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占地40来亩，建筑面积达约2~3万平方米，1~2%的容积率，使办公环境留下了足够的绿化空间。总投资约3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平方米1万元人民币，用唐万新较为夸张的说法：上面的每个螺钉都是进口的。大厦的钢架结构与通透的玻璃天窗无不透露出十分现代的气息。中庭的空间十分开阔而且直通屋顶，使整个大厦的光线十分充足。白天上班可以完全不用开灯。每一层楼的办公室都是大开间的，办公室内办公桌与办公桌之间的隔断很低，没有压抑感，每个办公桌都很大，桌与桌之间的距离也很开阔。
12月23日上班时，驾着车直接进到停车场，然后乘坐观光电梯到办公室。德隆大厦大门所在的位置被人称为是上海的“龙眼”。上海的龙脉是自西向东的延安路。在延安高架与南北高架交汇处的中心水泥柱被裹上了一层龙的浮雕。这也被誉为上海的“龙脊”。延安东路从黄浦江奔流而过，由世纪大道将龙脉一直延伸至世纪公园。这就是龙头所在。德隆大厦正好坐落于象征龙头的世纪广场环岛的北边，故有“龙眼”之说。而德隆大厦的位置又是一处陆地半岛。东是杨高南路，南是环岛，西是源生路，三面环路。多位风水先生都认为此处很难立住。为此，唐万新从遥远的西北浩浩荡荡运来一颗新疆特有的1.3亿年的巨大硅化木*作为镇司之宝。进入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确实有一种非常骄傲的感觉。在一流的公司、一流的观念、一流的团队、一流的办公环境里做着中国金融历史上最前沿的业务是每一个职业经理人、每一个金融家的梦想。从我的办公室往外看出去，是德隆的大门，竖着距今已有1.3亿年的硅化木。然后是明亮的三根不锈钢旗杆上，自由飘扬的国旗和德隆的紫色司旗。德隆出事后，德隆大厦虽然通过拍卖抵偿，到了上海某国企手上，但几年过后，这座大厦依然空空荡荡，没有机构入住。据说有多种原因。
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同事们都在门外兴奋不已地安排自己座位上的东西，秘书在帮我整理我的房间，我此时完全没有工作状态，呆呆地回顾着自己走过的风雨历程。这不就是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吗？在46岁这个金融业、投资银行业中的黄金年龄，领导着一个将近100人的来自海内外的金融专家组成的豪华团队，从事着投资融资，收购兼并重组这样的发现财富价值、提升财富价值、创造财富价值、实现财富价值这种充满智慧、充满激情、充满艺术的工作。这不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吗？而得到这样一个角色的，却是一个从小丧母，生活艰辛，贫穷，没多少机会受教育，成天浪迹街头，蓬头垢面的我吗？我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是感觉到我身上很沉重，我怀疑我有没有能力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坐多久，我也只有一种信念，我的这个角色不能让我有丝毫的怠慢，我必须以我的全部心血、全部精力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去为之奋斗。
1991年下海时，我只是一个土里土气的来自内地的一个职业定位都不清晰的人，偶然之间，我毅然决定放弃一切，不顾后果地放弃了国有企业平庸的工作环境，下海闯荡海南。幸运地得到了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成为中国最早的资本市场专业人士，随后，一不小心，成了中国第一个“系族”企业的缔造者之一。1994年，与国家工商局旗下的中国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和高尚全任会长的中国企业改革研究会合作创办“现代国际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就曾经梦想要成为中国著名的投资银行家，在资本市场的舞台里，为中国的金融事业作出贡献。当时就为这间小小的投资银行类公司制定了伟大的战略，但是，短短的一年多以后，虽然完成了中国最早的MBO（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概念），又操作了北方五环上市、厦门国泰的配股等项目，但我还是认为我还在某个“系”里。
1996年，万通的冯仑在当时南方证券任副总裁的王巍策动下，网罗魏文渊、刘锐、胡希肯等中国一大批资本市场大名鼎鼎的人物，要大手笔、高起点地创办一家完全民营企业性质的投资银行，又燃起了我的希望之火，我毫不犹豫地追随王巍、冯仑，又从上海回到北京，开始第二轮的投资银行家之梦。但随后因为各种原因，魏文渊等人又纷纷退场，最后只剩下我和王巍两个人为核心来创办这个机构。这就是现在依然赫赫有名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我是第一任董事总经理。万盟三年，我们业绩辉煌。先是将中体产业、四川新希望、海南寰岛等公司推上市，又完成了大量的企业改制、重组和并购。但是，中国主流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极低，而我们只能成为“草根投资银行家”，得不到资源，得不到手段，只能基本维持生存。最后，又与王巍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