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后人践约了没有,重要的是被后人看出了历史的破绽———你周王室不是实行井田制吗?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那么为什么现在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转让了呢?这说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动摇及其王室权力的削弱,是整个社会制度开始动摇的重要信号.这就是今天看散氏盘的历史价值所在,十分难能可贵.
据后来的学者们考证,散氏盘为周厉王时物.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又进一步考证,国疆界相当于现在陕西及武功一带,散国的疆界相当于大散关、大散岭以东陈仓一带,散氏盘的出土地点当在散国地界之内.
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为江南一位收藏家购得,长期存放在扬州.著名学者阮元考证后,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遂名扬天下.当时的拓本价格已十分高昂,官府中达官贵人及外国人一直垂涎不止.后来藏家又将其翻砂复制两件,其中一件卖给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扬州.
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当时的两江总督阿毓宝从一个盐商手里购得此盘,作为嘉庆皇帝50生辰的礼品,入贡紫禁城.散氏盘入驻皇宫之后,一直被闲置于深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因宫中贡品实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后来竟无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于传出此盘已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遂宣告"失踪".直到1924年3月,逊清内务府为核查养心殿的陈设,才意外地发现了它!起初还以为是赝品,后以旧拓本相对照,方知确属真品无疑.溥仪知道此事后,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赠臣属.后来溥仪被赶出皇宫,此盘与其他文物一起归故宫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携往台湾.
总督轶事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故事早被历史的烟云淹没了,只留下慈禧太后葬礼上的那一幕———他跑去东陵为慈禧送葬的队伍拍照片,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认为不合章法,遂落了个免职的下场.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渐起,他在这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镇压已经如火如荼的保路风潮,在资州(今资中)被起义新军所杀.
现在真正使人们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端方(1861—1911)满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斋.1882年壬午科举人,捐员外郎,迁郎中,历官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乱时,他拱卫周围,鞍前马后,奔忙不迭,遂深得宠信,出入左右,不久就升为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继而又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一员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厂的老人们传说他原先并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们聚会的场合,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被人讥为"你懂什么!"奇耻大辱,不雪不足以为人生,于是他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聪颖,悟性极高,加上有权、有势、有钱,又处在陕西,这个号称"一镢头下去,准能刨出件文物来"的地方,天时地利占尽,藏品很快蔚为大观.他收藏的面很广,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
《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其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后来也有人考证,其并非全属一组).这19件宝贝经考证确定为:父甲觯,父乙(有盖),鼎卣(有盖),青铜禁,妣巳觯,祖癸角,铜勺(6柄,每柄近尺长,勺头为橄榄形,柄上有精美图案),妣巳觚,觯,子执拂,鼎尊,鼎卣(有盖,高2尺许,方底圆身,有提梁,纹饰极精),父巳尊和牺形爵(有立柱,纹饰极精美).其中最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长的长方形青铜禁.禁,形制和作用极似一张长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铜酒器.这套酒器中的青铜禁出土,为有史以来首次发现之禁,举世为之轰动,被端方捷足先登,收为己有,著录于其《斋吉金录》首卷.出土地点为宝鸡县的三十里斗鸡台.斗鸡台这个地方,历朝历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华夏祖先曾经集中居住过的一方宝地.
可惜这组宝贝在端方死后流入美国,入藏纽约中央博物馆,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约中央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斋吉金录》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犹不免有遗憾……"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件逐一摹拓打印,据器之大小而定纸之长短,一套15幅图,辑成《斋旧藏古禁全器》,郑孝胥题签,影印出版.于是国内大家能见到的,仅此影印纸本而已.后来有人传出,此套古禁器物,卖了20余万美元,无论在当时或是当今,都不能不算一笔巨额.端方藏石达643件之巨.年代自汉至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等,并且逐一请人录其碑文、刻记,他本人亲撰考释文字,编为《斋藏石记》16册.帮他从事这一工程的,是当时知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摹拟","良宵雅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走亻平授简,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当事人龚锡龄如实道出了当时的合作情景.
据其考证,古之著录金石者,始于欧阳修,继而有洪适,"爰及近代作者益众矣,然据原石者,仅志郡邑,限于方隅,私家收藏,则皆仅据通行拓本,人间习见,复出盖多,其以一人藏石,都录成书者,实自公是编始".于是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重大.当时端方曾感叹前人所著录之古碑石刻,今已不为多见,而现时审视端方所集石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几何,百年风云,是可惧也.
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可见其意气奋发,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栏如天监井、涌金井,墓志如皇甫粼、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洒洒,如山海巨观.
还有《斋藏印》,集历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隶,阴阳交错,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两卷藏砖记,收入的皆为汉代罪人墓地的砖铭.端氏据此考证,墓志铭在汉代就有了,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之说,批驳了顾亭林源于南朝之说.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况无罪之人乎?
这批汉代罪人墓志,均刻于砖上,如"汉萧延死砖,章和二年".端氏著录了该砖的高、宽、厚度,字体大小;又如"汉左章死砖,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长安左章钳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计117砖.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端氏还从砖文的刻写法,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其用功之深.
古鼎沉浮记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区天平路40号一幢小院里异常热闹.这儿原是著名收藏家张叔驯的住宅,解放前张氏去美国了,上海市文管会最初就租用了这套房子(现在为文艺医院).这一天对文管会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后代,向国家捐献两件西周时期的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献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气的脸庞,一身洁净略带古意的装束.就是这薄薄的身板,将一个历史使命担在了肩头———她18岁嫁到苏州名门潘祖荫家族,几十年间,孤儿寡母为了守住潘家百余年来的收藏品,机智地闯过了乱世灾年,最后终于将这批国宝完好地交给国家!
她叫潘达于,原姓丁,家藏旧物都是潘家祖传的,她在捐献仪式上说:"我是代表潘家捐献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献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随之消失了.
捐献仪式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唐主持,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报告了潘氏捐献经过.接着由华东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表扬词,并颁发了中央文化部的褒奖状,上面写着: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潘达于的同族堂弟潘景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现为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代表潘达于在会上发言,表示将古鼎捐献国家的心愿.从此,潘达于的名字就与大克鼎、大盂鼎联在了一起.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两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会想起她的名字.这两尊古鼎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说:"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兽蹄,宽宽的口沿下饰以变形的兽面纹,兽面纹中间又饰以小兽面,还有凸起的觚棱,显得十分端庄、凝重.鼎的腹内壁上铸有290字的长篇铭文,铭文行间又有线条相隔,使得铭文十分整齐、华美,这在西周青铜器中是很罕见的.铭文的内容是说,克的祖父名叫师华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辅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帮助王室把国家管理得非常好.鉴于他的功绩,明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孙子克为近臣,担任了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重要职务,并且赐给礼服、土地和奴隶.这些官职爵禄将世代袭承,单传嫡长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得之于祖父的余荫,所以造了这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篇铭文反映了周天子赏赐大臣的情况,是对当时的赏赐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反映,所以历来被作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的一个窖藏点出土的,同时出土的还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钟、克须和仲父等120余件青铜器.大克鼎被带到北京、天津后,被清廷工部尚书、苏州人潘祖荫重金购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时人曾记叙说:"文勤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为最,曾镌印章曰:宝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应接不暇,多以翻本报之."足见其对大克鼎的珍视.
关于大盂鼎,来历就更复杂一些.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
与大克鼎一样,大盂鼎腹内亦有精美的长篇铭文.大意是说,周康王对贵族盂讲述了西周开国的经验,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灭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为办事和祭祀的时候都不敢酗酒,始终恭教而认真;殷商之所以灭国,在于他们饮酒太多的缘故.所以他自己愿以文王为榜样,同时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为榜样.周康王命令盂帮助他掌管国家的军政大事,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26个奴隶,并叮嘱盂,要恭敬效力,不违王命.铭文最后指出,盂制作这尊宝鼎,是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这篇有趣的铭文,除了告知人们当时的朝廷的赏赐制度、世袭制度以外,还介绍了周初开国的经验,尤其是把商朝的灭亡归为饮酒过度,这就对研究商代的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非常难得.与此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传,今人未能获见.大盂鼎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的.出土后,为当地豪绅宋金鉴所有,后来又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夺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赴京赶考,得点翰林,时值大盂鼎又从周家流出,在琉璃厂善价而沽,宋金鉴又出银3000两,把此鼎再次买来,运回岐山.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其后代将鼎运到西安,以700两银子转让他人,后来又归镇守西陲的一代名将左宗棠所有.数年后,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清廷信以为真,要召左进京问罪,幸亏工部尚书潘祖荫从旁说合疏救,才得幸免.左宗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赠,以示感激之情.于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进京的机会.
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处所号称"攀古楼"."攀古楼"历年所储,除大克鼎、大盂鼎之外,林林总总凡数百器,据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记载,尚有著名的史颂鼎、吕阝钟四、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至鼎、齐、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敦、季良父等等,可谓壮观.抗战之前,潘达于为留下藏器资料,曾请可靠的摄影师,对全部家藏青铜器逐个拍照,共得380块玻璃底片.从中可知,潘家在抗战前青铜留存尚有380器.
关于潘氏所藏的史颂鼎,亦是一尊具有相当历史研究价值的、不可多得的宝鼎.鼎的腹内有15行、115字的铭文,是记录西周册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时代的叫颂的史官制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宫的太室即位,受命者颂在宰的引导下入门立于中廷,尹氏将周王的册命书授予史虢生宣读,内容是命令颂掌管成周市廛20家,监管新造,积贮货税用于宫御,为此,又赐颂命服、马具攸勤等.颂拜叩受命,带着有王命的简册退出中廷.最后,颂宣扬周王的册命,并为先祖作此宝鼎,表示自己将对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长命,永远效忠于天子.这样完整地记叙周天子册命仪礼的文件,在西周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对于研究西周时代的册封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当初潘氏每得一器,就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莱阳周孟伯、南皮张之洞、福山王懿荣、吴县吴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潘祖荫于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书、大理寺卿、军机大臣.身后无子,所遗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运回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旧宅中,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和字画卷轴.潘祖荫的藏书楼称"滂喜斋",亦为江南一大书藏.
潘达于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镜,本是乾隆年间宰相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代,世称"老三房"的后代,后来因为潘祖荫无后,而潘祖年的两个儿子过继给祖荫后均早夭,剩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吴江同里徐氏,二女儿潘静淑嫁给著名画家吴湖帆,家中仍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就将"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兼祧两家香火,而潘达于就是两位大人的孙媳妇.
潘达于何其不幸,结婚刚刚三个月,丈夫就故世了,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家氏族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荫的命中就没有后代,过继过来一个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认为这是家中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果然,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祖年当孙子,亦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场.
孩子是可以过继的,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将女儿家华过继给了她,在此之前,还过继了一个儿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护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责任,是无法过继的.结婚后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上有老祖母,下有一双儿女,而中间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达于.
潘祖年去世后,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宝无数,盗贼就常来光临.又有各种人士前来打探,劝其出让宝鼎.有个外国人愿出600两黄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换,而潘达于坚不为动.她懂的道理很简单,然而却非常坚定,此鼎是几百年、几千年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国宝,不能出卖,只能保护好继续传下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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