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遇到过很多起类似的事件。这类事件充分说明，中国企业的整体经营管理的理念、方法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巨大差距。全球的并购成功率都不高，中国的企业并购成功率没有人研究过，但我相信更低。企业并购是一项发生非常频繁，而又永远都在追求并购的至高境界，但永远都有遗憾的经济行为。十多年来，不管是上市公司并购，非上市公司并购上市，真正成功的经典案例实在是少于要吸取教训的失败案例。我一生都在追求操作最为理想的并购，我做过或领导做过的许多案例里头，我也最多认为只有一两件可称之为国内的经典案例，离理想的并购相去甚远。在中国要完成一桩理想的并购太难了。中国缺少对并购的本质理解，缺少并购文化，缺少产生高水平并购文化的土壤。中国的企业，并购经常没有专业投资银行提供服务，都是由交易双方“自由恋爱”；中国企业之间的并购环境也很差，没有为并购提供服务的资金。中国从事专业并购的中介力量往往也处于弱势。
好像命运注定要挑战我们的激情，刚一上班就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非典”。
全国上下笼罩在“非典”的恐怖之中。这让我想起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随时都在关注着这种不可预知的东西会造成什么结果。开始几天显得异常紧张，全新的德隆大厦刚刚投入运行就按照浦东新区非典防疫部门的要求完全封闭起来。在行政部门的安排下，德隆在汤臣高尔夫别墅里租了一栋，作为临时指挥中心。真像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大厦成了危险区，别墅成了战时指挥中心。由于德隆是全国性企业，甚至是跨国公司，全国各地每天都会有内部、外部的人到上海浦东和德隆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一刻也不能停顿的机器。
大厦总部要求所有外面来的人都不允许进入大厦，所有来拜访德隆的人士只能在底层的多功能厅，这里被临时辟出来作为对外接待室，而且有医务人员在此。即便是唐万新也得遵守这样的纪律。我曾邀请新华联集团的董事长傅军来德隆讨论收购金六福的事。傅军带着新华联、金六福一行人也只能在多功能厅与唐万新见面。最后连饭也没吃就结束了。十分可笑的是，当唐万新下来和傅军开会时，发现唐万新的母亲也带着一帮人在这里开会。这个时候的老人家完全没有一点病态，精神非常好。
由于我的团队都不在大厦办公，全部分布在陆家嘴的几栋大厦里，我已经没法召集我的团队负责人会议，只能在大厦外的草坪上和大家简单做些交流，只好让大家先按兵不动。我们的业务性质是必须要跑出去的，“非典”让我们的任何工作都没法展开。我只能在电话上告诉大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的产品手册进行进一步讨论、修改、细化，然后给大家培训。
整天憋着十分难受，我们像囚在笼子里的浑身充血的斗兽，期待着在旷野里拼命地追逐。
偏偏不幸的是，非典没有将数以万计的德隆人击倒，反而让唐氏家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德隆的老二唐万平突然脑主干破裂，在九死一生的状态下，被送进了浦东的东方医院。
我和唐万平没多少交往，进德隆前也不认识。进入德隆后，因为他在德隆国际管产业；我在友联做金融，我们之间也没有业务上的往来，所以很少打交道。但我一直都知道唐万平是唐家四兄弟里十分厚道的人。江湖上有人用面相来评价唐家四兄弟，说是老大唐万里是面恶心善，老二唐万平是面善心善，老三唐万川是面善心恶，老四唐万新是面恶心恶。我对这类评价虽不敢苟同，但唐万平的人缘确实不错。
“非典”、唐万平重病既是德隆危机的先兆，又是倾塌的原因之一。
我们经过2002年一年的精心筹备，正要战马嘶鸣，奔赴疆场之际，突然被这两件事小小地绊了一下脚。而此时的唐万新也几乎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去年几乎每天都和我们开会、总是在一次又一次布置作战计划的唐万新了。
一场战争即将全面打响，战场统帅在做了战场准备、战前动员吹了冲锋号之后便消失了，这样的战争难以成功，突然停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