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特基金会
20世纪中后期，最引人瞩目的是福特基金会（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福特基金会成立于二战前，但是真正起重要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所以把它列为20世纪后半期的基金会中的第一家。1936年老福特的长子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捐资25万美元成立福特基金会，在底特律注册，宗旨是：“接受和管理资金以用于科学、教育与慈善目的，一切为了公众福利，此外无其他目的。”①前期范围很狭窄，是一个地方小基金会，直到1950年的14年中一共给出1900万美元，平均每年100万美元强。资助的内容主要根据福特家族的兴趣。最出名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亨利·福特博物馆和邻近的“绿野村”，其中有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以及韦伯斯特、莱特兄弟等足以荣耀乡里的名人故居。另外还有底特律交响乐团、亨利·福特医院等。老福特本人没有像洛克菲勒和卡耐基那样的对慈善公益事业的信仰，对基金会也不大重视。1943年埃兹尔去世，1947年老福特去世，在埃兹尔的遗孀和儿子亨利·福特二世（即老福特的孙子）整顿下福特基金会才活跃起来，成为了一个有长远目标，覆盖面广的世界性的大基金会。
当时福特汽车公司完全是家族企业，几乎没有外来股份。老福特死后10%的遗产归他的四个儿女，90%归福特基金会。巨大的财富使管理和花钱成为伤脑筋的问题。此时基金会董事会大部分成员仍是福特家人，亨利是实际的董事长。他决心整顿基金会，使这笔巨大的财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刚好在此时他见到了罗恩·盖瑟（Ｒｏｗａｎ Ｇａｉｔｈｅｒ）。盖瑟学法律出身，当时正受军方委托将隶属国防部的一所研究开发机构转为私人公司，即现在知名的兰德公司。他为筹集资金，于1949年经人介绍会见福特，福特与他一见如故，立即聘请他负责基金会的整顿和改组，第一步是领导一个小组，调查“美国人民认为基金会应如何把它的资金用于为公众利益服务”，并提出报告。
（一） 盖瑟报告
1950年，盖瑟小组提出了长达3400页的报告，题为《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政策和规划的报告》，据说是行程25万英里，咨询了1000名专家后得出的结论，被董事会誉为“代表了今天美国最优秀的思想”②，后来有福特基金会“大宪章”之称。根据这一报告提出的精神和具体建议，基金会于1950年进行改组整顿，从此后来居上，不但从地方走向全国，而且从国内走向国际，一跃成为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思想奠基人是1953—1956年任会长、1956年以后任董事会主席的盖瑟。他正式任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接受了自1947年老福特去世后就决心励精图治的小福特的委托，对重整基金会提出方案。小福特给他的任务是，全权主持一个小组，“集中全国所能征集到的最优秀的思想来研究基金会应如何最明智地、有效地用它的资源造福人类”③。盖瑟自称这个小组以两年的时间对美国文化作了全面的审视，目的在于找出严重威胁人类进步的那些问题的根源。1950年盖瑟向董事会提出了在福特基金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不但奠定了这家世界最大的基金会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而且报告本身也被誉为“现代创造性的慈善事业最优秀的文件”④。
福特基金会的这一改组建立在无比雄厚的实力基础上，所以表现出雄心勃勃、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国特色，而且根据当时时代的特点，一开始它就以社会科学为重点。报告书提出：“今天最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是来自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必须通过综合运用所有能够影响人类事务的知识”。改组后的基金会的宗旨是：“加强民主价值观，减轻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成就。”报告中也有“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发现、支持和利用一切时代一切领域中的才华和领导”的提法。足见其雄心之壮、陈义之高⑤。基金会确定工作重点在五个领域：（1） 和平：促进国际间的理解，包括加强联合国及其所属国际机构间的沟通；（2） 民主：促进民主制度，包括维护思想自由和民权、反对集权以及改进公职人员的遴选和决策过程；（3） 经济：包括稳定高就业、经济机会平等、改进劳资关系、更好地保持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与控制之间的平衡；（4） 教育：包括澄清教育目标，消除阻碍教育机会平等的宗教和种族障碍，更有效地利用传媒进行校外和成人教育；（5） 对“人”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其价值观、行为动机和失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一研究成果充分用于民主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负责人还强调，基金会与其他慈善机构不同，不是去解决问题产生的后果，而是向造成问题的原因开刀。福特基金会捐助的机构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不少重叠。其方式更多地是对高等院校及其师生的研究工作进行的大量资助。除了对经济学等传统学科重点资助外，
它还几乎一手扶植了美国行为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这是它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特殊贡献之一。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半个世纪的工作概况
（二） 半个世纪的工作概况
基金会在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重申半个世纪以来一贯的宗旨：“加强民主价值观，减轻贫困和不公正，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成就。”
新的福特基金会出手大方，在各大基金会中十分突出。1950年改组当年的捐赠就达2400万美元，以后一直上升，居各大基金会之首。1954年的开支近6800万美元，4倍于居第二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0倍于居第三位的卡耐基基金会。1956年，为顺应当时股权分散的潮流和政策，基金会决定将其1/5的福特股票上市，售价为643亿美元，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普通股票交易。此前，基金会宣布在今后一年半中将售股所得的绝大部分——5亿多美元——用于捐赠拨款，这不但在美国公益事业史上是空前的，也大大超过福特基金会自成立以来18年的全部捐赠数，相当于其前18年付出总数的1.5倍。这笔钱一半捐给了全国615家私立文理科大学和学院，用于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另一半分别捐给了3500家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和45家私立医科学校。整个20世纪下半叶，除个别年份外，福特基金会的
资产和支出都位居各基金会榜首。
1． 教育
1951年，福特基金会成立了两个机构：“教育促进基金”和“成人教育基金”。1951—1953年的两年中就拨款1亿美元。
（1） “教育促进基金”。
“教育促进基金”的创意来自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22年的哈钦斯（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当时他是福特基金会的兼职主任。哈钦斯不但是著名教育家，还是思想开放的教育改革家。在他影响下，这一基金不仅促进教育还致力于改革美国教育。从其经费用途可见其思想：1951—1954年，2800万美元
用于教育，其中1100万美元用于给中学教员的奖金，不是资助研究项目，而是给他们一年带薪休假，由他们自由决定这一年如何用于提高自己作为教师的素质——进修、旅游或其他方式均可。另外1700万美元用于一项5年革新计划。哈钦斯认为，美国教师的通病在于教学技巧多于知识而知识面又太狭窄，仅限于专业知识，因此需要加强一般人文教育。这项计划的内容是：在师资培养方面改变传统师范学院的做法，先让学生上4年大学普通文理科的基础课程⑥，第5年进行教学专业训练，边学习边到学校实习，类似医学院的最后一年。基金会的捐款就是用于最后的一年，或补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或补助接受实习的学校。这项计划当时在教育界颇有争议。因为它反映了与实用教育相对立的“通才教育”思想，有人批评它为“倒退到18世纪”。但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也正好符合当时因战后出生率陡增而师资缺乏的需要。根据这一计划，非师范毕业的普通大学生只要经过一年培训也可任教师。“5年计划”的内容还包括每年资助几百名智力超常的中学生跳过最后两级直接升入大学。这刚好又是哈钦斯的因材施教思想与当时实际情况的结合：美国当时中学人满为患，而大学却因征兵制而缺少生源。
基金还资助其他的一些教改实验项目，例如给一个地方的教育委员会30万美元，研究如何增进公立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几十家大学对其行政管理和教学目标作一调查，研究中学的最后两年如何与大学的头两年相衔接；给一批中学教师配备课堂助手分担事务性工作，以便提高每个教师能管理的学生人数（这也是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等等。还有一项值得一提的项目是，研究学校内取消种族隔离问题。在50年代初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是相当先进的。下面还要谈到，福特基金会对种族问题比较关心，这也一直是它的特点。
（2） “成人教育基金”。
该基金的宗旨为，培养“能够有头脑地参加自由社会的成熟、明智、负责的公民”⑦。在这一项目下，1951—1955年共花去2500万美元，其中1/3用于发展电视广播教育，2/3捐助各式各样的被认为与成人教育有关的组织、机构、活动、资料等。基金资助的讨论会
完全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传授某种知识和技能的补习班，而是有点类似政治学习讨论会。收到最慷慨的一大笔资助的组织是“美国政治教育基金会”，其工作之一是组织世界政治讨论会。这讨论会
据说是为了让普通公民的业余时间用在严肃有用的追求上，而远离无聊的娱乐节目。这一项目究竟成绩如何，几乎无法评估。1955年以后，福特基金会改变了做法，把对广播电视教育的资助收回直接管理，大大减少对各种分散的讨论会的资助。“成人教育基金”遂逐渐淡出。
以后的历届会长仍继续以教育为重点，甚至认定福特基金会就是一个教育基金会，并且也是普及与提高并重，根据其会长的认识轮流突出重点。60年代特别重视培养师资，拨巨资给60多家学院
作为师范学生的奖学金，以加强师范教育，同时给几十家大学提高教学质量。福特与卡耐基基金会还联手成立“全国优秀奖学金基金”，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学奖学金项目。另外，还建立了教学设备实验室，专门从事实验和设计各种新的学校设备和教学工具，卓有成效。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社会科学
2． 社会科学
福特基金会对社会科学方面的投入，有以下一些独创之处。
（1） 行为科学。
盖瑟称社会科学为“软科学”以区别于物理、生化等“硬科学”。为落实前面所提到的工作重点的第5条——对“人”的研究，设立了“行为科学”项目，由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贝雷尔森（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ｅｒｅｌｓｏｎ）主持，从事一切“软科学”的研究。其方法和理念基本承袭了20世纪20年代由沃森（Ｊｏｈｎ Ｂ. Ｗａｔｓｏｎ）创立而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行为主义学派，故冠以此名。基金会前期拨款800万美元，1955年又拨款
1500万美元，在加州帕洛阿尔托成立了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这一项目下研究的领域有：政治行为学、法律与行为科学的关系、社会阶层的划分、儿童发展、组织理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交流学等。此外还资助哈佛大学两名社会学家主持研究少年犯罪问题；捐给人口理事会（1952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巨款，用于研究人口增长问题以及有关培训工作；资助麻省理工学院一项大规模集体项目研究“精英交流”。
（2） 未来资源研究。
福特基金会1950年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经济问题，其中一半用于1952年建立的“未来资源集团”（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ｃ.）。该集团是基金会下的一个自治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其总裁为前内布拉斯加大学校长古斯塔夫森（Ｒｅｕｂｅｎ Ｇ. Ｇｕｓｔａｖｓｏｎ）。这一项目的重点不在科技（不过与社会问题有关的科技项目也有所涉及），而是致力于研究合理使用水、能源和矿产资源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诸如和平利用原子能等问题。未来资源的研究内容和理念实际上相当于80年代后期才提出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在50年代是相当前沿的。
经济项目的资金其余一半用于资助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宾州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等研究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与经济有关的课题，例如“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3． 社会改良和种族问题
（1） 扶贫工作。
社会改良的核心问题是帮助弱势群体，缓解贫困当然是题中之义。不过把治理城乡贫困问题作为其常年的优先项目之一的基金会并不太多，福特是少数之一。福特基金会最早于50年代提出“社区发展”和“灰色区域”项目，大力开发关于青少年犯罪、老年和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协助市政府研究和实施城市改造计划，于1961—1965年在美国5座城市——奥克兰、纽黑文、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州实施。所谓“灰色区域”，是指介于郊区和闹市区之间，通常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聚居的地区。这是一项综合治理计划，该计划试图示范一种治理城市贫民窟的新方法。它试图推动地方政府和私人联合组成某种机构，进行实验性的社区行动。每项计划包括从学龄前开始的教育、职业教育、少年犯罪教养班、法律服务、包含健康、家庭、青年就业等项咨询服务的居民中心，还特别争取被服务对象参加工作。福特基金会为此共出资2000万美元。这一计划中的许多创意后来为60年代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计划所吸收，同时也推动了大学和学术界对城市贫困人群和少数族裔问题的研究。1964年底约翰逊政府成立经济机会办公室负责“向贫困开战”计划，福特就撤出了。
基金会的“挑战贫困”计划不断研究、跟踪变化中的贫困性质，并随着需要的变化而
转移重点。80年代初开始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因为南方农村由于传统制造业式微，农业生产下降而贫困化，有可能出现向城市的移民潮，基金会及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研究对策。在农村的工作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归纳为“生活、就业和创收”（简称ＬＥＩＧ）， 另一部分是更为治本的农业改进和水土治理。1986年，基金会任命了一个专家组，对前5年的工作作出全面评估，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结果形成了7大册报告书，统称《80年代中期报告》（以下简称《中期报告》），其中关于扶贫工作占据了最大的篇幅。
《中期报告》首先肯定把扶贫作为持续的优先目标的必要性，因为这是美国的顽症，据统计，美国在任何10年期间总有1/4人口曾处于贫困之中；同时福特基金会由于实力雄厚，是少数能够多少对改变现状作出成绩的基金会之一。1986—1987年的两年间，用于城市扶贫项目的预算是6590万美元，农村为1370万美元。与1982—1983年的两年相比，城市增长了57%，农村增长了4.5倍。从1982—1986年的四年中，用于城乡扶贫的预算占基金会总预算的40%，这还不包括列入其他项目下。但实际与扶贫有关的预算，例如教育、人权和单项资助。此外，基金会还促进了对一些社会问题政策的辩论，并影响了政策的明朗化，例如少女怀孕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问题。在政府对某些与扶贫有关的项目大幅度减少预算时，福特基金会的做法吸引了其他基金向这些项目投资，例如社区经济发展、法律服务等。因此，在这方面，福特起了带头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承诺；把这一主题放在公开日程的显著地位；影响他人（榜样作用）。
在具体做法上，福特基金会有一些创新，主要是鼓励和支持其他投资者参与社区扶贫工作。一种形式是资助成立或支持已有的各种“社区开发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吸引投资，激活经济。这些公司的业务内容有：改造城市贫困社区；对开发性和服务性项目进行投资，例如对城区低收入住宅的开发投资；建立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基金会还对这些公司提供金融和管理方面的咨询。另一种形式是在企业和有关项目中充当中介者。总的思想是，使有关投资者在扶贫的同时也能得利，同时促使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体现带头作用的另一工作就是研究问题，称为“创知”（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工作。就是不断根据形式变化提出问题，组织专题讨论或资助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以便选择恰当的重点，使扶贫工作事半功倍而有长远效应。
在80年代的具体项目中有两大重点值得一提，都与从尼克松到里根削减福利经费有关。
① 青年就业问题。从在校生做起，举办与就业相联系的训练班，在校外则支持社区与政府机构举办这类训练项目。5年中每年为此花费10亿美元，受益青年达75万人。
② 贫苦妇女儿童健康问题。这是社会中最弱的群体，而又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关系重大。实际上这一领域从50年代起就是福特的关注点之一，不过在70—80年代政府大幅度削减福利中，这一群体受害最大，其严重性更加突显出来，所以成为福特80年代特别关注的重点。此项计划统称为“儿童生存/贫困妇女与儿童公平起点”计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工作：计划生育、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健康的关系、幼童（3岁以下）生存与公平起点。具体做法是先建立少数社区的示范工作站，与志愿人员或团体合作，派工作人员帮助贫困妇女提高家庭地位，懂得运用医疗服务提高防病意识，保护儿童健康，然后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加以推广。5年中用于该项计划国内部分共计2100万美元。
此外还有特殊帮助对象如怀孕少女、南方农村的贫苦妇女、贫困地区的
婴儿、失学儿童等。⑧
（2） 种族问题。
社会改良与种族问题，特别与黑人问题分不开。这是福特基金会长期关注的核心之一。五六十年代正是种族问题尖锐化和民权运动高涨之时，因此基金会在推进种族平等方面态度比较鲜明，工作也做得较多。在1950年的工作方针中就强调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以此为工作重点。在各大基金会中它直接用于反对种族歧视和黑人福利的拨款遥居榜首，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不到20年间总数达25亿美元。其中突出的是支持“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活动，主要是保证黑人在登记选举、就业、居住和司法管理方面有平等的机会。这一资助延伸到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美国本土人（即印第安人）及妇女等。此外还关注国外的种族歧视，长期支持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支持巴西非洲裔人的平等权利以及亚洲争取宪法更加公开地对待少数族裔问题的运动。
教育方面，1956年一次性拨巨款资助全国各本科大学、医学院和医院，尽管不是专为黑人，但全国60家黑人院校都受到资助。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国际工作
福特基金会对民权运动间接和直接的资助，比较突出的有：
● 1953年正当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资助“共和国基金”（一个民权组织）1500万美元，用以维护公民自由权，特别是黑人的权利。
● 50年代资助南方教育报告服务社，每年对教育方面取消种族隔离的进展情况作出调查报告，这项工作对推动南方有关机构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 1962年基金会董事会在一项决议中进一步明确要扩大有关支持黑人履行选举权，实行一切种族在教育、就业、住房、娱乐、社交和政治方面机会均等的工作。60年代后期更加直接支持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通过一些组织支持黑人捍卫选举权、培养青年黑人政治活动家等。
● 1968年，出资数百万美元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社区改革中心”，宗旨是推动全国各城市成立强有力的社区组织以“提高穷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呼声”；与此相联系，成立了一个游说组织——“社区事务委员会”。由于华盛顿的贫穷地区实际上黑人占绝大多数，这一项目实际的帮助对象也是黑人。
由于这一系列被认为“激进”的活动介入了政治，引起了白人保守派的反对。50年代和60年代都有国会调查基金会的事件，福特首当其冲。1968年遭到第二次国会调查（罪名之一是资助黑人竞选）之后，基金会又于1971年大张旗鼓地宣布出资1000万美元以6年为期用于资助一批黑人高等院校。各方对此举的评论不一，有的认为是基金会的反击，表示继续支持黑人；有的认为是妥协，说明回到教育，退出政治。1968年董事会第一次吸收一名黑人，改变了大基金会清一色为白人的历史（现在不少基金会的领导机构都已有黑人，不足为奇）。
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基金会的资金也相应增加。福特基金会除继续原来的领域外，还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其中有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传媒在公民和教育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还有一些组织得到长期捐款，与扶贫和少数民族有关的有：“关心非洲裔组织”（Ａｆｒｉｃａｒｅ），“人力示范研究公司”（Ｔｈｅ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美国公民权利联盟等。此外，有几笔一次性的大额捐款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项目，它们是：
● 5200万美元给北卡社区自助中心。该中心与全美联邦国家抵押协会合作致力于增加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这笔款项中的200万美元用于对这项计划实施10年的成绩评估。
● 2600万美元用于资助“毕业梦想成真”（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Ｄｒｅａｍ, ＧＲＡＤ）计划。这是一项成功的公立学校改革项目，先在休斯顿开始，后来推广到美国其他地区。在考试成绩提高、学校气氛改善、高中毕业率增加、十几岁学生怀孕率减少和升学率提高等方面成绩显著。基金会准备资助将这一计划扩大到6个城市10万名学生。参与合作的机构有其他公益组织，也有联邦政府。
● 1900万美元用于支持对“肯定性行动”的结果的研究和对话，并研究帮助发言权较少的群体的其他途径。这个问题对美国仍然很重要，因为在各方面
的生活中，肤色、性别的区别还很明显。
另外还有一个与扶贫无直接关系，却与社区文化有关的4000万美元“匹配”赠款项目，捐给全美国28个艺术文化团体，包括戏剧、舞蹈、诗歌、博物馆及其他领域。这些团体都表现出特殊的创新精神，其中大部分接受者是第一次接受福特捐款，并愿同时为新的工作积极筹款。这一项目为期5年，接受团体在这期间进行合作，交流经验和技术。驱使福特基金会做这件事的原因是意识到文化机构对美国的思想生活、表达自由和社区活力极为重要。
仅2000年一年，福特基金会对“和平与社会正义”项目的拨款就达8000万美元，支持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其中2600万美元用于少数族类的权利和种族正义，700万美元用于难民和移民的权利，800万美元用于妇女权利。另外还有1400万美元用于支持原来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墨西哥裔人的法律教育基金，进行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诉讼和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4． 国际工作
在各大基金会中，福特基金会的全球兴趣最浓。原因之一是它在1950年改组振兴确定工作方向时，正值美国开始在全球确立其超级大国地位，同时又时值冷战激化，因此其工作与冷战背景分不开。另一个因素是其会长霍夫曼（Ｐａｕｌ Ｈｏｆｆｍａｎ）和董事长小福特本人对世界事务有特殊的关怀。霍夫曼曾任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主持人，小福特虽为共和党人，但在当时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两派思潮中拥护后者。1951—1954年，基金会用于海外项目支出达5400万美元，略相当于它在同期全部支出的1/3。
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同，福特基金会的国际工作政治性较强，更加明确重点是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1952年的一份文件称，基金会决定将海外项目集中在中东和亚洲，因为这些地区有许多新兴国家处于苏联—共产党领域的边缘，如果这些国家“民主失败”的话，就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战争危险就会增加。“如果印度走了中国的道路，整个亚洲就要分裂为二，也许自由世界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它”，为此应该大力培养印度和巴基斯坦未来的领袖人物。霍夫曼认为印度是中国的“软腹部”，并且有希望走民主的道路。⑨根据这一认识，福特基金会的海外工作重点是印度。1953年设培训与研究部，其主任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⑩
二、 凯洛格基金会
与福特基金会一样，凯洛格基金会（Ｗ. Ｋ. Ｋｅｌｌｏｇｇ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也是跨越本书划定的分期线的。它成立于1930年，兴旺于战后。根据2000年《基金会年鉴》，它1999年的资产为63878亿美元强，捐赠额2299亿美元强，资产排名第六，捐赠排名第五。
威尔·凯洛格（Ｗｉｌｌ Ｋｅｌｌｏｇｇ）的发家以及捐赠公益事业的历史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差不多。他于1860年生于密歇根巴特尔溪镇。父亲是安息日基督降临派牧师，同时经营一制作扫帚的作坊以谋生。其家庭和所在地区宗教气氛很浓。19世纪后期，这一教派的人士特别相信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有益于健康，其中包括水疗和素食。于是当地的降临派教徒就利用小镇以之命名的那条小溪建立了一家水疗疗养院。威尔的长兄
约翰成为这家疗养院的首席医生。1880年以后，疗养院十分兴旺，远近人士都来找“凯洛格医生”，约翰由此成为一代名医，出版了50本书，其中有些思想在当时属于前沿，例如反对吸烟，并指出其与肺癌的关系。在此期间，弟弟威尔在疗养院管理图书馆和其他各种杂务，完全被他哥哥的盛名所掩盖。在以后的20多年中，他协助其兄发明了许多避免肉食和动物脂肪的“健康食品”，最重要的是现在美国人早餐必备的各种“玉米片”。这些食品
当时主要是供疗养院的病人用的，因需求日益扩大而发展起来。由于约翰只对发明有兴趣，拒绝作推销工作，威尔决定与其兄分道扬镳，专心于发展公司
，从此显示出他的商业才能。在短期内凯洛格食品业发展成全国数一数二的早餐食品业，凯洛格被称为“玉米片之王”。
凯洛格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天赐我以大笔财产能够用于帮助别人，而我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管家。”此话与卡耐基如出一辙。与卡耐基一样，他在基金会成立前对亲友和其他小型慈善事业已多有捐赠。他对其公司员工的福利特别照顾。1927年已经在女工工作场所设立了托儿所、儿童医疗站，还配备了一名营养师。在20年代末大萧条时，他不但没有裁员，而且还设法重新安排工作日程以便多雇用工人，而且对家庭负担重的工人优先照顾。
从1925年开始，凯洛格决定进行有组织的捐赠，先成立了一个“捐赠公司”（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对巴特尔溪地区多项事业进行匿名捐赠。随后于1930年成立基金会，起初名为凯洛格儿童福利基金会，因为他的最初动机是想帮助残疾儿童建立信心面对未来。随即感到不够，遂去掉“儿童福利”字样，改为现名。他表示，最主要的是教育，不仅是儿童，还有家长、教师、医生，整个社区都需要教育，“教育能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一代比一代强”。这又和卡耐基等人的思想完全一致。他用凯洛格基金会信托公司（W. K. Ｋｅｌｌｏｇ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的资产建立基金会，绝大部分是凯洛格公司的股份，当时估价为4500万美元。最初5年为实验阶段，凯洛格每年按项目拨款，5年以后，开始给予大笔永久资金。他鼓励董事会尽量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资助前沿项目，他本人虽然参加董事会，但尽量避免以个人意志统治基金会，这点同其他基金会的
第一代创办人是大不相同的。
凯洛格基金会的独特之处是创办于大萧条之时，当时许多企业都纷纷倒闭，他的食品公司因与农业相联系，所以能维持下来。前5年基金会大部分工作都在巴特尔溪地区进行教育、医疗等福利项目。珍珠港事变后，基金会的工作转向为战事需要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应国务院的要求，开展在拉美的工作以协助加强西半球的国家关系。为此，基金会资助大批拉美国家的医务人员到美国进修，这一项目战后一直继续下来。
战后，基金会作了两项重大调整，一是从原来主要是运作型改变为纯粹捐赠型，二是把农业包括进来。新的农业方面的工作主要在西欧，那里因为战争的蹂躏，农产品和食物极度短缺。过去的儿童福利项目发展为一般的医疗卫生教育。不过与其他基金会相比，它更着重于基层的基本需求，例如特别重视牙医和牙齿卫生，这是不大为人注意的领域，却是低收入者最缺乏的服务之一。在教育方面也更重视基础教育、公立学校，而不是名牌大学，相当大的关注点放在农村。1950年以后，开始支持社区学院的发展，在把这类学校从狭隘的职业学校发展为综合性的教育机构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50—1960年期间另一项重点是发展成人终身教育，除医疗和教育的职业进修外也包括一般性教育。它是最早关心社区大学发展的基金会之一，此外还在9家地区性大学资助建立住宅中心，以供成人继续教育。
在政治上，凯洛格是坚定的保守派，拥护共和党。他拥护胡佛，反对罗斯福，对“新政”持尖锐批评态度，因为他不赞成政府管理福利事业。1967年，长期担任会长的莫里斯（Ｅｍｏｒｙ Ｍｏｒｒｉｓ）去世，基金会原农业部负责人莫比（ＲｕｓｓｅｌｌＭaｗｂｙ）继任会长。他的思想与凯洛格大体相同，接任后大体方向不变，只是根据情况的发展有所变化，其中主要是：
● 更加向弱势群体倾斜。1968年捐款2000万美元给全国的黑人高校；400万美元给联合黑人大学基金的会员机构以改善其管理；700多万美元用于改善土著美洲人（主要为印第安人）的经济和教育条件；1500万美元用于改善为残疾人服务和提供机会的项目。
● 大力扩大对老年人的服务和就业机会等项目。资助养老院，其创举是利用240家高校的设施为老年人举办教育项目；资助建立老年学，把照顾老年人职业化，培训专门护理人员。
● 在卫生方面大力宣传个人应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防止疾病的观念。支持提高老人和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以及降低医疗费用的研究项目。
● 开展专为解决职业女性
所遇到的问题的项目。这是出于保守派人士认为现代美国社会家庭解体，世风日下的看法，设法对此有所补救。
最后两项自由派人士也在进行，但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
1969年的政府税法改革中，凯洛格仍力图保住基金会资产与企业密切相连的关系，而不愿按要求分散其股份，但未获国会通过。此后，其股份就逐渐分散。
根据1999年的资料，基金会的主要兴趣一直未变，捐助项目相当集中：有一个项目称“如何让社会保险网的提供者持续下去”，做法是向若干大学和医疗机构捐款，要它们为社区、医疗和人力服务机构的合作作出示范。资助对象有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县医院、华盛顿特区医院、底特律亨利·福特医疗系统和迈阿密一家疗养院。每家400—500万美元，为期5年。还有一笔最大的捐款是给弗吉尼亚州亚立山德丽亚地方的乡村基金会，帮助其建立吸引黑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长期机制，共1847万美元，以3年为期。以上几例可以见其捐助的主要特点。
凯洛格基金会的绝大部分资助在美国国内，也有少量对国外的，主要是拉美、加勒比海和少数几个特定的非洲国家。在欧洲最大的项目是在
英国牛津大学延续教育系设立成人业余教育的基地，称“
凯洛格学院”，最近一笔捐赠是1998年捐赠1000万美元供其5年使用。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
三、 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
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Ｔｈｅ Ｄａｖｉｄ & Ｌｕｃｉｌｅ Ｐａｃｋａ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1964年。其创始人大卫·帕卡德（Ｄａｖｉｄ Ｐａｃｋａｒｄ， 1912—1996）
是休利特—帕卡德公司（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Ｃｏｍｐａｎｙ）（即今惠普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大卫·帕卡德生于科罗拉多州，自幼爱好电气，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无线电工程。后来与其同学休利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ｗｌｅｔｔ, 1913—2001)共同在加州创业，以发明和出售振荡器起家。振荡器是一种测试声音的器具，沃尔特·迪士尼是最早的主顾之一，用以测试他的卡通片的配音。1947年他们成立了休利特—帕卡德集团公司。
帕卡德深信企业经理对其员工、顾客和所在社区都负有责任，因此他率先在公司中实行当时还少见的福利制度，如灵活的工作时间、大病医疗费报销等。在公司中首创办公室开放制度，实行“咖啡谈话时间”，使经理和雇员有共同喝咖啡就问题交换意见的机会。帕卡德和休利特二人被认为是硅谷的创始人。他们创立的先进管理模式已经为世界许多企业效法，被称为“惠普（ＨＰ）管理法”。他们的公司被称为“硅谷之父”，现仍是硅谷最大的雇主之一。帕卡德不仅是企业家，还是社会活动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董，参加许多民间团体，比如
加州自然保护协会、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协会。1969—1972年间他还当过助理国防部长，并担任过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
1964年帕卡德夫妇二人建立帕卡德基金会，是家庭基金会性质。直到1976年，基金会只有一名专职工作人员，12年内给出的钱刚够100万美元。以后有了较大发展，到1995年，大卫逝世前一年，工作人员已达54人，资产25亿美元，捐出款项达
400万美元。大卫死后又将遗产60亿美元捐给基金会。基金会
现有资产100亿美元，1999年大约捐出400余万美元。董事会现有成员10人（其中4名帕氏后代），工作人员达135人，另有20名顾问。大卫去世后董事长由其女苏珊·奥尔夫人（Ｓｕｓａｎ Ｐａｃｋａｒｄ Ｏｒｒ）接任。总部及其工作都在南加州，科罗拉多州只有一个小的项目。
帕卡德基金会的
主要关注点在四个方面，都是其家族的兴趣所在：人口、环保、科学和儿童。此外还有艺术品和影片的保存、社区福利以及企业管理等。主要途径是加强对有关的个人和机构的资助，使他们能长期造福社会。1996年以前的主要成就有：
（1） 海洋博物馆和研究所。帕卡德对海洋情有独钟，认为海洋是人类在地球上未开发的最后“疆土”，于是基金会出资5500万美元设计和建造蒙特雷湾海洋博物馆，该馆现已是加州一个著名的旅游参观点，每年观众有100万—200万。同时，基金会又建立了与此相联系的海洋研究所，探测海洋的奥秘。该研究所拥有两艘船、两艘潜艇与100名工作人员，供各国海洋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研究，发展尖端海底探测技术。
（2） 鼓励青年从事理工科的学习和研究。设大学物理、化学、生物科系的青年教师博士后奖学金，迄今已给出8000万美元，鼓励大学教师在理工科方面有所建树。
（3） 儿童健康福利。捐资4000万美元建立露西·帕卡德儿童医院。露西死后，帕卡德又建立儿童未来中心，作为基金会的一部分。
（4） 教育。1953年，帕卡德设立了一个本地区的公司职工在职培训项目，使职工能业余攻读
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帕卡德夫妇与休利特对斯坦福大学的捐赠累计已达3亿美元，对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级的教学和科研高等学府起了很大作用。为纪念他们的恩师特尔曼教授，帕卡德与休利特二人捐款1230万美元在斯坦福大学设特尔曼奖学金。帕卡德去世前又捐给斯坦福7700万美元建立理工广场。
基金会从199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的项目有：
（1） 加州土地保护计划。如果发现有特殊风景的地区走向市场，基金会就与其他非营利组织一道把它买下，由非营利组织管理，免于落入开发商之手；或者就把土地交给公共机构，条件是不得用作商业性用途。这一计划得到的舆论赞扬最多，可与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水土保护项目如保卫大堤等媲美。
（2） 人口项目。在美国国内支持“生育自由”（即不反对堕胎），在欠发达国家主要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和提供帮助。工作人员派往墨西哥、菲律宾、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家。还支持在英国的计划生育国际联合会、国际保护母亲组织等。
与老一代公益家一样，帕卡德夫妇创办基金会是基于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财富的愿望。他们在其基金会中推行其价值观，并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结合起来。
帕卡德夫妇抱有这样的信念：美国最适合于此类私人出资、自愿在一些领域内起带头作用的捐赠机构。这些基金会与大学、医院、青年组织等其他民间组织一道形成美国的伟大传统，作为政府的补充，满足社会需要，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比政府更加有效。
汇集私人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能使千百万人成为捐赠者，将志愿工作者的努力纳入一定的轨道。
所以，基金会一贯致力于通过加强大学、医院等机构来增进和改善人们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文化生活、就业机会、环境和生活质量。他们据此给基金会提出了一套守则，要求董事会与员工共同遵守。这是一套既有道德理念，又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守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