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两次公开义卖藏品赈灾、救穷,目前幸有记录在世,从中可窥见其收藏的规模与质量.
1931年,罗振玉在北京举办的"雪堂所藏金石书画珍品义卖"会上,义卖的历代法书、名画目录为:宋范文正公致尹师鲁二札卷(纸本)、明宋仲温草书《进学解》卷(纸本)、明祝允明楷书《饭苓赋》轴(纸本)、邓顽伯篆书立轴(纸本)、明吴文定书巨然洽平山寺诗文衡山补图卷、赵扌为叔隶书立轴(纸本)、吴渔山楷书六言联、黄小松隶书五言联、唐颜鲁公真迹册(价6400元)、宋孝宗法书赞册(价1400元)、明李文正行书诗卷(纸本)、明姚云东行书(唐鹪安旧藏,纸本)、陈老莲行书五言联、翁方纲书黄山谷七佛偈、《乐毅论》稿册(纸本)、刘石庵临古册(纸本).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宋拓古碑孤本:唐沈传师《柳州罗池庙碑》(罗注:叶石君旧藏,近得之道州何氏,传师书迹人间仅存此一本,价6000元)、隋《舍利塔铭》(张叔未题字)、《祝府君碑》(临川李氏藏)、《雁塔唐贤题名二卷》(罗注:王壮愍端忠敏公故物,覃溪题字数千,价3000元).另有宋拓本:汉王稚子阙、汉石经、三段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公碑》、《温彦博碑》、《圣教序碑》、《伊阙佛龛碑》、《麓山寺碑》、《李思训碑》、《中兴颂》、《八关斋记》残本、小字《麻姑仙坛记》、《干禄字书》、《宋广平碑》残本、《段行琛碑》、宋拓《袁州学记》残本、《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游丞相本《兰亭》卷、开皇本《兰亭》卷、晋唐小楷、东库本《阁帖》卷六、《汝帖》.另又有"孤本与佚石"类、"明拓及旧拓善本"类46品,皆为王懿荣、张叔未、阮文达、汪容甫等名流旧藏.
罗振玉收藏的历史名人法书,至精者曾影印行世,书名为《贞松堂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巨册,卷上为晋大令王献之《鹅群帖》、晋人尺牍(出敦煌石室)、宋吴卫王书《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元俞紫芝临《乐毅论》、明杨升庵诗稿、明吴文定公诗稿、明文徵明草书《赤壁赋》;卷中为明王雅宜书《史记刺客传》、明董其昌《陈于廷告身》、又行书秦淮海词、又临《郎官石柱记》、又《阿房宫赋》、明黄忠端公诗稿;卷下为清王文简公书陶诗及临古七种、清姜西溟《圣驾巡行颂》、清阮玉勾诗评、清张文敏公《千字文》、又诗稿、又书宋人词、清刘文清公书《秋阳赋》三种.其中王献之的《鹅群帖》,共49字,有历朝历代的鉴赏章82方,又题跋多通,足见其流传之迹.罗振玉去世后,1942年他的孙子罗继祖翻检家中遗藏字画,录其题识,略加考订,遂成《雪堂书画记略》.罗氏另有《贞松堂吉金图》影印本三巨册,著录其收藏青铜器物,卷上为58品,卷中为77品,卷下为63品;附录有4个,著录三代石刻、唐代封泥等古物.
罗氏的藏书,其生前未见有目录.东北解放以后,罗继祖与其从弟承祖,禀承祖母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归辽宁省图书馆的亦不在少数,未计入9万册之内.
至全国解放初,罗家藏品据罗继祖说:"被破坏不少",剩下的"什之一"就作为捐献,捐给人民政府了.
小校经阁传奇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大楼,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花园由一道月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内院尽头,矗立着一幢两层飞檐式八角阁楼.这个阁楼由琉璃瓦铺顶,一蹲石狮高踞其上,八只角上饰以各种吉祥动物.这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旧址:小校经阁.它的主人是现代大收藏家、原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先生.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出身于一个晚清重臣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的重要将领、李鸿章的心腹之臣、四川总督刘秉璋.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群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了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统统收齐,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近十几年来,刘家孙子辈中又出现一位著名人物———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刘永龄,他在国内知识界,是"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亿利达科技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全额赞助人.刘永龄当年是赤手空拳来到香港,祖辈和父辈并未为他留下财富.他的事业大获成功之后,一方面潜心高科技研究,同时又不忘桑梓之情,热心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青铜钟鼎之国
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器.当事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氵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上述的估计.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兴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墓之风亦愈趋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围".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是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热了起来.除了宫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
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钟、鼎、卣、敦、彝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晶缶)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因此称其居"二轩(晶缶)",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竹甫皿)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竹甫皿)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竹甫皿)斋藏古目》、《(竹甫皿)斋藏古玉印谱》、《(竹甫皿)斋藏镜全目》、《(竹甫皿)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竹甫皿)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
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澄撰《(客心)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客心)斋藏器目》著录青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60件.吴云《两(晶缶)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晶缶)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氵睿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珍贵的记录.
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澄、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西部边陲居延汉简的发现、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洞开、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的确定.这极大地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高官和富商,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收藏界的特点.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斡圃、交通总长叶恭绰,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他们之间常常互通声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结集成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不大的却高深莫测的收藏圈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美国传教士福开森(1866—1945),中国名福茂生,在华居留近60年,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编著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被学术界视为工具书.他在收藏界广交朋友,称为"中国通".他将别人的不少青铜器珍品卖到中国,自己的藏品却有不少留在了中国,现归南京大学收藏.
本世纪上半叶的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须皿)、克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克钟出土一个世纪下来,最后归入上海博物馆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1件,日本(艹腾)井有邻馆1件,然而此套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器为上半篇铭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艹腾)井有邻馆所藏器为下半篇铭文,这就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物本身与器盖分离两处,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在多处.
解放初,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于是青铜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最著名者为李鸿章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物馆.
80年代国内收藏热再度兴起的时候,热的是字画、古钱、瓷器和紫砂壶,而青铜彝器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海外文物市场上,常有绿锈斑驳的"新坑"出现,国家不得不花大价钱再买回来.本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而现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与世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关.青铜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花钱、费力、占地方不说,就是考辨真伪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来?中国台北文物研究学者、作家郭良蕙说得透彻:"也许受商业价值观影响,古物市场也不断起变化,收藏家越来越放弃艺术而以投资和增值率着眼.同样昂贵的价格,谁不愿意把玩小小的鸡缸杯,而去购买一件搬运费力的铜器?尽管罕见的三代(即夏商周)铜器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这或许就是青铜器的"世纪末现象"吧.
西周三器之谜我国传世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向被誉为西周王朝的三大重器.出土百余年来,各自有着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
刘铭传马厩识宝虢季子白盘,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口精心雕制的大浴缸.在它的真面目尚未被揭示之前,人们不是把它当作马槽,就是当作洗澡盆子.
这只"洗澡盆子"高39．5厘米,盘口长137．2厘米.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只脚处理为曲尺足形,口沿下的饰纹中,隐含着重重绿锈,整个造型给人以端庄、凝重的淳朴感.最为稀罕的是盘内底部,刻有111字的长篇铭文,四字一句,句式极工整.铭文的大致内容是说,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犭严狁(古匈奴族),大获全胜,斩敌首级五百,俘虏五十,周王非常赞赏虢季子白的大智大勇,于是在宣榭设宴为他庆功,并赐给他乘马、彤弓、彤矢、斧钅戊,以示嘉勉.虢季子获此殊荣,非常感激,特铸此盘以志纪念.整篇铭文语言洗炼,富有韵律,不仅是西周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还是一首优美的英雄史诗.学者们根据铭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记载,断定它的制造年代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间.
这个体重230公斤的大家伙,相传于道光年间从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西周时,这一带正是西虢的封地(至今有的老地图上,仍在宝鸡地名的后面标个括弧,括弧里注明"虢镇").这一带属于西周统治时的中心地区,与东面邻近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一起,史书上称为"周原",百余年来不知出土了多少珍贵的文物.
虢季子白显然是周宣王的近臣,此盘造型之大,冶铸之精,字体之优美、工整,俨然一副皇家气派.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从地下挖出来了,或许是因为它太大、太重,盗墓人无法将它带走,又不具备"鼎足三立"的心理"规范",反而被扔在野地里,被当地农民搬去盛水饮马了.
道光年间,此盘为宝鸡虢川司刘燕庭所得,刘云"出眉阝县礼村田间沟岸中",辗转又为当时陕西眉阝县的县官、江苏常州人徐傅兼(燮钧)所得,徐氏卸任返乡时就带回了常州老家(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徐氏得到此盘,起初并不以之为国宝,只是见其花纹繁缛可喜,兽头狞犭历有趣.不久太平天国军起,天下大乱之中人们自顾不暇,更无心顾及一只"洗澡盘子".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打下常州后,此盘就成了护王府的镇府之宝.
有趣的是过了不久此盘又被拿去饮马了.1864年4月,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攻下了常州城,进驻护王府.一天夜间,刘铭传听到院子传来金属的撞击声,凭军人对兵戈铁马的警觉,他转身出来查寻,愈发听得那声音铿锵有力,如兵刃相击,且时断时续.结果循声找到了马厩,发现是马在吃草时,笼头的铁环撞在马槽壁上发出的声响.他仔细察看此"马槽",发现是件不同凡响的古物,遂命马夫将"槽"洗刷干净,那一排排精美而整齐的铭文即刻显露了出来.刘铭传毕竟见多识广,请文人学士考证后,证明是举世罕见的西周之重器,遂视为珍宝,带回了安徽肥西老家,并筑一亭台楼阁曰"盘亭",专门安置此盘.
刘铭传(1836—1895)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62年编为李鸿章的淮军开至上海,此后长期在苏南、浙江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部号曰"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1884年督办台湾军务,为抗法名将,并出任台湾省第一任巡抚,1891年病归老家安徽肥西刘家圩.
"盘亭"成了肥西当地的新鲜事.平时刘家用红绸缎包裹着此盘,不轻易开启,每逢过年,才在亭内张灯结彩,铺以绒垫,供亲友们欣赏.同治十年(1871年),刘氏聘请了金石学家吴云,将铭文诠释出来并撰出考订文字,又由英翰、徐子苓及刘铭传本人相继作序,遂成《盘亭小录》一书.刘氏还将盘底的铭文拓出多份,分赠密友,而能目睹实物者极少.据说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和也未能见到.翁同和亦嗜古成癖,为此耿耿于怀,在慈禧太后面前讲刘铭传据国宝为己有,想通过慈禧之口,令刘将盘交出来.刘铭传祈于李鸿章,李上奏慈禧太后,太后以刘有战功,下了懿旨作为御赐,从此无人再敢觊觎.
1895年刘氏去世后,此盘由刘氏的子孙继藏,可是渐渐失去了大清王朝的庇护,此盘就始终处在"性命交关"之中.民国之后,政局动荡,军阀刘镇华曾派人来搜,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都从中插手,企图收买,刘家子孙始终不为所动.抗战时期,肥西沦陷,日本人又来搜查,刘家后人只好掘地一丈,上面造一间厕所,把此盘再次埋入地下,举家迁居他乡避祸,刘家圩子里,只剩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一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派人找上门来,武力胁迫刘家交出此盘.肥西县长隆武功索性把县政府设于刘家大院,为寻此盘曾挠开地板,掘土三尺,费尽心机.刘家子孙因此而受尽了磨难.
解放后,1949年12月间,安徽皖北区党委接到国家政务院电报,要求在肥西县查找国宝"虢季子白盘".于是,乡干部们找到了刘肃曾.刘系一介文弱书生,开始推说已运上海、天津保存了,后经干部们的说服,终于决定捐献国家.他把乡干部领到一处四面无门的夹墙外面,洞开夹墙,再往下挖,虢季子白盘终于第二次出土了.1950年1月,刘肃曾亲自护送此盘到北京,临行前曾在合肥市公开展出,安徽的老百姓终于也有缘目睹了久已传说中的刘家"大洗澡盆子".到北京后,文化部举办了特展,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及许多知名学者都来参观,并表彰了刘肃曾的爱国行为.此盘历尽百余年沧桑后,终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毛公鼎之波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长铭文著称于世,号为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
大凡世间越是珍稀的东西,在人间麻烦事就越多,兵荒马乱之中尤为如此.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地正规圆,风格浑厚而凝重,就连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了西周晚期时尚的变化.人们已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了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与此同时,铭文增多了,对事件的记录更为具体了.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郭沫若称其"铭全体气势颇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为宜".周宣王为周厉王之子,即位于周室衰敝之时.他力挽狂澜,孜孜图治,有中兴之主的盛誉.毛公鼎腹内的这篇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广音)的任命和勉励.
铭文首先记述了周初文、武二王开国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着指出,眼下国势不够景气了;进而说明,在这种危急关头,宣王宣布了委以毛公广安国定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工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故铸此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孙永宝之.
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来.陈介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借奔母丧回归乡里,从此不再为官,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他的两句诗:"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很能说明其乡居不仕的真实心理.他的多的考证著作如《吉金文释》、《(竹甫皿)斋吉金录》、《传古别录》、《十钟山房印举》等,都是依据他的收藏而为.后人又据其与时人讨论古物的书信,辑成《陈(竹甫皿)斋尺牍》,更是具体说明了他乡居后的学问所在.他的"万印楼"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放,被公推为上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到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民国间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氏想在内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矩园,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氏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战中叶避之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谁知时间一长,关节疏松,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一代国宝毛公鼎问世以来历来为学界所重,不断有人对其铭文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作了著录和研究.
散氏盘"失"而复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均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散氏盘的铭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认外,实能认出者为357字.内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发生的一场公案,十分有意思.
铭文上说,关中畿内的、散二国,边界相连,人屡次侵犯散国的边界,掠夺土地和财物.散人向周王告状,后来在周王的调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园二区作为对散人的赔偿,并且发誓将田交付散人后,永不毁约,否则就照田价付罚金,并通知其他各国与人断绝交往.这场官司中还具体规定了这两块赔田的区域、疆界,并由两国共同派官吏勘定后交接.周王还派一个叫仲农的史正(官名)到场作证,仲农完成使命后,遂将新界地图交与人,并留下左券.在这种情况下,散人鉴于人平素的行为,仍是不放心,怕他们毁约,于是就把这场官司的全过程及人的誓约铸在铜盘上,作为永久的证据,以防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