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人们孜孜以求的是获得财产，追逐利润，因此，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存在这一生存方式的任何迹象，绝大多数人以为占有乃是最自然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唯一可接爱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使人们特别难以理解存在方式的本质，而只知道占有是唯一可能的倾向。尽管如此，这两种概念都植根于人的经验中。我们既不应该，也不能用一种抽象的、纯理智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两种生存方式都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加以分析和研究。下述简单的例子证明占有和存在这两种方式是如何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也许，这能帮助读者理解这两种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
学习
在占有这种生存方式中，学生们只会用心地听课、记住老师讲的每一句话，从而理解它们的逻辑结构和意义，并尽量一字不漏地把它们记在自己的活页笔记本上，以便他们以后记住这些笔记，顺利地通过考试。但是，所学的内容不可能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丰富和扩大他们的思想体系。相反，他们只会把自己所听到的语词变为一＼连串固定的思想或完整的理论储存起来。学生们除了将讲课人陈述的东西（授课者自己所创造的或从别处转引来的）占为己有外，他们对讲课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学生们在占有这种生存方式中所要达到的唯一的目的是，抓住自己所“学到的”一切，或者牢牢地记在脑海里，或者仔细地保存好自己的笔记本。他们不需要产生或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占有型的个人往往会因某一课题的新思想或新观念而感到不安，因为新思想或观念动摇了他们所获得的固定的知识。的确，对于这种人来说，占有是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任何不能被固定（或写下）的思想是令人可怕的──就象一切发展和变化的事物一样，它们是不可控制的。
对于那些以存在的方式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学生们来说，学习的过程则全然不同了。一开始，他们并不急于去听课，即便是一门课程的第一讲，即所谓的开场白。上课之前他们先考虑一下这堂课将要论及的问题，在脑子里准备一些问题或自己所遇到的难题。他们总是在考虑某个题目，为之心驰神往。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讲课的内容和思想，而是带来耳朵听，全神贯注地听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领悟并主动地、创造性地作出反应。他们所听到的知识促进了自己的思维过程，于是在脑子里出现了新问题、新思想和新观点。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听课是一种活动的过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讲，领悟讲课人所讲的内容，并对此作出有意识的反应──每一个学生不仅仅去占有知识，即把知识带回家、装进自己的记忆中去，而往往是受这些知识的影响，使自己发生变化。每一个学生在听课以后已经完全不同于听课前的他或她了。不过，只有在讲课内容能提供激起学生思考的材料的情况下，这种学习方式才行得通。在存在这一方式中，学生们不可能对空洞的说教作出反应，他们发现最好的学习方式不是听课，而是将精力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
记忆
人可以采取一种重占有的方式或重生存的方式来记忆。这两种记忆力忆形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所采取的那种联系的方式。如果一个人的记忆是重占有的，那他的大脑皮层的神经联系完全是机械化的，比如说，通过多次的同时运用而使两句话联系起来。或者这种联系是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关系上的，比如说相对的两个词、近似的概念，或者根据时间、空间、规模、颜色，或者按照一定思想体系的属性来建立这种联系。
重生存的记忆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借此来唤起对话语，思想，外貌、图象和音乐的回想。在想要记忆的那个单个的事实和与此相关联的许多其他事实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系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纯逻辑上的，而是生动的。通过思维(或感觉)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将概念互相联系起来。当一个人想要找到一个正确的词的时候，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便开始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疼痛”一词或“阿斯匹林”一词与“头痛”联系起来，那我还没有脱离逻辑和习俗的轨道。相反，如果我把“紧张”和“生气”与“头痛”联系起来，那么也就将有关的事实与可能的原因联系起来了，我之所以想起这些原因是因为我研究过这些现象。对于这种生动的记忆来说，一个最发人深思的例子便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自由联想”。
如果一个人对存储本身就没有兴趣的话，那他就会发现，为了让记忆功能正常地运转，他需要有一个强烈的、直接的兴趣。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性命修关的紧急情况下必须要会说某一句话，而人们会突然想起一些一向以为是忘了的外语语句。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我的记忆从来就不特别好，但是，只要我眼前浮现出我所分析过的病人和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全部个性上，那我就马上就能回忆起他向我讲述的梦，不管我是在四周前还是在五年前看过这位病人。而五分钟之前让我一下子想起他的梦还是不可能的。
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也包括记忆在内，即唤起对曾经看到和听到过的东西的回想，使其浮现在脑海里。每个人都可以采取这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记忆，只要他努力去回想自己所见到过的面孔和景物的外貌。面孔和景物不会马上浮现在眼前，必须要重新创造它和唤起它。这不是一件易事。前提是，我曾经以足够的注意力观察过这张面孔和景物，这样，记忆才是清晰的。当一个人完全成功地进行这种记忆的时候，那么，我所回忆的那个人和他的面孔就会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那景物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好象真的一样。
采取一种重占有的方式来回忆一张面孔或一种景物，其回忆的方式就象大多数人在观看照片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重占有的回忆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照片是他们记忆的基础，为的是能够再认出一个人或一处景物。他们对照片的反应往往是：“对，这就是他”或“对，这就是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照片是一种异化的记忆。
异化的记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把我所想要记下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只要把它写在纸上我就占有了这个信息，我从不尝试把它记在脑子里。我对我的占有很自信，除非我将这些记录丢失了，那也就将应该记忆的东西都丢了。我的记忆能力与我相脱离，因为我的信息库(笔记)取而代之，成为我的外化的一部分。
现代人所要记住的数据非常之多，没有参考书和不做笔记是不可能的。但是，记忆被取代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似乎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界限。记录使得我们记忆力降低，从我们自身上就可以充分地看到这种景象。但我仍然要举几个例子，这也许是有益的。
比如说，商店里人售贷员，现在对一个两位数或三位数的加法运算几乎都不是用心算，而是借助计算机。学校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老师发现，与那些相信自己能力的学生相比，把每句话都认真记下来的学生很可能对所学的东西理解得不够，记忆下来的也较少。而前者起码是抓住了主要的东西并将其记下来了。音乐家们知道，有这样一些乐师，让他们按照现成的乐谱去演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然而，在没有总谱的情况下让他们记住音乐则比较困难。(我要感谢M·布德莫尔博士告诉我这一情况)托斯卡尼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重生存的音乐家，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
在墨西哥我也曾观察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文盲和很少写字的人的记忆力，比工业国家中精于阅读和书写的公民的记忆力要好得多。还有许多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阅读和书写的艺术可能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总是一件好事，如果用这种艺术去读那些会使人丧失其体验能力和想象力的东西的话，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交谈
在人与人的交谈之中，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会很快地显示出来。我们以两个男人之间进行的一种典型的交谈为例，在交谈中A有自己的观点x，B的观点是Y。他们彼此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对方的观点。他们认同自己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为捍卫自己的立场提出更好、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谁也不想去改变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只期望对方这样做。他们惟恐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占有物，放弃也就意味着损失。
如果谈话不是一场辩论，那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要去会见一位名人或一位个人气质非常好的人；或者去见一个人，我们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或爱和赞扬。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并为这样重要的会见做准备。他们总在考虑哪些问题会使那个人感兴趣，他们预先计划好怎样开始这场谈话，一些人甚至单方面地列出谈话的提纲。某些人大概也会鼓足勇气，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以前所获得的成功、他的风度(或者说他距唬住别人的能力，如果这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成功)、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关系，他的外表和衣着。一句话，他心里在估价着自身的价值，并以此为根据，在谈话中亮出他的商品。如果他做得很巧妙，那他的确会赢得许多人的注意，但这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表演，更主要的是由于大多数人缺乏判断力。如果手法不太高明，那他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而会显得那么笨拙，做作和令人乏味。
而不做任何准备、不夸耀自己、所做出的反应都是自发的和创造性的人，他的举止行为与前一种人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人忘记了自身，忘记了他的知识和地位；他的自我不是其发展的障碍；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完全可以适应别人和别人的思想观念。他创造新的思想观念，因为他无意去抓住什么东西不放。
“重占有的人”依赖于他所有的东西，而“重生存的人”则相信他的存在这一事实，相信自己是活生生的人，相信只要敢想敢干和敢于做出回答，那就会产生新的东西。在谈话中，他生动活泼，因为他不必因为心怀恐惧地去吹嘘自己所占有的东西而将自己窒息。他的这种生动活泼的气质具有感染力，另一方会因此而克服自己的自我中心心理。这样的交谈就不再是一种商品(信息、知识、地位)的交换，而成为一种对话，至于谁对谁不对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这一对开始一起跳舞，他们不会带着胜利感或者失败感而分开，因为胜负感不会带来任何东西，他们心中充满着欢乐。(在进行心理分析治疗时，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治疗医生要具有能使人振奋的素质，假如治疗时的气氛沉闷、死板和枯燥乏味，那再详尽的分析和解释也没有用。)
阅读
交谈的道理同样适用于阅读，阅读是或者说应该是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当然，对于阅读来说(对谈话来说也是一样)重要的是我在读“什么”(或我与谁谈话)。如果去读一种毫无艺术性的廉价小说，那无异于白日做梦。对小说所做出的反应也决不会是创造性的。读这种小说就象观看无关紧要的电视节目，或者象吃炸土豆片，人们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心不在焉地将炸土豆片吃下去。在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时，读者能够采取一种创造性的态度，会在内心产生共鸣，也就是说以一种重生存的方式去读。然而，大概多数读者在读这种好书时也采取一种消费者式的态度，也就是说，以一种重占有的方式来读。因为这部小说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要了解故事的情节，想知道主人公是死了还是活着，以及书中描写的那位姑娘是否被诱骗了。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好象只是前奏，它使读者兴奋，而悲惨或幸福的结局才是高潮。当他知道了结局之后，也就占有了这个故事，这好象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但是，他从中并没有获得知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没有因此而深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因为他只注意小说中的人物了。
在读哲学或历史方面的书籍时也有这样不同的两种态度。读者们在读有关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时采取的那种方式方法，或者说有什么坏习惯，都是教育的结果。学校努力将一定数量的“文化财产”传授给学生。然后，在学业结束时给学生出具一张书面证明，证明他占有了文化财产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学校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都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复述作者的主要思想。学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在上大学之前的初级和高级中等学校里，不同的教育程度主要是根据教给学生多少东西来划分的，而这种教学量又是与学生将来可能占有多少物质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谁能够最准确地重复一位哲学家所说的话，那他就是被视为是优秀的学生，他就象是博物馆中知识渊博的向导。可是，除了他所占有的这些知识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学到。他没有学会向这些哲学家提出疑问和与他们交谈；没有意识到哲学家自我矛盾的地方以及他们避而不谈某些问题和题目；他没有学会去区别作者的那些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然的，因为这些观点和看法在当时还是“合理的”，以及哪里观点是作者的新贡献；他体会不到作者什么时候是用他的纯理智来说话，什么时候又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此外，他也发现不了这位作者所说的是确实可靠的呢还只是夸夸其谈，等等。
相反，采取一种重生存态度的读者则坚信，即使是一本被捧上了天的书也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有时，他也许会比自以为是的作者本人更了解那本书。
行使权威
权威的运用是表明占有和存在方式之区别的又一个例子，而问题的关键表现在占有型权威和存在型权威之间的区别上。几乎我们每一个人至少在生活的某个阶段都要运用权威。抚育儿童成长的大人们，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运用权威──以保护自己的孩子免遭危险，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起码起予孩子应如何行动的最简单劝告。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也成了大多数男人们运用权威的对象。在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官僚统治和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许多人都运用权威，除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以外──他们仅仅是别人运用权威的对象。
我们对两种生存方式中的权威的理解取决于对“权威”一词的认识：“权威”是一个广义词，它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既可以是“合理的”权威，也可以是“不合理的”权威。合理的权威以能力为基础，它能帮助那些需要权威扶持的人成长起来。不合理的权威则是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并用来剥削那些顺从于权威的人（我已经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论述了这一区别）。
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即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主的社会中，被公认为有能力完全这一任务的人方或使用权威。这种能力要具备怎样的品质，大多视特定的环境而定；一般地讲，包括经验、智慧、宽容、技能、“风度”、勇气。在许多部落里，永久的权威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人们需要的时候，才会出现某种权威。换句话说，在战争、宗教活动、调解纷争等不同的场合，存在着不同的权威。当权威赖以存在的各种品质消失或削弱的时候，权威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可以在许多原始社会中观察到某种相同形式的权威，在这些社会中，人们通常根据经验和“智慧”这些品质，而不是根据强壮的体魄来确认一个人的能力。J.M.R迪尔加多做过一次非常巧妙的猴子实验，他发现，假如一只猴子即使在短时间内丧失了构成自身能力的种种品质的话，那么，它的权威也就不存在了。
存在型权威不仅是以个人履行某种社会职责的能力为基础，而且是以个人能实现自己的真正本质、使自己的个性达到高度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为基础的。这种人只需要显示自己的权威，而没有必要去发号施令、威胁恫吓和营私受贿。他们是有高度觉悟的个人，他们以自己的存在，以人所能具备的一切──主要不是靠言行──来证明这一点。许多杰出的大师就是这样一些权威人士。其实，在各条教育战线和许多不同的文化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个人，尽管他们没能达到那些大师们的完善程度。（这正是教育问题的焦点。如果父母亲本人都是较有觉悟的人并且以身作则的话，那么，权威教育与放任自由的教育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存在的。孩子们需要这种存在型权威，并且会热烈地对此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孩子们反对压力或被大人所忽视，那些大人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本人并没有作出他们期望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作出的努力）
随着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的确立（它们比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主的社会更庞大、更复杂），依靠个人能力建立起来的权威渐渐让位给依靠社会地位的权威。这并不是说，现有的权威人士都必须缺乏能力，而是说，能力已不再成为构成权威的一个基本要素了。无论我们遇到的是君主权威──在这种权威中，不可预测的基因决定了能力的各种品质──抑或是一个无耻的罪犯通过杀人或抢劫而成为一名权威，或正如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所常见的那样，人们根据照片上的堂堂相貌或选举所花费的金钱而选出权威人士，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能力与权威都几乎毫无关系。
但是，在根据某种能力来确定权威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某位领导人在某个领域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另一个领域都无能为而言──例如，一位政治家也许有能力指挥战争，但在和平时期却显得束手无策；或者一位领导人在他或她任职的初期还保持着诚实和勇敢的品质，然而，由于权力的诱惑，他或她渐渐地丧失了这些品质；再比如，年龄和疾病会使一个人走下坡路。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小部落的成员们要比我们制度下的千百万人民更容易判别一位权威的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只能够通过公共关系专家所制造的人为的形象来认识自己所要选举的权威人士。
不论能力赖以形成的品质丧失的原因是什么，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都不断地发生权威的异化过程。真正的或所谓的创造性能力转变为权威的制服或称号。一旦某一权威人士穿上了适当的制服或拥有适当的头衔，这种能力的外在标记便取代了真正的能力及其品质。国王──我们且借用这个称号来表示这类权威──可能是一个愚蠢的、堕落的或凶恶的坏蛋，换句话说，他根本就不具备成为一名权威的能力，但他拥有权威。只要他获得这个称号，人们就以为他具备了构成能力的各种品质。即使这位国王浑身一丝不挂，人们还是相信他穿着漂亮的衣裳。
事情并不仅仅在于人们把制服和称号当作构成能力的真正品质。那些拥有这两种权威标记的人，以及那些从中渔利的人都必须使黎民百姓的讲究实际的，亦即爱吹毛求疵的头脑迟钝和僵化，以便相信他们的谎言。任何人只要认真地想一想就会识破那些宣传诡计，即那些扼杀批评的方法，就会知道人们如何听信了陈词滥调而俯首贴耳，人们如何因为处于从属地位和丧失相信自己眼睛和判断的能力而成为哑巴。他们由于相信了谎言，所以对现实茫然无知。
知识
“我有知识”和“我知道”这两种表达方式反映出在知识的领域里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有知识是说获取可供使用的知识(信息)和把这些知识据为己有；而“我知道”是说他的知识是功能上的需要，是其创造性思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一想象弗那样的思想家和象耶稣那样的预言家以及埃克哈特教士、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所说过的话，那我们就能进一步加深对重生存者知识的特性的理解。在这些哲人看来，知的起点就是认识给所谓健康人的理智所造成的假象；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关于实在的现实的图象与“实际的真实情况”不相符，而主要意思是说，大多数人都是半醒半睡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认为是真的和当然的东西大都是错觉，这是由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因此，下一步的知就是打破这些假象和消除这些假象。知意味着由表及里地去找出事物的根本原因和“观看”赤裸裸的现实。知不是对真理的占有，而是穿透表面现象批判地、积极地去接近真理。
这种穿透具有一种创造性，希伯来语的jadoa一词就有这个含义。jadoa的意思是说男人在性交时的爱和知识。佛是大彻大悟的，他要求人们要醒悟，要摆脱那种认为对物的占有会带来幸福的幻想。预言家们也呼吁人们要醒悟过来和认识到，他们的偶像只不过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和幻想而已。耶稣说：“真理将使你们自由！”埃克哈特教士也曾多次谈到他的认识观，在谈到对上帝的认识时，他说：“认识不补充任何思想，认识往往是取代，是摆脱，它跑上前去用手去触摸上帝，去看他赤裸的样子，并只求把握生存中的他。”(“赤裸”和“赤裸裸的”是埃克哈特教士和他的同代人、《未知的迷雾》的作者最爱用的字眼。)马克思认为，人需要打破幻想，即要创造条件，从而使人不必产生什么幻想。弗洛伊德的“自我认识”概念的思想基础是，只有摧毁幻想(“合理化”)，才能发现没有意识到的现实。对于所有的这些思想家来说，核心的一点就是拯救人，他们对为社会所承认的思维模式提出了怀疑。在他们看来，知的目的并不是人相信“绝对真理”的可靠性，而是人类理性自己证实自己的活动。对于从事认识活动的人来说，知与不知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是认识过程的一部分，尽管这种不知与懒子思考的人愚昧无知是不同的。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最高目的是更为深化的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则要占有更多的知识。
我们的教育系统致力于把知识作为财产来配备给人们，使之与他们未来可能拥有的财产品社会地位相称。他们得到的最起码的知识是正常工作所需要的信息量。此外，每个人还都或多或少得到一些“奢侈的知识”，这是为了提高其自我价值感和适应他将来可能拥有的社会地位的要求。学校就是专门生产这种知识包裹的工厂，虽然它们通常宣称，学校是让学生接触人类精神所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的地方。许多高等学府也附和这一说法，从而助长这种幻想。从印度的哲学和艺术到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形形色色的东西就象是一个巨大的自助冷餐台，每个大学生都从中挑选出一点什么；为了不限制他的主动性和自由，人们并不要求他选择一个题目，甚至不要求他读完一本书。(参阅I·伊利奇对我们的教育系统所做的彻底批判)
信仰
无论是从宗教、还是从政治或者个人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一概念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这要看是从重占有还是重生存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
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只是对一些没有合理证明的答案的占有。这种占有的财产是由别人发明的一些说法、表述构成的，这些说法和表述之所以为人所接受，因为人们屈从于这些别人——往往是某种官僚机构。由于官僚机构实际上（或想象中）所拥有的权力，信仰会给人一种可靠感。信仰是一张入场券，有了它也就为自己购置了从属某一大的群体的身份，从而他也就摆脱了一项困难的任务：独立地思考和做出决定。这样，他就成为这种公正信仰的“幸福的占有者”（beati possdentes）。以重占有的方式去信仰，可以获得一种可靠感。这种信仰断言，它所宣布的东西是终极的，不可动摇的知识，是可信赖的，因为宣布和保护这种信仰的人所拥有的权力看上去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说，只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就能获得可靠感的话，那又有谁不愿意这样做呢？
上帝本来是我们内心所能体验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象征，然而，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却成了一尊偶像，按照先知们的说法，偶像不过是人的创造物，人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偶像的身上从而削弱了自己。也就是说，他屈服在自己所创造的物的脚下，由于这种屈服，他自己的体验都以某种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可以占有偶像，因为它是一件物品，但是由于我的屈从，偶像同时也占有了我。
一旦上帝变成一尊偶像，那么他的那些所谓品质特征与人的经验也就很少能联系上了，就象异化的政治理论教条与人的经验关系不大一样。偶像作为仁慈的上帝被人称颂，但是，所有残忍的罪行都是以他的名义犯下的；同样，对于人的团结精神所抱有的那种异化的信仰也从未对那些最不人道的行为提出过怀疑。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是所有那些希望有可靠感和寻找生活意义的人们的支柱，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自己去探索。
在重生存的方式中，信仰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没有信仰，人能够生活吗？婴儿难道不相信母亲的乳房吗？我们所有的人不是都相信周围的人、最亲近的人和我们自己吗？如果不相信我们生活规范的有效性，那我们能生存吗？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一事无成，就会变得绝望和内心深处充满恐惧。
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说，信仰主要不是对一定的观念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也会成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神学中有fides quae creditur(信教即是信仰)和fides qua creditur(信教作为信仰)之分，这近似于把信仰分为作为内容的信仰和作为行动的信仰。一个人可以相信自己和其他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相信上帝。《旧约》中所说的上帝首先是对人能够占有的那些偶像和神柢的否定。上帝的概念虽然是模仿东方的国王概念构成，但是从一开始它就是超验的。上帝不能有名字，也不能有画像。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试图使上帝彻底地非偶像化，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通过禁止对上帝的性格特性做任何描述来防止偶像化的危险。此外，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作家——从伪狄奥尼修斯·阿雷奥帕吉塔的神秘主义著作到《未知的迷雾》的无名作者和教士埃克哈特——也有一种激进的尝试，其结果是把上帝的概念变为“唯一”(The One)、抽象的“神格”(The Godhead)、即“无”(No-thing)的概念，这种尝试所遵循的都是在《吠陀经》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观念。对上帝的这种信仰，即人们内心中对自我的神圣般的性格特征的体验；这种信仰是一个持续的、积极的自我创造过程，或者象埃克哈特教士所说的那样，基督将永远诞生在我们中间。
对自己、他人和整个人类以及人使自己真正成为人的能力的信念都含有一种可靠感，但是这种可靠感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以对规定我应该相信什么的那个权威的屈服为基础的。这便是一种真理的可靠性，虽然我不能提出不容怀疑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是却能以我主观的经验为根据而相信它。（希伯来语中的信仰叫emuna，意愿就是“可靠性”、“肯定性”；“阿门”就是“肯定的”、“可靠的”、“确实的”的意思）假如我确信一个人人格的协调性，我不能总是去“验证”这一点直至他死。从实证主义的观点看来，一个人直至他去世时为止都保持着其人格的协调性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那他的人格的协调性也可能会被破坏。我的这种确信是基于我对另一个人的彻底的了解，基于我对爱和这种协调性的经验。能否具有这样一种知，要看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让其自我保持不介入的态度和能否认识对象本人的实际状况及其内在力量的结构，以及能否既把他视为具有个性的个人同时又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和将做些什么。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们可以预知一个人未来的全部行为，我是说一个人的行为的基本路径是可以从其性格特点上看出来的，比如说性格的协调性如何和责任感怎样。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合理的，然而这些事实又不是用通常的实证主义心理学方法可以确认和“证明”的。我只能借助于积极主动地生活着的我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
爱
爱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重生存的爱，一种是重占有的爱。
人能占有爱情吗？如果可以的话，那爱情就是一种物，一种质料，是可以为人所有和占有的东西。真实的情况是：世界上并没有象“爱情”这样一种物。“爱情”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也许是一位女神或为人所不知的本质，尽管谁也没有见过这位女神。实际上只存在着爱的行动。爱是种创造性的活动，这包括注意某人(或某事)、认识他、关心他、承认他以及喜欢他，这也许是一个人，或一颗树、一张图画、一种观念。这就是说，唤起他(她或它)的生活和增强他(她)的生命力，这就是一个人更新和成长的过程。
以一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所体验到的爱则是对“爱”的对象的限制、束缚和控制。这种爱情只会扼杀和窒息人以及使人变得麻木，它只会毁灭而不是促进人的生命力。人们把这或把那称做是爱情，实际上大都是对这一字眼的滥用，目的是掩盖没有爱的事实。究竟有多少父母是爱他们的孩子的，实在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父母对孩子的残暴行为、对孩子身心的折磨，从无视他们的存在到纯粹占有他们的欲望直至对子女的那种施虐狂；这两千年来，在我们西方的历史上有多少这方面的记载，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以至于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慈爱的父母只是例外。
对于婚姻来说也是这样。不管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象传统婚姻那样，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上，真正相爱的夫妇似首也是极少数。为了在社会上达到某种目的、传统、双方的经济利益、共同照料子女、相互间的依赖性、或者说相互间的恐惧以及互相仇恨，这都是人们有意识地体验到的“爱”，直到有一天，夫妇中的一方或双方都发现他们根本不相爱而且从来就没有爱过。今天的人们在这方面有了某种进步，他们变得冷静和现实了，许多人不再把性关系与爱情混为一谈，也不把一种友好的、但有保留的协力关系视为爱的等价物。这种新观念使人变得更为诚实和坦率，同时人们也更为频繁地更换自己的伴侣。这种新观念并没有必然地导致相爱的人增多了，新伴侣可能象老伴侣一样，彼此一点也不相爱。
从一些彼此相爱的夫妇的生活史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发展变化：从“爱上了”始，到幻想去“占有”爱情止。(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我曾指出，“坠入情网”这个概念自身就是矛盾的。因为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人可以怀着爱的情感去行动，但不能“坠入”其中，因为这就成了一种被动的行为了)在求爱的时期，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还不肯定；爱着的人们都在试图去赢得对方。他们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和令人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因为生气会美化一个人的面孔。这时，谁也没有占有谁，每个人都将其精力集中于生存，也就是说，去奉献和激励他人。
结婚后情况往往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婚约赋予双方占有对方的身体、感情和注意力的专利权。不用再去争取别的什么人了，因为爱情变成了人的占有物，变成了一份财产。
双方慢慢地不再努力要求自己象以前那样可爱了，也不再去激发他们自己的爱。他们开始感到无聊，人也渐渐失去了美的光彩。他们失望了，而且不知怎么办。他们难道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吗？这是不是一开始就是错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企图去改变对方，每人又都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他们没能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相爱时的他们了，在爱是能为人所占有的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他们不再去爱了。他们停留在这一水平上，不是去相爱，而是去占有他们共同拥有的东西：钱、社会地位、一所住宅和子女。一些以爱情为起始的婚姻成了一个友好的占有者共同体，一个由两个自私的人组成的实体：“家庭”。还有一些夫妇，双方一直想再唤起以前的那种情感，他或者她寄希望于一个新的伴侣，幻想新的伴侣将满足自己的这种要求。他们除了爱情什么都不想要。可是对他们来说，爱情不是他们生存的一咎表现，而只是一尊偶像，一位女神，他们要拜倒在她的脚下。这注定要失败，因为“爱情是自由之子”(一首古老的法国歌曲就是这样唱的)，而爱神的崇拜者最终将陷入一种被动性之中，他们会感到乏味而将尚存的一些吸引力也都遗失殆尽。
这种论点并不否定，对于两个相爱的人来说，婚姻可能是一条最好的道路。问题不在于婚姻本身，而在于夫妇双方那种重占有的性格结构，说到底，在于我们社会。
现在，许多人主张现代形式的共同生活，如集体婚姻、交换伴侣、集体性生活，等等。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为了回避他们在爱情上所遇到的困难。他们不是去真正地爱一个人，而是通过尽量多地更换伴侣和不断寻求新的刺激的办法来抵抗枯燥无味的婚姻生活。(参阅E·弗罗姆《人的破坏性剖析》(1973)一书第十章，刺激可分为“简单刺激”和“积极的刺激”。)
《旧约全书》
《旧约》的主要论题之一是：请丢掉你所拥有的一切，将你自己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吧！
希伯来诸部族的历史是以要求第一位希伯来人的英雄亚伯拉罕放弃其土地和氏族为起始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世纪，12，1)这就是说，他应该放弃他所有的一切——土地和家庭，迁徙到未知的国度里去。但是他的后裔们却居住在一块崭新的土地上并有了自己新的“氏族精神”。经过这一过程，他们过着被奴役的痛苦生活。他们之所以陷入这种受奴役的境地，恰恰是由于他们在埃及变得富有和强大的缘故。他们丧失了对那一个神、即过着游牧生活的祖先所信奉的神的憧憬，而开始崇拜起偶像来。后来，富人们信奉的诸神成了他们的主宰。
第二位英雄是摩西。他接受上帝的使命，去解放他的人民，引领他们离开那块已经成为家园的土地(尽管是奴隶的家园)，到大沙漠去“庆祝一个节日”。希伯来人内心充满了不详的预感，勉强地追随着摩西去了大沙漠。沙漠是解放的重要象征。那里没有家，没有城市，也没有财宝。沙漠是游牧人生活的地方，他们有的全是他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而没有财产。历史地看，关于希伯来人迁出埃及的记载是与游牧人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游牧人的传统助长了那种反对占有非功能性财产的倾向和对他们决定要沙漠中去生活并把这看做是对过一种自由生活的准备有着一定的影响，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这些历史的因素只是更加突出了沙漠作为一种无财产负担的自由生活的象征的意义。犹太人节日庆典的一些最重要象征物都起源于大沙漠。没有发酵的面包是那些不得不说走就走的人食用的，是游牧人的面色。Suka(犹太人用树枝和树叶搭起来的小屋)是游牧人的家。这种小屋与账篷差不多，是一种搭也快、拆也快的避身之处。在犹太教法典中，这种小屋被叫做“临时性居留地”，以示与人们所占有的“固定居留地”有所区别。希伯来人向往过去埃及的肉锅、固定的住所和那些虽然不好、但总能保证供给的饭食以及那些看得见的神像。他们害怕那种无依无靠和一无所有的沙漠生活。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出埃及记，16，3)在解放的历史上，上帝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人在道德上的弱点。他答应养活这些人们；早晨给他们“面包”，晚上给他们的是鹌鹑。但是上帝却补充了两条重要指示：每个应该按照他的需要来拿取这些食物。以色列人这样做了。他们拿取食物，一些人拿得多一些，另一些人则少一些。当他们用俄梅珥量称的时候，那些多拿的人拿得并不太多，那些少拿的人也并不太少。每个人需要吃多少就拿了多少(参阅：出埃及记，16，16以下)。
这里每一次表述了各取所需这一原则，这项原则因为马克思所采纳而出了名。这就宣告了人吃饭的权利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上帝就象养母一样养育着孩子们，为了获得吃饭的权利，他们不必专门去做什么。上帝的第二条指示是告诫人们不要囤积、贪婪和想据物为己有。以色列人必须遵守一项规定，吃的东西不应留到第二天早晨。可是，他们不吃摩西的话，一些人把东西留到了第二天早晨。这些东西开始生虫和发臭，摩西很生他们的气。于是，他们每天早晨都去拿取食物，需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只要太阳一开始释放炽热的光芒，那吃的东西都化为乌有。
安息日的确立是与食品的觅集联结在一起的。摩西要求希伯来人在星期五那一天搞到双倍的食物，“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出埃及记，16，26)
在《圣经》里和后来的犹太人文化中，安息日是一个至为重要的思想。在十条诫命(就连一些反仪式主义的先知们也要求人们遵守这十条诫命)当中，这是唯一一条严肃恪守的诫命。犹太人在其两千年的散居生活中，恪守这一诫命最为严格，虽然散居状态给他们遵守这一诫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几乎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对那些到处飘零、软弱和屡遭迫害的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他们生命的源泉。当他们象国王一样来庆祝自己的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的骄傲和尊严就会放射出新的光彩。安息日不是一个休息日吗？就象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起码可以有一天从繁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安息日当然也是一个这样的休息日。安息日因具有这种功能而使其成为人类进化的伟大成就之一。但是，如果说这就是安息日的全部意义，那它在历史上也就不会起到我所说的那种中心作用，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一制度的核心。安息日的关键并不在休息本身，不是说在那一天要避免一切休力和脑力劳动；所谓的安息是说重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完满的和谐关系。在这一天不去破坏，也不去建设；在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安息日是停火日。在这一天，拔一根草或划着一根火柴都会被视为是对这种和谐状态的破坏，也不能改变社会的现状。所以，不能将任何东西拿到街上去，哪怕它轻得象一块手绢。然而在自己的园地里，却可以扛重的东西。这不是说不让人们去抬、去扛，而是禁止人们将某人物品从自己私人的地盘上移置他处，因为从根本上说，这种转移涉及财产关系的变化。在安息日这一天，一个人好象一无所有，除了生存之处，他没有任何目的。也就是说，人将其主要精力都用于祈祷、研习、吃、喝、歌咏和爱。
安息日是快活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一个人完全是他自己。也是由于这个缘故，犹太教法典称安息日是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时代的显现，而弥赛亚时代就是永不结束的安息日。在这一天，财产和钱就象悲哀和忧愁一样都是禁忌，时间是战败者，主宰人们的只是自在地生存。安息日的前身是巴比伦王国时代的沙巴图日(Shapatu)，这是感伤日和恐惧日。现代的星期日是娱乐日，是消费日和背离自己的一天。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把安息日定为为全世界的和平日或和谐日，意即人类未来的日子。
犹太人对世界文化的第二个特别的贡献是他们关于弥赛亚时代的幻想。从根本上说，这一贡献与安息日的贡献是一致的。这一幻想就象安息日一样是犹太人生存的希望。从二世纪的西蒙·巴·科西巴开始到现在，犹太人虽然受到许多假弥赛亚的欺骗，但他们对此始终坚信不疑。就象是安息日一样，这也是人们内心中对一个历史时代的憧憬，在这个时代，财产变得毫无意义，没有恐惧和战争，发挥人自身的力量则成为生活的目的。(在《你们应象上帝那样》)(1966)和《被忘却的语言》(1951)一书中专谈安息日的一章里，我曾对这种救世主义的思想做了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