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即给向宏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加盟德隆系，我也告诉他我知道在昆明商业银行的控股权争夺上，我们成了竞争对手。向宏开始对此有点不屑一顾的态度，在电话里他明确告诉我：德隆这拨人太凶狠，又很土，肯定打不过我们。不论从哪个角度，昆明商行都会被云电控制下来。
向宏表现得非常强势。
我告诉他，德隆与外界描述的形象差距很大。我认为德隆是一个非常值得合作的公司，是一个很有理想，有事业心，又很有管理能力的公司。
向宏表示愿意与我见面，一起聊一下。我立即打电话给唐万新，告诉他我晚上要去见向宏。没想到唐万新更强势。
唐万新告诉我：“他们基本上打输了，昆明商业银行我们拿定了，见不见他无所谓。”
凭着投资银行家的职业感觉，我还是决定晚上去见向宏。
当时大约是2002年的3月中旬，我和向宏约好晚上我去新锦江酒店见面。
向宏还是那个向宏，一坐下来一定是先发制人，把他头脑里形成的、甚至已经是固化的对德隆的看法，不容我是否接受，稀里哗啦地一古脑倒了出来。他的观点比一般局外人对德隆的看法还要极端。
在他眼里，德隆就是一群西北狼，没文化、没教养、没专业、没追求，就是一群野蛮的武夫。
德隆的文化与行为方式的确与向宏这个藏书万卷、学贯古今、常常要指点江山、慷慨激昂的书生来讲，反差太大了，无法融合在一起。
但我发表了与他完全相反的意见。我向他描述了唐万新，描述了德隆产业整合的理念和方法。描绘了友联战略管理中心的运作思路和模式。也许这些东西向宏就从来没有从另一个人身上听到过，感觉与他先前知道的德隆不一样。因为这种话又从我这样一个见过中国无数企业和企业家的人嘴里说出来，他也对他的观念有所调整，何况向宏本人骨子里还是市场经济的思想，还是希望民营企业能够发展、能够成长。
经过我的一番游说，他动心了。同意找机会与唐万新见面，甚至提出，不排除深层次合作的可能。
几个小时后，我兴奋地离开新锦江，感觉有成功的可能性。我非常希望向宏能与德隆和解。他们的和解就可能走向合作。以向宏的能量，一旦与德隆合作，既是向宏的胜利，也是德隆的胜利。对德隆这样的公司来讲，由于其外在形象不好，需要有高素养、能说会道、上下左右渠道贯通的人。这样可以减少德隆的危机，增加德隆的安全性。在德隆内部，大量的来自新疆的人都是唐万新的老部下，公司的文化元素十分单一，唐万新本人则是个例外，他的兼容性很强，但他更多的时间还是被单一文化元素所包围。这个氛围对他个人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深的。
第二天，我直接就到唐万新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和向宏谈话的情况。我也第一次比较多地把向宏介绍给他。我认为向宏需要德隆这样的平台，德隆需要向宏这样的人才来改善形象。
听完以后，唐万新一改电话上的态度，当即告诉我说：好，你来约，来上海还是到北京都行！
从唐万新办公室出来，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向宏。向宏已经回到了北京，他听完之后，告诉我：等他的安排了。
4月6日，向宏到上海。当天晚上，在唐万新家里，我们三个人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30分。
这次谈话与其说是让唐万新与向宏合作的前奏，更多的是让我最深、最直接地了解到了唐万新关于他个人经历、他的创业过程、他的宏大理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阐述。我被他深深地打动，也被他深深地折服。这一天，向宏也被唐万新所征服。
这一夜，我几乎不能入睡。唐万新所讲的一切，我都像在过电影一样，在我头脑里不断出现唐万新的画面。他怎样生在新疆，长在重庆，又怎样从小离开重庆，到了新疆；他父亲怎么从一个浪漫的男子与他母亲相爱然后扎根边疆建设；他自小的顽皮经历；他为什么两次上大学；为什么热爱上自然辩证法；为什么要挣钱来做研究；为什么一挣钱就踏上了商场的不归路。
他在商场的传奇经历，不屈不挠，他对整个德隆的思考，对德隆未来的战略安排，他的报国理想，他的民族情结，都在这大半夜里坦露无遗。无论是公司实力还是唐万新的个人魅力，以及唐万新对整个中国经济的看法，都在那一夜，彻底征服了向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