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抢劫案接连发生，使得警方不得不重视起来。警方接到各处报案后，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派便衣警员进行侦察。经过侦察，得知陈明礼这帮盗贼将在顺德路三义旅社内聚集。于是派警长警员多人化装前往该处四周埋伏。从下午1时等到5时，盗贼果然到来。待他们进入三义旅社后，埋伏在四周的警员一同上前，将盗贼周凤元等15名捕获。又根据被捕者口供，于另一日早晨3时许在闸北国庆路293号、梅园路草棚等处分别捕获该帮其余盗匪。除小扣子等三四人漏网外，大部被捕获。
贪得无厌的盗窃，往往积习难改。这就像吸毒的“瘾君子”很难戒掉毒瘾一样。几日不盗，手就发痒。一见可乘之机，必想再试身手。所以，对一个窃贼的改造，并非一日之功，非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而且，最终的改造成功还在于窃贼本身的觉悟。对于难以克制偷窃欲望的窃贼来说，是很不愿意舍弃“三只手”这个行当的。“贼性难移”，这句名言用来形容窃贼的积习难改，真是恰如其分。
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在京城，大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黑钱“贼德子”陈德海。他的贼技不亚于燕子李三，是黑钱道上响当当的人物。而市民们提起陈德海来，却是又恨又怕，惟恐某一晚上他不请自到。
从陈德海的档案中，可以知道他从师于京城著名的黑钱贼头“酒鬼张三”，学到一套越墙窜屋、跳跃翻腾的贼本领。出徒后，他就施展学到的贼技，不断行窃，行窃得手后，再将所盗钱财挥霍一空。当然，陈德海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旦失手被人抓住，他大都能够使计逃脱。尽管这样，他还是两次被捕，并被当时的国民党法院判过两次刑，在监狱里蹲了好几年。
窃贼的心理误区(2)
陈德海心里十分明白，他这两次蹲监狱都与北平警备司令部稽察处有关，是稽察处的人将陈德海抓住导致他入狱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察处为什么抓陈德海呢？据陈德海在解放后的供词中说，是由于他惯窃成性和没有向稽察处“上贡”的缘故。
实际上，陈德海还漏掉了一条，那就是他不管是富是穷一样下手，其目的是图个方便，并且他一贯独来独往，不与黑钱道上的其他窃贼打交道。也正是由于他独来独往，才惹下了麻烦。
陈德海越偷胆越大，竟敢在政府官员头上动手。在一次行窃活动中，他偷了北平警备司令部一位官员的住宅，这个官员因家中失窃而恼羞成怒，责令稽察处捉拿案犯。
稽察处让北平稽察所配合行动，他们找到北平城所有贼头查问。贼头们答应回头查找，如找到后即送上门来并赔礼道歉。因为窃贼大都是有组织的，所盗大宗物品就是大贼头不知道，小贼头也会了如指掌。
不几日，稽察处从众贼头那里得到了查无下落的消息，不过他们告诉了稽察处一个线索，认为可能是“贼德子”陈德海所为，因为曾有人见到他在那个官员的住宅处“踩道”（也就是探路）。
稽察处对贼头们的话深信不疑，多次派人捉拿陈德海都扑空，后在众贼头暗中协助下才将他捕获。经过严刑拷打，陈德海才招供。
稽察处又找到窃贼们的销赃处，将那个官员的财物起获，然后一件不少地奉还给那个官员。陈德海当然是被送进了监狱。
陈德海蹲了几年大牢被释放后，曾一度在天津行窃，后又回到北平。结果偷窃时，又因失手被稽察处的人捕捉而入狱。
陈德海第二次出狱后，怀着对稽察处的刻骨仇恨，决心进行报复。
1947年左右，他探听到北平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北平稽察所所长佟荣功家的住址，并了解到佟家十分富有。于是他决定对佟荣功下手，以便收到“偷一儆百”之效。
不料出师不利，他经过多次探道，竟一无所获。因为佟荣功的住宅并非一般住宅所能相比，这是一个独立的老式四合院，院的四周还有卫兵把守，要想进院中探个究竟，实在太难。
进不了院，佟荣功家中的一切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不能轻易下手。但是为了报复稽察处，他决定孤注一掷，冒险进院行窃。况且佟荣功家中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也在引诱陈德海。
在经多次窥探后，趁一个夜深人静的黑夜，陈德海装作一个行走的过客，不慌不忙地来到早已窥测好的一棵大槐树下。这棵槐树长得有一抱粗，离佟荣功家的高大围墙约有6米左右，他决定以此树作为到达佟宅盗窃的进出口。
陈德海瞧了瞧树的周围，见既无行人，也无别的动静，便双手抱树，三窜两蹬到了树杈。稍喘口气后，他便又向树梢攀去。攀到估计离高墙约有3米的地方时，他把随身携带的粗绳索挂到了一个结实的树杈上，然后用脚猛力一蹭树身，像荡秋千一样晃过了围墙，落到院里。该他倒霉，他刚一落地就被起夜解手的卫兵发觉了。那个卫兵也还算机灵，当时没有惊动他，而是返回宿舍叫醒了其他卫兵，然后大家暗地埋伏起来，专等陈德海这条贼鱼上钩。
陈德海毕竟是老贼，他落地之后，也并没有急着去行窃。而是趴在地上望了望黑洞洞的四周，又侧耳听了听四边的声音，见一切正常，才敢爬起身，弯着腰摸黑溜进了北屋。这是佟荣功的客厅，门没有上锁，所以他非常顺利地进入屋内。
令陈德海失望的是，在客厅里，他既没有发现闪光的金银珠宝，没有发现值钱的老古董，只是依稀看见了一些家具。
他十分懊恼，但既然进来了，又岂能空手而归？他顺手从家具内拿起一对小瓷瓶，也不管是不是古瓷，便放进随手携带的袋子里。心中还盘算着准备到佟荣功的其他屋子去瞧瞧，再偷点值钱的金银珠宝，也不算枉来一场。
正当他想要走出客厅的门时，突然发现出路已被人堵住，亮堂堂的手电光和黑洞洞的枪口一起对准了他。
“贼德子”陈德海这个惯盗，被佟荣功的卫兵不费吹灰之力就逮住了。佟荣功令卫兵赏给他一顿皮鞭、棍棒之后，将他关进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
1948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黑钱“贼德子”陈德海被国民党政府释放。解放后，陈德海毫无改邪归正之意，重操旧业，屡屡行窃，人民政府便将他逮捕，经过教育后将他释放。
陈德海被释放后，贼心不死，于1950年7月17日在水磨胡同见到一个新建的工厂有物可偷，便伙同儿子陈来顺、同伙力照古来到工厂靠前街的小门前，把门打开，几个人便开始向外搬运东西，结果被巡逻的民警当场抓获。
1950年7月20日，他受到了判刑1年半的惩罚。同年12月9日又被送清河农场劳动改造。
在劳动改造期间，他表面上老老实实，私下却津津有味、沾沾自喜地告诉别的劳改人员说：“我过去一偷就是数千万（旧币），然后窑子一住，饭馆一吃、一晕，那真叫美。”他还散布许多不满言论，以蛊惑人心，说什么“一白一黑是一天，三天四天一礼拜，十天二十天是一个月，一冷一热是一年，慢慢熬吧”。
后来他因表现积极被上级批准于1951年9月26日提前释放。回到家中不久，陈德海又故伎重犯，再次被捕并判刑3年，重返农场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中，他不仅抗拒劳动，而且打架斗殴，辱骂政府和干部，被人民政府又加刑3年。
窃贼的心理误区(3)
1957年3月23日，陈德海因病被假释。同年11月22日，他重蹈覆辙，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陈德海的后半生就这样在狱中度过了（参见曹英编：《民国巨凶首恶大纪实》，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05页）。
从法律角度看，像陈德海这样的“贼性难移”的窃贼，真可称为“惯窃犯”。
惯窃犯的行为不同一般的盗窃犯罪，即不是偶尔盗窃，而是经常的、反复的或不断的盗窃，具有盗窃行为的一贯性特点。无论是以盗窃为职业、为生活或挥霍而经常盗窃的惯窃犯罪，还是仅因染上盗窃恶习，而经常实施盗窃行为的惯窃犯罪，都具有这种一贯性的特征。无疑，惯窃犯比一般盗窃犯罪对社会治安秩序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这是由惯窃犯的行为一贯性特点所决定的。
盗窃行为的一贯性，反映在惯窃罪的客观方面，就是盗窃次数多、作案持续时间长、盗窃数额大等特点。反映在主观方面，就是盗窃行为人盗窃恶习深，具有明显的一贯盗窃的主观倾向性。
虽然“贼性难移”是一般窃贼的本性，但也有例外。当窃贼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时候，也会改邪归正，放弃积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盗墓贼孙茂堂。
在旧中国，盗墓分官盗与私盗两种。官盗，主要是出于对某些人的仇恨，在这些人死后，借机利用手中职权刨坟掘墓，以发泄心中的忿懑，同时取走殉葬的贵重物品；私盗，则是以窃取墓中所陪葬的珍宝变卖或私用为目的。
孙茂堂又叫孙尚辅，是旧中国一个盗墓的匪首，而且是一名惯盗。
1939年，他因盗墓被国民党政府关押1个月。
1941年，他因盗墓被法院判处徒刑1个月。
从1945年始，孙茂堂与同伙李海迁等数人组成了一个武装盗墓集团，采用的是隐蔽和公开相结合的盗墓方法。
1946年春，孙茂堂与同伙挖掘一座古墓时，被路过此地的北平侦缉队的两个警察发觉。这两个警察见孙茂堂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盗墓，顿起贪心，就与孙茂堂讲条件，要求孙茂堂将挖出的珍宝分点儿给他俩。孙茂堂见只有两个警察，且手中无硬家伙，便一口拒绝。
这两个警察见孙茂堂不理睬他们所提的条件，便威胁说，要回去叫人来抓孙茂堂等盗墓贼。
孙茂堂一听火冒三丈，仗着他们有一枝手枪和一枝火枪以及人多的优势，根本没有把这两个警察放在眼里，只听他喊了一声：“伙计们，把他俩绑了！”这两个警察见势不妙正要撒丫子跑，可已经晚了，孙茂堂的同伙们三下五除二把这两个警察打翻在地，用准备捆葬品的绳子绑了个结结实实，并且用布堵上了嘴。
“伙计们，先把俩小子放在一边，挖完了坟再说，老李，用枪看好他们。”孙茂堂吩咐其同伙。
古墓被掘开了，葬品一件件被搬出，孙茂堂亲自清点过目，然后命手下的盗墓匪徒把所盗物品仔细包扎好，最后把两个警察活埋到古墓里。
1946年12月，孙茂堂活埋侦缉队警察一事泄露，随即被捕并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在监狱里，孙茂堂结识了因绑票被判刑12年的梁栋。从与梁栋的交谈中，孙茂堂得知梁栋也是一个盗墓贼，并先后于1942年、1945年因盗墓被法院分别判处2年徒刑。
盗墓贼遇到盗墓贼，可说是“惺惺惜惺惺”，孙茂堂在狱中与梁栋结成了盟兄弟，两人多次商量越狱行动。但由于看守太严，一直未敢轻举妄动。1948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城时，他与梁栋结伴趁机逃出监狱。
北平解放后，孙茂堂与梁栋旧习不改，重新吃起盗墓这碗饭来。1949年1月至3月，他与梁栋盗墓7处，盗得殓物金凤凰、金花、金首饰等24件。
孙茂堂将所盗之物一直放到1950年4月才变卖完毕。他将所得银元除了存放，还拿出一部分买了粮食等物品，以供享用。
孙茂堂的家境一下子变得富有起来，引起了邻居们的猜测，他所住地方的东郊公安分局干警也感到蹊跷。经过暗访调查，得知孙茂堂还借给邻居朱某54块银元和2斗老玉米。
东郊公安分局决定将孙茂堂抓获。上堂审讯时，孙茂堂将盗了7处墓的情况全部交待。
1950年8月16日，人民政府将孙茂堂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51年2月21日，孙茂堂与判刑7年的梁栋一同被送到清河农场5大队劳动改造。一开始，孙茂堂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捣乱，并且与梁栋商量，出狱后再去盗墓，而且要狠狠盗一次，起码能够后半生花费的。
政府干部并不因此放弃对他的思想改造，而是多方关怀他，体贴他，利用一切机会给他做思想工作，讲守法的大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说服教育，孙茂堂真正体会到了新中国的温暖。渐渐地，孙茂堂的思想开始转变，终于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他痛恨万分，决心重新做人。经过7年的劳动改造，他终于完成了从盗墓贼向守法公民转变的痛苦过程，成了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参见曹英编：《民国巨凶首恶大纪实》，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309页）。
偷窃技艺(1)
窃贼的偷技一般是由师傅传授而来的。随着窃贼偷盗经验的积累，其技艺会越来越精。具有创造性的盗贼，也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新的偷技来。盗贼的传艺程序，不同于其他行当，不是徒弟找师傅，而是师傅找徒弟。在旧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屈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这就是说，好人谁愿意拜师学偷窃呢？所以，窃贼一般是主动地四处物色徒弟，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十几岁的小孩。
在旧社会，穷困人家的小孩子得不到温饱，家长也没有精力和时间教育孩子，所以一般小孩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正给了窃贼可乘之机。窃贼拉拢好人家孩子的手段一般是这样的：
窃贼看好了传艺对象后，就慢慢接近他。等到与小孩混熟之后，就经常带他上饭馆，吃饱喝足之后还带他玩。穷人家的孩子从来也没有这样吃过玩过，自然十分高兴，对窃贼也百依百顺，完全听从和依赖窃贼。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窃贼会突然停止带小孩吃喝玩乐。小孩前一时期吃喝玩乐惯了，一下子没吃没喝，十分不适应，忍不住会问窃贼：“你怎么不带我出去玩了呢？”窃贼会说：“你也不小了，总不能老是让我带你出去，你要自己闯一闯才好，你愿意天天都下馆子逛园子吗？”小孩自然会赞同，窃贼就会趁机说：“那好，叔叔传你一门手艺，靠这门手艺你就会有钱吃喝玩乐了。你愿意学吗？”小孩当然会同意，这样窃贼就把小孩拉下了水。收了徒弟以后，盗贼就开始教小孩偷窃的手艺和技巧（参见范春三、袁东旭编著：《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708页）。
盗贼所教偷窃的手艺主要有手法和眼法两部分。
手法：主要教练偷窃动作的快捷准确。训练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最初练习时，抓一大把豆子撒在地上，让徒弟以最快的速度捡起来，反复练习后，徒弟的动作就快捷多了。然后，盗贼在装满米的缸中放入若干铜钱，让徒弟用两个手指去夹，必须每次都夹到而且动作要快，否则就会遭到打骂。经过长期的训练，徒弟的手指就会非常灵活，夹取物品既快而准。此外，还有在滚油锅中夹物的练习，主要也是练速度的极度快捷。据传，许多窃贼高手都有在油锅中夹物而不伤的本领。手法练成，夹物快如风，所以许多盗贼偷窃财物时，常常是在与被偷者接触的瞬间就能把钱物窃到手，等被偷者发现丢了东西时，还完全不知道是何时被偷的。
眼法：主要是教练如何一眼就能找到藏钱的部位。窃贼在身上的某个口袋放上钱，从徒弟面前走过，让徒弟指出哪只口袋有钱，哪只口袋没钱。开始，徒弟不一定能看出来。经过不断地调教，说明藏钱不藏钱的口袋有什么特点，不久，徒弟就可以准确地辨认出来。接下来，师傅就带徒弟到大街上去看，让徒弟指出行人中谁身上带了钱，放在什么地方，看得多了，小徒弟也就会练就准确的眼法，一眼就能看出藏钱的地方。
窃贼在教了徒弟这些基本功之后，再教偷盗的技术。
窃贼中有不少高明的师傅，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偷窃技巧。盗贼最常用的偷技有：
锦囊偷技
是指窃贼用手指对衣袋里或提兜里的钱物直接盗取，这是盗贼最普通的作案手段。偷窃的主要方位是被偷人的衣袋或置放钱物的包、兜等。手法是用探、开、抠、夹等，特点是轻快如风。其中偷外衣下部口袋或外裤的外兜这些没有防范的位置，黑话叫“白给”。也就是说，如果把钱物放在这样的位置，是“白给”小偷。
有的人会有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小偷一般偷隐蔽处的钱物，不会想到人会把钱放到明处，越怕偷，越会被偷；不怕偷，小偷才不会来偷。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钱放在外衣口袋里和外裤兜里，小偷一看就能看出来，怎么不会偷呢？而偷这样位置的钱物对小偷来说可谓轻而易举。不论一般人自以为十分注意，随时防范，但因为放在这样的位置小偷太容易得手，所以小偷常是在碰你一下的刹那间就把钱偷到手，让被偷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偷的。钱放在上衣兜里也一样，自以为衣兜在胸前，目光可随时看到，便于看护；而且两手在胸前，发现小偷也容易抓住。但小偷偷这样的位置也很容易。他只要制造一种特殊情况，分散被偷人的注意力就可办到。比如，路过时挤一下，手就把上衣兜里的扣子弹开，钱就偷到了手。钱藏在隐蔽处，比如把钱藏在西服内侧兜内，兜中又缝了一个兜，两个兜都按了拉锁，形成两道防线，自以为这种“兜中兜”绝对保险，但就是这样防范，同样也会被窃。
曾经在一个饭店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毛毛愣愣的人端了一碗汤走过，不小心把汤溅到另一男人的西服上。那人慌忙拿出手绢来替那男人擦汤渍，又一个劲地道歉，弄得那男人生不起气来。不一会儿，那端汤的人吃完饭从容离去。穿西服的人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兜被掏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两道防线的兜也会被偷。等到他吃完饭要付钱时，才发现兜是空的。
用钱币或刀片割口偷窃，黑话叫“开口儿”，或“剃胡须”。其手法主要是快捷地划开对方的衣兜、提包等放置钱物的部位，像动手术一样。这种划技也是最常见的。主要是在人多热闹场所，盗贼趁人多拥挤之机，用刀片迅速划开衣襟兜口。由于看准了部位，出手极快，所以很容易得手。车站售票处、拥挤的公共汽车和繁华热闹的商店都是小偷们光顾最多的地方。
偷窃技艺(2)
遮挡偷技
这也是窃贼们最常运用的一种偷技。所谓遮挡，是指小偷用物件遮住被窃者的视线，掩护作案。用衣服遮挡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无论冬夏，小偷总在臂弯里搭一件衣裳，夏天搭衬衫，冬天搭大衣，春天搭风衣。这是一般人也常有的情况，所以小偷这样做不会引起人们的奇怪。这类小偷到商店去作案时，与一般顾客一样看货选货，同时寻找作案目标，找到以后就凑过去，一边向被偷人靠近，一边向售货员问话：“那件多少钱？”还没等售货员回答，小偷的手已从臂弯的衣服下伸向被偷人的衣兜，刹时钱就到手，被偷人很难发现。
用纱巾遮挡，则是女贼常用的手段。曾有一个人从银行刚取出几百元钱，就被一个女贼跟踪。女贼从他取钱到出门，一直跟着。行走中，正巧吹来一股风，卷起灰尘迷了那人的眼。那人正在揉眼时，忽然一条纱巾被风吹落在他胸脯上。他正要去拿，年轻漂亮的女贼飞跑过来，抓住了纱巾，同时，他觉得胸脯被那女子碰了一下。女子笑着说：“对不起！”拿起纱巾走了。女子走后不久，他要乘车时，发现钱没了，此时女贼早已不知去向。
窃贼可以用来作为遮挡的物件极多，有的用提包，有的用帽子，还有的抱一个小孩。总之，只要可以用来挡住被偷者视线的东西，都能派上用场。遮挡成功，钱物也就到手。
掉包偷技
掉包偷技，也是扒贼常用的偷技之一。所谓“掉包”，就是窃贼事先准备好与所掉之物相同的物品，用以取代要偷的物品。所备之物多是徒有形而不值钱的东西。如皮箱只是外形相似而内装破烂，大衣只是颜色相似而质料相差很大，等等。掉包行窃，被窃者往往一时难以觉察。原因在于没有心理准备，而且视觉上一时也难以分辨外表、式样、颜色相同的物品有什么异样之处。
掉包行窃在车站或列车上最常见。在候车室候车时，旅客常把提包放在地上，小偷就会把相同颜色样式的提包也放在附近。当旅客稍不留心之时，小偷已把提包掉换。在列车上也常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很难发觉。旅客把提包放在列车行李架上，窃贼也把同样的提包放在附近。
在列车上掉包的机会很多。盗贼一般是趁旅客上厕所、吃饭或下车买东西时，事先把包串换好，到下车时从容地把掉换的提包带走。但这容易在事前发现。因而，高明的窃贼多在下车时，一只手先拎自己的包，一只手推他人的包，在把自己包拎出空位的一瞬间，别人的包已经串到自己包的位置上，这个动作的完成也许不到一秒钟，而且还用身体作掩护，挡住人的视线，在人们根本没有察觉的时候提包已经被掉换。
掉包的情况和场合相当多。比如准备结婚的青年男女去珠宝首饰店购买首饰，把包放在脚下或一边。在他们用心挑选首饰时，提包已被小偷掉换。在公园、在游艺场所，人们集中注意力看表演，放在地上的提包也容易被掉换。
“金钟罩”是掉包偷技中一种特殊的偷法。即特制一种大号手提皮箱，内空无底，上置暗扣。窃贼也装扮成旅客，上车乘船。旅客在环境嘈杂之际，难免手忙脚乱，窃贼趁混乱之时，将特制皮箱罩在旅客的皮箱上，提携而去，旅客一转身就不见了自己的皮箱，也发现不了窃贼已用特制皮箱罩去，只能四处盲目找寻。这种贼法，就叫“金钟罩”，也名“罩棺材”。
用计行窃
一是美人计。主要是逢年过节在列车上或拥挤的汽车里作案。列车上拥挤着探亲的旅客和旅行者，钱包中大都有钱。窃贼看准机会，让一名颇有姿色的女贼，在拥挤的车厢里物色对象，一般找上了年纪的男人。女贼看准后便靠近他，往往是用胸部贴着男人的背脊，那个男人还以为是车厢拥挤，飞来艳福。当他正想入非非之际，女贼已偷偷地将他后袋的兜扒开。若被发觉，女贼便会大叫男子对她“非礼”，旁边立刻就会有她的窃贼同伙“见义勇为”，向男子脸上大挥其拳，“猎物”被打，也有口难言，不知内情的乘客也会跟着责骂男子。此时，女贼早已将赃物迅速转移给另一窃贼。任那男人据理力争说自己的包被扒，再也无人相信了。
二是布置惊奇场面，吸引人注意，趁机下手。窃贼常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欲知其妙而售其奸。如派出一对男女青年窃贼在闹市中互相拥抱，故作亲热，吸引街上行人贪看。其他窃贼就抓住一些看得如痴如醉的走神者，趁其神不守舍之际扒走其钱包等物。
三是故意抛物，主要在酒店饭馆作案。一般到用餐时，酒店饭馆里的客人都比较多。他们只顾吃喝或说话，往往不注意放在身边的手袋、提包等物，窃贼们就趁机作案。他们常是二三人一组，也扮作等位的客人，其中一人在要偷窃的对象跟前故意掉下杂物，另一人就乘那人帮着捡东西时迅速将对象的手袋或提包扒走。此时掉物的窃贼还故意千恩万谢，其实是掩护同伙有充足时间脱身。
四是用苦肉计。窃贼通常在公共汽车或电车出入口处故意发生争吵，一般是两人对骂，之后便“大打出手”，造成人群集聚、交通堵塞，使人无法出入。其他的窃贼便趁人不备偷盗钱物。待得手后，两名对骂者就停止吵骂，很快便自动消失在人群之中。
偷窃技艺(3)
窃贼为了得到不义之财，所用的计策是相当多的，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使用不同的计谋，所以令人防不胜防。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偷窃技艺也在不断开发与创新。两宋时，实物货币基本上已全部退出流通领域，不再参与支付范畴。这样一来，作为支付手段的银钱，或者纸币，人们在利用它时，一般都是贴身携带着的。随着人们对货币便携程度的加强，对偷窃者来说，其盗窃时的风险度也随之增高。在这种高难度盗窃的逼迫之下，从而造就了一代偷儿作案本领的全面更新。
《武林旧事》称：“若之地，则有剪脱衣囊环佩者，谓之‘觅贴儿’。”这是用剪子刀片之类工具，专找悬挂在身上的“小钱包”下手。有些人用围在腰间的“大钱包”，小偷也有对付手段，诀窍在于配合得法。《随隐漫录》里举过这样一个实例：
有人摆场子卖药，观者如堵，腰缠大钱包的人也挤在人群里看，翘起脸，伸长颈，踮起脚，但两手始终护持腰间不放，算是提高警惕了。偷窃团伙来了，其中一个贼就地取材，捡起一根树枝，对准护包人的脖子上一刺，护包人的迅速反应是用手去抓痒，就这么一瞬间，腰里缠的大钱包被解开拿走了。
北宋时，开始流行一种纸币，叫“交子”，据说最先出现于四川，于是四川偷儿又相应发明了在手指间挟藏薄刀片割窃“交子”的“专利”，颇类似于近代都市中的“割包”。《折狱龟鉴》上对此有所记载：“蜀民以‘交子’贸易，多置衣带中，而盗于爪甲间扶刀，伺便微取之，至十百而不败，民甚病之。”后来，彭思永任盖州路转运使，兼摄成都府事，想方设法才抓住一个，供出了不少同伙。
团伙性的上门撬窃，宋时也还不少，但手法已较过去高明很多。岳珂在《桯史》中记载，九江有一周姓人家，家住在太一观前，养了几十条狗看家，“皆西北健种，晨绁昏纵，穿窬者无敢睨其藩”。某日，拿钥匙开锁，略觉异常，及打开箱笼一看，贵重物全被盗空了，不知不觉中还搞不清是哪一天失窃的。“亟集里正视验，迹捕四出，查莫知所从。”足见偷术缜密巧妙。后来因其中一偷在使用赃物时“失风”，才依其口供将同伙陆续抓获。
偷盗牲畜及家养动物等，也是窃贼弄钱寻利的行当，其手法也甚令人叹服。宋太宗时的通告里，将“相聚赌博开柜坊”、“私销铜钱为器用”与“屠牛马驴狗以食”并列为明令禁断的三项社会公害，可见其时此风很盛。
岳珂说，他在京城旌忠观前住家时，养过一只青色猫，很能捕鼠，家人全喜欢。一天中午，猫跑出门外，再没回来过，悬赏寻找亦无下文。岳珂还回忆起他儿童时，家养的一头牛被人偷了，进而听人说百里之外有伙人因分肉不均，打起架来，找官府解断，哪知这肉还是偷来的一条牛。“后推其日月，乃同一夕”，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盖远在百里之外，牛举趾缓，迄不知何以致也？”
后来，有个“能知阎里之奸”，即通晓这帮市井无赖活动的人，向他作了点内幕披露：和宁门有个招牌称“鬻野味”的熟食店，所卖卤味肉丰而价格便宜，市民们都爱去买。其实原料就来自临安城里的家养猫狗一类。狗是晚间去偷，猫则公然在白天攫取。京都人住房紧张，猫常在外嬉游，小偷抓起来就往怀里一揣。如有人察觉跑上去问他，他必先反问你的猫是什么颜色，然后从袖管里甩出猫尾巴来让你看，准让你没话可说。什么缘故呢，他手里照例准备了十几条猫尾巴。京都里的人，大都没有追究坏人坏事的习惯，知道对方是偷猫贼，但只要没偷自家的，也就掉头离开。结果到了夜晚，猫儿、狗儿就下了“鬻野味”的厨房了（参见岳珂：《桯史》卷十二）。
还有偷牛之法，也极简便。牛嗜盐，偷儿准备一钩、一绳、一竿，绳钩束在腰带里，竿儿拿在手里当拐杖，谁见了也不会起疑心。到了夜里，将缚上钩子的绳子从竹竿中穿过，溜进牛栏，先给牛吃一点盐，牛舌头一伸出，即用钩子钩住。牛负痛要撞人，终隔着一竿距离撞不着；要喊，有个钩子在，喊不出。偷儿能奔多快，牛也只好拼命跟着奔多快，老黄牛便成了快马。后来岳珂又去请教一个专门捕拿偷贼的吏员，全得到证实。遂大叹：“嗟夫！盗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于义，夫孰能御哉？”（参见岳珂：《桯史》卷十二）
岳珂所述中点出来的“都人习尚不穷奸，虽知其盗，以为它人家猫，则亦不问”的自私心态。其实，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写照。这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吃官俸食“君禄”的“公人”，也往往因事不关己而漠然视之。这种心态，又恰恰成为盗贼们得以公然逞奸的条件。《梁溪漫志》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有个官员调职京都，租了房子住下，常在门前一家茶馆中闲坐。茶馆旁有家染坊，每天都有许多染过颜色的绢帛布匹之类在坊前高高挂起晾晒。某日，这个官员正在茶几边呆坐，发现一些人在染坊前转来转去，像是要偷染坊里的东西。正惊异间，有个人走过来，附在他的耳边悄声说：“我们想偷染坊里晒的布，请您别声张。”官员竟回答说：“这关我何事？我才不饶舌呢。”那人连连称谢而退。
官员私下想，那些布挂在通衢之前，又是大白天，万目共睹，你们“若有术可窃，则真黠盗也”。于是睁大眼睛看好戏。“但见其人时时经过，或左或右，渐久渐疏。薄暮，则皆不见。”官员笑了：“都是些说大话的，果然骗我。”这才想起肚子饿了，起身回房间，“则其室虚矣”。
偷窃技艺(4)
比较起《庄子》里所述偷贼行窃时，先入者“勇”、后退者“义”的那等先秦时的作案现象来，两宋窃贼的“智慧型犯罪”，真可谓大有“长进”！
“趁火打劫”也是窃贼惯用的偷技之一。他们确实是趁别人家着火而实施偷盗术。这些窃贼作案的手法通常有两种。
其一是：家中失火，妇女必惊惶失措，呼夫觅子，左手提箱，右手抱篮，抢出一些东西后，她们心中总也舍不得家中的其他财物葬于火海，急欲冲进火海再抢出一些东西来。窃贼利用妇女们的这种心理，便趁机上前，装作好人，殷勤地表示愿意为妇女照看物品。妇女此刻正盘算着有人代为看管物品，自己好脱身再取其他物品，于是不假思索，急忙将物品交予窃贼看管。待妇女返身回来，放物品的地方早已空空如也，贼去物空。
其二是：窃贼选择紧贴起火处的一家，破门而入，声称要替主人搬出物件。且不容分说，肩扛手提，冲出火海，转眼间已不知去向。这个时候，主人往往还以为遇到好人，心中正感激呢。纵然主人内心有所疑虑，但火势瞬间将至，急欲搬出物件，哪里还有时间细问究竟，只得听之任之。直到最终不见了搬出的物件，才明白自己上了当。
“投石问路”，是潜入人家作案时必要的一步。就是丢下石块，发出响声，以试探房中人是否已经熟睡。如房中人尚未入睡，听见声音，必然会高声问询。此时，有经验的小偷就会装猫叫，或用手搓竹筷，发出像猫偷吃食物的咂嘴声，让屋里的人以为是猫而放松警觉。窃贼投石问路的方式还有：掘了洞以后，先伸进一条腿晃动，或用棍棒裹了衣服伸进去晃动，试探有无人或狗。倘没有动静，再潜进房行窃。
“进屋先掩门，诚心诚意摆杂物”。这是小偷进屋行窃前的又一个安排。就是潜进屋后，首先将进出要道的门闩都拔掉再掩上，这样万一失风便于很快扒门逃走。掩门也是为了避免屋外行人看见门户敞开而生怀疑；在房前随手摆放几件杂物，是防止主人惊觉后，会起身捉贼。一旦此事发生，追贼出来的主人受到绊阻摔倒，窃贼便趁机逃走。
“咳嗽不起床，鞋响不出房”。窃贼行动时被主人发觉后，如听见咳嗽、鞋响等诸种情况时，有经验的窃贼不会害怕，因为他揣摩此时房中人也存有畏惧之心，发出声音或弄出鞋的响声是为了壮胆，是虚张声势。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窃贼都觉得，房主也会害怕窃贼执凶器伤人。正是由于怀着这样一种揣测心理，所以他们可以处变不惊，即使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此时窃贼也可以从容逃走。小偷一般是“不怕高声喊，独防暗里揪”。房主高声吆喝往往是用以壮胆，不一定会来阻挡小偷，所以不可怕。小偷就是怕有的房主身怀武功，胆壮心定，发觉有贼后并不声张，而手持棍棒，暗中躲在贼人身后予以袭击，碰到这样的房主，小偷就“失风”倒霉了。
富有经验的窃贼在行窃遇到意外情况时，常能应付自如，显示其处变不惊的“机智”和“歪才”。这类小偷常自诩为“有宰相之才，而无宰相之福”。如有一个白天行窃的“白日撞”小偷，一次在一家屋内窃取客堂供桌上摆的铜锡物件时，刚巧碰到屋主人回家。主人看见一个陌生人手持铜锡物件，不禁愕然。但小偷却镇静自如地对屋主人说：“要不要买供器？”屋主人生气说：“不要，不要！”一面说，一面将小偷赶出门。当屋主人定下神来，察觉到自己家中供桌上的铜锡物件不见时，才省悟被窃，再找窃贼时，早已无影无踪。还有个“黄昏探”，即趁天色渐暗时下手偷盗的贼，在“窑堂”（即屋子）内动手时，巧逢屋主人返家，“黄昏探”便急中生智，马上来一个人身倒立姿势，屋主人一看惊慌失措，呆似木鸡地立在一旁，小偷从容地夺门而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偷盗技艺也越来越繁多，越来越高超，所借用的工具也越来越现代化。
开天窗的秘密：此方法专门用来偷窃玻璃门窗内的陈列品。这种偷窃方法是：先用金刚钻在玻璃门上划一圈，立即用橡皮在圈外略一磨擦，然后移到圈中心粘上，运用腕力向外轻轻提起，由于橡皮的吸力作用，玻璃就顺着吸力随橡皮一起出来。“天窗”打开了，小偷就可以把里面的陈列品尽情偷出来。搞这种偷窃行为时，手法一定要娴熟，要是圈划得不圆，或线划得不齐，难以吻合，在提起橡皮后，玻璃就会因断裂破碎而发出响声，使事情败露。
戳天表的秘密：“天表”，是指晾晒的衣服；“戳”是指用工具把衣服戳下来。专用来干这一行的窃贼，被雅称为“戳天表”。这种偷窃方法是：用一根长竹竿，将每节都截断。再用长绳一条，从竹竿中间穿过，其中绳的一端打上一个大结，另一端则露在竹竿的外面。这样，出门在外时，可以折叠起来用布包着，带在身边，不易被人察觉。等到了目的地，就将竹竿掏出来，用力一拉绳尾，使竹竿的节与节相衔接，竖立起来。这样，被截断的竹竿就又恢复了以前的长度，而且与原来一样硬实。用它去戳别人晾晒的衣服，即使衣服挂得再高，只要在竹竿顶端系上一把铁钩，往上一戳，衣服就掉了下来。用这种方法偷盗，往往极易得手。
窃贼偷盗的技艺还有许多，还里就不一一描述了。
剪缕割络类(1)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窃贼的类型划分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总的说来，由于窃贼通常是以非法方式来获取与衣食住行紧密相连的财物，故其类型的变化虽有不同，仍可根据其活动范围、行窃方式来划分不同的类型，并分析出其行为特点。
江湖中人认为，窃贼中最高的“段位”为“调白”，几近于神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盗”。“调白”中又分“上八洞”、“下八洞”。所谓“上八洞”者，行窃时无须被窃者露财，即可知其财物的所在，然后默运潜移，将财物摄走，而失主全然不觉。待失主发觉财物丢失后，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所谓“下八洞”者，虽比前者略逊一筹，但凡是眼能见到的财物，也均能摄走。这些近乎于传说的东西，并不足以说明窃贼的普遍情况。窃贼之中，确有技艺高强之贼，能够在被窃之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财物窃走，能在极其高险的地理环境和人为环境之下进行偷窃活动。至于可以“默运潜移”的窃贼，恐怕只是人们的想像和一定程度上将窃贼神化而已。
根据窃贼所偷窃的不同的作案对象，可将窃贼分为以下几类：
这类窃贼专门偷窃他人的口袋或随身携带之物。其称呼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插手贼”、“剪绺贼”、“绺贼”、“小绺”、“小李”、“小利”、“老荣”等。“绺”原指系荷包的丝线，插手贼常剪断此绺以行窃。通常把用手掏包的窃贼称为“清手”，把用夹子夹、刀子拉等手段偷窃的窃贼称为“浑手”。
《燕京杂记》中有这样的说法：“窃行道人佩物者，南方谓之‘剪络’，京师谓之‘小利’。”“剪绺”是窃贼的老称号了，“小利”这个称呼又是怎样来的呢？据叶盛在《水东日记》里的解释，“小利”应是“小李”，而“小李”则是明代时北京城里一位著名的窃贼，以后干这行的人，便都被叫做“小李”了。
窃贼的剪荷包（即他人的衣服口袋），与抢劫也没有多大差别。“方其割物时，旁见者不敢言，言之即以暗刃相仇。”（参见《燕京杂记》，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能够威风到这般程度，是因为行窃时有同伙帮忙。同伙可以是一个贼窝里出来的，也可以是临时结成的。如《镇吴录》载，苏州地面上常有贼头“招引四方无籍棍徒在家窝养”，“日则引令街市掏摸剪缕，夜间或在河路钻舱，或在陆地穿窬，得财分用，倏来倏去，踪迹靡常，大为民害”。
清代青浦知名人士诸海香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魏容在市上拾得一个小布包，里面尽是小刀剪子之类，式样不一，搞不清派什么用场。便于走进茶馆后，顺手置包于桌上。不一会儿，陆续有人前来搭讪，态度都很殷勤，但说出来的话，却像“词隐语”，让人摸不着谜底。最后，魏容总算意识到这一切都与桌上这个小包有关，便告诉对方这是他捡来的，于是“诸人仓皇散去”（参见诸海香：《明斋小识》卷九）。
这类窃贼行窃时所用的工具，如刀子、剪子等，都是自己制作的。有的是用一枚铜钱把一边磨薄，其锋利无比，黑话称“康熙皇”，藏于手心用来拉剪行人的衣兜；有的是把剃刀片取下一块，镶嵌在戒指上，轻轻一摸即可将衣兜拉破，且不易觉察，谓之“开天窗”。技术高明的窃贼，能从外衣一直割到他人的贴身内衣，刚巧把袋底割破，却不伤及身体分毫。钱物摸出，失主毫无察觉。甚至乡下人放钱的束腰肚兜，照样扒窃不误。
此类窃贼的偷技娴熟，使用手法多种多样。他们一般是想方设法先分散他人注意力，或故意造成人流拥挤等现象，然后趁行人不备时，将财物偷走。其名目有：
“告一状”——同伙将行客猛力一撞，乘其惊恐之际下手偷窃；
“打短壁”——由同伙环立行客周围，窃者行窃后溜出逃走；
“兜风”——瞬间将迎面而来的行客财物偷走，这需具有高超的偷窃本领；
“顺送”——尾随行人之后，伺机窃取财物；
“二仙传道”——掏腰包后立即转递给同伙，即使被窃者发觉后也不易查出。
如果被窃者用手护住衣兜，这叫“五将军把门”，必须分散其精力，使其将手松开；如果被窃者的衣袋用卡针卡住，这叫“戴笼头”，就要用刀割取，即“开天窗”。
剪缕类的窃贼每次出动时，至少有助手一人相伴。到了行窃现场，他们表面上装作互不相识，不打招呼，只是用眉目来传递信号，一般人不易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为了叙述方便，将动手行窃的人称为“主窃”，将其助手称为“副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