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万新听得非常认真，也频频地赞扬，连声说“对”。
听完我的介绍后，唐万新也简略地介绍了他自己。
他说，他也是重庆人，是我的老乡（国内所有媒体都说唐万新是新疆人），生在新疆，长在重庆，八岁时离开。读书的时候，喜欢自然辩证法，16岁就写这方面的论文，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地质的形成。后来没钱便去挣钱来搞研究，没想到一挣钱就转不回来了。什么时候不做生意了，就再来搞研究。
唐万新谈到德隆时，告诉我，德隆在实业上做五个行业：食品、机电、汽车、建材、零售，暂时不考虑退出，等做到成熟的时候再说。
在金融方面，明年可能达到八个机构，要研究这些机构如何联动。
后来，唐万新告诉我：“你算得上中国投行界的老江湖了，经验多一些，你帮我考虑一下，投资银行用什么组织形式来吸引人才，特别是本土的人才；用什么机制让人才发挥作用，产生效益；用什么手段获得业务的成功。”
提出这几个问题后，唐万新希望我好好想一想，有什么建议、想法随时跟他联系。然后，他将他的手机号告诉我，并且告诉他的秘书把我的手机号存下来，以便于联系。
跟唐万新谈完出来，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感。这些年的疑问，完全消失了。我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想用三个月解决三个问题的想法已经没意义，凭着与唐万新的第一次长谈，打消了我对德隆的全部顾虑。
唐万新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空谈，没有一个“股市大鳄”的那些神秘色彩。通篇都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讲他怎么做产业、怎么做整合*、怎么做金融、怎样才能将产业做强大，做得有竞争力。讲金融时，总是考虑如何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来帮助客户的成长。
眼前的唐万新始终无法和媒体的德隆联系在一起。
回到办公室，唐万新的形象，他的有时听起来吐词不太清晰的“新疆普通话”，仍然萦绕在耳际，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冲击力。仿佛多年的理想、愿望终于可以在唐万新精心搭建的舞台上施展了。
当时我想，我尽快完成德恒的报告，将报告送一份给万新，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下午三点多种，唐万新的秘书给我来电话，问我晚饭有没有安排，说唐总要请我吃饭。
能够多和唐万新在一起是我十分乐意的，我欣然答应。
下班时，我如约到证券大厦门口等待唐万新。由于刚到上海，我对浦东的路还很不熟悉，开车跟在唐万新的车后，到了饭馆。
一同吃饭的人除了唐万新和张亚光外，我一个也不认识。经唐万新的介绍，是他的中学老师来了。其中，一位女同学是在日本工作，还带来一位日本人。
席间，那位大约60来岁的老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于一个初进德隆系、初识唐万新的人来说，我会非常认真地观察唐万新的每一个细节。从老师那里了解唐万新的过去，对我认识唐万新无疑会更加真实、更加准确、也更加重要。
老师告诉我，今年上半年看了许多关于德隆的报道，很为唐万新担心，但同时又对媒体说的很多东西不赞成。他说，唐万新心里很有数，不管外界怎么说，他都会踏踏实实去做，从来不管别人说什么。读书时就这样，具有领袖气质，从不善于言谈，只会实干，做事情让我信任，让人放心。
晚饭结束后，我对唐万新的印象更加深刻，而这种印象来自于唐万新对老师的尊重，来自于老师对自己学生的一贯信任、理解与支持。
一天之内，对唐万新这么长时间的近距离观察，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信心。同时，我也在见面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加班加点，完成了我为德恒证券制作的那份《规划报告》，并认真装订后，叫秘书送了一份到唐万新那里，请他审阅。
从此后，我对在德恒证券的工作更有了劲头。也在这时，我告诉我的香港合伙人：让他们安排接管我们在北京合作的公司，我决心留在德恒，不回北京了。
我在德恒的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展开，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招聘工作也进展顺利。我制定了详细的招聘计划，从大量的应聘人员中进行初试，最后筛选出50个人，进行面试、笔试、口试。我组织了专业人员、人力资源部人员组成评委，对50个人进行综合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