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不会退缩，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当年做生意赔钱以后，我就上门找债权人一个一个去说，请他们相信我，相信我们能够还钱。我平均每半个月就去拜访他们一次，最后我们挣了钱，还清了债，也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这样债权人会永远都相信你。
“以目前德隆的情况，要用简单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我们一辈子也还不清。叫我们赤手空拳去还债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有足够大的操作平台，用资产重组，用动态的方式来还债，我们用10年时间总也能还清的。
“我们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监管下来经营，给债权人签协议，我相信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可能老是这个样子。资本市场形势好转了，我们就可以清偿债务了，到时我们还可以买回来，自己经营。
“今天通知来的这些人是我们经历这次危机之后，没有对德隆丧失信心，愿意继续合作的人。我们就算是过去的德隆已经结束，现在由这些人组成新的德隆。
“我从今天开始，宣布我们新德隆的诞生。唐万里继续负责组织危机公关，我负责德隆的全面自救和重组。我们成立两个偿债小组。由王世渝以总裁助理的身份，担任一个小组的组长，刘勇任另一个小组组长。王世渝负责2000万以上额度的客户，刘勇负责2000万以下额度的客户。董事会明天就下决议，把文件发下去，办公室尽快将2000万以上的客户名单交给王世渝。大客户的偿还思路都是用投资银行方式进行偿还，偿还资金的来源由我负责，你们就是负责方案设计和谈判。
“现在上面的情况呢，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国务院开始听下面的汇报。这个时候，凡是和德隆有关系的监管机构、地方政府汇报上去的东西肯定是负面的，都想和德隆划清界限。所以，我们的重组环境不会太好。”
世界经济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企业危机重组事件，由于国与国不同，制度与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企业危机产生的方式也不同。当然，危机重组的方式更加不同。
在中国这么一个特殊时代，特殊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危机重组也有他的特殊性，但总的来说，我们开展市场经济的时间太短，我们对企业危机重组的指导思想、价值判断、重组方式都有严重的问题，都缺乏机制和方法。作为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民营企业爆发企业危机，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内部，以及债权人、监管机构，都是没有遇见过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突发事件，就像去年的“非典”。用唐万新后来的话说：他怎么也不会相信，德隆是这样的结果，他曾经一再相信，德隆不会垮。他自己可以、愿意去承担任何责任，但企业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在我所知道的危机企业重组案例里，中国的企业危机重组我最欣赏的是当年广国投的重组。不论是王岐山的指挥若定，还是聘请高盛的举措都让人赏心悦目而成为经典。
所以这个时候，唐万新相信德隆是不会垮的。即使自己无力拯救，政府也不应该让他垮掉。因而，这个时候的唐万新，对德隆的重组，自救，仍然是雄心勃勃的。
第二天，我就开始思考我所负责的偿债小组工作计划。对于偿还债务，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骨子里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生中最怕的是向人借钱，我的信用卡里一定是有钱才会去消费的。不论银行给我多大的信用额度，我都不会去透支一分钱。我欠了人家的钱随时都很紧张，我连人都怕见。没想到昨天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临危受命，成了偿债组组长。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突入其来的压在头上，超过了我以往任何一个时候的任何心理预期。我自然彻夜难眠了，我曾派我的团队到重庆协助德恒证券营业部做债权人的工作，他们回来向我描述过他们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被债权人围在办公室，身边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表情冷酷地“侍候”着他们，寸步不离。连上洗手间都跟着，一不小心就可能遭致大打出手，拳脚相向。最后只有依靠“110”才得以脱身。
这个时候，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债权人和德隆之间。德隆的债务和一般企业的债务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德隆系的巨大的非正常性债务，也就是后来成为德隆、友联主要罪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一般企业所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