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社区基金会 关于社区基金会的特点和概况，第三章已有叙述。
美国全国各地社区基金会林林总总，但是其主要资金来源不外乎两种：本地区负有声望的企
业家和以社区为家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居民。一般发起人多为当地社会名流。他们出面创办、
制定宗旨，使其有一定威望，有的还提供相当可观的启动资金。然后，其他普通公民跟进，
或作各种捐款，或立遗嘱捐遗产，数目可大可小。典型的例子如1９３０年一位公立学校教
师以
其全部遗产一万余美元捐给哈特福德基金会。还有一位远居他处的人由于曾在印第安纳波利
斯投资赚了一笔钱，听说该地成立了社区基金会，就寄来捐款３０万美元。但是除了少数特
别
成功的之外，社区基金会“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观念还不能深入人心到足以在本地区募
集足够的运作资金。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做艰苦的宣传工作。
几家有名的、历史悠久、资产雄厚的社区基金会，如纽约社区信托基金（Nｅｗ Yｏｒｋ Cｏ
ｍｍｕｎｉｔｙ Tｒｕｓｔ）、克利
夫兰社区基金会（Cleveland Community Foundation）、芝加哥社区基金会、波士顿社区基金会、印第安纳的利里社区基金会（Lｉｌｌｙ E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ｉｎ Iｎｄｉａｎａ）、密
执安的默特社区基金会（Cｈａｒｌｅｓ Sｔｅｗａｒｔ Mｏｔｔ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加上７０年
代成立的旧金山、８０年代成立
的马林（Mａｒｉｎ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等社区基金会占有了全国
资产的５０%。它们对当地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例如纽约社区信用社支持在纽约州围绕纽约
市
的三个郊区成立联合基金会，解决纽约的能源、市政建设和犯罪等一系列问题，确实起到了
市政府起不了的作用。它们还可以成为“种子”，带动当地发展出许多小的社区基金会。有
时大公司与若干社区基金会联手促进当地的福利事业。那些小的、零散的作用更是不胜枚举
，例如小区的居民集资改善本区的下水道，或为加强安全保卫而雇用警察，或为本区的学校捐
助礼堂等等。捐赠者与基金会的决策无关，这是社区基金会比私人基金会具有更大
的公共性的特点之一。但情况也不完全如此，为了吸引可能自己成立家庭基金会的资金或遗
产，不少社区基金会设立捐赠者意向基金（ｄｏｎｏｒａｄｖｉｓｅｄ ｆｕｎｄｓ），
即捐款人可以指
定某一笔钱的用途，由基金会代其操作。例如有人因亲人死于癌症，在本社区捐款建立癌症
研究所，或有人立遗嘱将遗产用于资助芭蕾舞团等等。①
一、 发展历史
１. １９１４—１９２９年
最早的社区基金会成立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其特殊背景是克利夫兰的基督教的领导层决
心把教会的活动与一般慈善活动分开，为此，于１９１１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大克利夫兰
教会联合会”，后来改名为“大克利夫兰教会联系理事会”来协调各教会的慈善募捐活动。
此前，犹太教联合会也已经部分实施这一做法，天主教联合会也于１９１９年照此办理。克利夫兰商会于１９１３年带头成立了“慈善与公益事业联合会”，主要监管本地区非宗教性
的
公益活动，并从事必要的集资。与宗教界领袖不同，作为企业界人士，他们强调专业性和企业化管理，而不是宗教献身精神。
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１４年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为了社区基金会的鼻祖和榜样。由于这一事物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水到渠成出现的，因此在全国各地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以中西部和东北部接受最快。中西部是因为其公民文化特别适合，东北部是因为公益事业发达最早而最有基础。１９２０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协助办理基金会事宜。克利夫兰基金会进行社会调查的工作方式在中西部许多城市也得到了仿效。例如芝加哥哈里斯信托投资与储蓄银行的老板哈里斯父子于１９１５年出资建立了社区信托基金并负担其初期费用，同时发起进行一项关于“芝加哥的美国化服务”情况调查，这是当时争议很大的关于移民归化的问题。这项调查使该基金会在当地名声大振。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间，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其他许多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涉及题材很广，如青年女工的住房、儿童的家庭照顾、监狱条件等问题。
在东北地区，由于已经有公益事业的基础，社区基金会被当作私人基金会的一种运作机制。
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社区信托基金。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２３年，其第一任会长就是克利夫兰基金会的创办人弗雷德里克·戈夫（Fredrick H. Goff）的特别助
理拉夫·海斯（Rａｌｐｈ Hａｙｅｓ）；其运作方式与克利夫兰基金会不同，着重在收集和管理用于某种特殊目的的资金，但使用范围不限于纽约；捐赠者可以指定用途，由基金会运作，通常有一定年限。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已经有许多现成的组织，因此这里的社区基金会更多地通过资助其他组织进行工作，例如哈特福德基金会支持“社会代理机构理事会”（C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Sｏｃｉａｌ Aｇｅｎｃｉｅｓ）进行多项社会调查。到１９３０年时，“波士顿常设慈善基金会”资助的私
人组织达１１７个，拨款达２０万美元，其重要的作用是协调波士顿及其邻近地区的多种私人慈善组织的工作。它要求接受其援助的组织都要把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社区工作联系起来考虑，并且采取统一的会计制度。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大萧条及二战以后
２. 大萧条及二战以后１９２９年以后的大萧条对社区基金会打击很大。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人破产，即使略有余钱的也缺乏安全感，不敢慷慨解囊，还有就是银行失去信用。１９３３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下属的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停止工作。银行家在社会上也不再是可信赖的公众领袖形象。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３９年成立了９１个社区基金会，到１９４９年名义上还存在的有６６家，而资金达到起码的运作水平２０万美元的只有３５家。②二战结束后，社区基金会又逐步有所复兴。此时与战前的情况有很大改变：（１） 政府承担的福利部分大幅度增加，机制和制度日趋完善；（２） 劳工权利增加，工人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和保障，因而对社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质和量方面都有所变化，同时他们也开始有能力进行捐助；（３） 二战的经历使美国人爱国主义意识加强，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隔阂，也加强了共同建设社区的集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既多了资金来源，又有了更大的需求，因而有新的发展。在管理上不再依靠银行，而是依靠所谓“社区规划领导”，为此单独成立了独立的社区福利基金会与信托投资全国委员会。在２０年代就已开始但未能发展的“社区金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ｅｓｔｓ）在新的条件下兴旺起来，成为社区基金会一种普遍的集资方式，代替过去的银行的功能。另外一些基金会不采取这种做法而宁愿自己独立募款、独立经营、自己决定项目而不是通过已有的组织进行，例如匹兹堡、费城和１９４９年成立的旧金山基金会等。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这一时期社区基金会有长足发展，到１９６０年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比较富裕的城市社区基金会几乎成为控制社区生活的私人机构的核心。
３.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的变革社区基金会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在数目上和总的资产上都达到高峰，以后大约有１５年的相对停滞期，到８０年代又发展起来。６０年代停滞的原因是新的形势变化迫使社区基金会有较大的变革和改组。那个时期是美国要求平等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大家都很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如妇女解放、黑人抗议、扶植贫困，以及新的社会问题如大规模的新移民、环境污染、犯罪率升高等等。旧的社区福利工作的内容和观念都已不能适应，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其中一些大的基金会因财力充足、独立性较大（不受捐赠者和受援者的制约）、有较强的领导和工作班子，很快转变工作方向适应了新形势，而多数小的基金会就无力迅速完成这一转变。前几章提到福特基金会６０年代在社会改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社区基金会向关注社会改良方面转变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特在思想上的影响和在财力上的帮助。例如最早转变的堪萨斯市信用社与基金会协会就具备上述有利条件：拥有１２００万美元资产（１９６１年），有一位强有力的主任，并得到福特基金会１２５万美元的项目资助。其运作方式是开放式的，通过资助其他组织进行工作。这种方式随后在其他地方也推广开去。如芝加哥社区信用社、西海岸旧金山基金会、东海岸波士顿基金会都以不同的方案贯彻这一开放的工作方式，推动本地区社会改良工作。这一转型在获得赞同的同时也引来批评。在一个时期内变革使一部分传统的捐赠人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感到新的基金会扩大了的目标与自己的期望距离较远，为数不少的中产阶层白人散户对于强调扶助黑人的主题还不能接受，而且由于大规模的项目增加，大企业主的大笔捐赠处于中心地位，散户们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从而削弱了那种传统的集体主人翁感。再加以客观上７０年代初期出现的滞胀，使股票价格跟不上通货膨胀，因此一段时期社区基金会的资产规模呈停滞状态，发展受到限制。１９６９年税法改革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多年国会辩论和舆论的关注对私人基金会加强了限制，相对说来，对社区基金会比较宽松，因为后者有比较容易受监督的领导机构和专业工作人员。到１９７６年具体落实该税法涉及基金会的条例出台后，对社区基金会的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比私人基金会明显宽松：其捐赠人可以享受更大幅度的减税；对赞助对象限制较少，可以包括个人、未注册的团体，甚至某些盈利性项目；没有每年最低捐助额的限制，这样便于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掌握拨款的最佳时机；政府有关部门对它的审查也较松，免去繁琐的报告程序。另外，全国性的私人大基金会如福特等也把推动社区基金会实现某些社会改良项目纳入其工作，提供资金和咨询。因此，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社区基金会又有较大的发展。７０年代，默特基金会提出四大宗旨成为社区基金会普遍的工作内容：
（１） 建立接收经常性的不加限制的捐款制度；（２） 对随时出现的、经常变化的社区需求作出回应；（３） 为兴趣不同的捐赠者提供渠道和服务；（４） 在社区中起资源提供者、经纪人和触媒的作用。③在有些公益家心目中社区基金会等同于民间立法机构，可以确定本社区的工作重点，安排日程，起到地方政府所不能起的作用。实际上，６０年前，克利夫兰基金会创办伊始就开始的社会调查工作也是指向这一目标，不过当时没有条件大规模普及。
二、 个案例证（一） 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１９１４年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总裁弗雷德里克·戈夫发起成立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C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被认为是社区基金会的先驱，戈夫本人也有“社区基金会之父”之称。因为他首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公益机构的模式，这一模式也有别于其他同时兴起的私人基金会。戈夫本人是学法律出身，曾任老洛克菲勒的法律顾问，对塞奇等基金会也很有研究，吸收了很多大基金会的经验，但是他创办的社区基金会又与之有鲜明的区别。戈夫规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的性质是“私营的无教派的为公共事业服务的组织”，强调灵活性和超越信仰的合作，资金应用于“最好地改善克利夫兰地区居民的精神、道德和物质水平，不论其种族、肤色和信仰”④。他一开始提出两个具体目标：
第一，在集资方面要有经常性的捐赠，而不是每年进行募捐活动；第二，在花钱方面要建立有代表性的组织来负责。接下来正式成立了分配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两名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推选，其余三名由克利夫兰市市长、区法院高级法官和基金会所在地库亚霍加县的遗嘱检验法官各推举一人。在完成法律和组织手续之后，戈夫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颇具规模的调查，涉及救济机构、公立学校、娱乐、刑事司法等方面。他使用信托公司和他私人的钱聘请高水平的专家从事这项工作。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伯恩斯（AｌｌｅｎT. Bｕｒｎｓ），他曾领导塞奇基金会著名的匹兹堡调查小组多年，调查产钢地区的劳工状况，并提出建议。在他领导的克利夫兰调查小组中还有后来成为小罗斯福智囊团成员的政治学教授雷蒙·默里（Rａｙｍｏｎｄ Mｏｌｅｙ）等许多全国知名的专家，并得到诸如慈善联合会、公立学校系统和律师协会等组织的合作。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使公众了解现状从而引发他们要改变某些现状的要求。调查组认为，不论是学校、居民管理机构还是法院，一旦知道公众要求改变现状，就会努力试图改变。通过这种调查，社区基金会对捐赠方有了吸引力，并在全社区建立起了威信，也就是使双方都相信这一新事物能对症下药地改善本社区的条件。在资金管理方面，早期的社区基金会都是委托一家或数家银行管理的。克利夫兰基金会本是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创办的，其资金就由该公司管理，设专门的部门和账户，并有专人负责业务咨询。基金会成立以后的近４０年中，大体上沿用根据各方申请拨款的老模式。但是随着美国中部地区作为老工业区的衰落，克利夫兰市在经济上也日益败落下来，人口减少，贫困增加，污染严重，种族问题尖锐化，民权运动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基金会也有难以为继之势。与许多基金会一样，它经历了革新和复兴的过程，并得力于几个强有力的负责人，其中之一是诺顿（Jａｍｅｓ Nｏｒｔｏｎ，又名Dｏｌｐｈ Nｏｒｔｏｎ）。诺顿于１９４９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南方一些大学任教，１９６２年到克利夫兰基金会任执行主任。他一上任就着手改革，在福特基金会领导人的鼓励和资助下，进行彻底改组，成立了“大克利夫兰联合基金会”（Tｈｅ Gｒｅａｔｅｒ C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A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下简称“克联”）。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
“克联”的宗旨为：鼓励对社区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制定就这些方案采取行动的优先次序；资助就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的研究、探索、试验以及其他项目；向那些缺乏专业支持、在困难条件下运作的信用社和基金会提供专业工作人员。诺顿的整顿措施之一是建立管理制度和雇用专职工作班子。这对现在的大多数基金会说来是当然之事，但在当时的社区基金会却是新事物。他先创造了实习生制度，即从外面各种机构中聘用不同专业的人员，在基金会轮流实习一年。这样，既开辟了人力资源，又使基金会得以吸收各种新的思想和经验，改变闭塞状况。另外，“克联”成为在这一大地区范围内通过民主机制来确定基金会的目标和妥善使用其资金的协调组织，几乎与一级政府有相同的功能。在实践中，诺顿和他的同事们利用“克联”建立与当地企业家的联系，并且第一次与黑人社区的领袖联系，直面种族隔离、公立教育缺失、就业机会不足、青少年犯罪以及其他棘手的城市问题，并提出了积极的行动方案。几年以后，福特基金会实施资助鼓励黑人选民登记运动，“克联”也从中争取到对本地区黑人选举的资助，结果１９６７年斯托克斯（Cａｒｌ Sｔｏｋｅｓ）当选为克利夫兰第一任黑人市长。“克联”又对他实施的项目给予资助，而且第一年捐款６８０００美元供他聘用一名公关顾问。此外，“克联”还推动各种企业和社区机构制定和实施本市经济开发计划，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克联”于１９６７年并入克利夫兰基金会，诺顿继续担任执行主任至１９７３年。诺顿对社区基金会应起的作用和管理机制的一套想法，例如带头性、开放性、多样性、要对新事物承担一定的风险以及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人员等等，逐步为其他社区基金会所采用，现已成为社区基金会通常的运作模式。因此他有社区基金会先锋之称。１９７４年，沃兹沃思（Hｏｍｅｒ Wａｄｓｗｏｒｔｈ）接替诺顿成为基金会主任。在他任内，基金会有较大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健康、教育、社会服务等项目外，增加了对文化艺术的资助，并首次聘用了艺术项目负责人。到那时为止，克利夫兰地区长久性的博物馆、交响乐团、剧院和社区跨文化剧院，还是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间建立的。７０年代在克利夫兰基金会开始了“第二轮艺术浪潮”活动，首先是于１９７５年捐赠１２万美元成立克利夫兰芭蕾舞团。从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间，基金会平均每年在艺术方面的捐助为８２.５万美元。
但是对于众多新老非营利的艺术团体来说，这一数字是远远不够的。为了避免向无底洞中投钱，并避免捐赠对象的依赖性，基金会采取了几种做法：其一，给一些团体“种子基金”，然后以各种方式协助它们作长期规划和经营管理；其二，请企业家作艺术团体的顾问团，向其负责人和艺术经纪人传授经营之道，与此同时，使企业家们对艺术界有所了解，体会到它们对本地区的重要性，从而为之慷慨解囊；其三，推动“挑战捐赠”，就是有关团体在申请资助时承诺自己按一定比例筹到相应的款项。一个成功的例子是，１９７８年克利夫兰基金会帮助本地区７家原来相互没有接触的艺术团体组成非正式的联合体，各自制定５年计划的预算，按１∶３的比例向国家艺术基金申请“挑战资助”（即国家基金每捐１美元，自谋３美元）。７团体联合提出的申请共２１４.８万美元，自己集资近７００万美元，结果都实现了，其中大部分来自当地企业界。这一成功事例大大促进了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从此打开了公司的钱柜”⑤。在以上成绩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协调、组织和说服工作，基金会促成了克利夫兰戏剧广场中心的修建计划，包括几家俄亥俄州最大的剧院和剧场的恢复修建计划，预算共３７００万美元。１９８０年克利夫兰基金会带头捐资７１万美元，以后５０家大企业共捐资１１００万美元，联邦政府拨款３５０万美元，克利夫兰县匹配同样数目的款项，俄亥俄州政府拨３７５万美元，其余由１１家基金会和数百名个人捐款得来。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８年，克利夫兰著名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和俄亥俄大湖节日表演团都有了自己的演出基地，开始稳步发展，美国各地和国外的著名艺术团也来此演出，使这一地区在艺术上重现辉煌。截至１９９８年底，克利夫兰基金会的资产为１４.５９３４６亿万美元，列排行榜第３０名。⑥
（二） 代顿基金会⑦代顿基金会（The Dａｙｔｏｎ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１９２１年，发起人是牧师和社会工作者加兰（D. Fｒａｎｋ Gａｒｌａｎｄ）。他希望以克利夫兰基金会为榜样，建立一种机制使有意捐赠者的慈善意图得到最有效的、长期的实施。俄亥俄州代顿市是美国早期中西部工业基地之一，莱特兄弟的飞机工业即发迹于此。通用汽车公司和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Nａｔｉｏｎａｌ Cａｓｈ Rｅｇｉｓｔｅｒ）两家大公司是该市的支柱，雇用了大量待遇相对优厚的职工，造就了一时的繁荣。加兰的想法得到了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创办人、著名的有革新思想的企业家帕特森（Jｏｈｎ H. Pａｔｔｅｒｓｏｎ）的支持，“思想与财富相结合”，代顿社区基金会于是诞生。帕特森家族共出资２５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开始规模不大，首要宗旨是“援助最需要的人”，头两笔捐赠是给一家小儿麻痹疗养中心和一家孤儿院。除“最需要的人”之外，二三十年代的资助领域一部分是直接地“鼓励有益的工作”，如新成立的代顿艺术学院及其举办的一系列音乐会，直至１９３３年代顿交响乐团的成立；另一部分是加强社区领导，其中主要对象之一是代顿研究协会，其主要工作是研究税收问题和评估市政府的工作。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２７年对该地区的蒙哥马里县选举委员会的调查，因为该委员会工作不力，且有受３K党影响之嫌。代顿研究协会的工作有助于全社区更好地监督选举工作，间接地也对种族主义有所制约。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给基金会的发展带来困难。１９３９年左右在这一地区存在的９１家社区基金会在后来１０年中关闭了２５家，所以代顿基金会能维持下来已是一大成绩。它还在大萧条期间尽其所能贯彻其“援助最需要的人”的宗旨，例如负担公立免费牙科门诊，在二战期间负担７００名父亲在军队、母亲在工厂、无人照管的儿童课外活动的费用等等。二战以后，基金会继续支持对本社区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有些成果有深远影响，例如辛克莱（Sｉｎｃｌａｉｒ）社区大学在１９６１年曾一度处于难以为继的十字路口，经过基金会资助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它的方向：重点教授就业机会比较强的学科，以后果然兴旺发达，现在不但是代顿地区有名的社区大学，而且它的一套既培养专科实用人才，又与正规大学衔接的制度已成为美国社区大学的典范之一。６０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制造业开始萎缩，代顿市在调整中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失去了昔日的繁荣。代顿基金会也随之萎缩，因为社区的居民失去信心，减少了对本地的关心，捐赠自然下降。更突出的问题是种族问题造成的教育危机。代顿市原来种族隔离比较鲜明，７０年代开始用校车送学童消除种族隔离的做法引起当地严重的争议和冲突，白人家庭纷纷搬离市区，致使学生数目急剧下降，从而导致教师失业，整个教育界士气低落。另外，在７０年代以前，代顿的主要事业经费相当大的部分依靠联邦政府拨款。７０年代由于经济进入滞胀，这部分经费来源逐渐枯竭，此时代顿基金会在自身复兴的同时填补了这一空缺。有两个客观因素促成了代顿基金会的复兴和发展：一是经济开始走出谷底；二是消灭种族隔离已经成为全国的法律，反对的势头逐渐平息，当地的社会主流重新愿意为振兴教育出资，市议会通过新的增加教育税法，受到企业家支持，教育开始好转。而对基金会的转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１９７９年任董事长的史密斯（F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C. Sｍｉｔｈ）。他看到了使“沉睡”的基金会重新发挥作用的时机：正在复兴的企业界企图为教育事业出力，需要一个运作机制，而当地最大的校区也需要这种支援的渠道。基金会需要找到有意义的用武之地，而这一领域正好可以大有作为。他说服董事会，聘请了一位与他想法一致、对代顿情况熟悉、有社会基础、有管理经验的主任巴腾斯坦（F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B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这是基金会第一位全职执行主任。他们二人进行系列午餐会促进企业界、教育界以及其他潜在的捐赠者和接受方的沟通；又于１９８２年建立代顿储蓄金库，接受个人小额捐赠，无论数目多小，来者不拒；１９８５年成立了“代顿—蒙哥马利县公共教育基金”，由代顿基金会管理。这样，在９年期间，基金会的资产从６００万美元增至４５００万美元。从１９７２年起，基金会的董事会开始向黑人和妇女开放，管理和观念进一步民主化。到１９８８年，经过调查，认为可以在黑人居民中开放捐赠来源，于是又设立“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基金”，由基金会先出第一笔“挑战赠金”５万美元。这一基金完全由黑人管理，按与代顿基金会匹配５０％的原则完全由黑人捐赠，到１９９６年资产达１００万美元。随着资产的增加，基金会的作用也有所扩大，在当地的威望日益提高。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社区基金会的大州
在史密斯领导下，它成为联合社区各方人士研究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媒介。他们关注的首要的领域还是教育。在这方面一项有全国影响的贡献是：在８０年代美国全国教育改革浪潮中一份引起全国注意、历数全国教育滑坡现象的著名报告《国家危矣》（A Nａｔｉｏｎ ａｔ Rｉｓｋ）就是代顿的研究报告之一。代顿的这一举动不但得到当地的支持，一开始在募集资金方面比较顺利，而且得到全国公共教育基金会的关注，也曾给予资助。“代顿—蒙哥马利县公共教育基金”以发展公共教育为其中心工作。负责此项工作的都是有经验、有创意的专门人员。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提供讨论教育的论坛，吸引本社区对教育的关注，组织报告会、讨论会等，形成各方人士得以就教育问题交流看法的讲坛。在俄亥俄州议会就某项有关教育的措施进行立法讨论时，可以提供专业咨询、帮助组织各种讨论会权衡利弊，以及帮助各学校做宣传公关工作等，促使通过有利于发展教育的立法。在公共教育中最有创造性和最成功的是“课堂项目”资助。这是给教师个人的，凡教师有新的教学计划而不能从本校获得所需经费者皆可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每项计划最高可得５００美元补助，而且不通过任何中介，直接把钱付给教师本人。基金会这一创意的主导思想是认为促进公共教育的事业要获得成功，首先要对教师有吸引力。如果教师对此不感兴趣则将一事无成。果然这一项目大大鼓舞教师的士气，促成了许多改进教学的建议和实验。以后这一项目发展到资助中小学校长的新计划，也很成功。从鼓励教师改进工作派生出来的是优秀教师奖励计划，每年给１０个校区各１０００美元奖金，奖励教学突出的优秀教师，并在一定场合予以公开表扬。起初这一措施引起教师工会和教学行政当局两方面的疑虑，后确定了由教师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的制度，平息了争议，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巴腾斯坦总结教育基金的三项主要成果是：１９８８年６月，代顿的选民不但以绝对多数通过延长１９８３年的教育税，还通过了９５０万美元的新增税；代顿当选为全国5个校区之一，参加另一家基金会——安妮·凯西基金会——发起的“创造新的未来”项目，将在５年内在代顿花费２１００万美元，用于协调对“前途危险”的少年的工作；代顿市能够聘用并留住一位全国知名的学监，原因之一是基金会能使这位学监绕过许多官僚手续，直接与本地区的领导接谈。进入９０年代，在新任董事长丹尼斯（Tｏｍ Dａｎｉｓ）和会长（前称“执行主任”）墨菲（Dａｒｒｅｌｌ Mｕｒｐｈｙ）领导下，基金会基础进一步扩大。管理委员会由９人增至１５人，下属十几个基金资讯委员会，有来自本地区各个居民区和各界的３００名代表参加，成为名副其实的社区基金会。它的功能完全是媒介和代理，一方面传递需求的信息，另一方面为捐赠者代为管理和使用资金。它规定了各种生前、死后、长期、短期的捐赠方式，捐款人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从授权基金会酌情处理，到每年都自己指定具体项目均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可提供各种咨询，并在现行法律中尽量为其争取最佳的免税条件。基金会还向各种非营利机构传授集资的技能和代为管理经营其所募得的资金。９０年代的主要关注点是失学儿童和失业问题。一项比较成功的项目是帮助靠福利金生活者就业，其做法是：由基金会出一笔“匹配资金”，会同当地政府及其他方面共同集资建造了一幢大楼，成为新就业中心，其中有供各种职业培训上课用的课堂、报告厅和演出厅，也有大量的办公室租给全市各种用人机构（包括政府单位和私人公司）作为招工办公室。这样，求职者和招工者可以有一个沟通供需信息的中心，大大节省了奔波的时间和费用。任何单位都可租用场地作短期职业培训。基金会本身很快就可以从租金中收回建设资金。截至２００１年，代顿基金会的资产已有２.３亿美元。⑧
（三） 加州的几个基金会加州是社区基金会的大州。全州共有３０００个各种类型的基金会，每年捐给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为１２亿美元，其覆盖领域有：教育、医疗、服务、艺术、环境等。其中有著名的私人基金会如帕卡德、欧文、哈斯等；随着现代高科技产业的发达，也出现了一批公司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中大的起骨干作用的有２５家，分散的小的有２５００家。１９６５年成立了北加州捐献者协会（Nｏｒｔｈｅｒｎ C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Gｒａｎｔｍａｋｅｒｓ, 以下简称NCG），是本地区基金会和其他捐献者的协会，旨在协调各基金会的合作，并帮助他们了解本地区的问题。现在该组织联系和支持的公益组织有１４０家，其捐资的总数每年约１０亿美元。其董事会组织成员有：旧金山基金会、加州福祉基金会、加州保健基金会、加州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圣克鲁斯社区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妇女基金会、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哥伦比亚基金会、所不拉脱家庭基金会、海伊—斯卡提那基金会、罗森堡基金会、利维·斯特劳斯基金会、花旗银行政府与社区关系组织。协会的任务有二：一是提高公益事业的效能；二是加强公益组织及其所投资的非营利组织、政府、企业、媒体、学术界和公众的联系，同时提供各基金会交流的讲坛。这种交流合作可以产生联合资助的有深远影响的大项目。１９９８年的项目清单中有：●艾滋病专题小组：包括防治、公共政策、重新制定战略、宣传讲坛等；● 艺术贷款基金：帮助中小艺术团体渡过暂时难关；● 紧急基金委员会：为非营利服务组织提供短期应急无息贷款；● 北加州公民地位计划：帮助合法移民申请加州公民地位，并协助和鼓励他们参与本州公民活动；● 北加州全国服务专题小组：为北加州向全国匹配资金捐献者提供中介途径；● 共享基金季节：NCG与《旧金山纪事报》以及几百个非营利团体和９个县的社会服务部门合作，为需要者提供紧急住房以及其他低收入和老弱病残者的急需；● 青年暑期计划：提供小量捐助以丰富和提高湾区３０万青少年的暑期生活。⑨以下分别介绍几家社区基金会。１. 加利福尼亚社区基金会加利福尼亚社区基金会（C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CCF）成立于１９１５年，为克利夫兰之后的第二家社区基金会，其创办人为洛杉矶银行家萨托里（Jｏｓｅｐｈ Sａｒｔｏｒｉ），也是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创办人戈夫的好友。不过该基金会在很长期内只作小型捐款，不为社会所重视。基金会成立６５年累积资产只有１７００万美元，到１９８０年才进行彻底改组，一跃成为全美国知名的有特色的社区基金会，并自成一种典型。其转折是起因于基金会理事会的一名负责人谢克里（Jａｃｋ Sｈａｋｅｌｙ）的一篇文章，批评CCF常年工作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因而没有起色，并以之与旧金山基金会作对比。当时的CCF管理委员会会长就把谢克里请到洛杉矶来，说服管理委员会聘他为CCF的执行主任。谢克里上任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拉美裔移民问题上。因为加州，特别是南加州是墨西哥和其他拉美移民集中的地方，他们对建设加州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加州既需要拉美的劳动力，又担心大量移民带来的问题。随着美国经济繁荣或不景气，对移民的政策也时松时紧，政策紧时，非法移民的数量就大大增加，造成更严重的问题。１９８６年，国会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一方面增加边境巡逻，杜绝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对自１９８２年以来连续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实行特赦，允许其成为合法居民。这部法律基本上涉及的是墨西哥移民。谢克里过去曾参加和平队到哥斯达黎加工作，对拉美比较熟悉。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预测，到２０１０年６０%的加州居民将是少数族裔，其中２/３是拉美裔。由于实际上非法移民是无法杜绝的，大量此类移民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险之类的福利。所以，谢克里及其同事认为新移民法的通过给了CCF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洛杉矶发挥巨大的作用。其工作有以下内容：经常召开拉美裔居民代表和企业家、私人基金会的座谈会，以了解需求；设立各种帮助拉美裔居民的基金，例如建立专为难民服务的免费医疗中心、资助学校、资助艺术家等；对根据新移民法可以转为合法的拉美移民所需的申请费用给予资助；资助一份最大的西班牙语日报《民意》。CCF一项重要的创举是建立新美国人基金（Fｕｎｄｆｏｒ Nｅｗ Aｍｅｒｉｃａｎｓ）。这是谢克里的创意，这个基金与一般赠款的做法不同，是采取贷款方式。谢克里认为这样做与单纯赠与相比，其好处是：一方面基金会的有限资金得以回收，另一方面使接受者有自尊，感到受到信任，并且通过正常途径很快融入社会生活的主流。但由于这一做法很不寻常，因此阻力很大。通过谢克里的努力，ＣＣＦ首先找到了加州太平洋保险银行同意合作，然后说服董事会先拨款５０万美元。CCF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拨款是１５万美元，所以要董事会通过这一方案也颇费唇舌。谢克里根据自己的计算，得出需要１００万美元方能满足所有移民的需求。其余５０万美元则通过向其他非营利机构募捐凑足。具体做法是把１００万美元资金存入太平洋保险银行，由银行负责培训人员向应该转化身份的移民宣传解释贷款的意义、帮助其填写申请表、审查其是否符合条件，然后以１０%的低利给家家或个人发放贷款，两年以后归还。在实践中最难的部分是贷款部分。ＣＣＦ于１９８７年７月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启动这一项目，并委托若干家非营利机构代为办理申请事宜。但是开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申请者寥寥。原因一是规定的申请人资格条件过于苛刻，不符合移民的实际状况（例如对其偿还能力的估计等）；二是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许多拉美人不习惯向银行等机构借款，而习惯于朋友间互借；三是不少移民有种种顾虑，不愿如实回答表格所设计的过细的调查问题。经过调查研究，CCF调整了贷款条件，加强了宣传，到后期申请才开始踊跃起来。到一年期满截止时，共发放１６０６项贷款，总计５３８４００美元，比原来预计的３０００—６０００项相差甚远。所筹得的资金尚余６０万美元，一部分退还原捐赠者，另一部分留下转入其他项目。这次尝试就直接效果而言，被认为成功和失败参半。原因主要是经验不足，对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和移民的心理估计不足；并且美国当时在中美洲的政策是一个在国内有争议的问题，许多非法移民是为政治所迫，CCF的做法是以承认新移民法为前提的，这本身就不为一部分拉美流亡者所接受等等。但是就已经接受贷款的部分来说，效果是成功的，数目虽小，却是雪中送炭，后来的归还率大大超出预期。对基金会而言，这是一次成功的创新，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资助方式，而且为以后此类大额拨款开了先例。后来，CCF又为社区一项艾滋病项目捐款５０万美元，与福特基金会相同。⑩２. 旧金山基金会旧金山基金会（The Sａｎ F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成立于１９４８年。到８０年代，它与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和纽约信托基金并列为最大的三家社区基金会，当时资产有４亿美元。它的章程规定范围为湾区的几个县市。章程上还规定，如果捐赠者的意愿“不可能、不实际、不必要或不适宜执行”，则基金会的分配委员会有责任修改基金会的条件。这样就使基金会有一定的灵活性，不像有些社区基金会那样受制于捐赠者的指示。它早期主要资助本社区的社会福利，后来逐步扩大范围，涉及机会平等、住房、就业、法律帮助、教育、环保和发展居民组织等领域。７０年代后换了执行主任，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支持反对在加州沿海钻油井的诉讼、在住房和就业方面进行反歧视的斗争，争取改善监狱条件等。７０年代以后，这一地区是美国新的发展地区，居民成分、文化、生活方式等特别多样化，问题和机会都属前沿性质，基金会的工作也反映了这一特色。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硅谷社区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
３. 硅谷社区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C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F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Sｉｌｉｃａｎ Vａｌｌｅｙ）是近年来随着硅谷的兴起而兴起的基金会。它并非是完全新的基金会，最早成立于１９５４年，启动资金５０万美元。不过长期以来没有很大作为，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该基金会真正发展起来，产生较大影响是在１９８０年之后，也就是硅谷作为电脑基地繁荣起来之后。在新的形势下，硅谷居民陡增，出现许多新问题，于是当地人想起利用现成的社区基金会，给它注入新的活力。首先向当地大私人基金会休利特—帕卡德基金会请求帮助，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９年，资金发展到１０００万美元，于１９８９年底第一次聘用了一名专职主任。基金会的发展是与硅谷的发展同步的。一方面有许多新富，手中的钱需要有个值得的去处；另一方面又出现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还有减免税的吸引力。到１９９８年基金会资产已达２.５亿美元，年支出大约７０００万美元。其捐献有两类性质，一是捐款者指定用途，一是无限制的。前者多为个人，后者多为公司企业捐赠。资金数量虽然不少，但却是本地区惟一的一家社区基金会，而且其中７０%的捐助是捐款人指定用途，所以工作范围只限于本地区，无力顾及全国性的问题。与其他社区基金会一样，硅谷社区基金会主要工作还是面向社区群众，帮助困难户通过自立走出困境。不过根据硅谷的特点，高科技服务处于首要地位。许多捐款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愿意为学校建设科技项目。有一个情况是，硅谷虽然以高收入著称，但是还有为数不少的低收入非科技人员，即各类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由于此地物价与房租高于其他地区，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活特别困难，所以特别需要帮助。整个硅谷社区现有１２０万人口，比旧金山还大，在加州位于第三。许多人在这里工作，但住不起房子，只能每天跑长途上班。根据硅谷的物价水平，一个单身汉的最低工资应该是１５美元/小时。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提高最低工资的活动，资助民间团体向议会游说，截至１９９９年，妥协在８美元/小时。又如许多人得不到医疗保险。基金会于９０年代初出资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保险公司提出建议，与他们磋商，最后就一项可行的计划达成协议，由他们去实行。作为基金会，它的关注面比较广，一般不资助个别学者就某个问题写书或报告。但是捐款人指定用途的款项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对美国与朝鲜的关系感兴趣，基金会就帮他到大学找这方面的专家作研究。这种特殊关怀五花八门，例如有人特别担心土地盐碱化威胁地球的未来，于是捐款专门研究防止土地盐碱化；有人捐款研究糖尿病；有人要在埃塞俄比亚建一所医学图书馆，基金会帮他找一个与该国政府关系好的人士落实此事；还有人甚至要出钱在北极建立研究中心。他们之所以不直接给捐助对象而要通过基金会，主要就是因为给基金会的捐款可以免税，并且可以取得必要的服务。随着硅谷的急剧繁荣，捐款也可望大幅度上升，但是个人色彩也会更浓，因为发财的年龄越来越低。该基金会的工作方式也与其他社区基金会大致相同，主要是发现与群众切身相关的问题，组织讨论，共同找出解决办法，提供服务和资讯，包括资助研究机构就有关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以一项资助儿童的活动为例：基金会拨款２.５亿美元，要青少年们自己决定用途。青少年们自己聚集了３０个青少年组织填写申请。结果提出要求建一个游乐场和举办一次音乐会，资金不足部分由基金会组织他们自己课余工作填补，例如其中一组为老年人洗内衣。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既培养了青少年们对社区的责任感，又满足了他们游乐的要求。在硅谷社区基金会管理下有以下多种基金：● 一般目的基金：这是多种基金中最为灵活的。捐款人不指定特殊用途，由硅谷社区基金会管理人员根据每个时期社区的需要决定用途，可以是解决燃眉之急，也可以是为长远的福利着想。● 特殊关注领域基金：捐款人可指定一个领域，如教育、环境、艺术、青年等，然后委托基金会人员确定在本领域内的具体项目。● 捐款人意图基金：由捐款人指定捐赠对象，如果需要，基金会人员可提供咨询或建议。此类捐款省去许多手续和管理成本，一般持续捐款人一生，也可延续到下一代。●学者基金：捐款人可创立一项学者基金以完成某个特定的教育目标，支持与自己有关系的学校或其他学校，捐款人可以参与选择过程。● 指定基金：捐款人指定受惠组织、事业或个人。这是一次性的捐献，但可以启动一项持续性的每年捐一定数目的项目。●支持组织机构：捐款人与硅谷社区基金会合作建立某种组织，由基金会在一个独立的董事会领导下进行管理。如果捐款人意欲成就一项跨越几代人的事业，也可以捐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成立有关组织。● 公司伙伴：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协助捐款人的公司建立并管理一项公司公益事业。基金会已经与硅谷地区的许多公司有过许多此类合作，提供各种服务。１９９８年基金会根据对本社区的居民和捐资者的问卷和采访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该社区有８０％以上家庭作慈善捐献，高于美国的平均数。总的捐资数约占年收入２％强，与全国平均相同。关于捐献的动机，最普遍的是公民义务感和道义责任感。具体的说法有：硅谷是一个有很多发展机会的地区，自己愿意对它的发展有所参与；对社区作出回报，并期待能影响其变化是一种乐趣。有人明确表示，如果你相信资本主义，不希望靠政府解决问题，那么私人捐献和“志愿主义”就是题中之义。还有人表示，当代硅谷的居民其实离野蛮只隔了一代，必须把主要的原则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才能推进文明，否则就只有沦于极端傲慢和贪婪。另外许多人都愿对某种创新作出贡献，各自选择不同的关注点。基金会总结硅谷地区有利于基金会发展的条件是：居民对社区的价值有较强的信仰，多数家庭有捐赠的习惯；对社区抱有较高期望，希望有所改善，不安于现状；有强烈的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社会的欲望；本地区经济具有较强的增加财富的能力，从而创造扩大捐赠的机会，例如股票增值等等。不利条件是：居民独立意志较强，难以接受基金会的意见；由于是新的社区，缺少公益事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和志愿工作者；居民来自各方，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是缺乏捐赠和慈善行为传统的，许多富有之家属于低捐赠户；还有一部分捐款流出本社区。据基金会的负责人解释，造成以上不利条件的原因是：硅谷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且流动性较大，对本地区缺乏归属感，不像其他传统的社区居民那样有较强的建设家园的观念，因此向基金会捐款没有那么积极。不少人有了余钱寄回故乡，例如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就是如此。但是所有的人对子女的教育都关心，基金会就以募集教育资金为重点，设立奖学金也是一项受欢迎的工作。另一项特殊工作是促进文化融合与参与。由于硅谷人员的国籍和种族特别多样化，文化背景各异，居民之间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和适应成为需要注意的问题。硅谷社区基金会自己确定的７点“给予和志愿精神的硅谷文化”概括了该基金会的共性和特性：● 我们相信将所得返回社区至关重要；● 我们像社区的投资者一样思想和行动；● 我们在作出给予的决定时有极强的独立性；● 我们的联系超越硅谷以外，影响着我们的给予；● 我们与工作有坚强的纽带，影响着我们的给予和志愿精神；● 我们对硅谷的期待甚高而又心情复杂；● 我们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