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十二章也有记载：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4
2001年11月17日报道，北京首例“瘦肉精”中毒案：11月2日晚，陆续到协和医院就诊的14位中毒人员是午餐时曾集体进食过猪肝，随即表现出肌肉震颤、心悸、恶心呕吐等症状。经过治疗，绝大多数中毒者症状缓解，仅少数须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目前中毒者已经全部出院。
记者从市卫生局了解到，卫生局在对北京市场上的86头生猪的抽检中发现，“瘦肉精”的检出率为25%。这一数据与农业部对北京市场的抽查情况基本相符。
2001年11月7日，广东省河源市发生了一起特大集体食物中毒案，原因就是这种“瘦肉精”中毒。据事后统计，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河源市共有484人因服食有毒猪肉，住院观察、治疗。这是广东省近年来发生的较大一起有毒猪肉集体中毒案件。
同年11月8日，两名使用盐酸克伦特罗的养猪户被刑事拘留。据他们交代，他们的饲料全部来自河源市金冠饲料批发部。11月9日，该批发部负责人陈朝强被带回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还起获了七袋半被转移、藏匿在别处的可疑猪饲料。塑料袋上既无品名、厂址，又无生产日期。经鉴定，这些饲料里确实含有盐酸克伦特罗，也就是“瘦肉精”。11月10日，他的供货商，台山市中洋饲料有限公司的经理林清源，被带回河源市协助调查。
2002年3月25日消息：3月14日上午10时，苏州市卫生监督所接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报告，一名3岁患儿疑似“瘦肉精”中毒。该所即派人员前往调查。据了解，该患儿家庭13日午餐食用自烹猪肝后不久，患儿母亲和外婆先是心跳加速、四肢发抖、心慌等症状，尔后，患儿亦有相同病状。三人分别被送医院就诊。
14日下午，市卫生监督所又获悉，3月14日、15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等几所医院相继收治数名中毒患者，共计26人。苏州市卫生监督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这些患者均在食用猪内脏（24人吃的是猪肝、两人吃的是猪肺）后发病。这些有毒猪内脏相对集中地采购于市4个农贸市场的个体肉摊，据了解，这批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来自浙江嘉兴。该市疾控中心从中毒者吃剩的猪肝样品中测得“猪肉精”含量超标5倍以上。
2002年4月广东湛江发生首起“瘦肉精”中毒事件。据了解，事件发生在4月4日，广东遂溪县河头镇朱屋村的35名村民食用了由朱某私自宰杀的猪肉和一些猪内脏。没多久，其中的31人先后出现心悸、心跳加速、头痛、头晕眼花、四肢发麻无力等中毒症状。这些来历不明的毒猪肉经检疫部门检验后发现含有“瘦肉精”成分。而据随后的进一步调查了解，造成这起“瘦肉精”中毒事件发生的原因，竟是养猪业主所喂养的猪患了“哮喘病”，为了给猪看病，业主向不明身份的人购买了一些“治喘药粉”，给猪服用后仅5天就出栏进行了屠宰。真是搞不懂是“人给猪治病”还是“猪使人生病”啊！
2003年10月21日，辽阳62人“瘦肉精”中毒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卫生部门也高度关注，已派出专家组专项调查“瘦肉精”中毒事件。随后辽阳市拨款18万元检测生猪尿样。
2004年3月14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约有近百名群众下午开始陆续到杏坛镇医院治疗。经当地有关部门初步查证，中毒原因是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猪肉所致，受害者讲都是吃了市场上买来的猪肉后引起病症的。据镇政府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猪是从外地买来的，并经过了当地检疫站部门的检查。
2004年4月3日讯：“瘦肉精”害倒祖孙三人。一天晚上十一点多，家住广州东园新村的王女士正上高中的儿子忽然觉得全身乏力、头痛、心悸、心跳加速、手指震颤等。她本人及其70多岁的老母亲也相继出现类似的症状。在医院急诊室里，当班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罪魁祸首就是半小时前喝的那碗含有“瘦肉精”的猪肺汤。
……
最为可怕的是，目前在鸡和鱼中都发现了瘦肉精中毒的先例。当然，面对这些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政府相关部门也加大了打击力度：
2002年11月21日
福建宣判首例“瘦肉精”案。被告人叶寿华、贾建萍是南平九峰兽药店店主和南平市三元兽药店店主。被告人曾汤美、陈秀荣、林盛强、林扬森、高文均是个体养殖猪户。2002年1月，林盛强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瘦肉精”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的养殖添加剂，向梁振华（在逃）以每公斤100元的价格购买了30公斤“瘦肉精”，除部分用于喂养生猪外，将其他的20公斤“瘦肉精”转卖给被告人贾建萍。同年4月至6月，贾建萍在明知“瘦肉精”的危害时，还向林扬森、林扬根、高文转卖20公斤“瘦肉精”用于喂养生猪。2002年春天，被告人叶寿华以每公斤135元的价格向梁振华购买了20公斤的“瘦肉精”，部分用于喂养自己的生猪，分别向被告人曾汤美、陈秀荣出售14公斤“瘦肉精”用于喂养生猪。
案发后，经福建省兽药饲料监察所检验，上述被告人所饲养的生猪体内均含有“瘦肉精”成分。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人叶寿华等人犯有生产有毒食品罪，分别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也曾宣判过一起用“瘦肉精”喂猪，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案件，被告人李玉梅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并处罚金6000元。
宁乡县煤炭坝镇明月村的农民李玉梅，今年8月的一天，一时财迷心窍，向一过路人以50元的价格购买了约50克的瘦肉精，然后将其添加到所饲养生猪的饮用水中喂养生猪。该批猪由其丈夫谢某（另案处理）销售给一外地人。宁乡县畜牧水产局动物防疫站对当地生猪进行抽检，李玉梅所饲养的猪尿样呈阳性。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李玉梅在猪饲料中使用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瘦肉精”，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因销售含有“瘦肉精”的毒猪肝，致22人中毒的沈乃东于2003年2月11日终于被抓获归案，结束了数月的在逃生活。经法院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款1万元。
2002年8月23日，沈乃东在杭州市祥符桥家禽批发市场15号摊位销售含有“瘦肉精”的外地猪肝，25日，颜女士食用了这种猪肝后引起中毒。事后，杭州市畜牧兽医总站监督科对中毒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发现沈乃东不具备销售外地猪副产品的经营资格，并明确告诉其不得经营猪副产、不得经销外地猪肝。同时，家禽市场在同年9月1日向各种经营摊点发出次日起禁止经营外地猪肝、猪肺和非法产品的通知。但沈乃东无视上述通知，在明知销售的外地猪肝中含有“瘦肉精”的情况下，仍然秘密从海盐等地大量购入猪肝进行销售，导致9月9日杭州华佳纺织有限公司22名职工食用后，发生 “瘦肉精”集体中毒事件。
同在浙江省的湖州市2001年也发生了一件毒倒80多人的猪贩子被判赔偿的事件。浙江湖州个体肉摊摊主莫某，不知情从猪贩吕某处买来服用过“瘦肉精”的生猪屠杀后出售，导致80多人食物中毒。莫某因此赔偿消费者损失23443.50元。之后，他将吕某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损失，吴兴区法院经审理认定吕某向莫某销售含有“瘦肉精”的生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莫某不知情购进销售，且已受到处罚及经济赔偿，吕某理应对其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03年1月《焦点访谈》追踪报道了一件涉及重庆、贵州、浙江、上海、江苏三省两市制造销售含“瘦肉精”饲料案。2002年6月3日重庆永川市农业局接到群众举报，在当地销售的贵州遵义市科新饲料厂生产的元林牌饲料里含有“瘦肉精”。由于案件已经涉及重庆、贵州两地，加上查扣涉嫌掺有“瘦肉精”的饲料有55吨之多，涉案金额60多万元。专案组在浙江警方的协助下，抓获了吴胜兄弟，并在现场发现了大量假冒浙江黄岩荣耀化工厂和其他厂家的商标、合格证等物品。经过突审，吴胜交代了加工生产掺杂“瘦肉精”的饲料原料的违法行为。据调查，吴胜使用的“瘦肉精”原粉是从上海人朱伟处买来的。专案组马上赶到上海并抓获了朱伟。经朱伟交代，“瘦肉精”是从江苏金坛买来的，卖给朱伟“瘦肉精”的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犯罪嫌疑人吴胜、吴晓、朱伟已移交检察机关，掺有“瘦肉精”的饲料及时得到了处理。
……
像上面这些因为制造贩卖或非法施用“瘦肉精”而已接受或正在接受法律制裁的不法之徒还有很多，可随着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仅以2002年为例，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2002年消费者申诉的十大热点问题中，对于食品类的投诉，仍以83235件高居第一位。而肉类食品最严重的问题依然是猪肉注水和“瘦肉精”污染。2003年上半年，卫生部收到重大食物中毒报告116起，中毒人数3643人，在养殖过程中滥用“瘦肉精”等药物是引起中毒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如此严峻且荼毒日久的“瘦肉精”，各地政府职能部门还是做了相应的防范与努力：
早在1997年3月，我国农业部严令禁止β——激动剂在畜牧业上的应用。
1998年上半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出国检办［98]2号文件《关于加强供港活猪检疫工作的通知》，规定对所有供港生猪进行严格的β兴奋剂尿样检制度。一旦发现，销毁所有生猪，禁止其猪肉在香港上市。
1999年，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盐酸克伦特罗等违禁兽药饲料的专项查处，并出台农牧发［1999]1号文件，明确规定禁止生产和使用含“瘦肉精”饲料的规定。
1999年5月29日，国务院颁布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明文规定：“生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得添加激素类药品”。
2000年4月3日，农业部联合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首次单独就“瘦肉精”问题发出紧急通知（农牧发［2000]4号），要求各地、各部门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盐酸克伦特罗”的查处。
2001年初，农业部颁布了强制性行业标准《饲料中盐酸克伦特罗的测定》，确定了两种测定方法。
2001年6月，农业部、工商总局等五部委又再次专门发文（农牧发［2001]14号），通知的措辞已升级为“严厉打击”，并再一次强调，“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即非兽药，也非饲料添加剂，而是“严重危害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畜产品安全的毒品”。
到了2002年，鉴于“有些地区仍存在违规使用”的情况，农业部又先后以193号公告的形式，禁止将“盐酸克伦特罗”等数十种药物用于任何食品动物，对“瘦肉精”从原料到制剂一律封杀。农业部部长曾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瘦肉精”的问题做了专题回答，并强调：农业部对四个试点城市共进行了四次定点跟踪监测，其中有些城市的生猪样品中仍有少量被检出的“瘦肉精”。今后将会继续加大对“瘦肉精”的定点监测力度。
随后，深圳、福州、厦门、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瘦肉精”的打击力度，纷纷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全面禁用“瘦肉精”创造了较适宜的法制环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3月17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等8个部局联合颁发的国食药监察［2004]66号文件中，把“瘦肉精”的防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做了专项规定：整治畜产品违禁药物滥用和兽药残留超标行为，加强饲料和兽药市场准入管理，逐步建立生产和经营的可追溯制度，阻止违禁药品从人用药品领域流向养殖环节，并以检查“瘦肉精”生产使用窝点为突破口，对“瘦肉精”检出率过高的地区实施重点整治。
尽管从方方面面来看，上到国务院，下到普通消费者，对禁绝“瘦肉精”可以说是高度共识了，可眼下的瘦肉精为何还是屡禁不止呢？
这里先讲个笔者在最近采访过程上所遇到的一件真实的骇人的事儿：
那是一个地处我国南方的城市，为了了解“瘦肉精”检测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专程去该城市一家大学的食品系。因为有朋友的事先关照，我才能得以在不短的时间内和这些科研人员朝夕相处，并参与到他们的检测过程中去，这样才获得了一些珍贵而又让人感到恐惧的一手资料。这是一个专事猪肉中“瘦肉精”残留检测的科研单位，由于上述原因，我几乎每次都和这些研究人员去该市的几大屠宰场提取生猪尿样。可是每次取检样回来做过实验后，科研人员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起先我还以为是他们的检测技术不过关而导致检验结果不稳定所致，细问后顿时令我愕然不知所措。
由于相处的时间久了些，我与这个科研小组的成员们也建立起相互的信赖。因而在我再三追问下，这个科研小组中当年作为中国在这一领域里第一批博士的年轻负责人激愤地告诉我：“我知道你是要写这方面的东西的，实在也是气愤得不行，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根本就取不到阴性尿样！但要没有与阴性尿样相关的数据，我们的科研就无法进行，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现在我们每次为了获得相关数据，就得开车去数百里外的农家，找那些放养的猪去提取尿样。而做猪肉检测就更难了，我们无论是直接从屠宰厂里取样，还是去肉菜市场买猪肉检测，其结果都是高得吓人！而我们又不能为取二两都不到的肉样再把农家放养的猪去杀了吧？先不说时间上的耽搁，就是这钱我们也出不起呀。”
我不禁追问：“那么为什么不去那些大超市呢？他们的进货渠道会好一些吧，因为我们平时买东西还是相信大超市的。”
“你恰恰讲反了，据我们监测，大超市的猪肉更可怕，因为大超市一般情况下都有自己的定点养猪场，而“瘦肉精”只有成规模的施用才能获得暴利。再加上目前检测人员少，检测成本又高，而趁机谋利的不法之徒又多，就我们市现有的人员，检测农贸市场还忙得脚打后脑勺呢，哪还能顾上超市？再说大商场和超市都是些财大气粗的主儿，归属又很混乱，你就是想去检还未必检得成。”
是的，类似这种灯下黑的现象，我不禁想起我自认为中国目前最接近国际上经济类报纸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最近刊载的一篇报道，讲的是发生在全球闻名的家乐福连锁店北京中关村店出售有毒芥兰的事儿，据北京质检局公布的情况，家乐福最近可谓是麻烦不断，仅食品质量问题就被媒体曝光四五起之多，先是2003年8月，有消费者反映用了在家乐福国展店（创益商场）买的凉拌熟食后发生严重腹泻。当晚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食品卫生监督科派人连夜到家乐福国展店调查，把所有问题熟食撤下柜台。无怪乎一位家乐福的老主顾李女士在听到家乐福被市质监局查出有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后感慨道：“这样正规的大超市都不能保证食品质量，我们还能到哪买菜呢？”
紧接着，2003年9月，杭州和上海的工商部门相继接到举报，假“茅台”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两地家乐福超市货架上。此次事件，执法部门共查扣假茅台近500瓶。
2004年1月24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在检查中发现家乐福马连道销售没有QS标志（即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的大米和糯米。执法人员随即要求超市将这些没有QS标志的大米和糯米全部下架，不得销售。
2004年4月12日，有消费者反映在家乐福购买的果丹皮中吃出了玻璃碴。在被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后，市工商局要求把曝光的品牌商品一律下架。
2004年7月2日，北京市质监局公布了有关零售企业果蔬农药残留及有害金属监督抽查结果，在“毒菜毒果”的销售者中，家乐福“榜上有名”，其中关村店查出售的芥兰检测有农药氧化乐果［dimethoate］残留，被责令整改。
发生在家乐福的这一系列事件，让一向被国内零售业视作标本，并让广大消费者比较放心的家乐福货品供应链变得不那么可靠了。
这样的事件，中国的职能部门仅是货物下架，最多再罚款了事，因为执法者知道其他很多的商家的质量还远不如他们。可这事要放到家乐福的本土上，不说是让其倾家荡产，起码也会让其足足地喝上一壶的！抑或这也是“桔在江南为桔，到了江北就变成枳了”的新版本？
再让我们回到上述的对话。我又问：“当地的地方官员知道这么严重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各侍其主，各自的需求不一样，其态度也就截然相反。比如说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他要的是产值与产量，放了‘瘦肉精’对他来说当然是好事，再说“瘦肉精”出了问题对他又没多大影响，顶雷是要分管卫生的副省长去的。因而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经常在公开场合大讲，不要听某某大学那帮人危言耸听，都吃了（含瘦肉精的猪肉）这么多年也没见把谁吃死！而分管卫生的副省长在我们这样的农业大省权力相对就要小一些，可他们两人为了“瘦肉精”的问题，有一次在我们这儿开会时竟当众吵了起来。” 这正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龙多不下雨”的典型范本。难怪那位欧盟代表在相关中国农产品入关谈判时，当众对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如此讲道：你们中国的肉类产品就不是给人吃的！”。而最近网上也大量出现“八个部门难管一头猪，”“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问责文字。如果象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总陷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状态的话，作为纳税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说道说道？徜若这种“八大部委管不了一头猪”的现状还能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讲：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我们这些纳税人所供养的这一大帮子官员就不如一头猪了。
当我问及除上述原因外，对“瘦肉精”的控制不力，还有哪些原因时，我的这位朋友情绪都显得有些低落的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是低层的政府直接管理人员“权力变现”和“瘦肉精”的交易隐蔽所致。事后，我靠着这些搞科研的朋友的帮忙，分别对江西和河南的几个县市做了抽样调查，结果非常惊人——几乎百分之百的政府管理官员都在当地的较有规模的养猪厂里有所谓的“干股”，而这事是由于事涉个人利益，很难拿到一手证据，但在河南某县的采访中，一位酒酣的相关农牧官员却道出了部分真实：唉，人常说靠山吃山，我们这些和农民常年打交道的都穷的像孬孙一样，咋都得想个方子！再说销售市场的“瘦肉”走俏，一些商贩和调运户来到了产区，指定要收购喂养过“瘦肉精”的瘦型猪，有的携带“瘦肉精”直接与养殖户联系，并承诺喂养过“瘦肉精”的生猪收购价都给提高，我们也要吃饭呀 ，反正从国家管制以来，我们这里没查出一例瘦肉精案！这就再明白不过了！
在谈到对“瘦肉精”的控制不力的另外原因时，我的这位朋友情绪都显得有些低落：“检测手段也绊住了我们的腿。目前，我们使用的检测仪器和试剂盒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仅每盒检测试剂成本都在2000元以上，一台仪器也在100—150万元，一个尿样的检测费用约100元左右，费用十分昂贵，而且还要等4—5个小时，如果检测猪肉猪肝的话，至少需要一天时间。这也是“瘦肉精”难以控制的一个难题。一边是检测手段繁琐、费用相对高，一边却是“瘦肉精”是一种普通药厂都能生产且轻易就能买到的东西，加之价格低廉，配制方便，政府部门在饲料源头查的紧了，部分养殖场就会在利益的驱驶下自行配制并添加“瘦肉精”的。针对这一条，研发出更廉价、灵敏、简便、快捷的检测方法是个关键。”
“目前，在这方面有什么苗头吗？”我问。
“国内也有几家都在搞，据说江西的一家中德生物工程公司搞的还有些眉目了。”我即告诉他自己准备采访那家公司，这自然又多了份亲近。但当我背包上路前及我写作过程中，当然也没有忘记这位朋友再三的叮咛：千万不要写他们的单位名称和所在省份的名称，最好是哪说哪了。我也明白朋友的苦言，但心境不免有点灰暗。
对中国食品安全在国际上面临的尴尬状态了解的越多，我的心情就愈灰暗，特别是为我们那些以养猪为主要收入父老而担忧。须知，生猪产品是我国第二大出口畜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20%以上，因为受药物污染的影响，我国对欧洲、日本、美国等国家出口的猪肉，被拒收、扣留、退货、销毁和中止合同的事件时有发生。欧洲是我国畜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受欧盟禁止进口中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影响，2002年1—9月我国畜产品对欧洲出口3.3亿美元，同比下降15.6%。生猪出口养殖企业和养猪专业户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已有一亿户左右的养猪户了，这可是真正关乎到亿万人家的大事了。
可就是因为连续发生的几次特大中毒事故，猪肉出口接连受阻，才使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突显出来，国家是该下决心要彻底驱逐“瘦肉精”了。可我们面对欧美发达国家超强度的技术壁垒，面对国内生猪检测成本过高而大批生猪因费用高而漏检的现实，我们又能如何应对呢？古语云：巧妇难为无米之饮呀。
而随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在江西南昌市回国留学人员创业园这家公司的一个多月的采访，却让我心境顿开，大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之感。
位于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海外归国留学生创业园内，花木交映,廊曲水碧,一派江南景致.江西中德大地生物有限公司就位于这个充满朝气的地方。来到这家高科技股份企业，我直观的第一感觉这是一个真正干事且能把事干成功的团队。随后我便在附近的一家宾馆里住了下来。短暂几天的接触，我初步弄清了他们公司的一些情况，下面就是从他们公司给的一些介绍性材料上摘抄下来的：
中德大地生物工程公司是一家股份制生物高科技企业，以食品安全检测为产业发展方向，“中德致用，格物厚生”是公司一直坚持的宗旨，以人为本，以高科技成果回报社会，是公司的终极目标。
该公司由多名海外归国的博士、硕士组成科研团队，并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江西中德联合研究院为技术依托，建立了国内一流的免疫快速检测技术平台，中德大地现已拥有多项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准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
老实讲，我对这类企业自我介绍的文字一直都是没什么感觉，且多少有些反感和警惕，只所以摘录在此，仅是为了不再啰嗦地介绍自己并不熟悉的东西而浪费笔墨。而真正在后来的日子里让我钦佩的倒是这里的人和由这些人所研发出来的东西——
在实验室里，公司的技术总监陈高明，一位出身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四川汉子，为我演示了瘦肉精检测的详细过程：那是一个有火柴盒三分之一大小的乳白色试卡，只要吸取三滴猪尿样或者从猪肉中取得三滴水，再垂直滴入加样孔中，15分钟后，在这块小小试卡的另一端的显示区，就能从是否出现一条清晰的红线来区别尿样是阳性或阴性了。
陈先生告诉我，这种检测卡比起进口试剂盒来要便宜得多，检测时间也缩短了几十倍，同时在检测的准确性和方便程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对方。当我问及最关键的检测成本时，这位曾经的军人却不好意思地一笑：“这是秘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底价，我们每个检测卡的销售价保持在几十元。”
至此，我方明白，这位年轻且思想活跃的科研人员，在接触过程中给我谈及他自己35岁就要退休去钓鱼的背景—自信源自实力，而尊严又是以自信为基础的。但其创业初离开科研条件一流、生活舒适的部队院所也是需要相当的决心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公司的熊勇华和赖卫华两位博士在帮助我扫除食品安全领域的“科盲”的同时，还给我分别演示了瘦肉精在饲料、泔水和猪肉、内脏等多方面的检测过程。凭心而论，其过程真的很“傻瓜”，同时也很简单，就连我这样动手能力较差的人，看过一遍后也能依葫芦画瓢了。
熊勇华、赖卫华两位师出同门的博士，前者耿直通达，当年选择食品专业的动机仅是分到食品厂能经常吃蛋糕，而后者则显得老诚持重，整日一脸笑意，选择这一专业却是家传，因为其父亲曾经是当地农业口的最高官员。
像这样同出一门的两个博士留在同一个公司，且很短时间内都成为公司副总的现象，不由使我想起“日子好过遇合难”和“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等名言来了。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自称“三大”（脾气大、声音大、饭量大）的公司董事长钱伟，这位曾参与修建过江西几个大型电厂、主持修建起南昌市最高的电力大厦的公司当家人，开始让我能认同的则是他的“另一大”：“即大道行事，大气做人”。
当我问及他这样一个工科出身且在目前尚是高利润的电力业已功成名就的人，为什么要投资食品安全领域时，他的一番话倒颇让人以为然：“投资当然要求高回报，可真正能获得高回报则是你要切实的服务于市场，中国这么多的人口，高层又是如此高的调子强调食品安全，再加上2008年奥运会前对食品安全的进一步要求，你说这该有多大的市场？另外，挣钱是一个方面，切切实实地为社会解决一些问题，于人于己都是功德的事儿。你说这食品安全关乎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贫贱富贵，谁都要吃饭，谁都有妻儿老小！”
“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那就是我个人的价值取向，我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多年来我在家里和单位都不用日本生产的东西，这倒不是因为狭隘，而是一种自己个人面对历史的方式！我和我们的团队当初决定投资这一领域时，这种为我们的民族在高科技壁垒面前打开一道生路，哪怕是挤出一条缝隙，也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之一。”
当我问及公司在食品安全领域里的现状时，这位性情中人却不无自豪：
“我们已建立起快速检测“瘦肉精”的检测卡生产线，今年七月我们的“瘦肉精”快速检测卡通过了江西省地方标准并取得农业部行业标准立项，目前我们还在申报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食品安全产业化示范工程基地立项’。由于检测方便，成本低廉，再加上检测结果准确，在销售方面我们是捷报频带传，眼下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就连山东、河北、四川、湖南等地的中小城市也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最可喜的是，深圳进出口检验检疫局一次性地就订购我们50000个快速检测卡，用于供港猪的检疫！至于今后的打算嘛，当然还是在食品安全这一领域里发展。现在已经研发成功的就是检测食物中黄曲霉毒素含量的检测系统，而这个方面也正是欧盟和一些发达国家在技术平台上卡我们脖子的瓶颈！我觉得，一个人要是真爱自己的国家，不是踢球输给另一国家队后砸东西，时不时在网上发个贴子发泄一下。在这个高科技相对决定国力的时代，拼技术几乎是我们这个民族提升国际地位的唯一选择！因为在生物等高科技领域里全世界的研究起步时间都不长，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可在这方面不同单位的相互合作也非常重要，我非常明白：天下的任何一种饭都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吃完。若如此你不是累死就是撑死！”
“虽然在研发上我是个外行，但在搭建技术平台、做到优势互补上我和我们的管理团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目前，我们中德大地建立了符合GMP标准的中试产业基地，同时还与江西中德联合研究院联合建立了食品安全实验室，实验室和中试基地装备了目前国际最先进的研发和生产仪器设备。同时，一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以及德国食品科学、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著名专家有着广泛和深度的合作。”
“另外，在‘瘦肉精’快速检测方面，国内的河南百澳生物工程公司做得也相当好，回去路过时，你若有时间一定去采访一下他们，适当的时机也为我们之间牵牵线。我这个人做事的一贯宗旨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既没惟我独尊的倨傲，也没有“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粉”式的无端忌妒和提防。至此，我看到了攻破欧盟等发达国家所设置的技术壁垒的希望和中国高科技产业从业人员的意境。诚致地希望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日后的时日里一路走好，因为你们的发展既关乎你们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同时也关乎着我们整个民族在国际舞台的生存空间的伸缩！诚可谓家国一脉呀。
2006年岁末，笔者在北京又一次见到李林—一作为现已更名为江西中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毕业于
吉林大学的东北汉子，学的是物理专业，却在1990年代出去闯过过俄罗斯，也在北京做过一家上市公司的投资管理，最终放弃了大学里的教职和过去的一切。在利用生物技术的手段来解决
食品安全问题这一新兴领域里开始扑腾：一则源于他是个相信好人有好报且把积善行德当作一种个人的德行的佛教徒，另一则他觉得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己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商机行业。
但当初入行的风险也是显见的：作为总经理和主要创业者，他们与江西南昌大学联合成立了江西中德生物公司专攻食品安全的时候是2002年6月，食品安全作为一个产业还是鲜为人知的。期间的难和险自然是可以想见的，可当我问及他们的创业历程时，他仍是憨实的说道：当然也经历了国家、社会、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从漠视到重视的过程，因为食品安全在中国涉及多个部门多头管理，公司在运行过程中难处当然是有的，可也得到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农业部门鼎立支持。
最后他不停的强调：“说真的，要写你就写写农业部饲料处的领导和专家们，他们作为行业主管的务实工作作风确实了得，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关于“瘦肉精”的研发工作的完成起码要晚很久，这真的不是客套话。
“做企业和做人一样，舍得厚道才能长远，就象我们公司后来的发展——2004年末，我们又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中德大地食品安全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短短的两年，公司还承担了“农业部948项目”。另外，目前北京已上市的产品五十多个，囊括“菜篮子（菜米油盐酱醋肉）”、“急性中毒”、“违禁色素（苏丹红等）”、“违禁添加剂（瘦肉精、孔雀石绿等）”几大系列。产品均被列入卫生部、工商局招标目录。遇事一定要和人合作，我最怕的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换股东了，我们中国人做企业，合作是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的问题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笔者在继续采访“瘦肉精”非法买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真实骇人的事儿，其惊险的情节和复杂的程度超过了犯毒大片中的情节……
先讲一个我在华中地区的某个县级城市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业开发区里的一段经历：那时去年8月份，笔者通过“线人”联系到一个专卖“瘦肉精”的老板，讲明我家里老人得了一种慢性病，需要“瘦肉精”做药引子，想买一点。对方开始非常警惕，在线人的一再解说和央求下，才勉强答应了这样一种不亚于贩卖毒品似的交易方式——我先把钱给他，再告诉他我的详细地址，然后他再通过邮局用特快专递的方式把“瘦肉精”递给我。等一切谈好后，我还是不甘心，想尽快拿到“瘦肉精”的样品，就趁他们不注意时悄悄拿了一把“瘦肉精”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可待我和线人坐上公共汽车暗自欢喜的往省城赶了快一个小时的时候，险情发生了：只见三、四辆
摩托车发疯似的拦在了我们的公交车前，他们一个个挥刀舞棒，不由分说的几乎是把我颠倒着拖下了汽车。幸亏我也算见过一些所谓的江湖世面，一口咬定就是为家里的老人治病心切，才偷偷拿了一把“瘦肉精”，这样方才得以从刀棒之中脱身。
“天”被撕破了
吃饭问题最大(1)
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种种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地满足着，即一天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鲁迅
谨守口的，得保命；张大嘴的必须败亡。
——《旧约 申命记》
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
——孙思邈
谎言治国，是极权专制国家统治者们的一个重要特质，这点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再到萨达姆都概莫能外。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大独裁者毛泽东在初出茅庐时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而现在中国的13亿人口，面对毛所讲的最大问题“吃”却到了谈虎色变、甚至要因长期食用不安全食物对大量儿童的身心健康影响产生严重危害进而把这个种族推到断子绝孙的危险境地。
再让我们回头来反观我们的民族繁衍过程吧，千百年来，做为一个泛神化的国度，中国民众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神仙系统，诸如佛教、道教与五斗米教、观音菩萨与送子娘娘、基督与二郎神等。但我以为，在中国延续历史最长、同时在千百年百姓的生活中起到范式化作用最多的怕要算是人们对“天”的尊崇与禁忌了。而这个“天”，几千年来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的嬗变。
中国的文字都是充满玄机的智慧符号。首先，从象形文字的字面意义来讲，“一加大为天”，直译应是天者，第一大也。而在悠长迭荡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天的祭祀与膜拜也随处可寻：1899年，湮埋三千多年的古老文字偶然从河南安阳殷虚中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中凸现，始祖们向“天”祈求风调雨顺这类的丰富遗存信息开始为人们所知；而商汤伐夏桀时所言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和《诗经?雨无正》中“浩浩吴天，不骏其德”更进一步地定义了“天”的至高无上和绝对威权。
至于历朝君王祭天拜天的掌故，更是充盈典籍，就连少数民族的口碑传承中，天、天父、天母、天皇、天鬼、天神等都随处可见，他们在繁衍发展中也逐渐加入到中国汉民族崇拜苍天的崇信序列之中了。
而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天”更是未知世界的主宰和公正道义的化身。平时遇事发誓赌咒：“谁说谎就让天打五雷轰！”、“谁骗人就天诛地灭！”、“头顶三尺有青天”等便是一定程度上的诚信保障。而在高台教化的古装戏中，剧中那些遇陷受屈的主儿，一张口就是：我叫一声天哪天哪或者指天发誓，足以见得千百年来“天”崇拜对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浸淫。而做为老百姓一直以来逢年过节必要祭拜的祖宗牌位，其上面全都是整齐划一的以“天”字打头的：天、地、君、亲、师，仅此人们对天的崇信和“天”崇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窥一斑。
再让我们回到几千年间建立在填不饱肚子的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上的“民以食为天”上来吧：千百年来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的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或“开门五件事”（吃、喝、拉、撒、睡）中，吃都占据着首要地位，而那则近乎笑话的两人在厕所碰面相互都要问声：“吃了吗？”的段子更是把民谚中“俗话就是实话”坐实了。监狱里的死刑犯们，不知多少年延续至今的临刑前那句：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那吆喝更是把“吃”的问题推到了人生的极致。
显而易见，老百姓已经用自己的生存经验将“食”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形式“天”崇拜相齐并论，况且“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委实也起过不可小视的作用。
纵观历史，对“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最清楚的莫过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了。他曾被父亲毛顺生当众骂道：“这个家伙真是好吃懒做！！”（见毛泽东与安娜?刘易斯?史特朗对话）不过几年后，毛泽东便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这足以看出，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即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结构是何等的明白。也正是籍于此，毛泽东不但能用星星之火把蒋介石烧到了台湾,而且在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中也是稳操胜券。
综上所述，既然满世界的老百姓一直都把食物当成无尚崇高的天一样的尊敬，而“吃”或者说是“食”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又起着载舟覆舟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人们已经开始在火星上打洞的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眼下顶在头顶上的“天”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在中国延续千百年的小吃变异(1)
在饮食方面，中国和西方最大差异可能就是小吃与大餐了，因为西方的餐饮业是以正规饭店中的“大餐”和量化标准很强的快餐构成的。而中国延续千百年的“小吃”，除去其传承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外，更重要的是农耕社会的一种带有很强的诚信度的粗放交易：即以农耕为业的人们，在收割季节或时令年节，做些可口的食物或自食或馈赠亲友同享，多余的用于邻里乡亲间交易，故其烹饪水准往往代表着一家主妇的手艺和全家人的脸面，质量自然也属上乘，日积月累也就流传在各地了----故而也就有了一大批既美味又令人放心的小吃精品。
而我以为人们享用名优小吃时的信任感和“有面子”的心态，远远超了“吃”的过程。然而就是这种历经百代的小吃，在今天已成为让人望而生畏的物什：
1、 四川人引以为傲的的“名片” 四川泡菜
我们就先拿泡菜来说吧，这是一张四川人引以为傲的、颇能吸引皮球的一张“名片”，同时只要是经常出门的人，几乎鲜有人没有品尝过这种物美价廉的小吃，可是现在你若在四川，不经意间朋友会提醒你：泡菜你爱吃吗？成都部分企业可是用“敌敌畏［ dichlorvos ］”炮制泡菜的。过去，在四川家家户户几乎天天都离不开泡菜，可现在一些泡菜厂的老板却说“我们根本不吃自己做的泡菜，只给外地人吃。”
经过一番暗访，终于揭开了其中的惊天黑幕：泡菜生产最重要的是青菜的泡制过程，记者注意到用来腌泡菜的这种盐不仅比一般的盐白出许多，而且颗粒也要细一些，便问：这盐怎么这么白呢？老板说：“这个盐属于走私盐，每吨要便宜50元钱。”记者随后在这家厂的院了里见到了这种盐的包装袋，上面有几个醒目的大字：“工业盐”和“不得食用”。
在工人的带领下，记者又在另外一个院了里见到了大量堆放整齐的工业盐。记者问：“你们一直用这种盐吗？”工人说：“是”。记者又问：“其他厂也用吗？”工人点了点头。几天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厂，注意到泡菜池子周围有很多小虫子，便问为什么有这么多虫子？老板说：腌的时候就有虫子，打了药就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一名工人开始向腌泡菜的池子里打药。记者：这打的是什么药啊？工人：专杀虫子的。这名工人还说，为了防虫子，泡菜在出厂前每隔几天就要打一次药。这种药是什么药呢？工人和老板都说不知道。由于装药的瓶子上没有产品标签，记者用塑料瓶取了几十毫升这种红色的样品，密封后送到中国进出口食品检验中心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这种药是浓度在99%以上的敌敌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