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除了金融机构外，其他懂得现代金融的人非常少。特别是在企业界。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全能型的，不懂的专业方面的事常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大集团里的金融专家很少。老板懂金融的少之又少。在这点上，唐万新不得不算是唯一的一个金融天才。
产品研究出来以后，又把产品菜单分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给客户经理用的，比较简单，需要客户经理向客户大体介绍明白就行了；另一个版本是产品经理用的，专门用于培训和实际交易。每个产品基本上都包含几个内容：产品名称、产品概念，产品的交易结构、产品的交易流程、产品交易需要注意的问题、产品可能出现的几种变形、产品的收费标准和方式等。
产品开发出来后，又遇到了新问题。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营销？用什么名义去营销？宣传资料如何去印刷？都是难题。因为我们做这些工作都是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如履薄冰地、谨小慎微地做。不能去告诉监管机构，不能去告诉媒体，对客户营销还只能以机构的名义不能以友联的名义，更不能以德隆的名义。后来，我们印刷了金融产品手册，手册只有一个封面、封底，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的名字。然后以机构单位的名义，每个机构印一页，插到封面的夹层里，既可以整体使用，又可以单独使用。
这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拿着刚印好的手册第一时间去找唐万新时，我感到无比欣喜。唐万新拿着产品手册一边翻看一遍露出他狡黠的微笑。用他那特有的新疆普通话幽默地说：“把这么个正大光明的事情搞得像做贼似的。”
当时我想，这本在混业模式下的金融产品手册堪称是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本，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想到这里，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打电话告诉有“中国第一财经媒体”之称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和她讲述我所经历的这一过程。
胡舒立是中国财经界著名学者型记者。这位小个、精瘦的女人不容我详细介绍整个过程，就劈头盖脸地把德隆骂了一通。在她眼里，德隆就是名不见经传而又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不讲规矩，不讲章法。我断然否定了她的观点，在电话里与她争吵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她说：“不过据说德隆的实业做的真的是不错，但是你做实业就做实业吧，搞什么金融呀，搞什么产融结合呀。”随后，胡舒立还是派记者凌华微与我联系，说要采访德隆金融的事情。凌华微被我一口回绝。我告诉她：“我和舒立是朋友，我告诉她并不是想报道出去，我只是希望你们慢慢关注这件事情。我们所做的还是在探索和尝试，我希望《财经》不要像其他媒体一样，把德隆说成是庄家。德隆早就不是庄家了，德隆与外界的传言和报道有很大的出入。德隆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公司。
凌华微告诉我，“我们采访了很多关于德隆的事情，就是因为拿不准，所以也一直没有正式报道过，正因为这样，你们就更应该把真实、客观的东西告诉给媒体。你可不可以接受采访？”我说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我不能随便说。
虽然凌华微在随后的文章里仍然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手册，但还是没有进行渲染。否则，唐万新对我就会有意见了。他虽然从来就没有限制过我对媒体说什么，他也知道我与国内许多财经媒体都熟悉。
《财经》关于德隆的所有文章几乎都出自凌华微之手，为此凌华微也成了《财经》内部公认的德隆专家。虽然那些写法也想尽量做到客观，但我认为多数文字失之偏颇或者专业水准不够高而难以让我信服。故而我曾多次与凌华微争论，但我认为这不是凌华微的问题，而是她背后那个强势得像男人一样的胡舒立。
身处德隆内部，每天最关注的就是各种媒体对德隆的报道。这些几乎都有一个统一的毛病，就是几乎都把德隆当“贼”看。带着这样的一副有色眼镜来看任何事情，你都会有特殊的倾向、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文笔。你只要有了某一方面的主题，你就会不断地去搜索与你意向相符的任何素材，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盲人摸象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那么多林林总总的财经媒体编辑和记者多有几个是学过MBA的，多有几个是来自金融界的、企业界的，中国财经媒体的水平不至于是现在这样子。就像早年我和胡舒立开玩笑一样：她说她要做不好记者，就去当投资银行家；我说我做不好投资银行家就去当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