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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归宿 作者：资中筠
总 序新闻通稿
新闻通稿
财富的归宿 财富的尊严
——《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市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美国的各大基金会的影响进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中。基金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不但对美国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2006年新年伊始，一本由中国学者自己写作的介绍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即将面市。这本书初版于2003年（题为《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珍贵的图片，在书中评述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探讨了基金会所代表的思想理念、基金会的动机和效果。书中列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思想理念和运作方式。作者还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此次再版，作者又新增加了对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的介绍。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也将于2006年在美国推出。
作者资中筠女士是中美关系史专家，前前后后花了十年时间积累资料，以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作了这本著作。写作这本书，她有着更大的愿望，希望“在我国‘先富起来’的阶层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积极的、科学的散财之道也许终将提上日程。”
这本书在初版之时，即获得了企业家、政府管理者、非盈利组织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以及对公益事业热心的普通读者的好评。书中关于美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历史地位的阐述，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运作机制的规范化的研究，关于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论述，关于“公益”哲学理念的探讨，都给读者很大的启发。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学习和借鉴；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家们，能从中获得思想理念上的支持，获得共鸣，共同捍卫财富的尊严；对公益、慈善事业感兴趣，对中国现实社会关心的青年人和普通的公民，能从本书的内容中体悟“公民观念”、“社会责任感”以及“自助互帮的精神”，共筑良好的社会风气。
此次再版，也正逢我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社会不断和谐进步。 当“公益”日益成为社会的风尚，“自助互帮精神”越来越备受关注，“爱心奉献”也渐渐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普通诉求，财富也将找到自己的归宿，成就自己的尊严。
总 序相关评论
相关评论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集资、生财、创造财富，资中筠的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她发出了一个极其不同一般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们，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钱并不是一切，光有钱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别的，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资中筠写的这本书。它讨论的是一个使社会更趋于完美的公益性事业。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本书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是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
——黄浩明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本书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探讨构建所谓“市民社会”，如何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外的第三方即民间组织或类似的非政府组织（NGO）填平社会鸿沟的问题，希望中国借鉴美国的经验，发展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
——李犁 原《公益时报》副社长
总 序再版序
再版序
如初版前言中所说，本书原意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着眼在帮助国人从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如果有所启发，也是原则上的，比较遥远，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我认为国情相差太远。出乎意料的是，本书于2003年问世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不少报刊登载了评论文章，本人也应邀接受了许多采访，并在不同场合就这个问题作演讲。特别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因此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过去完全陌生的领域，就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和以不同方式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告诉我，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因为除了少量翻译著作外，这是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综合介绍和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而当前正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和公益家茅于轼在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大意）：20年前我国开始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大家对于“赚钱”之说极不习惯，因为完全违反了我们过去30年所受的教育；现在又是180度大转弯，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生财致富之道，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告诉大家怎样花钱以服务社会，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惊奇。回顾这20多年的改革，变化之大，进步之快，恐怕都是空前的。①
在他们的评论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正经历着迅速的发展。其原因是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与本书的主旨有关：
（1） 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富翁，而另外的亿万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缺乏最低社会保障。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公开讨论的热门话题。
（2） 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对社会公益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除了刚才提到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大量新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社会变化而涌现出来，例如： 由于人口老龄化、传统家庭解体以及“空巢”现象等因素同时出现而日益严重的家庭问题，流动人口的权益与福利问题，环保问题，毒品问题，卖淫问题，艾滋病与其他流行病问题等等。其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失学问题尤其显得尖锐突出而影响深远。单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社会公益力量的介入。
（3） 旧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显然，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和团体来解决。旧的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全靠党和政府的体制早已失效，何况即使在那个时期实际上也没有全包，城市中没有“单位”的人口不在该体制内，更不用说农村。现在政府财政正在从各种以前的福利领域退出，更遑论如此大量的新的需求。因此，需要填补的真空相当大。再者，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和期待在不断提高，有了与国际的横向比较，也就更容易增长不满情绪。
（4) 私有部类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稳步增长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实际上存在已久的事物终于在1999年修改的宪法中获得了合法地位。2004年修正的宪法中又进一步承认了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应该说是带有划时代性质的。这一举措除了带来其他效应之外，更鼓励了私人对公益的捐赠，从而促进私人公益事业的发展。
（5) 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有所提高。尽管当前社会和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但就全社会而言，人们意识到社会问题需要除政府以外的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特别是公益事业进入了企业的关注范围，积极公益的企业家也日益增长。另外，志愿服务也开始提上一般人的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热心的公益事业活动家和组织者。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根据多年这方面实际工作的经验，称本书为“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他读本书后提出六点与我国现实有关的体会，最后集中提出三点意见：
（1) 政府应加速制定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管理的法规和条例，创造一个有利于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发展的良好法律环境，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2) 弘扬中国扶贫济困的传统理念，坚持“授人以渔”的方法，建设非营利组织步入自我管理、自我制约和专业化运营的发展轨道。
（3) 非营利组织必须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②
与他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有迅速的发展，慈善公益事业不仅是媒体和学者的呼声，而且进一步为政府公开承认和面对。2005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以后，各级政府都纷纷对此有所关注，有所行动。
现在本书得以重版，令我欣慰。此书初版于2003年，资料截止于2002年。这几年美国当然又有许多新情况，作者不可能重新收集补充。不过本书主要是评述这样一种事物的起因、背景、作用、理念、规则，事例的多少不足以改变其本质。
2002年末，本书临近出版之际，我偶遇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马休斯先生，他得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之后，大感兴趣，立即主动提出愿由他们基金会主持翻译出版此书的英文版，以便美国读者了解一位中国学者对这一他们司空见惯的事物是如何分析的。在为英文版而修订本书时，我感到有必要加一章有关中国的概况，因此又对自己本不熟悉的中国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并试图作一概括的介绍。同时，关于这些情况我也
在国内报刊上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现在借本书重印之机，我把对国内有关这一领域的所见和所思附加于书后，以飨读者，题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必须说明的是，我对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前后断断续续收集材料有10年的跨度，认识也是逐步深入。又因为过去国内对这一领域研究者较少（现在已开始多起来），所以本书或许有一定的抛砖引玉的价值。但是对中国这一领域，我是后来者，涉足较浅，在这里说三道四对于真正的业内人士有班门弄斧之嫌。不过社会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而事物是多面的，从研究他山之所得也许可以助我多一面镜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照见一个方面。当然，为英文版所写的中国情况需要包括许多背景介绍和案例资料，在这里除为说明观点举例外，基本略去。
2005年9月，作者识
注释
① 茅于轼，“趋近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4期。
② 黄浩明，“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4期。
总 序序言
序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基金会已经悄然进入我国的各方面生活，特别是教育学术界，就某个项目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也就是说，在实用层面上，美国基金会与我国各方面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发展迅速；但是在传统观念、意识形态层面上，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基金会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渗透”、“和平演变”的工具，这种说法至今还屡屡见诸报端。当然，这种实践与理论相矛盾的情况远不止于对待美国基金会的态度。事实上，不论对它的评价和态度如何，大多数人对基金会这一事物的了解都很肤浅，甚至在认识上有许多误区，国内似乎尚未见到对美国基金会作全面介绍和分析的著作。
我对美国基金会从经常打交道却视而不见，到开始产生兴趣，再到逐步深入探索，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初是从研究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影响的角度，开始注意到除教会、庚款办学之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作用。至少，至今仍是全国第一流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是众所周知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初，在“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运动中，协和医院因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而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之一。1992年我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研究员时，有机会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位于上纽约州泰利镇的档案馆查阅档案。我惊奇地发现，从1915年该基金会成立到1949年，它在中国工作领域之广，对中国关注之执着，以及实际上对中国相当多的学科的开创所起的作用，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协和是它当时在海外投资最大、最得意的杰作外，我国二三十年代开始起步的各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挖掘和鉴定，都曾得到它的资助。著名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它是主要资金来源之一，由此引发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公共卫生人员的培养和对经济学、图书馆学的扶助。历经抗日战争到胜利复员，它始终锲而不舍地研究中国的需要，决定其资助项目。1949年以后，如果形势允许，它原准备继续留下来，最后一笔对中国项目的拨款保留到1952年才从预算中划掉。另外值得感谢的是，它还是美国20年代发展起来的汉学的创始赞助者。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出于一种什么思想理念？这些都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可惜时间有限，无法细读，只能尽可能大量复印，回来再慢慢消化。以后我主要根据这批档案写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一篇长文，发表在《美国研究》上。下一步准备接着写福特基金会与中国，因为50年代以后，在扶助美国的中国研究上它取代洛克菲勒基金会位居第一，80年代以后又是惟一在中国设办事处的。我先后两次有机会在纽约福特的档案馆查档案，复印资料更多，而且不止是与中国有关的部分，还得福特档案馆慨然将历年来凡是有多余份数的年度报告相赠，使我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由于种种原因，“福特基金会与中国”一文没有完成，但是由此我对整个美国基金会这一事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现这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其作用和意义远远超过一般人的理解，从而产生了进一步作深入研究的欲望，遂利用各种机会留意收集有关美国基金会一切方面的资料。除书籍文献外，还利用短期访美的机会先后采访了20家以上的基金会、有关公益事业的研究中心及其负责人和专家。
到2002年，美国全国基金会已有大小5万余家，其中比较重要的，社会影响较大的约有1000家。基金会活动内容极为广泛，在美国以及全世界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既是政府的补充，又是其对立面；它既是财富高度集中的产物，又代表改良主义思潮，是缓和矛盾、稳定社会和发展教育、科学的有力工具；它还体现了美国特色的价值观。大基金会在国际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近年来与联合国合作是其新的特点。我在上一部著作《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与其他三位作者合著，2000年初版）中，专有一章题为“中介力量——大基金会的作用”，把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改良措施和公众批判并列为美国20世纪渐进改良中的三大力量之一，主要以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三大基金会为例，重点谈其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所起的作用。在撰写这一章的过程中深感这一大题目受篇幅和题材约束，远远不能尽述。遂立意就此题目再写一部专著。其意义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有更全面的了解；（2） 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加深认识；（3） 美国基金会（不仅是福特基金会）实际上已经与我国各个领域发生密切关系，今后这种关系只会多，不会少，对它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更有必要加强了解；（4） 尽管美国国情与我国极不相同，但在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入、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民间公益事业的呼声正在上升。但是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机制，绝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有一些仗义疏财的人慨然解囊，组织起来就能生效。美国基金会是美国特定的土壤和物质、人文条件的产物，百年来在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下，经过多次磨合和有关法律的改革才有今天比较健全的机制，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改进中。对其历史和演变过程作全面深入的了解，也许对我国这方面的有志者有所帮助，特别是在相关法律建设方面有借鉴的价值。
美国对基金会的研究本身已成为一门学科。其材料无比丰富，就以我贪婪地收集抱回的有限资料，凭个人之力已经难以驾驭。新的情况和材料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写完最后一章时已感到本书的局限性，但不能无限期地补充、修改下去，只能就此杀青。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两大块：第一、第三部论述美国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现代基金会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相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对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以及动机和效果的探讨；第二部是各类基金会的实例，共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的基金会。其中，把国际活动和与中国的关系单独集中叙述，以便我国读者有更明晰的概念。这部分取舍最费踌躇，现在仍难免挂一漏万，详略不均。关于“与中国关系”部分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美方，少数得到中方印证。这是我多年来在研究各个领域的中外关系中一贯遇到的问题：万里之外的外方的资料档案容易得到，甚至嫌其多，而近在咫尺的中方材料却无门而入，这种不平衡状态只能令人遗憾。
本书题为《散财之道》，是从当前坊间林林总总关于致富之道的书籍得到的启发。基金会的本职是“花钱”，不是赚钱。有钱如何用，怎样使集中起来的财富最大限度地造福社会，这是一门大学问。老卡耐基认为有效地散财所需要的才智和能力决不亚于、甚至超过经营致富。在我国“先富起来”的阶层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积极的、科学的散财之道也许终将提上日程。读者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是否在我国也可发展起足以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本书将证明，这样一种事物在美国的兴旺发达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的。凡有益的经验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只见其形式和结果，是无法“拿来”的。如果本书能促使对公益事业有兴趣者从根源上进行一些深入思考，已足使作者感到欣慰。
作者在就此课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许多美国基金会敞开的接待、介绍情况和解答问题。这种便利得益于美国的法律：享受免税待遇的基金会必须定期作出工作报告，包括财务开支都应随时接受政府和公众的查阅，所以许多材料都是现成的，而且不像外交档案那样需经过一定年限才解密。还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对一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基金会感到新鲜，饶有兴趣地与我进行讨论，热心提供书目和意见，包括对许多问题正负两方面的观点，使我得以印证和纠正一些看法。不过我每次在美国停留都不长，一些特殊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福特基金会驻京办事处前任主任盖思南先生的热心帮助，他为我提供线索、介绍情况、联系走访对象等等。因他的介绍，福特基金会在纽约总部的档案馆、图书馆和秘书人员以及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都对作者提供了无私的、不厌其烦的技术和后勤支援。有一次路过旧金山短暂停留三天，蒙亚洲基金会协助联系西海岸的若干基金会，使作者得以高效率地完成采访任务。在本书撰写的后期又有机会到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凯特林基金会作短期研究，得以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在附近地区作采访。最后，大量的珍贵图片为本书增色不少。这是洛克菲勒、福特、鲁斯、亚洲和凯特林等基金会及其档案馆应作者之请，无偿提供的。在挑选和印寄等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其职责范围外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作者的支持，而且是对中美学术交流的积极贡献，作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许多人名恕不一一列举。
2003年作者识
作者后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如“再版序”中所述，由于本书的出版，使笔者开始对我国的公益慈善领域有所关注。当然中美两国国情迥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美国的公益是先从民间发展，再到政府担负起主要责任；而我国是先从政府原则上全包，再到逐步改革引进私人财力。其二，美国民间结社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要管的只是涉及税收部分，即享受免税待遇的组织和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所以公益组织归税务部门管；而我国原无完全独立的民间社团，对社会团体的管理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本章就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粗浅了解作一概述，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中国特色的公益组织
一、 中国特色的公益组织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极少真正的纯民间组织，因为正规的合法组织必须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属于政府的“主管单位”，所以国际上对此起了一个有趣的名称叫GONGO（政府所有的非政府组织）。本书只涉及公益性的组织，一般的非政府组织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直到２０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群众团体”，如全国总工会、青联、妇联等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联系各界群众的桥梁，其主要功能一是宣传教育，二是向上反映情况，三是国际统战。福利工作当然也包括在内，但主要是执行政府的政策和各种规定，而不是慈善性质。随着改革开放，自80年代初开始，在这些群众团体之下成立了一系列与其专业范围有关的公益慈善组织。在最初10年的过渡时期，若干此类组织由于完全依赖政府财政以及官僚主义的管理，一旦政府财源减少就难以为继，遂逐步消失。另外有一批组织能够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及时调整运营方式，拓宽经济来源，改进工作项目，在新的形势下显示了活力，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骨干，在当前慈善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但财力基础雄厚，并享有在国内和国际进行大规模公募的权利。现在政府对它们的支持主要不是财政上的拨款，而是政策上的优惠。
以下简单列举几个在过去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最著名的、有代表性的组织：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成立于1981年，由全国妇联、总工会、共青团等17个组织联合发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接近现代基金会观念的公募基金会，主要是为少年儿童（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福利和教育服务。著名的为贫困地区失学女童服务的“春蕾”工程就是它和妇联一起举办的。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于1982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一周年之际。它是惟一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公益组织，又有邓小平为其第一届名誉主席。其宗旨是“促进儿童福利、国际友谊与和平”。从历史上讲，该组织最早是宋庆龄于1938年创建的“保卫中国联盟”，主要为抗战提供医药并保护儿童。新中国成立以后，该组织先后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在上海主持一家医院和几家幼儿园。现在的宋庆龄基金会延续了宋庆龄关心儿童福利的事业，但是与旧的“中国福利会”不是一回事。其工作规模要大得多，海外捐赠十分踊跃。其有特色的项目之一是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合作在边远贫困地区为儿童建立流动图书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88年由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创建。它的独特之处是能接受独立会员，在全国设立分会，并享受政府特殊优惠政策。它也是国际知名非营利组织，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持，并曾获联合国奖项。根据其宗旨，它下设一系列的企业，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并且是最早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现在它可以成为各种残疾人自己开办的企业的主管单位。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由共青团、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和全国青年工作委员会创办。其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项目是“希望工程”。
中国扶贫基金会——1989成立。主要发起者是一些离休高干，他们利用自身影响在国内外募款。最初的工作只是济贫，后来逐步转向扶助穷人“自助”，包括传播科技知识、设立各种培训班，以及为生产自救提供小额贷款等等。根据其2003年的工作报告，收支都已超过1亿人民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1988年由全国妇联创办。它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于1992年创办中国女子学院。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女子学院，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将其作为会场之一。近年来的重要项目有“热爱大地，母亲水窖”，为中国西部十省解决缺水问题，成绩斐然。
中国红十字会——创立于1904年，195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定性为关心人民健康社团，属卫生部。1993年全国人大专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定性为从事“人道主义社会救济工作”的组织。1998年之前，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外，2001年国内资金第一次超过海外来源。
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创立于1993年。其创办资金来自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获“笹川国际环境奖”10万美元。其主要工作是支持和奖励为环保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属公募性质。
中华慈善总会——1994年由前民政部副部长崔乃夫发起成立，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其成立背景正是在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觉悟迅速提高、各种活动蓬勃发展之时。该组织的工作内容虽然与其他公益组织大同小异，其特点在于其“总会”性质，是联系其他公益组织的纽带，下属有90余家各省市的会员组织，每年向它交纳会费。它也是公募性质，在全国有由专业和志愿人员组成的特殊网络。
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端，以见一斑，绝非全面介绍。在全国以及地方省市还有许多类似的组织，其知名度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些组织尽管都隶属于政府，但总的趋向是更加独立，与主管单位的联系日益松散，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的比例日益减少，而更多依靠向社会募集。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下，相当长时期内，此类组织在发展现代公益
事业中将起骨干作用。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灰色地带
二、 “灰色地带”
按照正常的逻辑，根据目前的规章制度，似乎很少有私人公益组织能有存在和开展活动的空间。但是在现实中有许多事情并非黑白分明，非此即彼。我国现在正经历空前的特殊转型期。令人鼓舞的、推动进步的强大动力与来自传统势力、传统观念以及滞后的规章的阻力并存。不过具体到公益事业领域，还存在另一“中国特色”的因素足以平衡规章的束缚，那就是灵活性。在严格禁止和完全合法之间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正式名称，可暂称之曰“灰色地带”，也就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地带。正是在这一区域内，近年来各种民间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教育、扶贫、救助妇女儿童、关心老弱病残、环境保护以及学术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一现象也说明一方面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孕育着丰厚的财源和善心的潜力，二者汇成不可抗拒的潮流。
此类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 有些名义上隶属于某个政府机构或官办组织，但实际上是由私人运作，很少受到政府关注。有些是民营企业家或公司出资，在工商部门注册，根据条例的规定有一个本专业的主管部门，但联系比较松散。它们都被称作“民办非企业单位”。尽管这一称号有些古怪且不合逻辑，但已有不少这类组织在这样的安排下存在多年，并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它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不便是作为事实上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不享受自动免税的待遇，而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可以在有关组织和税务以及其他行政部门之间通过个案协商用变通办法部分地解决。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小规模的草根组织活跃在公益事业的领域内，几乎每一个省都有，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这是最有潜力和值得关注的部类，但对它们又难以认定，难以统计，也难以作概括的描述。甚至以“民间”、“草根”来形容也不确切，因为有许多组织名义上由当地政府与个人合作运营，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很小，只是给予某种准许或默许。不过这一默许也很重要。有一些组织在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不算“合法”，因为没有主管单位，也不能正式注册，但也并未被指为“非法”。只要地方当局认为它为当地带来好处，并无冒犯之处，就可以存在下去，并可能受到欢迎。民间的公益活动大体上又可分为个人的和企业的。以下就这两类各举数例以见一斑，当然是挂一漏万的。①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茅于轼的创举
（一） 个人
１ 茅于轼的创举
茅于轼是著名经济学家，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著述的特色之一是把经济学与社会伦理、公民教育联系起来。1992年退休后，他就致力于把他的理念诉诸实践，追求一个既繁荣又公正的社会。1993年他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创办天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研究所（非营利组织），后来又成立“天则咨询公司”（营利机构），在国际国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此处着重讲他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活动：
（1） 小额贷款。
1993年，茅于轼与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创办“龙水头村民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龙水头基金会”)，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援用孟加拉尤努斯创建的格里曼银行的小额贷款方式。第一笔资金来自茅本人捐出的500元，他证明对一个贫穷农民来讲，有没有这500元，结果可以大不相同。这一做法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逐步吸引了当地政府以及国内外媒体的注意，资金源源而来，一种是捐赠，一种是以存储方式，可以收取利息，但大多数存款人把利息再次投入基金。放贷的主要方面是农业生产、小企业、医疗和教育。尽管用于后两项的数字要小得多，但改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1998年这一模式扩大到另外两个村： 湍水头与小寨上。最近，在茅的建议下，基金会又把部分资金外加关心教育的人士的捐款成立专门项目以补助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员。这些教员经过资格考试加以调整，可以每月增加80到120元的收入（原来的工资每月只有80元）。
根据2004年公布的数字，龙水头基金会的资产已经从最初的500元增至53万元，10年来共放出180万元，成绩显著。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小额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穷人开始创业，更在于传播一种新的观念，使他们由此懂得了投资、贷款、风险等知识，依赖自己的勤奋和信誉脱贫致富。随着城市居民和富有的村民逐渐投资，基金会也建立起贫富之间的纽带，这种贫富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慈善的基础上。实践证明，在贷款到期时偿还率很高，大多数受惠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增加了收入。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劳和诚实得到他人的帮助，建立了新生活。这一尝试的价值受到许多学者以及世界银行的肯定。有人将它比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
尽管如此，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这一做法原则上还是“非法”的，因为并没有正式注册。由于其从一开始就建立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规范的操作和财政完全透明，它经受了政府部门的各种审查，所以迄今为止，它还在“灰色”区域继续运行，并作为有创意的、见实效的公益事业范例，享有较高声誉。
（2） 富平职业技能学校。
尽管龙水头基金会的实验富有成效，赢得多方赞誉，但其创办者在长期的扶贫实验中仍深深感到，由于城乡之间天然存在的差距，农村的就业机会匮乏，他们转而把目光转向如何帮助农民进城谋职就业上。
茅于轼认为，农民进城能否顺利就业，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有无高效的就业培训，二是有无良好的就业中介机构的引导。因此他与汤敏决定为农民进城务工办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他们选中北京家政服务业作为开端，专门为城市居民培训合格的家政服务员。学校起名为“富平”，既为“扶贫”之谐音，又有使平民百姓尽快富裕起来之意。富平学校提出两大目标： 一是为农村低收入农民创造就业机会；二是推动城市社区服务业发展，创造新生活。学校致力于打造出一条低收入农民进城务工，进而脱贫的新渠道。职业学校定位为非营利机构，实行股份制，股东投资不分红，办学收入用于学校发展。茅、汤二人自己慷慨解囊，并得到一些志同道合者在他们的感召下的赞助，学校筹得了开办资金，2002年在北京通州区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学校起初专门培训家政服务员，故又称“保姆学校”。在招收生员和解决运作经费方面，他们摸索出一条道路，把富平学校变成农村扶贫工作的一个有机环节。具体做法是与一些省的扶贫办签署协议，由当地扶贫办负责招生、体检、办理各类证件并将学员安全护送至北京站，并承担学员一半的食宿培训费；学校则负责学员进京后的培训和推荐就业，并先期垫付其余一半的食宿培训费，学员在毕业就业后分3个月偿还。学校向雇主也收取一定的手续费。食宿培训和手续费都尽量低廉。这一操作方法行之有效，进展顺利，招生量迅速上升。许多贫困地区政府对此十分热心。学校现在已经与国务院以及安徽、湖南、河南、甘肃、陕西五省的扶贫办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已培训并介绍上岗5000名学员。2004年10月又申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把服务送到社区。
除家政服务外，目前富平学校还有两个中心： 一个是“农民工城市发展协作中心”，以纺织服装行业为突破口，开展与制造业工厂的联合培训与就业安置服务，目前已培训农民工500余名进入服装制造行业，并在工厂辅助下成立了工人互助网络，促进工人与管理层的良好对话，关注工人的权益保护与职业发展。另一个中心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与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合作，促进以体面就业为核心的扶贫工作，同时为政策创新提供参考。
总的说来，富平学校体现一种理念： 不仅帮助进城农民体面就业，获得基本经济收入，还要帮助他们在城里逐步立足，实现自我发展。目前除中国有关部门外，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国际计划等国际援助机构都给予资助和合作。其创办人打算下一步扩大到培训北京下岗职工，帮助他们做家政服务公司“小老板”，尽快实现培训和就业的“双赢”。
（3） 扶贫基金会。
2004年1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后，茅于轼与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又在已有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扶贫基金会。现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正在争取注册中。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张淑琴的“中途站”和“儿童村”
2 张淑琴的“中途站”和“儿童村”
张淑琴原是西安一所监狱的警官。她见证了太多的刑满释放的妇女由于难以为社会所接受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所以就想建立一个名为“中途站”的机构，帮助这些妇女进行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就业，机构成立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后，她注意到许多服刑人员，特别是女犯，她们的孩子处于无人照管而且受歧视的境地，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1996年， 她得到当地一名企业家郭建华的赞助（郭建华本人曾在“文革”中坐过牢，改革开放后经商致富），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所收容罪犯的孩子的“儿童村”。张淑琴为“儿童村”找到了主管单位，并在陕西省司法部注册，接着又在陕西陇县与河南成立了类似的儿童村。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捐助款项源源而来，同时全国各地纷纷申请把类似的儿童送到儿童村来，或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类似儿童村。此后，郭建华留在陕西继续办原来的儿童村，张淑琴于2000年赴北京，建立了“特殊儿童教育中心”，附属于全国慈善总会，这实际上是“儿童村”的全国性组织。到2003年，已有4所“儿童村”，收留培养了400名服刑犯的子女，迄今为止，这些儿童及其刑满释放的父母无一重新犯罪。
与其他自发的民间公益组织一样，张淑琴也遇到了作为非营利组织注册的困难。“儿童村”只能以“罪犯子女教育研究所”（现在称“北京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因此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也不能进行公募，只能依靠个别的热心人捐赠以解决经费问题。例如校舍是一位马来西亚人所租用的，他慨然无偿地借给“儿童村”10年；医务所是一家药厂捐赠的；其余捐赠来自包括雀巢、奇异等企业以及英国“拯救儿童”等组织。“太阳村”的孩子也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如开垦种植校园内的小块土地、木工、剪裁等。有一批志愿者为张淑琴的事迹所感动，自愿提供帮助，并协助她成立了“中国照顾儿童志愿者协会”，其作用是动员这方面的志愿者不但为这一儿童村服务，而且也为其他儿童福利工作如孤儿院等服务。
张淑琴一直在探索生产自助、自给自足的道路。据2005年8月10日《公益时报》报道，经过十年的艰难摸索，张淑琴已经找到一条企业化管理的独特模式。她的“北京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既是非营利组织，同时又注册为股份制企业，她是法人代表。她注册过后，立即到公证处放弃全部财产，一旦“太阳村”终止存在，则全部财产转交其他救助组织或上交国家。这样，她就可以以这一公司的名义放手进行集资和生产，用以解决“太阳村”的费用。2000年，她在“太阳村”所在地租了一片土地，用以种植蔬菜、玉米，次年又扩租了260亩地，雇佣一些工作人员，加上大孩子的课余劳动，种植3万株梨树和枣树。三年后，果实累累，她又为出售这些果子而奔波，其首先销售对象是监狱。后来，她想出认领“爱心树”的办法，每棵50元，现已认出3000棵，又可用以进行再生产。以后还将进一步发展，例如建立果品深加工工厂以及其他产业，而一部分工作人员就可来自刑满释放人员，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把安置刑满释放人员与照顾教育服刑人员子女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创造。张淑琴从陕西走到北京，还打算将来进一步走向国际，在国外设办事处。不仅是向国外集资，而且是把这种模式向国际上推广。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田惠平与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３ 田惠平与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星星雨”，英文名称为： Beijing StarsRain Education Institute forAutistic Children)
这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学前训练及家庭指导的社会服务和研究机构。它初创于1993年3月，于1994年1月经北京朝阳区工商管理局批准注册，正式在北京成立，其性质属民办股份制“企业”。其宗旨是：“为有障碍的儿童提供科学化的特殊教育方法及咨询，并进行特殊教育方面的培训指导，为儿童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奠定基础”。开展的业务范围主要是： 提供儿童孤独症的早期发现、早期教育的咨询指导；对已被确诊为患有“儿童孤独症”的儿童（3至13岁）进行基本能力状况的观察、测评与分析，提供家庭训练指导与操作培训；下设“孤独症儿童训练班”，为患儿提供集中型强化训练；向家长提供国际上有关方面的最新资料及本所的研究成果；与国内外的专业机构与人员进行实践和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