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资金链紧张首先是从内到外开始的。核心人员只发基本工资从2003年11月份就开始了。唐万川的动员，各地客户经理的支付压力早已让我们感受到了紧张气氛。重要岗位上的人都已心照不宣，没有人表现出惶恐，也没有人把这种紧张气氛渲染出去。整个公司内紧外松，但仍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开展各种业务。由于我所管理的团队都由所属机构发工资，他们中的骨干人员也都不知情。我对首创的到来，和与首创的合作一方面是将其作为客户，为他们提供服务，而此刻我更大的动机是希望借首创的上海之行，促成我们和首创的根本性合作。我知道我以前做的关于首创的所有努力都是这个目的，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动员了很多力量，也充分展示了我在投资银行专业方面的全部知识与智慧，恨不得倾其全部所能来实现这次合作。
在首创到达的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在德隆大厦开阔、气派的多功能厅组织了德隆与首创的合作会谈。由于首创方面的高度重视，唐万新也通知了在上海的全部友联执委一起参加和首创的合作讨论。
刘晓光此行顺便把董事会也放到上海来开了。也许在首创的其他高管看来，兴师动众地全部人马到上海来和民营企业谈合作，对大国企来讲是丢面子的事。找一个开董事会的借口，可以给他们的心理找到一个平衡，也可以成为刘晓光真实目的的一个掩护。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考虑。
唐万新亲自主持了这个会。几十个人坐在一起，跟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一样，是仪式性的，外交式的，不会有实质性内容。除了各自介绍一番，把对方恭维一番这样的寒暄外，几乎没有别的内容。我们招待他们在德隆吃了一个简单的自助餐，就结束了。
核心内容是我和唐万新、向宏与刘晓光和其战略发展部的徐总提前结束楼下的大部队活动，到五楼唐万新的办公室进行小范围密谈。
向宏过去就认识刘晓光，在北京拜访首创时，我就约上了他。虽然我们各自谈了不一样的合作路经，但毕竟这件事是因我而起，我们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这次谈话显然是高度机密的。这种方式下，好像谁都会有一种自然的约定，谁也不能做记录。商人与其他人最大的区别是，能用文字记录下的东西常常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尤其是交易方面的实质性东西，从来不用纪录，头脑里会记得清清楚楚。对我这个学中文的人来说，多年的投资银行生涯，也被市场的游戏规则训练出了这样一种惊人的功夫。我可以同时和几十个企业进行投资银行的交易，我同时清楚地知道我和每一个企业进行交易的核心内容，成功的关键，重要的环节，下一步应该从哪里着手。
我们和首创的这次密谈包含了三种不同的交易动机。
首创希望真诚地利用德隆平台，实施首创的产权制度改革，使其从单一的国有企业改制为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同时，借助德隆的理念、人才、战略方法进一步发展。我和向宏则一半是帮助刘晓光达到目的，另一半都是利用首创的国有背景实现德隆平安着地，解决德隆的资金链问题。然而唐万新此时却仅仅考虑了首创的资金资源。因为，这是唐万新目前最紧迫的。至于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唐万新从来都是藏而不露的，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为什么当时唐万新没有将首创作为德隆化解危机的平台，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唐万新认为德隆的危机不是深层的，不是关乎存亡的，只需要短暂地解决资金链问题。至于其他的，首创仅仅是友联的一个战略合作客户而已。
第二，唐万新已经感觉到危机深重，首创的力量不足以化解德隆的危机。
第三，德隆的结构太复杂了，内部的问题一旦暴露给首创，刘晓光就会知难而退。明知结果，何必浪费机会成本？
但是，唐万新并没有这样简单肯定或否定，还是和首创谈了四个方面的合作内容，让我负责组织团队设计合作方案，设计完成后再进行交流。
谁知道，刘晓光一行回去没多久，德隆就通过向宏派人去了北京，将首创当成了委托理财客户，找首创融资。而此时，急切的融资心态会让一个心存诚意要和你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人丧失合作信心。就像谈恋爱一样，本来两个人一见面情投意合，一见钟情，正要往下发展，结果有一方突然提出要找对方借钱，刚建立起来的信任感马上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