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总是很巧，就在那两天，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向宏到上海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当即打电话给向宏，说有机会见面。
向宏确实和我是一个小地方的老乡，这个小地方叫李家沱，曾经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所在地。重庆直辖后，这里划给了巴南区。李家沱曾经因为拥有多家大中型制造业企业而有些繁荣。这些年来，重庆制造业落后于全国各地，这些企业大都衰落了。向宏比我小几岁。小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李家沱广场踢足球，李家沱广场的背后是当时的九龙坡区委、政府的所在地。向宏的父亲是当时是九龙坡区教育局长，而对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来讲，向宏也是我们心目中的“高干子弟”了。
小时候的向宏与现在的体型差不多，白白胖胖的，从来不运动。他家住在区政府后面机关宿舍里，老是要往球场路过，他只是偶尔站在球场边看一看。
后来长大后，各自不在一个学校读书，几乎就很难碰到了。后来再见到他时是在1997年，重庆成为第四个直辖市后，向宏策划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叫“百名民营企业家重庆光彩之行”，以中国工商联主办，光彩集团承办的方式，组织了国内上百名民营企业家到重庆考察，洽谈合作。在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光彩照人、意气风发的向宏。与当年那个白白胖胖，戴着小眼镜，书卷气十足的小向宏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在我即将离开万盟的时候，大概由冯仑介绍，向宏认识了王巍，那时的向宏的职务是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由于我与王巍之间产生了分歧，我已决定离开万盟投资管理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向宏与王巍的交往，我变得漠不关心。因而，向宏的实际情况，我知道得并不多，也不知从小到大的这些年他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事情。但既然能够策划这么大的会议，能与刚直辖的重庆市委书记、市长的关系如此亲密，我想他也有不小的能量。
唐万新的电话让我感兴趣的不仅在于向宏我比较熟悉，同样昆明商业银行我也比较熟悉。
1999年，在我离开万盟不久，中国资本市场曾出现了一个战略性机会，就是由于2000年两会上人大副委员长程思危提出了一个“一号提案”，内容是建立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对于身处资本市场，善于敏捷地捕捉市场商机的投行专家；对于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我已经不陌生。1998年香港创办创业板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发出询征函，征求创业板规划的意见。我就花了很多时间起草了一份几十页的建议寄到香港，而且还和王巍等万盟的同事共同写了一本书《第二板市场》。我马上意识到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降临，我很快研究了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和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情况，迅速创办了北京维信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同时，以非常的速度，又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的纳斯达克》，本书迅速被一抢而空。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昆明商业银行科技支行的行长张亚光。通过张亚光，我多次到了昆明，向他介绍风险投资，介绍二板市场。于是，我根据当时的文件精神，设计了创办云南风险投资公司的运作方案。经过张亚光，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张本人曾是省政府领导的秘书，也善于学习，很敬业，他领导的科技支行在昆明商业银行是业绩最好，最能创新的支行。
我的方案很符合张的胃口，他也非常积极地推动这件事。后来省政府组织论坛，我去主讲，解答疑问，获得一致好评。但前来参会的红塔集团代表，拿着设计的方案去找了当时的省长李嘉廷。李嘉廷也认为是好事情，马上就批了。本来，有兴趣做我们股东的，结果自己干去了。
还好，张亚光还是凭着他的本事将云南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批了下来，这间公司实际上是昆明商业银行科技支行控制的公司；我本来是总经理，结果，由于云南电力的介入，而张亚光知道云电要控股昆明商行，张亚光便选择牺牲我的利益去讨好了云南电力。因而，昆明商行的情况，我也十分熟悉。
我到德隆系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向宏当然也不知道我大半年的去向。我做风险投资的时候，在北京与向宏约过几次，结果阴差阳错没见成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