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举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三大私人基金会为代表，以见一斑，即拉塞尔·塞奇、卡耐基和洛克菲勒。
一、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是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在解决贫困、老年问题、改善医院和监狱条件方面都起了先驱作用；同时也对医疗改革、城市规划、消费信用、劳工立法、护士训练和社会保险计划的起步作出了贡献。其最大贡献在于发起社会调查和分析，从而推动20世纪社会科学的起步和发展。
拉塞尔·塞奇（1816—1906）以批发杂货起家，一度从政，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纽约推销铁路股票，并以房地产和高利贷致富。他本人不但不是慈善家，还是有名的守财奴。但是他死后的财产继承人玛格丽特·塞奇夫人却是著名慈善家，自己是教师，一向乐善好施。她继承价值约6500万美元的遗产时年已78岁。为应付纷至沓来的募款要求，依靠其亲密的顾问律师德福莱斯特兄弟（Ｒｏｂｅｒｔ Ｗ. & Ｈｅｎｒｙ Ｗ. Ｄｅ Ｆｏｒｅｓｔ）为之谋划。罗伯特·德福莱斯特是纽约慈善协会主席，与许多从事慈善和公益事业的人物有联系。当时美国社会正兴起对贫困、疾病和犯罪原因和对策的研究，并相信这些是可以预防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罗伯特·德福莱斯特向塞奇夫人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大意谓：我相信您的意图是改良社会——改善我国工人阶级的艰苦条件，使他们的家园更加健康舒适，他们的生活更幸福，他们的子弟有更多机会。由于社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个有长远意义的公益基金会应该保持灵活性，不像有些基金会那样固定在某些专项上。他建议成立塞奇基金会，宗旨是“长远地改善社会条件”，为达此目的，主要手段是调查研究、教育、出版、倡导合作努力、建立必要的机构以及帮助已经存在的符合此宗旨的行动和机构。
塞奇夫人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意见，不过坚持以她丈夫的名字命名。1907年3月，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正式在纽约注册成立，章程中提出的宗旨是：“改善美国的社会和生活条件。”最初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当时的投资利息收入每年约40—50万美元。章程明文规定捐赠范围只限于美国，不是国际性的，因此它在国外不那么有名，但是在美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根据创办者的精神，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存在，就应该永远有一个以改善国内社会条件为己任的机构，应该有一批人不断地思考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并且总是有可以为促进此目的而供支配的1000万美元。①
塞奇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主持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以祷告开始，她为基金会选的格言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你为你最不幸的兄弟所做的一切都等于为我而做。”基金会在“持久地改善社会条件”的宗旨下，从一成立就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它的特点一是大部分工作自己做，所以1969年基金会分类时定性为运作型基金会；二是对社会改良比较大胆，几十年来它的工作人员多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广为分发，不讳言从事社会宣传，意图影响决策。那是因为塞奇夫人的威望很高，公众舆论对她的基金会疑虑较少，称之为“公益事业史上最明智最清醒和最及时的捐赠”②。认识她的人认为她最优秀的品格就是真心信仰基督教义中“慈善”一词的本义——爱你的同类。她自己担任基金会第一届董事长，第一届会长是巴尔的摩的律师兼慈善家，也是塞奇夫人和罗伯特·德福莱斯特的好友约翰·格伦（Ｊｏｈｎ Ｇｌｅｎｎ），他的思想对塞奇基金会有较大影响。由于从一开始就强调找出社会问题的原因，所以塞奇基金会的特点是自始至终以支持社会科学发展为重点。它在纽约的总部大楼正面的墙上所刻的会徽格言是“真理使你自由”，底行是“正义”。基金会一开始思想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确规定“不为”有三：（1） 对个人或家庭的救济；（2） 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资助，因为做这方面事的机构很多，但是中小学不在此例；（3） 为教会本身的目的给教会捐款。除此，则国家或地方政府应该关注的事如教育、宗教、科学、公共设施项目等都在捐赠计划之内。除了众所周知的大项目外，还有一些体现塞奇夫人个性的捐赠，如纽约中央公园东路的杜鹃花、恢复纽约州政府有历史意义的州长室原貌、在路易斯安那为越冬鸟类筑避寒窝、把西点军校对面原属于她家的宪法岛献给国家等等。
基金会的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1． 1907—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年先谨慎从事，主要资助其他机构已经行之有效的与基金会宗旨相符的工作。第一批捐赠对象有：《慈善杂志》、防治结核病机构、纽约慈善组织协会、州慈善援助协会、将于1908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结核病大会（该大会首次将结核病问题的社会经济层面提上日程）、州慈善援助协会（研究和推动对婴幼儿的适当照顾）等等。调查研究方面有：关于1906年旧金山大火的善后救济工作的研究报告，慈善出版物委员会继续完成对匹兹堡情况调查工作及其6大卷报告的出版，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圣路易斯四地的社会工作者培训学校，还有对于各大城市女工、童工状况，无家可归的人以及失学或成绩不佳的学童情况调查等。
基金会在创办第一年就以极少的资金促成了一项有深远意义的立法。1907年，俄克拉何马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应当地著名的社会工作者巴纳尔小姐的请求，基金会出面邀请一些有经验的人士与它自己指派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促使该州在成立伊始的第一批立法中通过关于强制教育、控制童工以及有关囚犯待遇的法案。这在当时美国各州中是比较先进的。此项工作的全部经费只有700美元。
从1909年开始，基金会的重点从资助其他的现成机构转为自己直接进行工作，为此设立了各部门，分管慈善组织、文体设施、教育、统计、儿童帮助（重点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妇女工作（重点在工厂女工）、南方山区（亚拉巴马、田纳西、佐治亚州的贫困山区）以及对有急需而没有条件得到银行贷款的人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已经存在的此类机构完善其工作）。统计工作是基金会的强项。从一开始，有专人负责核对并分析各类报告中的统计数字。1912年起专设统计部，成为基金会很强的一个部门，不但为本会的调查研究服务，还为其他组织和政府部门服务。统计部最初的重点是两项：建立经济情况长期指数，以便
为有关研究提供历史背景；建立一种能够及时记录社会工作机构和人员情况的制度，以便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各项工作实际上以初等教育为中心，例如研究并确定什么样的评估教学成绩的标准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到那时为止美国沿用的是法国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许多中小学生都被归入“低能”），然后对大量的小学和初中生进行调查（问卷发到20多万份），找出成绩落后的学童的原因。与此相关的是调查学童的健康和医疗条件。对学童进行体检是19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项新的运动，塞奇基金会是其先驱之一，它赞助的第一批出版物就有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对学校的医疗考察》一书。此外还有为结核病儿童设立露天学校、扩建操场、发展职业教育以及促使教育部门增加有关预算等等。③
塞奇基金会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发展社会科学和出版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在它成立时，美国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极少，图书馆中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是欧洲出版的，而且不少是德文和法文的。关于美国社会的研究仅限于范围狭窄的学术讨论会和个别博士论文。而此时美国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改良的兴趣正在上升，大学也开始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把出版作为重点工作，起初利用别的出版机构，1917年起自己进行出版。第一个十年出版了47部书和250本—300本
小册子，其中1/3是基金会自己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其余为委托他人研究专题的成果，以及部分资助的调研工作报告。为了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基金会专门聘请了有经验的编辑。第一本书出版于1908年，是关于抗结核病运动的手册。其他内容有关于匹兹堡和纽约的生活条件的调查，关于犯罪的治理和预防的系列丛书（为191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监狱大会作准备），以及关于劳工、救济院、社会保险、住房改革等题目，都是当时社会新的关注点。此外，还建立了有自己
特色的图书馆。20年代社会科学的重镇是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的改良派社会学家如伊里（Richard T Ｅｌｙ）等得到塞奇基金会不少资助。不论是塞奇基金会自己的研究，或是其资助的研究，都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提供了举足轻重的论据，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对推动改良学派并帮助其扩大影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世纪初劳工问题突出，劳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主要的研究课题，塞奇基金会成立了工业研究部，由一位思想比较激进的基督徒玛丽·凡·克里克（Ｍａｒｙ Ｖａｎ Ｋｌｅｅｋ）领导，发表了许多揭露童工、女工和一般工人的恶劣处境的报告，以至于被称作劳工运动在慈善界的代言人。她的努力影响了基金会在这方面的进步倾向。但是后来，随着美国政治的向右转，她激进的立场越来越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以致塞奇基金会常常否认她所发表的报告代表基金会。1948年她被塞奇基金会悄悄劝退。50年代初考克斯调查时她自然成为攻击对象，不过当时的塞奇基金会主席在答辩中仍然对她早期在基金会的工作成绩和留下的影响予以肯定。④
此外，塞奇基金会在长岛出资建设“森林山园”。那是一片200英亩的住宅区，由基金会出资与家园（建设）公司合作开发，请著名设计师按照理想的（和谐、方便、美观）住宅区建设，并以比较方便的手续出售，作为模范社区的示范。此项投资为40万美元。
以上各项工作由于是早期开创性的，故详细列举。以下叙述将较为简略。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3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期
2．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3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决定参战时，基金会的工作重点转入为政府的战时需要服务，基金会本身的业务或缩减或暂停，战争结束后才逐渐恢复。各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国家所需的各项工作。陆军部长、国防委员会主任和美国红十字会平民救济总干事都得到基金会班子的协助。格伦本人参加了教会的战时组织和美国红十字会纽约分会的工作。统计部门发挥了积极作用，该部门负责人埃尔斯到军队服务，为军队的需要作统计，特别受欢迎。
1918年塞奇夫人去世，在遗嘱中将她全部剩余财产500万美元捐给基金会，使本金达到15亿美元，另外还有一些不动产的捐赠。
一战以后，工作基本延续原来的思路，略有调整，战前对劳工和妇女的研究继续进行，并加强了对救灾、监狱条件和改造罪犯等问题的研究。这个时期有两个突出的重点：
一是劳资关系的研究。战后劳资关系问题突出，工潮时有发生，有些企业家开始实行某种程度的缓和矛盾的妥协措施。塞奇基金会的劳工部以此作为研究重点，选择了一些劳资调和的典型作个案研究，其中有：洛克菲勒属下科罗拉多煤铁公司的资方开始与工人进行的有限对话（号称“洛克菲勒计划”）、纽约瓦瓶戈尔斯瀑布村的荷兰漂白厂作为美国第一家试行新的民主管理制度的企业的成功经验、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店实行职工参与管理的经营模式、联合矿工工会的工作方法以及伊利诺伊州烟煤矿的劳资协议等。研究成果出版了5本书，统称《企业关系丛书》。1922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时，这些研究成果受到报界广泛宣传，也引起时任劳工部长的胡佛的注意，要求基金会进一步研究欧洲和加拿大的劳资问题。全国电影制片和发行公司总裁要求他们调查研究好莱坞的雇员待遇问题，纽约残疾人就业局要求对其工作改进提出建议……这些都说明当时这方面的需求十分旺盛。 此外基金会将就业与失业问题、职业妇女问题乃至平权法案都作为研究重点，成果斐然。
二是统计工作服务面扩大。1919年统计部负责人从军队回到基金会，恢复工作。随着各种社会调查的发展，该部门的工作覆盖面也日益宽广，不但为本基金会的研究成果服务，而且为其他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提供帮助——或协助其分析数据，或参与评论其调查报告，如教育、人口、工资物价、就业、政府对卫生事业的开支比例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协助联邦人口调查局作关于监狱罪犯的研究统计之事。原来有关方面提出的供公布用的报告是按种族、肤色和原住国分类的，经基金会参加此项工作的哈特博士力争，在公布前改变了此种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分类法。
在以上工作中，玛丽·凡·克里克都起了重要作用。
3． 1932—1946年
这一时期哈里森（Ｓｈｅｌｂｙ Ｍ.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接替格伦为会长，在人事上有很大变动。董事长及元老罗伯特·德福莱斯特于1931年去世，由副董事长珀迪（Ｌａｗｓｏｎ Ｐｕｒｄｙ）代理，1937年正式当选为董事长。格伦继续留在董事会，为惟一的元老。
这个时期与基金会有关的最重要的新情况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这是对基金会方针的一次重大考验。在投资回报下降、资金减少的情况下，是放弃原来的长期项目改向紧急救援委员会捐款，还是维持原方针？领导班子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维持原方针，不向紧急救济直接捐款。实际上，基金会通过各部门的工作以它特有的方式向解决大萧条问题作出了贡献。例如，慈善组织部中止了其经常项目，为总统紧急就业委员会准备材料，对工作救济、生存家园、现款救济金、州与联邦政府的项目以及工程进度机构进行一系列调研；文体部为被迫失业人员的空闲时间策划消闲活动；消费者信贷部继续研究解决因大萧条而急剧增长的急需借款的人的问题，并进行一项关于消费信贷对商业周期的影响的长期研究；统计部统计失业、物价指数和救济数字等。统计部主任暂时借给纽约紧急救援局，组织成立一个新的统计部门，负责计划分发每月1800万美元的救济款。
在资金方面，大萧条之前的五年中基金会收入一直上升，1929年后逐步下降，到1944年由原来的年收入70多万美元降为50多万美元。工作和捐赠也有所调整：关闭了一些部门；工业研究部和统计部则继续存在并有所发展，研究主题为劳工问题和技术发展对生活水平的影响；1933年成立的社会工作年鉴部继续原来每两年出一期的年鉴，内容有所充实；两个服务部门（图书馆和出版部）的业务都有较大扩展。基金会在二战时没有像一战时那样停止业务，因为一战时由基金会工作人员志愿服务的工作在二战中大半由政府出资有组织地进行。不过基金会还是给某些工作人员以暂时假期，让他们以各自的专业分别对战时工作作出贡献，战后再恢复职务。他们大半在社会工作和福利、救济等方面服务，其中包括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
塞奇基金会成立之时，基金会的分类并不明确，它既资助其他机构和个人的项目，又自己进行研究。以后逐步转为以自己研究为主，在1969年税法明确后，归入运作型基金会。其20世纪后半期的活动将在第八章运作型基金会中介绍。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基金会成立前的捐赠
二、 卡耐基基金会
（一） 基金会成立前的捐赠
众所周知，安德鲁·卡耐基（Ａｎｄｒｅｗ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1835—1919）是世纪之交美国最大的工业巨头，其铁路和钢铁产业对美国工业化所起的关键作用也不必赘言。他出身于贫苦的苏格兰移民家庭，是自学成才、白手起家的典型。早在19世纪末，他作为个人，已有多项捐赠。最早、最有名的创举是在美国各地和英语国家建立公共图书馆，20年中锲而不舍，共捐款4300万美元，建立了2000座图书馆。在他名下的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甚多，除最主要的“卡耐基基金会”之外有以下诸项：
（1） 卡耐基学会。这是卡耐基回报匹兹堡市的一座综合性文化设施。最初于1893—1895年出资112万美元建立图书馆和音乐厅。以后又陆续捐款1100万美元建立博物馆和画廊。
（2） 卡耐基理工学院（即今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前身）。1900年开始创办，1905年在匹兹堡建成，最初是培养中等技术人才的工业学校，1912年升级为大学水平的卡耐基理工学院，是美国最早把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包括在工程师培养中的理工科大学之一。1967年与附近的梅隆科学研究所合并成为今天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在1912年之前，卡耐基前后投入约1000万美元。卡耐基基金会成立之后对该大学多有资助。
（3） 苏格兰大学卡耐基信托基金。1901年设立，受惠者为格拉斯哥、爱丁堡等4所苏格兰的大学。卡耐基为这项基金出资1000万美元，这在苏格兰高等教育中是空前的。当时英国政府每年给4所大学的总拨款为5万英镑。
（4） 卡耐基华盛顿研究所。1902年成立。卡耐基原来意图在华盛顿捐款成立一所欧洲式的国立大学，这是当年华盛顿总统曾经有意而未能实现的。后改变主意，捐赠一家国家研究所，向全国所有的大学提供支持。所以一开始该研究所就带有官方性质。他向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提出，请政府指定地址，他一次出资1000万美元。后来到1911年又陆续追加1200万美元。他聘请的第一届董事会成员有：美国总统、参众两院议长、史密森学会秘书长、国家科学院院长等。第一届董事会在国务卿办公室举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当选为董事长。以后的董事会成员逐步转变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百年来，该研究所一直是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基地。
（5） 卡耐基英雄基金。1904年建立。1904年1月25日宾夕法尼亚州哈威克地方发生大规模煤矿爆炸，死181人，其中两人是在爆炸发生之后赶去救人而牺牲的。事故发生3个月后，卡耐基捐出500万美元，用于表彰“文明的英雄”，并成立卡耐基英雄基金委员会负责监管，以后这项基金称卡耐基英雄基金。该奖项包括一枚青铜奖章，一笔经济补助（一般为3000美元）和申请奖学金的资格。如本人在英雄行为中牺牲或致残，其家属可以获得继续援助和其他福利。该奖项一年颁发5次，每次由委员会开会对众多申请人进行严格筛选后决定。
该奖项的获奖资格是：在明知有非常的危险仍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人生命的平民；这一举动发生的地点须在美国、加拿大境内，或12海里水域内；委员会在事发两年之内获悉此事；在救人者和被救者之间不应有任何责任关系。下列人员没有资格获奖：救人的举动是其职业所要求的日常职责，除非拯救的行为明显地超出其职责范围；与被救者是直系亲属关系，除非救人者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英勇，并严重受伤；军人；年龄太小还未意识到其所冒危险的儿童。
委员会本着这一精神在美国全国和加拿大颁发卡耐基奖章和奖金。从1904年到1998年的94年间已颁发8200枚奖章和2300万美元奖金，包括奖学金和连续补助。此外还在欧洲各地，包括卡耐基的故乡苏格兰建立了10项同样性质的基金。
1996年，宾州历史与博物馆委员会举行了纪念英雄基金传统的活动，并在原来的煤矿旧址和多数遇难者埋葬的墓地附近树立了一块纪念路标。这种路标为金蓝双色，由1946年宾州政府发起在公路上树立，以纪念对全国或本州有特殊意义的事件，50年来在公路各处已树立了1600个这样的路标。
（6）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1905年成立，启动资金1000万美元，用于大学教授的退休金和美国教育问题的研究。1906年在国会注册。这一动作有深远意义，以此为开端，引出1918年成立的“教师保险与年金协会”，使教师先于其他社会阶层开始享受福利保障。当时已经成立的卡耐基基金会为此保险金首先捐款100万美元。后来，该协会脱离卡耐基基金会完全独立出来，1952年成立“大学退休金投资基金”，为现在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一种投资咨询基金。另一方面，这一基金促进了教育改革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1910年资助美国的医疗教育的调查研究，促成了美国医疗教育和整个医疗改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就是根据此改革思想建立的，当时代表美国医学的最高水平。
（7）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年卡耐基75岁生日时宣布捐款1000万美元成立此项基金（详见第八章运作型基金会）。在此以前于1903年捐资150万美元建立海牙“和平宫”，即今国际法庭所在地。
此外，他还为其故乡苏格兰敦佛姆林地方设立了资助文化教育的卡耐基基金和英雄基金，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都是在纽约的基金会成立以前的捐赠，还不包括4300万美元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种种个项捐赠，如多家黑人学院、教堂管风琴；卡耐基甚至还给普林斯顿大学捐了一个湖，让学生少踢橄榄球多划船。但是就这样捐了10年之后，到卡耐基76岁时，他的个人资产还有15亿美元，这使他感到为捐献作决定是个负担。于是他接受其好友和律师罗脱（Ｅｌｉｈｕ Ｒｏｏｔ）⑤ 的建议，把这笔财产的绝大部分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基金会。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普及和提高并举
（二） 卡耐基基金会
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成立于1911年，在纽约注册。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并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在1919年卡耐基逝世前，他本人任董事长兼会长，不言而喻，这个阶段他个人的意图起主导作用。初期的多数拨款对象还是延续以前已经进行的项目和上述已经成立的各种机构。不过卡耐基在致董事会的第一封信中就特意申明，由于人间世道不断变化，特授权董事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视需要而改变基金会的政策和道路。事实上，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基金会的工作特点的确是不断研究新形势，提出新的工作重点。对基金会工作方向影响较大的是几位任职较长的会长：克培尔（Ｆｅｄｅｒｉｃｋ Ｐ. Ｋｅｐｐｅｌ,1923—1941），加德纳（Ｊｏｈｎ Ｗ. Ｇａｒｄｎｅｒ, 1948—1955），派弗（Ａｌａｎ Ｐｉｆｅｒ, 1965—1982）和汉堡（Ｄａｖｉｄ Ｈａｍｂｕｒｇ,1982—1997）。现分阶段对其重点活动简要叙述。
1． 20世纪60年代之前
这一阶段贯穿始终的重点是教育。
（1） 普及和提高并举。
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或轮流突出。卡耐基基金会1925年开始成人教育项目，主要对象是新移民、黑人和服刑的囚犯；50年代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迅速普及的情况，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先大学，后扩展到中小学教育，对整个教育进行综合治理。这一举措得到后来任康乃尔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珀金斯（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ｋｉｎｓ）的合作，持续9年，取得重大成就。到60年代，重点又转到“消除机会平等的障碍”，为此对贫民教育进行大量资助，1964年此项拨款占全年的1/4。
与普及教育相联系的一项工作是推广先进的教学手段。早在20年代，卡耐基基金会就率先推动运用当时还属前沿的广播教学法；60年代末，又与福特基金会合作建立儿童电视工作室，寓教于乐，对象主要是贫穷儿童，脍炙人口的“芝麻街”木偶剧就是这一工作室的产品之一。凡在美国看过电视的人都知道，在使人眼花缭乱的众多频道中有一个公共教育台，它是惟一不做商业广告，专门播出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层次较高的节目的频道，现已成为美国电视观众中最受称赞的频道之一。究其来源，也与卡耐基基金会有关。在改良高潮的60年代，基金会协助各州成立了两个组织，一是州教育委员会，一是电视教育委员会，前者研究当时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取得重要的实际效果；后者直接启发了约翰逊政府向国会提出并通过成立的全国性教育广播电视集团公司，这就是现在的公共教育台。
随后，卡耐基集团又拨款100万美元给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该组织由著名教育家、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主持，在15年内产生了23项重要报告和专题研究，是到那时为止对美国高等教育覆盖面最广、分析性最强、客观而深入的资料，对各大学的教育思想和政府关于教育的决策有重要影响。小组成员还常到国会作证，影响了联邦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教育经费的支出，并使政府成立基础教育机会津贴项目和中学后教育改进基金。这是在教育方面基金会与政府合作或影响政府政策的典型范例。
（2） 黑人问题。
卡耐基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样，从20世纪初建立基金会之前就对黑人教育多有捐赠，并建立了联合黑人高校基金。 它一直大力资助两所最早建立的著名黑人职业学校：塔斯基吉（Ｔｕｓｋｅｇｅｅ）和汉普顿（Ｈａｍｐｔｏｎ） 学院。⑥基金会在这方面一些有特色的举措是，在纽约哈莱姆区和芝加哥贫民窟分别建立实验中学，专门收容弃学的孩子；在大学中设立非医科大学的医士培训班以解决城市和农村的穷人就医问题；开设了对象包括黑人的成人教育项目等等，这些项目实际的主要对象大部分是黑人。
卡耐基基金会在黑人问题上一项特别有意义的创意是，从1938年开始，出资委托瑞典社会学家根纳·米尔达（Ｇｕｎｎａｒ Ｍｙｒｄａｌ）进行对美国黑人的专题研究，一则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重要，二则是为基金会以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依据。该项工作完成得十分成功，1944年出版了他的专著，题为《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米尔达作为欧洲人，可以比较超脱和客观，这部巨著正文45章，连同附件和注释共1483页，至今仍为研究美国黑人问题的经典著作。可能受这项研究的启发，基金会于40至50年代在路易斯维尔大学设立专门科目培训善于处理种族问题的警察，又成立社区律师事务所为贫民窟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以解决与切身利益有关的诉讼问题，60年代建立对纽约黑人聚居区的医疗援助计划等。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
⑦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
2．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
1965年新任会长派弗思想更倾向于平等和改良，而60年代又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在这一潮流下，卡耐基基金会于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基金会还资助了几项别具特色的有利于消除种族隔离的工作，例如帮助中小学教员懂得黑人语言以便更好地与学童沟通；研究北方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搜罗弃学的黑人中学生，为他们补课，以便能升学；培养能积极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律师，在东哈莱姆区建立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并成立反对住房歧视全国委员会等。这些工作都是通过资助各有关组织来进行的。
在此期间，卡耐基基金会的董事会与当时不少基金会一样，也决定改变其清一色“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ＷＡＳＰ）的状况，增加了妇女和少数民族，并扩大了地区和社会圈子。随后进一步从事更广泛的有关城市贫困、危机和族际关系的研究和治理计划。工作更加向社会公正、平等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向倾斜。1972年停止了原来颇为成功的资助医学教育和医疗项目，教育的重点也从高等教育转到中小学，特别是贫苦儿童的教育机会问题。
70年代在黑人问题上也有进一步的动作，从1972年起的10年中，对“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美国原住民权利基金”、“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关于教育问题诉讼的教育基金”等捐款共400万美元，此外还资助波多黎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监督纽约市涉及85000名西班牙裔学童的
关于双语教学的立法的执行。在此期间，基金会为多项对政府进行呼吁与监督的
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和残疾儿童权利的项目捐款共1500万美元。为此，基金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组织“卡耐基儿童理事会”，由耶鲁大学一位心理学家主持，产生了5项报告，有的报告内容已经超出儿童教育问题，而直指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提出充分就业和补助家庭收入的建议。这些报告引起很大争议。在会长的主导思想下，基金会更进一步资助一名学者詹克斯（ChristopherJencks）
写了一本更为激进的书，题为《不平等》（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在社会从根本上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无法平等。⑧
派弗与其前任加德纳近似，力图把公益事业扩大到社会改良，不过更为激进，是近乎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但是他在卡耐基基金会任职期间却是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时期，是美国思潮偏向保守的时期。所以他的许多理想未能贯彻，在他离职的最后文章中总结了30年来从事公益事业的思想，对当时在里根治下美国精神的“卑下”、社会公正的背离和社会对弱势群体和儿童的不负责任表示悲愤之情，呼吁改弦更张，回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福利政策道路上来。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
3． 20世纪80年代以后
1982年另一任新会长汉堡上台。他与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从事医务工作，原任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会任职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不过对基金会应关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确定基金会的几大目标是：（1） 避免核战争，改善美苏关系；（2） 教育全体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以适应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3） 防治各种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怀孕等社会问题；（4） 在第三世界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在墨西哥。
汉堡认为，今后世界发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科技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可以想见， 根据这一思路，基金会的工作必然有所调整。在所有以上目标中，特别强调科学，包括硬科学和行为科学；更着眼于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则着重政策研究，不那么强调不平等和社会改良。对政府的态度从批评改为争取其支持和合作，在华盛顿政界和高层人士中进行经常性的联络活动。同时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定期举行全国各界领袖人物的会议，讨论教育政策与国家经济需要的关系。
根据1993年的会长报告，10年中基金会在资产和支出的数额上有很大发展，当时总资产达到13亿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预算从1982年的1300万美元增至5900万美元，相当于自1911年以来82年间总捐赠数的51%。工作中心仍然围绕教育与和平两大主题，强调预见性，“防”甚于“治”，为此，加强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现将20世纪最后20年基金会资助的领域简要分述如下：
（1） 教育。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一生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都非常重要，并就父母和有关方面应如何合作以满足少年儿童成长的需要提出建议。基金会配合这一共识，大力进行解释和宣传，利用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教育界的影响掀起全国长期教育改革运动，重点在公立中小学和学龄前教育，研究一切影响学习的校内外因素，并提出口号“教育非自幼儿园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从孕妇培训开始。资助的具体项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与发展战略。范围是从出生前到10—15岁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会赞助了对青少年不同的发展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斯坦福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专家与公众领袖联合组成的小组，分为幼儿（3岁以前）、童年（3—10岁）和少年（10—15岁）。小组提出了大批报告和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代表以上三个年龄段的三篇报告：《起点》、《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过渡》。报告就培养负责的和够格的父母、产前与初生婴儿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长的要素，以及争取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社会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社会上广泛散发。基金会又出资立项，鼓励各州和市采取实际措施实施以上报告中的建议。已有十几个州和若干市参加这一项目。这些建议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全国州长协会和两党不少国会议员的支持和大力推动。报告还在全国性的杂志登载，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并进入一次白宫会议的主题。这一研究对全国的教育政策和计划都产生了影响。
②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师资水平，改进教学质量，是卡耐基基金会的传统关注点。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突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师资培养以及培训幼儿园和低年级小学教师，促使低年级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者也参加研究工作。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赞助成立教学与美国前途全国委员会，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提出一项报告，主要精神是： 教育制度的改良归根结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报告并就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建立考核机制、提供终身自我提高的机会等提出一系列建议。报告还强调要建立一种足以反映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教育结构。为此，基金会组织的卡耐基教育与经济讲坛还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1987年又发起成立了提高专业教学标准全国委员会，以实施论坛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由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特（Ｊａｍｅｓ Ｂ. Ｈｕｎｔ）主持。经过10年的实践，基金会于1997年向30个领域的骨干教师颁发证书，数量约占教师总数的40%。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了这一委员会，号召全国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中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文科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意义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一份报告，题为《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其作者大声疾呼美国存在着“公民知识盲”，建议在大学课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国价值研究所又提出报告《向公民社会呼吁》，建议重新对一些基本的公民社会问题进行学习思考。从1930年以来，卡耐基基金会就对大学本科的课程改革集中资助，并且这也是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的无数研究报告的主题。中断了16年以后，基金会又重新开始这一课题。从1999年开始将研究文科教育未来的目的，以及基金会能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列为研究主题。
④ 教育服务工作中的各方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即从事一项工作，把大专院校、公司和国家的各实验室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科学力量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建立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机构的联系，以改进教学和课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在此领域中一项突破性的规划名为“2061规划”（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现的年代命名），主持人为著名科学教育拉瑟福德
（Ｆ. Ｊａｍｅｓ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2） 国际和平与安全。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Ｓａｍ Ｎｕｎｎ）与卢格（Richard G Ｌｕｇａｒ）、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Ｊｏｈｎ Ｓｔｅｉｎｂｒｕｎｅｒ）、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ｅｒｒｙ ）（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Ａｓｈｔ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