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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好的自己：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简介：
序：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前言(1)
前言(2)
前言(3)
“E学生”(1)
“E学生”(2)
如果回到5岁以前
自由的天地
回忆
你上哪个年级都可
流放地
新“开复定理”
我也有一种恐惧感
怎样对付小时候的发育不良
天才是教育出来的
新发现
相信你自己最聪明
自信是成长之路上的第一路标
灾难发生之后
不要小看自己
亚勤话题
一句话影响一生
史性的时刻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积极的图像回来了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
自信的力量
自信是什么
新发现
我到底要什么？
“深蓝”是怎样炼成的
开窍
做最好的“你自己”
在美国读书很辛苦，但是不痛苦
因为不喜欢才烦恼，不是因为烦恼而不喜欢
美国孩子按照意愿读书，中国孩子把读书当志愿
排队的文化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
我不在乎总是“第二名”，但我在乎学什么专业
过坎的制度
“中国黑客”(1)
“中国黑客”(2)
“中国黑客”(3)
新发现
离家时刻
父亲的遗产
儿子的价值
慈父严母
难演的角色
“期望值”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严格好？宽松好？
我的孩子在想什么？
与一个美国父亲的对话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信任的力量
“鸿沟”
旧式父母和新式父母
刘策学画
“神经树”
脑子是可以被塑造成一种形态的
两个大脑
悟性
惊人的一致
课外时间我们喜欢做什么
用你的左手
让大脑冲破牢笼
新发现
智力的折扣
大脑集中指数：提高大脑使用率的最直接的因素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1)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2)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3)
大脑主动指数：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做一个主动的人
浪子回头(1)
浪子回头(2)
简介：
“成长”是一个关乎教育、人才乃至整个社会的话题。本书谈的正是一批最优秀的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大脑，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凭什么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凭着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与众不同。
30个“微软小子”的成长故事证明一个道理：所有天才都是教育出来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打败别人”，而是“成为最好的你自己”。作者把那些能够走向成功的学生概括为E学生：即ENJOY（快乐地学）、EQ（情商比智商更重要）、EXCELLENCE（卓越）。
● 凌志军
“成长”是一个关乎教育、人才乃至整个社会的话题。每个学生都渴望知道自己该如何走向成功，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快成材，每个老师都期盼自己教出的学生早日取得喜人的成绩。但是，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人没能坚持到终点，有的人在挫折面前选择了软弱和妥协，也有的人用正确的方法和坚定的信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成长》
这本书谈的正是一批最优秀的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从王坚到许峰雄，从张宏江到张亚勤，书中每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段生动的点评，每一句诚恳的话语都可以成为成长之路上的坚实阶梯，可以让学生、家长和老师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才能不断成功。
凌志军先生最善于从生活中采撷那些看似质朴、平凡，实则意味深长的小故事，稍加琢磨、润色，再饰以精妙、独到的阐发和论述，一篇篇引人入胜、光彩夺目的“成长日记”便跃然纸上了。在这些故事里，有欢笑也有悲伤，有激情也有怅惘，有的让人拍案叫绝，有的让人热泪盈眶。在这本小书里，我们看到一大批聪明、主动的学生不断超越自己，挑战极限，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父母、师长用劳动和心血为子女的成长之路默默付出……《成长》像一部小说，《成长》更像一部奏鸣曲，《成长》是每个渴望成功者最好的心灵驿站。
感谢凌志军先生，这倒不是因为他真实地写出了我的故事，而是因为，是他的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许多有关人才、教育和成功的思索。在我写给广大青年朋友的《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不但有许多真实的案例和具体的论断是从《成长》中借鉴而来的，连作为全书核心的“成功同心圆”以及全书的书名，也都或多或少地从凌志军先生及其《成长》一书得到了启发。
感谢凌志军先生，他的《成长》一书让我认识的许多人至今一谈起“天才”二字，就会马上想起《成长》中列举的一个又一个普通孩子凭借智慧加勤奋成为旁人眼中的天才的真实案例。“不承认自己是天才的天才们在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让家长知道怎样培养孩子，让老师知道怎样完善教学，让学生知道怎样获得自信。
不但学生、家长、老师需要关注《成长》，整个中国社会都应该关注“成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是否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还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教育领域赶上西方。美国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她拥有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并能通过该体系吸引全世界的杰出人才。在那些成功的美国企业中，你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华裔、印裔、英裔、加裔员工，他们都是被美国的教育体系吸引来的。美国的教育体系不仅包括那些知名的高校，也包括深藏在每一位家长和老师头脑里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如鼓励孩子追寻爱好和理想，倡导合作、主动、创新等等。中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发展、变革，中国的下一代需要在更好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凌志军先生希望借《成长》一书“改变对教育的看法”，这应该是中国教育体系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成长》，认识《成长》，理解《成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在《成长》的帮助和鼓励下，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李开复
前言(1)
前言(1)
2001年7月的一个傍晚，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我拿起听筒，自报家门，接着就听到对面有个天真但却执著的声音：“好不容易找到你！好不容易！”她告诉我她叫杨雪，在内蒙古自治区一个小县城给我打电话，然后便对我讲了她的故事，平凡但却深深地触动了我。
她是一个高中三年级学生，曾经是一个成绩优异、人人喜欢的孩子。三年前，她以全县
第一的分数考入现在这所高中，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让她心绪极坏，成绩一落千丈，于是情绪更坏，如此恶性循环，直到万念俱灰。有一天她走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还想到死。就在这时，她看到县城的书店，不由自主地走进去。她喜欢书，想看看有没有可看的东西。“我看见了你的《追随智慧》。我站在那里，读了扉页上的四句话，立刻就被吸引了，又读前言，然后忍不住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买下了。”她在电话里面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原来是想拿这钱买安眠药的。”那个晚上她没有睡觉，整夜都沉浸在“微软小子”的那些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生活。”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复读高三，“不考上清华大学不罢休”。
这故事让我有一种感觉，五味俱全。第一个反应是欣慰，我甚至想到，即使这本书只有她一人读过，我就算没有白写。但我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要怂恿所有孩子走上天才之路，甚至对于“不考上清华不罢休”这样的想法，我也不能完全赞同。我劝她不一定非上清华大学，说了很多“只要尽力，结果并不重要”之类的话，还告诉她好大学有很多，可她执意不听。这时候我才明白，一本书居然会对读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连作者本人的阻止都无济于事。
《追随智慧》这本书是在2000年秋天出版的，里面写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里一群中国人的故事。从那时以来，常常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来找我讨论此书。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从中受到鼓舞，但是自从接到杨雪的电话，我便隐约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疑问，这疑问又由于我儿子的一席话一下子清晰起来。当时我正在把一大堆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整理成册，儿子走进来，随手翻了几页，带着几分敬而远之的口吻说起他对“微软小子”的看法：“这些人都是人精，不是人。”
我对他的话有点好奇。老实说，《追随智慧》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他写的。他那时也是高中学生，酷爱电脑，于是我就希望他能像我见到的“微软小子”一样优秀，还想象他也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计算机科学家。我告诉他，我要写一本他爱看的书。他也的确爱看这本书，看了好几遍。我知道他对书里的人物已了如指掌，于是怂恿他继续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些人很‘牛’，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特别‘牛’。”他说，“他们不代表普通人。他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人才，可是这种一定要人家当人才的想法，就是让人太痛苦，而且一家子都跟着苦。有的人想要出类拔萃，有的人只想做个普通人，有个稳定的工作，过一份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按现在的标准，这样的人就叫没出息。所以中国的孩子是当人才痛苦，不当人才也痛苦。”
听到这番话的那个瞬间，我有点失望，但我很快发现，儿子的话是对的。中国的教育体系的确很像一条制造工业品的流水线，大家都遵循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标准，走进去的孩子形形色色，出来的孩子却都一模一样，否则就不发给你大学文凭。很少有人想到，教育孩子和制造汽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儿子和杨雪同岁，两个人一个在大都市里，一个在偏僻小城，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他们对于同一本书的反应都很强烈，但却如此不同，指向两个极端，尽管都有把问题夸大的倾向，但在他们的同龄人中却有代表性。于是我开始反省，回过头去重新研究微软的那些年轻人，到现在两年过去，我可以说，我已经有了结论，就在本书中。
让我们更优秀。这是教育的主旨，看上去天经地义。
谁都想要优秀，这是杨雪的梦想。
但是，还有比优秀更重要的，那就是“我自己”，这是我儿子的梦想。
我希望这两个梦想，而不只是一个，都能成为现实。
我们没有能够更优秀，往往不是因为我们天生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自己”。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聪明，总是按照别人的标准使用自己的聪明。
我们即使优秀了还是不快乐，那基本上还是因为，我们总认为“最好”的含义就是战胜别人，而没有想到真正的最好是“成为最好的我自己”。
2003年3月20日，我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当时我和凌小宁闲聊，给他讲了杨雪的故事，也把儿子的话告诉他。他沉默片刻，然后说：“我总是对我的两个儿子说，你不需要成为最好的，你只需要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小宁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也是我哥哥，比我大一岁，童年时期我们形影不离。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之中，他并不比别人更聪明，但他个性最强。对于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他认为那不一定是好东西，可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10岁那年，他想买一双冰鞋，是一双崭新的速滑跑鞋，妈妈也许是觉得那鞋太贵，只答应给他买一双半旧的花样冰鞋。别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号啕大哭，要么不再坚持，但是小宁一声不吭，突然跑开，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锤子和一把钉子。他走进父母的卧室，还是一声不吭，挥起锤子，把钉子一根接着一根钉进床头的木架，直到妈妈答应他的要求，才停下来。多年以后他长大成人，每天上班下班，却没有手表。那年代手表在“三大件”中名列第二，大城市里人人想要，但是小宁无动于衷，妈妈要给他买块表，他不要，还说“大街上哪里不能看个时间啊？”他每天骑车去一个轧钢厂，工作8小时，把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天天这么干着，同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兴趣。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提到的，他喜欢无线电半导体，把自己的工资全都花在这些东西上。70年代中期有所大学录取了他，是“工农兵学员”，那时候离开生产第一线去大学读书，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不料他却不去，因为那个专业他不喜欢，他不肯为了一个大学生的招牌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后来北京大学录取了他，他欣喜若狂，忙不迭地打点行装，不是因为什么“名牌大学”，而是因为这次是计算机专业，那正是他的所爱。这些事情都已过去多年，至今历历在目，所以当他说“成为最好的你自己”时，我立刻就明白了其中含义。
前言(2)
前言(2)
他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促使我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微软亚洲研究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研究之后，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的故事之所以个个精彩，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杰出，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最好的我自己”。
我曾和微软公司中的90多人谈了话（大都是中国人，也有些是美国人），有300多个小时的录音以及几百万字的材料。这一次我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30个人身上，他们是微软亚洲研
究院170个研究员和工程师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我有时候用“微软小子”来称呼他们，是希望在读者心中留下一个统一的形象，其实他们中间差别巨大。他们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被人们当作聪明、成功、快乐和富有的典型例证，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年轻。这一切都是媒体追逐的题目。但是，我关心的不是他们的成功，而是他们的成长；不是他们的今天，而是他们的昨天。
他们对我讲述了各自的成长之路，包括形形色色的故事和思想。我在这里写下的100多个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找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而是找出他们的共性，找到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与众不同。有些东西他们有，但别人也有。比如他们都很聪明、很努力、有相当出色的学习成绩，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还有无限关爱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有这样背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事实证明，在他们的成长之路上，真正有启示意义的东西不是这些。
线索千头万绪，当我把它们一条一条理清楚的时候，不禁大为惊讶。与我们通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些教育准则对照起来，它们竟是完全不同的：
1.他们的成长与优越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正相关的关系，事实正相反，与贫寒之家联系密切。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有28人出生在平常人家，其中22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另外两个拥有大户人家背景的人，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经历过家境不景气的磨练。
2.我没有发现一个能与他们的成功之路联系起来的家庭教育模式，认为家庭教育一定要严格或者一定要宽松的观点，都可以找到成功的案例。但是，这30个人在受教育的年代里，无一例外地希望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其中那些年龄稍大、已经有了子女的人，全都声明自己将不会以严格甚至强迫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3.无论是“严格教育模式”还是“宽松教育模式”，家庭都显示出很强烈的正面影响。30个人的父母中有十多个教师，其比例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总的来说，父母对子女影响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也不取决于教育方法，而是取决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否融洽。
4.全都有一个充分发展独立意志的过程。越是严厉的父母，也就越早地让孩子离开父母的视线，获得自由的空间。其中三个最典型的采用“严格教育模式”的家庭，都有一个“少小离家”的故事紧随其后。李开复11岁离家，沈向洋11岁离家。张亚勤12岁离家。
5.我没有发现考试分数“第一名”与日后的成就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这30人中的大多数，在学生时期并不是“第一名”。他们更多地处在第三到第十名的位置上。他们中间流行着“不必在意名次”的说法。
6.他们用在背课本和做习题上的时间，大大低于同学中的平均值。其中80%的人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拥有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满足教学大纲的要求。
7.他们不仅关心哪些事情是必须做好的，而且更关心哪些事情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事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自己想要做和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8.我没有发现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智商。事实是，在任何一个学习阶段，情商都显示出比智商更重要。他们毫无疑问属于聪明的孩子，但是像他们一样聪明的孩子有很多，比他们更聪明的孩子也有很多。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拥有健康的性格、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
9.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开窍时期”。在此之前，他们全都没有承受过多的来自外界的压力；在此之后，他们全都在内心中增加对自己的压力。所谓“开窍时期”，是从混沌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飞跃性的转变。他们的“开窍时期”几乎全都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而不像人们通常所期望的发生在初中阶段。父母的这种期望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育过程无关，而与考试为先导的教育体系有关。所以大多数父母和老师都把压力集中在孩子的初三和高三，这恰恰是孩子尚未“开窍”而心理又处在逆反阶段的时候，等到孩子进入大学能够承受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体系反而放松了对他们的压力。
10.他们全都在关键的时候遇到了优秀的老师。让他们难以忘怀的这些老师中，没有一个是教会他们应付考试的人。就像忘掉了那些没有用处的知识一样，他们也忘掉了教给他们这些知识的老师。这30个人列举出来的老师有50多位，其中有些是外国人，全都拥有大师的头衔和大师的声誉。大部分中国教师中，只有一位是“特级教师”，其余都是寂寂无名之辈。这些老师之所以让他们难以忘怀，奥秘全在课堂之外：教给他们如何做人；教给他们如何学习；告诉他们朝哪个方向走去，而那里真的就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前言(3)
前言(3)
我很注意地观察了周围的学生，发现大多数人也能拥有上面10条之中的一条或者几条。但是在我的30个研究对象中，大部分人占了10条，最少的也能拥有其中8条。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最重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很高的情商。
第二，快乐，享受学习，而不仅仅是完成学习。
第三，优秀，杰出。
这三个概念在英文中都是以“E”开头的（EQ，Enjoy，Excellence），所以我把它们称之为“3E”，进而提出一个新概念：“E学生”。
读到这里，你就应当明白，本书的主旨不是教给你怎样去做像他们一样的人，而是教给你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你自己”。其中逻辑大致如下：
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
·E学生
·像天才一样成长，但你不是天才，只是最好的“你自己”。
当我接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面不断出现下面这些问题：这是关于微软公司里面那些年轻的中国人的书吗？是一本关于成功的书吗？是教给孩子们怎样成为天才的书吗？是教你如何对抗现存教育体系的书吗？都不是！在研究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只关心一件事：
我们发现了一群人，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大脑，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他们凭什么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凭着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与众不同——仅此一点就让他们与众不同。
所以，本书的结论是：
我们既然无法改变教育，那就改变对教育的看法。
“E学生”(1)
“E学生”(1)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比尔·盖茨
大厅里灯火通明，气氛热烈。中间位置上，一方长桌横向展开，有二十米长，白布覆盖
。桌上摆满各种颜色的饮料、水果、葡萄酒、中式和西式的点心。杯影交错，流光溢彩，映照在宾客身上。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会厅的这个晚上，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年轻人的。宾客个个服饰多彩，头发乱七八糟。笑语中，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一本正经，一会儿插科打诨。如果你想在他们身上寻找相同之处，那就只有一样，他们全都有一张年轻的脸。
此刻，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东侧，围着两个人。
一人中等身材，线条柔和，目光敏捷，一副标准的华人模样，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虽在盛夏时节，仍是衣衫挺括，系一条印花领带，一丝不苟。看上去，他的举止比年龄更老成，言谈比地位更随意，隐隐带着几分憔悴，还有几分志得意满。
另一人个头儿不高，大头，短发，圆脸，一身西装革履，裹着宽肩阔背，不能掩饰从里到外冒出来的那种洒脱无羁。善于观察的人还会注意到他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既稳定又灵活，似有无限生机和能量，若隐若现，含而不露。
这二人，正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前者将要离开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院长之职，即刻回到美国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就任副总裁。后者即将接替前者之位，成为研究院的新院长。现在，研究院的同事们把他们团团围着，只是为了对一个人说“再见”，对一个人说“欢迎”。
大约两年前，也即1998年夏天，李开复第一次来到北京组建研究院的时候，口袋里揣着微软公司的雄心勃勃的计划：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到100个最杰出的研究人员。那时候他的身边只有两个人。他们在北京中关村的希格玛大厦落了脚，然后，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包括大学本科学生，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比尔·盖茨有一天对微软公司的那些高级主管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这位世界公认的“天才”显然认定，他在中国发现了另外一群“天才”。根据研究院的记录，我们可以确定比尔·盖茨是在1999年10月18日确立这个想法的。那一天，李开复率领属下6个研究员，飞越太平洋，来到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8号楼，向比尔·盖茨报告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一年间所取得的进展。汇报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喜不自禁，脱口叫道：“太出色了！”
从那时到今天，积聚在北京微软研究院里的这些年轻人，渐渐让全世界感到惊讶。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改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它拥有170个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还有50个访问学者和大约200个实习学生。这样一来，聚集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年轻人已经有400多人。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获得至少200项国际专利，还在一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至少800篇论文，其中第四年的论文数量是前三年的总和，第五年的论文又接近前四年的总和。如今世界上第一流的5个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每一百篇中有五篇是从这个研究院出去的。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持续扩张的力量。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这些论文的价值：能够被国际图形学大会接受的论文，都代表了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国家成百上千研究人员总计只有一篇论文入选这个大会，而沈向洋小组的十余人则12篇论文入选。
到了2003年，“微软小子”成为“优秀”的代名词，比尔·盖茨已经习惯于把一些强烈赞扬的词汇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群中国青年身上：“绝妙！”“完美无瑕！”“杰出的人才！”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园。
李开复一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坚信“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在中国工作的两年里，他去了几十所大学，与几万个中国学生见了面。他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有一次他不肯和他的同事们去会见中国总理朱镕基，只是为了和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谈话。他的这种信念不仅属于他个人，这是微软的文化。事实上，比尔·盖茨的最大野心，并不是维系他的“世界首富”的地位，甚至也不是要让他的公司打败所有竞争者。他的最大野心是把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学生都收归自己帐下。
但是，李开复在中国工作的最后那几个月里，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此前他着迷于“追寻天才”，张口闭口都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而现在他常常想：一个普通的孩子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当他站在那些大学生面前的时候，总是怀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有时候“看到众多双渴求知识、充满希望的眼睛”，犹如缕缕阳光照在心里；有时候“看到中国的学生都被浪费了”，又满腹阴郁，觉得“真是可惜”。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那就是给中国的学生们写一封信，将我与同学们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要对中国学生的一些忠告写出来。”2000年6月，也即他离开中国之前的两个月，他把这信发表出去。他对此信寄予巨大期待。“只要100位阅读这封信的同学中有一位从中受益，”他说，“这封信就已经比我所作的任何研究都更有价值。”这表明，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整个教育界。
“E学生”(2)
“E学生”(2)
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就像一座大厦，里面容纳了亿万学生，每一个学生在这大厦里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大厦并非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形状，它是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有五级，学生则有五种类型，分别对应金字塔的五个层次：
A级，厌学型：不快乐、厌烦、心理上的强烈反感和抵触，恨不得把课本摔到老师脸上去
。
B级，被动型：消极、被动、麻木，在父母、老师的督促和环境的压力下取得进步。
C级，机械型：全身心投入、刻苦用功、头悬梁锥刺骨、按部就班地朝着一流的方向努力。
D级，进取型：自信、主动、积极，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持续性地保持一流的成绩。
E级，自主型：拥有“D级学生”的特征，此外还有：自主、自由、坚韧、快乐。有个性，有激情，有想象力，享受学习而不是完成学习，不以分数衡量成败，不一定是第一名，但一定有独立的意志，有强烈的兴趣，有一个执著追求的目标。
我们在划分这五级学生的时候，主要地不是考虑学习的成绩，而是考虑学习的态度，同时我们基本上也没有考虑智力的因素。所以这不是分数的金字塔，而是态度的金字塔；不是智力的金字塔，而是非智力的金字塔。是非智力的因素决定了你站在什么位置，而你的位置决定了你能从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吸收多少真正有用的东西。
这不是分数的金字塔，而是态度的金字塔；
不是智力的金字塔，而是非智力的金字塔。
就像这个图所展示的，“厌学型”和“被动型”的学生处在金字塔的下面两层，人数众多。“机械型学生”处在中间层次上，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在“被动”和“主动”之间摇摆不定。
“进取型学生”和“自主型学生”分别对应了金字塔的“D级”和“E级”。所以也可以把他们叫做“D学生”和“E学生”。
“E学生”处在金字塔的第五级，也是最高级，其特征主要有三个，也可以叫做“3E”：
EQ——情商
Enjoy——快乐、享受（学习）
Excellence——优秀、杰出、卓越
所以，“E学生”的定义是：拥有强烈自主意识和很高的情商，因而是更快乐、更杰出的学生。
你在从低到高逐级阅读了这个金字塔之后，现在请重新开始。这一次，请从“入口”开始阅读，因为我们的研究起点就在这里。
这“入口”有点奇怪。它不是在底层，而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这是教育的起点，所有孩子都是从这里走到大厦里去的。事实上，他们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站在这个入口处了。当他们开始起步的时候，彼此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李开复、张亚勤，还是现在的你，都一样。
现在，走进“入口”的孩子们继续前行，走到了“成长的转折点”，这里是关键的所在，每个孩子都会在12岁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上经过这里，不论你是否注意到，都是确定无疑的。
站在“转折点”的孩子们，发生了不同的情况，很多人转过头来，向第二级走去，他们中间又有很多人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第一级，停留在那里。另外一些人转头向上，走到第三级，然后，有些人停下了，有些人继续向上走，进入第四级。然后，又有些人停下来，有些人继续向上走，到达第五级，也就是“E级”。
我们的研究证明，张亚勤是典型的“E学生”，他的前任李开复也是。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对象大都属于“E学生”。“E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从“第四级”脱颖而出。
“E学生”不一定个个杰出，但杰出的人一定出自“E学生”。也许你希望自己像天才一样成长，也许你并不想要出人头地，只是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快乐，那么你都应当先去尝试做一个“E学生”。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2000年8月3日，也即李开复在中国工作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还有两件事要做。
他把一个“接力棒”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张亚勤。这行动只具有象征意义，但是读过《追随智慧》的人一定能够理解，它还有着实质内容。张亚勤出生在中国太原，兼有东方和西方的教育背景，既年轻又老练，充满睿智，而又不动声色。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里读书的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孩子，到今天，他已经是世界电子工程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我之所以能够放心地走，是因为有亚勤。”李开复说：“他深刻地理解技术和商业的未来。”
张亚勤接过“接力棒”，高高举起。他终于笑了，下巴微微抬起，踌躇满志，说出的话却很简单：“一如既往。越来越好。”
掌声响起，大家都在想着怎样“越来越好”，李开复开始做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了。他从衣袋里掏出印着自己照片和“微软”字样的钥匙卡，对众人说：“我想把它送给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学生做纪念。”
“最年轻的学生”就在当场，只有14岁，名叫郁寅栋，来自上海，是个中学生，也是这个暑假研究院里年龄最小的“访问学者”。其研究方向是，通过辨别一段语音的语调，用电脑判断那说话的人是在哭还是在笑，然后在电脑上用卡通画描绘出说话者的表情。
现在，全场的人都看着这孩子。那一瞬间，郁寅栋惊讶得张大了眼睛，几秒钟后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哇”的一声扑上前去。在他心里，李开复一直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未来，所以在场的人都可以想象这场面对这孩子意味着什么。
大厅里，灯光突然明亮起来，14岁的郁寅栋和39岁的李开复拥抱在一起，很长时间都不分离。众人齐声欢呼，把这个孩子当作这个成人的续篇。
有个记者当场在心里盘算起来：这孩子也是一个“E学生”吗？
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这些“E学生”的早期故事，就会发现，他们在成长之路的起点上，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如果回到5岁以前
如果回到5岁以前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张亚勤
1999年3月的一天，本来是个挺平常的日子，可是它对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日。20年前在这里读书的一个学生今天回来了，所有人都希望一睹他的风采
。
这一天傍晚时分，人们涌进校园里的演讲大厅，占据了每一个座位，又拥挤在走廊上，然后向前台伸展，一直排列到距离讲台不到一米的地方。大厅外面，还有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朝这边走来。
他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讲台前，个头不高，宽肩膀上托着一张圆脸盘，面容略黑，全是憨态，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明星风范，可是学生们还是朝他涌过去，就像潮水一样，把门上的玻璃也挤破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掌声响起。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所尊敬的老师们现在已经两鬓苍苍，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为他骄傲的并不仅仅是他的母校、他的中国老师和他的校友们，还有比尔·克林顿。克林顿在美国总统的任上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还有他在美国求学期间的导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后者曾由衷地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还有他的同事和同行。这些同事和同行数以十万计，分布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几十个国家。他们在谈起他的时候，全都不住地感叹：“咳，咳，那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在12岁那一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7岁为自己选择了终生的事业；23岁获得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25岁成为美国桑纳福研究院的部门主管。1996年他30岁，已经拥有几十项专利，发表几百篇论文。到了31岁，他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1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又两年之后，也即1999年，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与此同时还获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他是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他所达到的成就，大多数人穷其一辈子也难能完成，可是他这一年才33岁。
“每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自己的简历，”张亚勤对那些如饥似渴的学生说，“是不是学了东西？是不是更强了一点？是不是做了更有价值的工作？”
张亚勤的“起跑线”不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而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城。
这是张亚勤今天所能想起来的第一幕：“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听众为之深深着迷，就听他继续说：“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优越感，现在也一样。”
亚勤出生在山西太原，由太原到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轻描淡写的经历。
“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一个梦永远不能实现了，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他的未来只能自己一个人去走。
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他很想念父亲，可是连父亲的长相也不记得了。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也不能体会什么叫做“父爱”。“因为从来没有过，”他说。“所以没有对比。”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州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在张亚勤的记忆中，5岁是一个很深的烙印。他曾这样叙述他对5岁的理解：
如果能回到5岁以前，我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上大学之后对于人的性格就不是很重要了。我看到很多人在完全同样的环境，比如兄弟姐妹，甚至双胞胎，长大以后性格却完全不同。
如果把人的身体比做计算机，那么大脑是芯片，身体是其他的硬件，你的性格好比操作系统。电脑买来，装上操作系统，差不多就定型了。人也是一样，出生以后先是基础教育，然后是高等教育，就好比在操作系统上不断加入新的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就是大学的教育，大学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的操作系统很差，那么应用软件的潜力也发挥不出来。
6岁那年，亚勤离开太原来到山西省最南端的一座小城，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亚勤的第一个老师。“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他有一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