写成的研究中国古文字著作.后来,步他们后尘的英国人金璋、德国人威尔茨和王礼贤,在1908年和1911年前后,也搜集了不少甲骨,并转卖给了德国和瑞士的博物馆.除此之外,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卫门、林泰辅等也从中国搜去了不少甲骨.郭沫若30年代旅居日本时,曾访日本公、私多家所藏甲骨,并选其重要者编成《日本所藏甲骨择尤》,并收入其《卜辞通纂》一书,1933年在日本出版.继郭老之后,著名学者金祖同又访问了日本收藏中国甲骨有名的六个人,即:河井荃庐、中村不折、堂野前种松、中岛虫豪叟、田中敕堂、三井源右卫门,并亲自摹拓,将他们的藏品去粗存精,选其共1500片作考证,付印成《殷契遗珠》一书,郭沫若、罗振玉为序,1939年出版.1931年"九·一八"后,日军利用在中国华北的实力,大肆抢劫中国文物,据统计,散在日本的中国甲骨总数在1万片以上.
上述这些外国人中,明义士所得最多,好在他离开中国时已"老病半身不遂",想必拿不动多少东西,否则流落海外的甲骨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吧.
雪堂春秋甲骨文被确认为是殷商文字之后,京城内外学界和古玩界一片轰动,纷纷要去甲骨出土地作进一步考查和收购.古玩商们为了垄断新出土的甲骨,哄抬价格,谎称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和卫辉,学者们跟着兜圈子,并未发现真正的线索,连刘鹗出版《铁云藏龟》时也误认为出土地是河南汤阴.后来经过8年的辗转寻访,最后才弄清楚真正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这个出土地址的确定,意义极其重大,因为据此进一步作考古研究,才有了后来的殷墟遗址的确定,也才有了甲骨文形成的年代的确定,以及与史籍上种种记载有关的印证和研究.这个打破古玩商布下的"迷魂阵"的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浙江上虞人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蕴,号雪堂,自署守残老人,晚号贞松老人.历官学部二等咨议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流亡日本,1919年春回国,住天津,当遗老.1924年春奉清废帝溥仪之召,入直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古器物.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后,在天津住日租界"张园",罗亦同趋,被任命为"顾问"."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与伪满洲国的活动,曾任伪满"监察院院长"等职.他的一生,是晚清一代政治上坚持顽固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然而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历数本世纪以来国学类的学者专家,却又罕有其比,一个人的多面性,竟至如此.
1894年,他在大收藏家刘鹗家当家庭教师,教刘的四个儿子读书,后来又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的第四个儿子大绅为妻,与刘成了儿女亲家.可是罗与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儿女亲家,他们在甲骨学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开拓者.刘鹗在王懿荣去世后,从王懿荣儿子手里买下1000余片甲骨,并继续收购,罗就催促刘将其摹拓并印出来流传,供士林研讨.刘的《铁云藏龟》1903年出版时,罗为之作序,在序中,罗对刘与王没有一句奉承话,满篇都是考据文字.那时他已认为,龟甲骨片上的文字属于古代的占卜文字,并具体阐明了古人的灼龟与钻龟的区别和做法,以及钻、灼之处的讲究.只是那时仅能初步考证"其文字之缔造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且证之经史亦有定其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见尚少,且出土地址未详,尚不能断定为殷墟之物耳."
刘鹗客死新疆之后,甲骨学上的研究,罗振玉成了主帅.他先前在1906年到清廷学部作官后,就开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委托琉璃厂古董商人祝继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罗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购甲骨,先后所得2万余枚.罗振常后来曾撰有《洹洛访古记》,详细记录当时的收购情况和当地甲骨的出土情况.1915年,罗振玉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考查,从刻辞中认出殷帝王名谥,恍然悟出它确为殷王朝遗物,沿这一思路继续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于此.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对于罗振玉钻研国故的"牛劲",郭沫若曾称赞道:"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又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据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的好朋友又是亲家的王国维先生也说:"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这些评价并无过誉之处,罗氏在学问上求实、深究、重考据的作风,亦为乾嘉以来的学界之余绪.
关于罗振玉收藏甲骨的规模,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前编》17卷本的自序中说:"因遣山左及厂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购之,一岁所获殆逾万.意不自歉,复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所得则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墟书契后编》自序中又说:"归而发箧,尽出所藏甲骨数万."王国维说:"参事所藏凡二三万片,印于《殷墟书契》前后编者,皆其选也."
又说:"丙午(1906)上虞罗叔言参事始官京师,复令估人大搜之,于是丙(1906)丁(1907)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约二三万片."(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可见其藏甲骨在当时,仅次于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
可惜这些甲骨在罗振玉避居日本时散去许多.据著名学者胡厚宣考证,其有记录说明的,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学参考馆809片,东京国立博物馆225片、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冈谦藏800片……总计达5745片.
罗氏旧藏甲骨,据说在东北解放时颇有损失.其残存的甲骨,现在收藏在国内各单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东省图书馆84盒,1234片;北京图书馆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馆11盒,206片;吉林大学8盒,107片;故宫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没有装盒的在旅顺博物馆有2925片,辽宁省博物馆394片,吉林大学377片……
以上这些数字都是解放以后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仔细统计、查对、考证过的,而且发现,凡是罗氏木盒原装甲骨,都是选出的精品,没有盒装的零散甲骨中,也有很多精品.与罗氏《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和《殷墟书契著华》三书核校起来,著录过的材料只不过三分之一,未经著录过的甲骨,仍有很多极为重要的材料.
龟甲骨片的收藏,仅仅是罗氏收藏的一部分,他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等,亦称山海之富.这些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他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活动,除了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尚有抢救大内明清档案(所谓"八千麻袋档案"),抢救、刊行敦煌卷子,考证居延汉简等壮举.
罗振玉的嫡孙、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罗继祖,在谈到他祖父的收藏时曾说:"十五岁买汉印为有印癖之始;十六岁摩挲西湖诸山铭刻不肯去,为癖金石铭刻之始;十八岁买淮安钦工镇出土的古镜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岁著《读碑小笺》为著书之始;三十八岁到广东收买南海孔氏岳雪楼藏书为藏书之始.今更加补充,十六岁手拓'石鼓文'为肄习篆籀之始;二十三岁得山阳阮葵生《风邪蒙束》稿本,授人印行为谋传刻前人遗著之始……"并谈及罗氏一生不蓄田产,解放时除了长春和旅顺两处住房外,就是一大堆古董.这些古董在罗氏生前曾卖给伪政府一部分古物书画,还有一批是在1917年河北、山东、河南闹水灾的时候卖掉助赈了.1920年又在北京举办"雪堂金石书画京旗义赈即卖会",这是为辛亥革命后北京满族人生计不振者举办的义卖,所得2万元全部充赈.他早期的藏品,几乎都在日本散去,如罗继祖说:"在海东八年,全家生活就是靠出卖长物度日的",其晚年到了东北,"在祖父生前卖给伪满的一部分古物书画的代价为伪币,如扔下水一样……"(罗继祖《庭闻忆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