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后，很快就过年了。这也是唐万新在过年前最重要的一次安排。会议后，唐万新照例安排在德隆大厦的饭厅招待与会全体人员，给大家拜年。
经过整整一年，我做了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工作，倾情投入，倍感充实。不仅做了大量准备，而且学到许多东西，这种东西至今也在中国任何一个机构里得不到。我从事投资银行十多年，这一年是我最春风得意的一年，最有成就感的一年。趁着这一心情，我没有考虑和唐万新一起过春节，而是选择了去新西兰、澳大利亚旅行。同时，看望我那远在新西兰读书的千金。
2002年，唐万新的转型是成功的。德隆的战略投资有了新的发展，基础十分牢固；金融的危机没有继续恶化，被郎咸平所掀起的谩骂潮也在大量的工作下平息，德隆的市场形象有了缓解，唐万里被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一系列危机公关还是见到了成效。各种迹象显示，德隆正在渐渐渡过危机，走出低谷。由此下去，我们相信，德隆的前景一片光明。虽然友联的整个行动极其低调、极为隐蔽，但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2002年中期，我们参加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国际论坛”，尽管我们低调出席，也观察到了当年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动向。很显然，从了解的状况来看，我们在理论准备、模式研究、操作实践上，远远走在了与会者的前列，我们心中不禁暗喜。同年，我们还将我们的实践通过书面报告递给人民银行，和中国金融最高当局进行沟通，寻求他们对我们的认识、理解与支持。此间，我还曾领受了唐万里给我的特殊使命，这位新当选的工商联副主席告诉我，党的“十六大”后，中央统战部和中央领导很关心德隆介入金融的实际情况，希望我执笔将友联的事情作一个客观的汇报。我秘密加班几天，提交了一份报告交给唐万里，其核心是介绍德隆投资金融机构、目的和我们将运作的模式。我的报告的重点是讲：一般的产权模式，都是从事实业投资经营的企业，投资于金融机构，通过股权、董事会的优势获得金融机构的资金授权，再去发展实业。外界对德隆金融的认识也停留在这样一个低层次认识上，而德隆对金融的投资是将金融作为产业来经营的，不是作为自己的融资工具。
春节长假到了，我怀着一种期待离开公司，放飞紧张工作了一年的心情。其实，人在大战之前的宁静中是感受不到那一刻的宁静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去新西兰、澳大利亚，在我们的冬季里去享受南半球夏日的阳光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但是，整个旅途我都没有丝毫的悠闲，随时都带着几本专业书在阅读，我们跟的是旅行团，这种流水线作业一样的旅行团也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度假的感觉，我们都成了旅行社消费旅游产品的对象，每天疲于奔命，早起晚归，要么就是购物。除了一些很好的景点外，我几乎都在看书，看着很奢侈的高价书。用昂贵的时间经常等游伴们都去逛商场了，我一个人坐在车上看书。只想通过这种阅读的休息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心情，保持着一种状态。盼着早一点上班，开始在理想的金融舞台上尽情地、潇洒自如地表演一番。自从1991年踏入中国资本市场之后，我自认为最好的感觉就是每一次接触一个新项目，通过我的一番认真研究，激发出我的创意，然后滔滔不绝地向客户讲述我对企业的理解，对企业的建议，直到对方觉得我说得非常准确，对我推崇备至。然后，我再想方设法与对方完成交易，达到目的。看到我帮助的企业幸福健康地成长，这就是一个投资银行家莫大的快慰。我经常被这样的感觉所陶醉，而且发现这一生都会被陶醉下去。特别是由于德隆、友联这样的舞台，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幻想，还有唐万新，我一生中认识到的对投资银行有最深刻理解的这么一个知音，已让我无可挑剔。 在这样的环境下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与能量，此生足矣！记得有一天在我们常去的位于浦东崂山东路的巴渝风情重庆菜馆吃饭，东方高圣的陈明键和湘财证券的人力资源部总监一起进餐。席间，他们用惯常的口吻质问了一些问题后，告诉我，湘财证券内部早有规定，业务上不与德隆往来，但是他个人对德隆很感兴趣，他希望我能够多用最坦诚的话告诉他我对德隆的看法。我几乎是不加思考地告诉他，如果我什么时候考虑退休的话，我一定是在德隆退休。可惜的是，我现在连退休的地方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