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民，我的重庆老乡。1992年在海南，与我所在的海南顺丰海南航空几乎同一批拿到股份制批文，成立海南匹斯克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拟投资重庆，在解放碑拿下土地挖了一个大坑，号称要建百层大厦，结果很快就人间蒸发，消失得音讯全无。几年后，有人说他在洪都拉斯死于乱枪之中；范建民得意之时，曾经在海南股份制企业俱乐部的派对上，出一谜语，要人猜，声称五分钟之内若被人猜中，他愿送他3万股票。结果，谜语一出，话音未落，谜底五秒之内就被人猜中，范建民风度尽失。
某位声名显赫的证券公司老总，号称中国证券市场之父，靠上海滩一个营业部起家而红遍大江南北，拟将中国市场精英，尽揽旗下。1993年担心受制于三大证券公司的夹击，而仓促增资之时，还曾虚心邀请我及一些企业以高溢价帮其完成增资扩股，一转眼，完成增资后，立即感觉膨胀。几个月后，我在香港联交所再次碰到已跃身为中国最大券商老总之位的此人时，他在当时联交所行政总裁周文耀和中国体改老前辈许美征女士的陪伴下，已趾高气扬，双眼向上，目无故人，似乎联交所成为他探囊取物之处已指日可待。然而，不到一年，一场指数期货的风暴，将其卷进了上海的提篮桥监狱，若干年后出狱，再没了当年的风采。
这类东西见得太多，也是我加盟德隆系考虑得最多、分量最重的内容。
决定之后，我告诉了唐立久，说我要去德隆看看，合作方案让他继续考虑；我告诉了我的香港合作者，汤米显示出理解与大度，他安排人接手了我们在北京合作的公司。
随后，我又告诉我的家人，说我准备到德隆去任职，上海之行有许多不确定性，可能会有风险。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势。
2001年10月，国庆长假之后，我南飞上海。未来的不确性让我在飞机上不停地注视着窗外的云层，云外是太多的遥远，太多的未知。
真没想到，此行会给我的一生留下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留下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岁月。
中保大厦38楼还没装修好，我暂时在8楼上班。一出电梯进门右手处，就是我的办公室。独立的空间与其他人被一条过道隔开。
按照常规，德恒证券应该有人给我作些介绍，开个会，接个风什么的。一连几天都没人管我。我有一种由衷的孤寂和失落感。每当下班之后，陆家嘴这片“孤岛”显得更加冷清，更加陌生。
虽然1996年我曾有过在上海8个月的工作经历，也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但和我熟悉的北京环境比起来，中秋的上海仿佛更像初冬一样凄冷。但由于加盟神秘的德隆系，我也尽可能保持沉默，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的行踪。
走出办公楼，回首凝望着眼前经常被上海电视台当作片头的这几幢标志性建筑。中秋时节，太阳光很快就消失在中国最东边的地平线，黑夜伴着秋风很快就弥漫过来，交易时间那个人潮涌动的场面和此时的静谧形成很强的反差。商业社会的人间环境被金钱切分得如此分明。
德恒证券是由德隆系的旗舰金融机构金新信托投资公司在重组的基础上，将证券营业部剥离，与重庆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合并组成。当时共有12家证券营业部，分布于重庆、上海、武汉、成都等地。
公司处于筹建期，尚未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德恒证券作为德隆旗下控制的第一个综合类证券公司，其人员的构成主要有几部分：一部分是原重庆证券的人员。重庆证券经纪公司的前身是一重庆期货交易所。“327”国债期货事件*后，中国对期货市场进行了大面积整顿，撤销了若干个期货交易市场。重庆期货交易所被撤销后，就组成了重庆证券经纪有限公司；第二部分是金新信托证券营业部和在金新信托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人员；第三部分是由总裁韩新林从新疆宏源证券相对成建制地带来的管理团队的核心成员。德隆系的投资银行队伍不论是金新信托的投行团队还是设于中企东方的投资银行队伍以及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的人员几乎一个都没有进入德恒。这一点是至今也不明白的。是唐万新完全信任韩新林，由他重新组建投资银行队伍？还是不信任自己的投行人员？唐万新至少一直未对我讲过。如果以我们对唐万新的了解来判断，我认为他是希望真正引进高水平投资银行专家。否则，他不会在第一个可以控制的证券公司里，投资银行部门留下空白，也不会委托唐立久，遍寻中国江湖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