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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汇丰正股的收市价为126港元，而同日的认股证（4498）成交量庞大，达到17,576万份。根据买卖纪录，该日发行商以0.338港元买入9,114万份，亦于同日以较高价0.344港元卖出7,848万份，所赚取的差价溢利共470,880港元。

11月4日，汇丰正股的股价表现强劲，收市时上升1.0港元至129.50港元，成交有2,203万股。同时，认股证（4498）的市价只是较上日上升了一仙，收市价为0.41港元。但不要忘记，换股价是128港元。当日认股证（4498）已经是“价内”。理论上应有可观升幅。杠杆比率不断上升，却没有发挥效用，这是因为发行商的参与扭曲了波幅。发行商的买卖纪录显示，该日发行商在高价位以0.427港元卖出了4,210万份，而以较低价0.414港元买入4,098万份，中间差价赚取了531,596港元。该日发行商卖出比买入多，通过增加供应，把价钱压低后，再以较低价格回购，“开大”或“开细”是否由发行商操控呢？

以上例证说明发行商利用调节市场为名，实际上可能是透过货源供应量，影响认股证市价的上落，从中获利。参与认股证买卖的小投资者，赚钱机会渺茫。在澳门赌场，“开大”与“开细”是随机的（Random），不受人为控制。香港的认股证市场看似由发行商操控，是否公平交易呢？

市民欲翻查发行商的买卖纪录，可以登入联交所的网址www.hkex.com.hk，先入投资者（Investor）页，然后入上市公司信息搜寻（Listed Company Information Search）页，再选择档案类别（Search by Document Type）中的信息表类（Information Table），最后选定日期便可。

（四）在“派货出街”的过程中，发行商甚至会偶而在低价卖出，并且在同一日以较高价买入，旨在引起小投资者的“跟风”。骤眼看来好像是津贴买入认股证人士，其实是先要“派货”，发行商才可以用现货的汇丰股票来套戥，赚取汇丰的派息。汇丰已于11月8日宣布派发第二期中期息，每股0.13美元，即是每股1.014港元，发行商参与市场的买卖已达很高的水平，（表50列出大成交量的日子，发行商参与数量平均占总成交的90%以上），可以完全干扰市价波幅。

表50：汇丰法巴备兑认购认股证（4498）之发行商买卖纪录

日期 发行商卖 发行商买 发行商买 认股证总成 发行商占成

2004年 出(万份) 入(万份) 卖量(万份) 交量(万份) 交比率%

09月22日 4,937 4,900 9,837 10,077 97.6

10月04日 7,189 5,559 12,748 13,887 91.7

10月11日 4,320 4,309 8,629 9,400 91.7

10月13日 4,831 5,175 10,006 10,259 97.5

10月20日 5,096 5,427 10,523 10,560 99.6

10月29日 7,848 9,114 16,962 17,576 96.5

11月02日 8,857 7,254 16,111 18,807 85.7

11月03日 7,296 5,927 13,223 16,582 79.7

11月04日 4,210 4,089 8,299 10,944 75.8

平均：90.6

第五部分笔者的建议

回顾从9月20日至11月4日的31个交易天，差不多在期内，任何一天买入法巴认股证（4498）的，都要赔本；只有在10月25日至11月1日的６个交易天期内买入，才可获利。以６天相对31天，成功率只有19.3%。发行商往往以认股证上市初期的流通量不足为理由，所以要积极参与，但这个说法是不能接受的。认股证的寿命很短，所以“时间值”的消耗是不容忽视的。从上市2004年9月20日至2005年3月31日，法巴认股证（4498）只有193天寿命，交易天的时间更加少，只有130天。前段的31个交易天已占整体“时间值”的23.8%。尽管投资者买入法巴认股证（4498）后经得起风浪，时间值已损失了接近四份之一了。所以归根究底，问题根源在于监管法例，证监应否有双重标准？以两种不同的尺度，同时监管股票及备兑认股证。公平的处理方法应该是认股证在未上市前，经发行商先配售已批准的发行数量；上市后，发行商不能再从事该认股证的买卖，完全离场以示公平。在这“不公平竞赛”现象未拨乱反正之前，小投资者不宜沾手认股证。

第五部分股票与资本市场的起源（1）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明显分别，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所有新投资的资金，是由国家透过国有银行的贷款取得，若然投资失败，风险由银行及国家承担；在市场经济中，每个新投资的资金都是来自社区，通过合股形式把风险摊分了。要是有许多新项目同时进行时，当中或有盈有亏，但整体来说，损失往往可以被抵消了。市场经济的投资环境，是容许参与人士自由选择，倘有亏损也是心甘情愿的。银行可以自由选择担任提供融资的角色，亦可以客观地评审每宗贷款申请的质量，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承担风险。

最早期的合股经营方式，起源于水城威尼斯。威尼斯的商人，更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出色的经营者；莎士比亚亦曾以威尼斯商人作为舞台剧的主角；今天西方所用的会计制度亦源自威尼斯。在中古时代，香料及丝绸是东方经中东输往西方的主要贸易商品。当日威尼斯处于欧洲及中东的枢纽站，是东西贸易的交汇点，因此，商业及海运盛极一时。罗马帝国尚存在的时代，国力伸延至中东及埃及，故香料及丝绸之路得以保持畅通无阻。可是，到了十五世纪，信奉回教的奥斯曼帝国兴起，于1453年攻陷君斯坦丁堡，结束了东罗马帝国千多年的统治。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当日的香料及丝绸之路，导致香料及丝绸价格的上升，激发欧洲国家寻找新的通道。

哥伦布向西航行寻找香料出产国印度，结果他在西班牙皇后的经济支持下，意外地发现了美洲，但香料仍无觅处。当时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认为，地球是圆的，向西行去不了印度，向南行又如何呢？结果葡萄牙政府派遣远征舰队，沿非洲海岸向南行，经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终于抵达印度，新的香料之路终于打通了。时移势易，威尼斯的地位因而改变，渐渐地丧失了贸易枢纽站的地位。

其后葡萄牙舰队再沿路东行，至马六甲、澳门及日本，建立了一条新的海上贸易通道，并为国家带来庞大财富，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争相效法。当时的远征船是非常昂贵的，其价格好比现时的太空穿梭机。十六世纪时，在英国建造及装备一艘远航探险船，包括一切物资及船员，需要6.8万英镑。

这个庞大的金额，除了寥寥可数的皇室及贵族外，鲜有个人能力可以承担。不过，成功的荷兰商人却能够掌握这个机遇。荷兰位于莱茵河的出口，莱茵河自罗马帝国时，已是欧洲的主要贸易运输干线。因此，荷兰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好像现时的香港在珠三角拥有的贸易地利一样。直到现在，荷兰的鹿特丹市仍是欧洲货柜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荷兰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建立船队，于是商人们便合股分别成立东印度公司（1612年成立）及西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主要是在美洲经营贸易，以现时纽约曼哈顿为生意基地；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之路，则是继葡萄牙后的另一成功例子。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当时称爪哇）建立了最大的殖民地，亦曾到达台湾，统治台湾一段长时间，直至郑成功把他们驱走。

当时荷兰的东、西印度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有绝对的宣战权，他们甚至抢掠其他国家船只的商品，尤其是西班牙运金、银的贸易船。

荷兰的成功触动了英国人的贪念，英国商人于1623年也以合资形式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合资方法是以每次航程计算，每艘船都是个别集资，若船只能成功赚钱安全回航，则会各自分红（连船也会卖掉）。根据历史记载，其中一次远航贸易船集资，每一股的本金是60英镑，成功回航，连本带利变成130英镑（包括卖船所得），股东是这样从高风险中获利117%。

要面子的英国人曾经指出，他们的合资经营历史比荷兰人更早；于1553年有一位Sebastian Cabot筹钱成立船公司，他们向北海出发往印度，但一去不复回，如是者进行了３次航程，第３次时到达俄罗斯，与俄罗斯人建立贸易关系。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发展迅速，在印度建立了贸易势力后，再向东发展，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后来更促发了中英鸦片战争。早期英国合资公司多是向新发现的区域进发，1689年的纪录显示英国共有15家这类合股公司，其中以Hudson Bay的历史最悠久，其他例子还有Royal Africa Company……他们的股票买卖，主要透过一些中间人去促成，经纪行业渐渐形成，但单靠15家公司的“股票”买卖无法令经纪们生存，他们主要靠买卖政府债券为生。

第五部分股票与资本市场的起源（2）

当时英国政府财政紧绌，经常要借债度日。1691年，英国政府已欠下310万英镑的民间负债。1694年，英国政府成立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主要任务是筹集120万英镑政府经费；英伦银行先发行股票，再将筹集回来的资金，以贷款形式借给英国政府。

17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累积不少财富，借给英国政府的贷款高达320万英镑。可是英国政府的财赤并没有改善，累积国债只升不跌。至1750年，其累积国债已达7800万英镑。因此，政府债券在民间的转让频密，成为股票经纪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当时尚未有正式的交易所，他们的交易地方往往是咖啡室或餐厅。同样行业在荷兰的发展更为蓬勃，合资公司数目更多，但也是没有交易所，交易地点仍以街头为主。另一厢，法国在美洲积极发展殖民地，也是透过集资形式来经营。

表51：英国政府累积国债数目

年份 累积国债数目（万镑）

1691 310

1694 430

1708 750

1750 7,800

1770 13,100

1790 24,400

1815 74,500

巴黎交易所（Paris Bourse）成立于1724年，可算是世界上股票交易所的始祖；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Amsterdam Bourse）成立于1784年；伦敦交易所成立于1801年。伦敦交易所的成立还得多谢法国及荷兰的帮助，原因是在1789年期间，法国发生大革命，后来拿破仑横扫欧洲，荷兰以至各国的有钱人都跑去英国避难，从各地涌入的庞大资金，最后促成了伦敦交易所的成立。

美国的费城（Philadelphia）交易所于1790年成立。当时费城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当地的主要人口是来自欧洲的清教徒（Quakers），清教徒崇尚节俭，生活清淡，储蓄能力很高，当日费城是资本累积得最快的地方；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时，这些清教徒借了很多金钱给华盛顿将军作军费。反而当时纽约曼哈顿的主要经营者，是来自荷兰的西印度公司，他的资金主要来自欧洲，不需要在本土集资。因此早期在纽约的合资企业较少。直至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大量兴建运河、食水运输系统时才需要进行本土集资，才刺激了股票买卖。在纽约交易所未成立前，股票或国债的转让，好像早期欧洲市场一般，都是在街头达成的。这情况一直维持至1817年纽约交易所成立。但当时以规模计，无论是费城或纽约，都只是“新兴市场”而已。时至今天，纽约交易所已是全球最的大交易所了。

以上的数据说明了早期交易所的业务，以国债交易为主，辅以合资公司的股票买卖。在十八世纪，英国进行工业革命时期，大部分的企业仍以合伙人形式经营。发展至十九世纪，大量投资铁路及其他基建工程时，英国的合资公司数量才大幅增加，包括运河开发公司及铁路公司等；可以说，拿破仑时代之后的十九世纪，股票交易才真正开始活跃起来。

第五部分英、美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经济每况愈下。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国库囊空如洗，在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下，工党抬头，实行福利主义，用加税来“劫富济贫”；当时个人入息税率竟高达97%！公司利得税也在70%以上！因此没有商人愿意投资，结果公司纷纷破产，失业率上升；终于煤矿、铁路等较大型生意都由国家接管。尽管是国宝级的劳斯莱斯公司，也不能幸免。当时该公司正要发展747飞机引擎，但在政府的苛刻税制下无法获利，没有足够资金来做科研，终于在1974年宣布破产。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股市变得乏人问津了。

美国方面，1929年股市大跌后，美国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大衰退，当时罗斯福总统利用凯恩斯理论，大量投资基建，废除“金本位”，禁止市民用钞票换黄金，才令美国的经济慢慢复苏过来。1929年后，股市一直沉寂不起，直至韩战后才有一个较象样的牛市出现，整整衰退了二十五年！直至1954年，道指才能恢复1929年的300点高位，再从300点升至1964年的900点。

六十年代，越战的支出令美国出现大量财赤，伴随而来的是庞大贸易赤字。当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以黄金作结算的，规定每安士黄金可兑换35美元，到了1971年，美国没有足够的黄金支付贸赤，于是美国政府宣布，贸易不再用黄金作结算。黄金与美元正式分家。

黄金与美元脱钩后，美国便出现了“三高一低”的情况，那就是所谓的高通胀率、高失业率、高利率及低增长率。政府每次均要用大量财赤来刺激经济。1974年的石油危机打击经济至为严重，令经济始终没法真正复苏。1964年道指高见900点后，直至1982年才升破1,000点。在18年间股市只是反复上落，只因经济问题实在是沉疴不治。

在1964－1982年间美国经济可谓举步维艰，所以美国基金经理邓普顿（John Templeton），早在越战时便主张向新兴市场如日本进行投资；与此同时，英国的商人自六十年代开始，已向海外投资。日本是当时最大的新兴市场，其经济蓬勃发展，吸引了很多资金。

日经指数从1955年的374点上升至1989年12月29日的38,916高点为终结。日本股市上升迅速，主要是反映其蓬勃经济。日本采用固定汇率：270日圆兑1美元，所以其经济是由出口带动的。在六十及七十年代，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及英国，均同时面临经济崩溃。适逢其会，日本产品包括汽车、钢铁、造船、纺织品及家庭电器用品等，则已打入美国及其他已发展地区，横扫全球。

英国的维高达证券行（Vickers da Costa），早在六十年代，已开始引导英国及欧洲资金投资日本股市。当时伦敦没有直航机前往东京，飞机要经过许多中途站：包括罗马、香港等。香港股市从1969年开始显著上升了，因缘际会，路过的分析师，开始留意香港的经济表现。他们发觉香港作为发展中地区，像日本一样，也是由出口带动经济，香港的纺织制衣、玩具、钟表、电子产品、假发及塑料花等产品的出口数量，均名列世界前茅，而旅游业亦有不错发展，美国官兵来香港度假，兴旺了洋服店生意。日本是发展中经济的“龙头大哥”，香港、台湾、韩国及新加坡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中，韩国及台湾股市并未向外开放，新加坡股市市值相对于香港则细小得多。

维高达认为香港的“新兴股票市场”有发展空间。1971年来香港设立办事处，招聘分析员。1972年笔者受聘于维高达，成为在职受训的分析员。同时另外一间英国经纪行嘉惠父子（W. I. Carr）亦来港设立办事处。他们为香港股市带来“基础分析”。

第五部分投资普及平民化（1）

在七十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看见英国的经济已病入膏肓，决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她采用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及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理论来挽救经济。这套理论与凯恩斯理论刚好相反，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的意思是政府尽量不干预，只负责制定及监管法例的执行；而“大市场”的意思则是要打破垄断，减低税率，鼓励竞争及投资，从而制造就业。这套理论又被称为芝加哥学派。

撒切尔夫人首先将一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革重点在于全面发展资本市场，利用上市的形式，将国有公司的股票卖给国民，国民可以成为监管者。由于公司要向股东（国民）负责，董事局便不会随便向工会让步，无止境地加薪。方案提出后，英国煤矿工人发起大罢工，当时煤是主要能源，因此影响巨大；但撒切尔夫人并未让步，坚持改革，她亦因此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

八十年代，因势利导她加速将那些国家企业（即那些曾经破产，但国家为保持就业率而收购的企业）再重新上市私有化，由市场监察，提高其效率。这改革令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再加上北海石油的产量，终于扭转了英国的财赤问题。顺理成章便能够减低税率，进而刺激了私人投资。因此，英国的经济在八十年代便开始复苏。时至今日，英国还坚持不加入欧盟市场，英镑并没有与欧元挂钩。英国可以说是将国企私有化的始祖。在八十年代中期，法国亦修订其银行法例，容许国有的法国银行陆续上市。整体来说，法国的私有化步伐比英国迟了十多年。

推动英国国企上市的资金源自市民大众，投资普及化的重点，便是鼓励小市民参与投资。因此，在1986年英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一次名为“Big Bang”的大改革，主要是废除固定佣金制度，以增加竞争，令佣金更趋便宜，让小市民可以积极参与股票市场。

另外，经纪行不再沿用旧有的私人或合伙人经营方式，可以用有限公司名义成立，大规模发展。第三个改革是把伦敦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容许外资银行收购英国证券行及金融机构，例如：1986年花旗银行收购维高达、瑞士联合银行收购Philip & Drew，Security Pacific收购当时英国最大的经纪行Hoare Govett。同时，英国银行亦加入收购战，巴克莱银行收购英国De Zote，其他银行争相效法，包括汇丰银行收购詹金宝（James Capel）。这个金融改革令到经纪行业起了重大的变化。有了银行的支持，经纪行可以经营很多跨国业务，包括作为保荐人，筹组大型公司上市及参与衍生工具。

英国的成功例子，可能启发了中国领导人对股票市场的认识，借用英国的成功例子来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利用股票市场模式来改革国企。1985年上海先有“法人股”股票的“台底交易”。1990年及1991年，上海和深圳股市分别正式成立。

美国方面，里根总统在1980年就职，并立刻采纳芝加哥学派理论，解决“三高一低”的困境。有鉴于英国国企私有化成功的例子，美国便提出供应经济学：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减低税率，抽紧银根，打击通胀，打破垄断，拆墙松绑，鼓励竞争和投资，由投资带动就业。里根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通过立法把美国电话公司（AT&T）由一家公司分为七个地区性的公司，把原来由AT&T垄断的美国长途及固网电话，分由“七姐妹”经营，互相竞争。这做法对经济起着立竿见影的作用；从一个分为七个行政架构，也就制造多六倍的职位。另外，公司间互相竞争，降低收费，鼓励了消费者用更多电话，制造了更多需求，刺激企业增加投资设备。

但有利必有弊，AT&T失去专利后，本身的盈利能力被削弱了，因此其债券评级由原来的“AAA”下跌至“垃圾级别”。

表52：1977－1996年英国私有化国企一览

公司名称 私有化年份

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 1977

英国航天工业British Aerospace 1981

大东电报Cable & Wireless 1981

阿母生国际Amersham International 1982

英国联合港Associated British Ports 1983

企业石油Enterprise Oil 1984

积架汽车Jaguar 1984

英国电讯British Telecom 1984

英国煤气British Gas 1986

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 1987

劳斯莱斯Rolls-Royce 1987

英国机管局British Airports Authority 1987

英国钢铁British Steel 1988

英国食水公司Water Companies 1989

电力网络公司Electricity Distributors 1990

英国电厂Electricity Generators 1991

苏格兰电厂Scottish Generators 1991

佛德港口Forth Ports Authority 1992

北爱尔兰电力North Ireland Electricity 1993

英国铁路Rail Track 1996

英国能源British Energy 1996

AEA科技AEA Technology 1996

第五部分投资普及平民化（2）

里根在鼓励商业竞争的另一个好例子是开放天空（Open Sky Policy），鼓励外国航空公司班机飞往美国。基于国与国之间有对等航权的条约，这做法令美国的航空公司受惠，获得其他国家的着陆权，直接鼓励更多航空公司加入国际航线的竞争，打破了原本只有泛美（Pan AM）及环球（TWA）的垄断局面。

现时泛美及环球已不再存在了，新公司如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西北航空纷纷出现，互相竞争的趋势至今还没有停下来，他们利用全球化争取“第五航权”。什么是第五航权呢？举例说：联合航空从旧金山经香港飞往曼谷；在香港只可落客，不可以上客再飞曼谷；第五航权则容许联合航空，可以在香港落客后再上客，才飞曼谷，收入因此增加了。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了；不过，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

整体而言，“小政府，大市场”的供应经济学，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能增加就业机会；美国在八十年代能够重新振兴起来，由于企业能够透过股市来吸纳小市民的储蓄，利用小市民的储蓄，企业可以投资新兴行业，提供就业机会。

里根政府亦提供401免税退休方案，引导市民资金流入股市。美国市民可利用这个户口投资，所有收益是免税的，因此盈利可以不断滚存。战后出生的一族（Baby Boomers），正好在八十年代踏入中年，他们赚钱力强，储蓄力强。这方案成功引导大量金钱流入股市，方便公司在市场集资。

纳斯达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ic Quotation － NASDAQ）成立于1971年，早期只是一个电子报价系统，专门提供没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最新买卖价格；这些没有上市公司的买卖是“台底交易”（over-the-counter），当时政府对这些买卖的管制亦相当严格；经纪不可以把这些没上市公司的股份，随便推介给小投资者。到了里根时代，“纳斯达克”已变成一个正统的集资渠道，越来越多以高科技为主的新兴事业，利用电子报价形式，以私人配售股票来集资。于是“纳斯达克”慢慢由报价系统变成股票市场，其中成功例子有微软、思科、戴尔等。高科技企业并不限于计算机或互联网，有一段时间，生物科技公司也相当受欢迎，也有不少这类公司，透过纳斯达克茁壮成长。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相应尽力保障小股民的利益。1929年华尔街大风暴后，证监会（SEC）成立于1933年，第一任证监主席，就是股市的大投机家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当时罗斯福总统对约瑟夫的委任，受到各方抨击，但罗斯福风趣而有理由地解释，这是“以盗制盗”（It takes a thief to catch a thief.）。美国证监的权力特别大，很多条例的执行是用刑事起诉的。

英国的发展与美国并不相同，他们始终奉行其一贯的绅士做法：自律及自我监管。所以英国的内幕消息买卖直至“Big Bang”时仍未刑事化，而香港则是沿用英国的做法。所以香港是以裁判（Tribunal）形式处理内幕消息买卖，阻吓的效果不大，人类贪财的劣根性是无法改变的，为了利益，即使可能面对严厉的法律制裁，仍敢以身试法。

即使在美国严谨的监管条例下，也无法消除欺诈舞弊的情况。八十年代美国流行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 Out一LBO），即以发债形式，进行收购一家拥有盈利及庞大现金的公司，收购后将其资产变卖及用现金还债；但提出收购的公司，本身的业务及财务状况未必理想，因此其发行的债券往往被称为“垃圾债券”，但若它能收购到好公司，收购者便有能力还债了。这种债券的息率一般在10%以上。发债过程一般透过大投资银行来达成，投资者看到这类债券，便估计将会有收购活动了，继而四处打探与收购项目相关的消息。若能洞悉先机，这些投机家便能从两边获利了；也就是说“垃圾债券”一方面能够兑现，另一方面在目标公司未被收购前买入该公司的股票，待该公司被收购后股价上升而获利。

当时有一位任职于Drexel的投资银行家Michael Milken，专门发行这类“垃圾债券”。他串通另一投机家Ivan Boesky，两人取得内幕消息后，事先买入将被收购的公司的股票。由于Michael获得Ivan及市场其他人士的支持，所以他经常能成功地发行“垃圾债券”，有一年他的花红竟达5.5亿美元。1986年11月，Ivan被美国证监拘捕了，而Michael亦被收监，并被联邦政府罚款6亿美元。Drexel最终因面对大量索偿而破产了，这件事成为1987年环球大股灾的远因。

根据美国监管条例，分析员亦受刑事监管，不能有利益冲突。反之，英国及香港则只靠自律，因此不时会发生分析员与管理层串谋推介股票的事情。英国政府渐渐意识到要提高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及其透明度，才能增加小股民的投资信心。因此，网络泡沫后，在2000年，英国证监（FSA）取代伦敦交易所担当消息披露、上市审批等监管角色。香港在过去两年曾经尝试跟随英国的改革，可是没法抗衡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他们的反对下，最终只好以妥协收场，只能做到取消固定佣金制度。

在投资平民化方面，美国的监管也做得比英国及香港严谨。在美国每一个州都有个别条例对上市新股作出规范。举例说，新上市公司需要经过一个“冷却期”后，经纪才可推销给小股民。此外，“纳斯达克”被视为高风险市场，法例规定新上市的公司，只可卖给机构投资者，避免了小股民受到损害。

香港方面，既得利益阶层往往阻碍改革的进度，例如香港设立创业板，但没有创业板法例保障小股民。2000年的网络股爆破，虽然美国损失了4万亿美元的财富，但是一般小股民所受的损害，却没有香港小股民般惨痛。

总结来说，投资普及平民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最成功的蜕变。它提供了就业及经济效益，将储蓄变成投资。八十年代，英美的经济复苏，导致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全面改革了，产生所谓“苏东波”事件：苏联解体，变成俄罗斯及多个独立国家；东西德合并，东欧全面改革；波兰首先脱离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改革，其他原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纷纷转型。

第五部分香港经济起飞特色

1949年中国解放后，有接近100万难民涌入香港，令人口激增至接近150万人。由1951年到1961年，估计有42万非法移民从大陆涌入香港。1961年后，香港加强边境保安，但仍有不少人非法偷渡来港。由1961至1978年再有50万人非法偷渡来港。1978年政府取消“抵迭”政策（即任何中国公民若能够越过中港边界，到达市区，便能获得香港居留权）。这些难民及非法移民，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工，亦为社会带来急切的房屋需求，推动房地产的发展。

五十年代早期房地产买卖并不活跃。买卖契约是以整幢大厦作交易单位，没有分层的售楼买卖，所以租务市场特别蓬勃，有“一家八口一张床”的故事，遍山布满木屋区。当时居住问题迫切，1953年石硖尾大火，政府开始兴建大量公屋，并开放私人楼宇市场，容许新楼宇可以分层或分单位买卖，契约亦有所谓“分契”，不再是单幢楼宇的转让。业主的权益是以单位面积及整幢大厦比例决定多少。

政府的新政策在五十年代后期，带动了整个私人地产发展业务。发展商可以收购旧楼，合并重建，从中获取暴利。香港知名的爱国商人霍英东先生，亦是当时一个非常活跃的地产发展商。这些发展的资金倚赖银行支持，而华资银行在五十年代后期，积极吸收存款，广东信托始创一元开户，鼓励红簿仔（活期）存款，继而转借给这些发展商。六十年代初期，地产一度炒风炽热，出现小狂潮。但是遇上1965年的银行挤提及1967年的暴动，地产市道逆转。

1969年，尖沙嘴喜来登酒店地皮由美国商人投得，信心恢复。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地产发展又再成为新兴行业。今天的长实、新鸿基地产、恒隆及新世界都是在那时候上市，集资后积极买入地皮。七十年代的地产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拆旧楼重建或发展工业楼宇，新方向是发展大型住宅屋邨。领导这潮流的是六十年代兴建的美孚新邨（由美孚石油公司将油库重建），后来置地将牛奶公司的牧场重建成为置富花园，这种大型屋邨的设计陆续在其他地区出现。和记洋行与黄埔船坞合并后，将船坞移往青衣，再将红磡地皮发展成今天的黄埔花园。太古将鲗鱼涌的船坞地皮变成太古城，香港电灯搬到南丫岛后，北角地皮便发展成为城市花园。后来地下铁路的兴建，九铁电气化，大幅改善交通环境，以往没法到达的地方，也可建立大型屋苑。

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发展，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到九十年代更经历了地产狂潮。地产的兴旺，归根究底是因为当日有大量移民涌入，令房屋供不应求，而在工业化下，他们不愁工作，为改善环境，于是不断买楼，助长了物业市场的发展。这就是地产动力的来源，地产发展商当日除了发展住宅外，亦发展工厂楼宇，分层卖给厂家。

第五部分出口工业

韩战前，香港的经济是倚赖贸易及转口为主，1949年中国解放后，大量人才及钱财流入香港。五十年代初韩战时，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商人们要另谋生计，加上当时香港有大量廉价劳工，商人能够顺利转型发展工业。因此轻工业如纺织、制衣、塑料花（李嘉诚第一桶金的来源）、钟表、玩具、半导体收音机及假发制造业等相继发展起来。

解放前上海的纺织商人李镇之，从英国订购了大批机器，预备在上海经营。遇上战争，外汇紧绌，这批机器滞留在香港。解放后大批上海纺织商人来到香港，便在九龙青山道一带建立香港纱厂、九龙纱厂、南海纱厂、南洋纱厂、南丰纱厂等，用美国进口的棉花纺成棉纱，再用棉纱织成胚布，再染印成床单、窗帘等制成品，出口海外，为工人带来就业机会。本地商人亦模仿上海商人，从事规模较小的纺织及制衣工业。

1953年，石硖尾火灾，政府兴建公屋，早期公屋称为“徙置区”，将木屋居民迁移至七层高、有水电供应的公屋。鉴于资源有限，居民要共享厕所及厨房，但已被一般木屋居民，认为是一个超理想的居所。而政府利用发展公屋配合工业发展，由政府规划的工业区像观塘、葵涌、荃湾、大埔及屯门，都是由地产商及厂商发展工业楼宇；政府的配合措施就是在邻近兴建大量公屋，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整个七十年代，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吸引部分厂商，为争取低成本效益，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珠三角，但当时并未成为风气。大气候的改变是1982年，中英谈判期间，人心惶惶，很多厂家变得更加急功近利，不打算作长远高科技投资，反而要争取廉价劳工，以达至廉宜生产，提高回报。因此厂商们一方面将家属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和澳洲……另一方面将工厂由香港搬到珠江三角，整个八十年代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个现象亦同时解释了，为何香港始终没有生产过手机，究其原因，就是厂家的急功近利心态使然。设施内移后，因成本便宜，只集中在生产廉价制成品，不愿意投资在高科技的手机上。委实香港并不是欠缺科技，早年已有生产半导体及线路板，亦有生产收音机及音响。当时香港已有足够的基础以供发展，但碍于商人的短视，偏偏错失了这个黄金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