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唐立久传真给我一份合作方案。方案的大致意思是：我和唐立久、天则所共同组成一个团队，成立一间公司，由德隆出资，利用天则所的无形资产和我们个人的资源进行运作，天则所作为大股东。主要业务是为德隆提供行业研究，为收购、重组业务提供专业支持。
我向唐立久提出，能否安排时间，我和德隆的人见一次。
唐立久回新疆去了，我依然忙着筹备中国第一个投资银行EMBA的事情，几乎没再去想德隆的事。
过了几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我的手机。对方告诉我，是唐立久介绍来找我的，希望能够见一见。
当天晚上，我第一次就与德隆系合作的事，在北京亚运村名人饭店，与德隆的代表正式见面。
名人饭店大堂的二楼是一处装饰华丽的酒吧。晚上8点钟我赶到这里时，他们已经先到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足有1米85的中年男子和一位身材中等微胖、大约35岁的男性站起身来，对我笑脸相迎。
高个子男性自我介绍说：“我是韩新林，我受董事长张亚光的委托，来跟你见面，拜访你这位资深专家。张董事长本来要见你，他参加了证监会的任职资格培训后有事提前回去了。他特意嘱咐我们一定要见见你。”韩新林指着旁边的人说：“他姓郭，是总裁助理，也是优秀的博士。”
韩新林简单介绍了德恒证券的重组背景，他给我的名片还是重庆证券经纪有限公司的名片。他的全部介绍都刻意回避了一个很敏感的内容。他只字不提德隆，也只字不提唐万新。好像德恒证券与德隆、与唐万新没有任何关系。
德隆在这些细节上，从来都显得非常谨慎、非常低调、非常隐蔽。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德隆一贯低调、行事隐蔽；第二，德隆不希望外界知道它进入金融领域；第三，民营企业进入证券公司，特别是控股证券公司在2001年还很鲜见。
韩新林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人，具有演说天赋。在我用很短的时间介绍了我的经历之后，韩就滔滔不绝对我讲起了他对德恒证券的经营思路。
引进国内一流专家，给予一流报酬，打造一流券商，而且将投资银行业务作为德恒的核心业务。这些思想都是唐万新的思想，这是后来加盟以后才知道的。这些思想非常符合我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考虑。
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中国证监会刚刚出台的一个政策是，证券公司可以设立投资银行子公司。这个政策的出台使我和德隆的合作有了一个契机。
从个人愿望来讲，我肯定不愿意加入某一个证券公司。我当时就已在中国资本市场闯荡了10年之久，从来就没想过要去证券公司，我对中国证券公司方向单一的、缺乏创意的、同然化的投资银行业务*实在没有兴趣。如果可以成立公司，我就可以设想在德隆的旗下，成立投资银行子公司。这样我就可以把北京维信创业作为合作平台，德隆认可我们的人力资源价值。
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由德恒证券出资，设立投资银行公司，实行合伙制，我出任总经理，拥有部分股权，唐立久也在其中的合作方案。
韩新林欣然应允。我几天之后，将设计的合作方案传到了上海。
大约过了一星期，韩新林来电话告诉我，希望我去一趟上海，详细讨论合作内容。
中国的证券公司曾经是十分令人仰慕的机构。特别是1993年南方、国泰、华厦三大证券公司成立时，每一个能在这三个公司工作的人，都感到十分荣耀。进入这三个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是时代天骄般的职业选择。20出头，高学历，高工资，高福利，拿高额奖金，出入高消费场所这样的职业环境。突然之间，降临在一个蜜糖一样的时代，这是他们的父辈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很快就将这种缥缈而浮华的梦幻人生打回现实。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是千篇一律的组织模式和盈利模式，产品单一，毫无创新，毫无深度服务，毫无竞争能力可言。时至今日，那些倜傥风流、西装革履的英俊少年投资银行家们，恍若隔世般地感受到了人生的艰辛。在2001—2005的几年里，“干投行”的不如卖“鸭脖子”的，几乎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