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电话打到他所下榻的上海瑞吉红塔酒店的房间时，他感到很意外。他说：“怎么好久没你的消息了？”我这人从来不攀附权贵，你越是往高走，我越不联系，以免给人添麻烦。
但此时的我，作为德恒证券的副总裁，我非常希望和他见一面。原因是德隆在市场上议论纷纷，而德隆旗下的证券*公司也肯定是是非之地。而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有一种将德恒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打造成中国证券市场中经典、创新的平台的满腔热忱，以消除德恒证券的负面影响。此时的德恒证券，真是像在做贼一样。这个生命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被烙上了坏孩子的印证。我很想见他，是想把我的一系列想法告诉他，希望他能正确认识德恒证券。
我告诉他我在参与德恒证券的筹备，他感到意外，然后就说了句“你们那里在市场上颇有微词”。他告诉我晚上有活动，明日一早要回北京，婉拒了我的请求。这我能理解，但不理解的是，我此后几乎每次去北京都想去见他，结果被他一再回绝。我相信如果不是德隆背景，他不会回绝我。
我一气之下，手书了一封信，言辞尖锐地表明了我的看法，然后发传真给他。我的大体内容是：且不论我们是否认识，是否是朋友。作为中国证监会所监管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主动要求向监管领导汇报工作也应是正常之举，有什么理由拒之门外呢？
虽然后来德恒证券成为德隆系金融机构的重灾区，成了制造巨大资金黑洞的高危券商，甚至难以挽回其消亡的命运。但是，我们的监管当局，不也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监管责任吗？
我对这位领导个人并无恶意，我所反思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机制。虽然德恒最终只是中国证券历史的一个匆匆过客，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我们思考不彻底，改革不到位的机制让我们不断地支付着一个个巨大的“成本”，我们谁不痛心呢？
2001年就要结束了，12月底的一天，唐万新的秘书来电话问我，元旦期间会不会外出。我当然想回北京，但转念一想，此时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于是我回答，如果有事情，我可以哪儿都不去。然后得到的回答是，唐总要你待命，听候通知。异常神秘。
直到12月31日，2001年的最后一天中午，才得到通知：元月2日下午1点，唐总要主持召开一个会，请我参加。但什么地点、什么人、什么内容依然不知。
德隆行事，如此隐蔽，如此保密。这种低调、这种稳健，在媒体的眼中，不可避免地成了神秘。
我谁也没告之，心情格外紧张地度过了2001年的最后一天。下班前，因为过节，陆家嘴早已人迹稀疏。阴冷、灰暗的天空下，我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没有去和任何人约会，没有半点到热闹的氛围里去迎接新年的钟声的想法。仿佛刻意要用这样一种呆板的孤独留下一份永恒的回忆。
我打开笔记本，在12月31日这一页上，写下了当时的感悟：
“新世纪第一年的最后一天。
刚刚加入德隆系，一个彪悍的由来自西北的团队组成的公司。
夜幕降临，注定要成为新世纪经济中心的陆家嘴渐渐安静下来，车流拥挤在世纪大道上，快速地穿梭。
偶尔几声新年的问候，结束了今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此简单而已。多事的德隆，成为2001年中国最引人争议的民营企业。潜伏了若干年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大家都在心里希望用最无声的方式，默默地结束给德隆带来无数麻烦的一年。但是，谁也无法预知，明年的今日，德隆又如何，同事们又如何，自己又如何？世界的变化在中国尤其之大。当然，我衷心地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明年的今日，是在成功的庆贺声中听到告别岁末的钟声。
唐万新将在明天下午主持召开一个会，要我参加。什么内容、什么人、什么地点、开多久谁都不清楚，也没有文字性的书面通知。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将要参加的最为神秘的一次会议，像在搞地下工作一样。
新年第二天，让我参加德隆如此高层的神秘会议，我很幸运，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感到我开始在渐渐接近德隆，在接近这个神秘王国的核心。我无法预知我的这一步跨出意味着什么。我猜测着，忧虑着……但一想到我的人生哲学，一想到我有机会去体验一次特别的经历，我依然显得兴奋并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