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逢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象迈穆尼德斯一样，一反基督教和其他犹太教救世学说的做法，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末世论的最终拯救方案。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人虽然尽可能地去控制必然王国，然而，“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目的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迈穆尼德斯的信念是：“整个世纪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认识上帝”。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相吻合的。
重占有或重生存，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马克思关于新人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从经济的范畴到心理学的范畴和人类学的范畴，都始终围绕着这两种生存方式。正象我们在说明《旧约》和《新约》以及埃克哈特教士的著述时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这些范畴也都是“宗教般地”严肃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于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占有这一种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从自身生育出它的内在的丰富性。”(关于占有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
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于生存和占有这两个范畴的理解，他写道：“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那你占有的也就越多，你的生命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大。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乐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占有”感，也就是埃克哈特教士所说的“恋我”、对物的欲望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私自利心理。马克思说的是重占有这样一种生存的方式，而不是说占有的财富本身，更不是非异化的私有财产。目的既不是财富和奢侈，也不是贫困，这两者在马克思看来都是罪恶。目的是“生育”，而消除这两种罪恶是“生育”，即解放内在的精神财富的先决条件。
那么，这种生育的行为是什么呢？生育就是针对每一对象积极地、毫无异化地去展现我们的能力。马克思继续写道：“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这种据为己有的形式是一种重生存的生存方式，而不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没有异化的活动的形式时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谈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但是不久，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就被曲解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早活了一百年而未能见到今天的情况吧。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信，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枯竭，因此，革命即将到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他们提出了崭新的理论，而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持续比一百年更久的时间，它的发展能力才会枯竭，最终的危机才会爆发。在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的高峰时期提出的一种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弄得面目全非和使之浸透了资本主义精神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成功。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事实也是如此，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死敌——苏联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变社会主义思想为一种单纯的经济思想，以为最大限度的消费和利用大机器生产即社会主义的目的。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式共产主义”论以一种简单的、大众化的形式道出这种思想真谛：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让全体人口都有同样的消费享受，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这种享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置于小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出于理论的需要，人们引用马克思早期著作(在别的场合，这些著作则被视为“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迷误)中的一些话，就象引证西方国家福音教派教会的教条一样。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曾受到时代的影响，作为一个生长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他必然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比如说，从其个性和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某种权威倾向，与其说这是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如说这是受资产阶级父权主义精神的影响。他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模式为楷模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宣称，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不受人的意志制约。马克思也想证明，社会主义是按照经济规律必然发生发展的。结果，他的某些表述，往往被误解为是一种决定论的东西，因为这些表述对人的意志和想象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评价过低。无意中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做的这些妥协，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畸型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于这一理论体系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如果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急剧增长和开始走向没落的今天提出他的思想，那他的思想真正要旨会有更大的影响，甚至取得胜利，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是，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都变得暗淡无光。不管怎么说，每一个愿意以马克思思想为宗旨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必须相信一点，即苏联的政体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体系；社会主义与一个官僚主义的、以物为中心和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系统是格格不入的，与物质主义和简化的单一合理性是不相容的，而后两者恰恰是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
一些真正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往往来自那些并不认同、甚至否定马克思思想的团体和个人，而且其中不少人以前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成员。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就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这里，我们不可能对自马克思以来所有彻底的人道主义者的思想一一加以说明，但是下面我将简要说明其中一些人的主要思想，他们是：美国作家H·D·梭罗、美国哲学家R·W·爱默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A·施魏策尔，联邦德国哲学家E·布洛赫、美国社会改革家I·伊里奇以及南斯拉夫一些聚集在《实践》杂志周围的哲学家，其中有M·马尔科维奇、G·佩特罗维奇、斯托扬诺维奇、R·苏佩克、P·弗兰尼茨基、英国国民经济学家E·F·舒马赫、联邦德国政治家E·埃普勒，还有十九、二十世纪在欧洲和美国成立的一些宗教团体和激进的人道主义组织，如集体合作社(基布兹)、胡特尔兄弟会以及法国的“劳动共同体”，等等，有数百个之多。
这些激进的人道主义者的思想观点虽然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但是他们在以下几点四是一致的：
1、生产必须为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经济的需要服务；
2、应该建立起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其基础是合作而不是剥削；
3、用团结来取代相互间的对抗；
4、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高目的是人的幸福和消除人的痛苦；
5、不应追求最大限度的消费，主张有利于人们幸福的合理消费；
6、鼓励个人积极参予社会生活。(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一些立场观点请参阅E·弗罗姆主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1965，纽约)
施魏策尔从一种激进的立场出发，他认为，西方的文化直接受到一场危机的威胁。他在《文化的毁灭与重建》一文中写道：“显而易见，文化正处在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之中。我们仅存的文化也不那么稳定牢靠。它之所以尚能维持，没有毁之一旦，是因为还没有碰到毁灭性压力的缘故。然而，我们的文化危如垒卵，再有一次大的冲击就会毁灭，……现代人的文化能力低下，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限制和蔑视他们，损害了他们的心灵。”
施魏策尔称现代人是不自由、涣散和不完全的，有“陷入一种无人性状态”的危险。他写道：“社会有其自己形成的一套组织，从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变为一种未知的力量，这种强力对人的束缚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精神上的自我……。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由于某种普遍意志行为，思想自由已不复存在，因为许多人不是作为自由的个人去思考，而是一切都以对某一共同体的从属性为指导，……我们出卖了思考的独立性，也必然失去对真理的信念。我们的精神生活混乱不堪。过度组织我们的公共事务，导致了这种无思想的空虚。”
在施魏策尔看来，工业社会不仅缺少自由，而且“事情也管得太多了”。“两、三代人以来，我们许多人仅仅是作为劳动者而活着，而不是作为人”。人的本体枯萎了，让这样的父母去教育子女，下一代人的发展就缺少一个关键因素。
“以后，一个人不得不去超负荷地工作，他日益需要一种外在的消遗……。绝对地什么都不做，转移对自身的注意和忘却成为他身体上的需要。”所以，施魏策尔主张缩短劳动时间，反对过度的消费和奢侈。
就象多米尼克派的僧侣埃克哈特教士那样，作为一位福音派教会的神学家，施魏策尔强调人在精神上不应生活在利己主义的小圈子里而脱离世界的事情，人的任务是积极地去生活，从而对社会精神的完善做出贡献。“如果说，在我们现代人中间尚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具有完整的、人的、道德的情操，那决不是因为他们不断将自己个人的德行作为祖国祭坛上牺牲，而是因为他们与集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推动这一集体目臻完善的力量。”
施魏策尔的结论是：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正导致一场灾难，而灾难将会带来新的复兴，一种“比文艺复兴更为伟大的复兴”；我们必须改造自己，使自己具有新的观念和新的心态，否则我们将走向灭亡。在这一复兴中，至为紧要的是“积极性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们能够合理地去思考”，是“人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唯一合理和实际可行的原则”。施魏策尔最后表达了他的信念：“只有当我们决心成为一个思考着的人的时候，这种变革才会到来。”
施魏策尔是位神学家，也是位哲学家，他提出“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思想是其伦理学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另外一点，即施魏策尔还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关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和普遍幸福的虚伪神话。他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实践使人的社会没落。早在本世纪初，他就看到了人的这些弱点和人的依附性，认识到强迫性劳动的破坏作用以及缩短劳动时间和缩减消费的优越性。他指出复兴集体生活的必要性，并本着团结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来组织人们的集体生活。
关于施魏策尔的思想，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并不是基督教思辨的乐观主义的拥护者，而是一位思辨的怀疑论者。这也是他对佛教思想有着强烈兴趣的原因之一，按照佛教的思想，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由一个更高的本质所赋予和保证的。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按照世纪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世界，那我们就不可能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使我们人和人类的宗旨和目的具有意义。”(见《文化与伦理学》一文)因此说，唯一有着充实意义的生活方式就是积极地介入这个世界的生活；这里说的不是积极性本身，而是特指那种为我们世界的人首想和做出奉献的积极活动。这就是施魏策尔的著作和他的实践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他在给E·R·雅各比教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敢说，爱的伦理宗教是能够站得住的，而无需信仰一个与其相应，指引我们这个世界行进的上帝人格。”
在佛、埃克哈特、马克思和施魏策尔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即他们都要求人们抛弃重占有的价值取向，他们都反对专制，他们都主张人完全的独立性，他们都具有一种思辨的怀疑精神和“无神的”宗教严肃性，他们也都要求人们本着博爱和团结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些导师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要素，比如说埃克哈特教士就没有意识到他的那种没有神的神论，而马克思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对于信念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问题做出解释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对埃克哈特和马克思来说尤其是这样。我在本书无法对这种非有神论的、能动的爱的宗教做出适当说明，正是这种宗教使得这些导师们建树起一种新的虔诚，而这种新的虔诚又是新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我想再写一本书，专门谈这种非有神论的虔诚问题，并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思想家的思想。
还有一些学者，他们虽然称不上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仍然没有超越我们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机械的、非个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如提出调查报告的两位罗马俱乐部成员)，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了，为避免一场经济灾难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心态是唯一选择。罗马俱乐部的成员M·D·梅萨罗维奇和E·佩斯特尔在《人类处于转折点》一书中，要求人们树立一种“新的世界意识……，利用物质资源的新的伦理观……，对自然界的新的态度，即建立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而不是征服自然界……，对子孙后代的认同感……。在地球上，人在其生活中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要求，即他不应去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人应该制止住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至少改变现今这种发展方向；地球上未来的人们要求与穷人分享其财富，这样做不是为了行善，而是必须这样。从现在开始，人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有机成长。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难道难说不吗？”两位作者的结论是：人类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心态，那“注定要走向灭亡”。
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在我看来，主要的缺点是他们忽视了阻碍变革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因素。仅仅为这种必然的转变一般地指出一个方向还是不行的，同时应该对使所有这些建议和方案破产的各种实际阻力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但愿罗马俱乐部着手于社会和政治变革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实现他们所说的那些目标的先决条件。)不管怎么说，试图就全球经济需求和资源问题做出总的说明，这还是第一次，两位作者也首次提出必然改变人的伦理观念的要求，然而这不是以道德信念普依据，而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导言中谈过了。
这些年来，在联邦德国和美国出版的许多书籍都提出了同样或者类似的一些要求，比如说，经济应服从全体国民的需要；一方面是纯粹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人的幸福。(我读了三十五种有关之方面问题的专著，但是书店里的这类书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大多数作者都一致同意，物质消费的不断提高并不一定就是幸福；必要的社会变革必须与人的性格和精神的转变同时并举，如果我们继续浪费地球上的资源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那用不了一百年，灾难就会到来。下面，我简要地介绍几位这种新人道主义生态学的杰出代表人物。
英国经济理论家E·F·舒马赫在其《小的是美好的》(1973)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成功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必须服从于人的真正的需要。“把经济理解为生活的内容是一种死症……，因为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世界不相称。经济不应成为生活的内容，人类所有伟大导师都是这样说的；而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经济不能成为生活的内容。
如果让我们进一步描述这种死症，那可以说，这种死症就象饮酒和吸毒，几乎也成了一种瘾。不管这种瘾是通过一种利己主义形式还是利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不管这种瘾是通过低级的物质享受来满足还是通过较高级的艺术、文化和学术上的享受来满足，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毒品就是毒品，即使是外面包上一层银纸……如果忽视了精神文化，人的内心生活的文化，那么自私自利就会成为主导人的力量，而象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之上的体系比一个博爱的社会体系更有利于这种心态。”
舒马赫提出了关于适用于非工业化国家需要的小机器的构想，从而使他的原则变为现实。(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读者一年比一年多，而且这并不是靠图书广告，而是借读者的口头宣传之力)
P·埃利希和A·埃利希是两位美国作家，他们的思想与舒马赫很相似。1970年，他们出版的本一书，名叫《人口、资源、环境——人类生态学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当前的世界形势”，提出了这样一些论点。
1、根据今天的技术水平和人的行为方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现今的人口太多了。
2、阻碍人类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是绝对巨大的人口数字和人口增长的规模。
3、人利用传统的方法生产食物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当前，食品的获得和分配存在着很大困难，从而使约占世界总人口半数的人吃不饱或营养不良；每年有一千万至二千万人死于饥饿。
4、人们试图提高食品的产量，从而加速了对环境的污染，结果反而降低了地球提供食物的能力。对环境的毁坏是否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程度，现在尚不清楚。我们这个星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可能在不断受到损害。造成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上的“光辉成就”，如汽车、杀虫剂和无机氮肥。
5、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设想，即人口的增长会增大某种致命的瘟疫在全世界范围蔓延和爆发一场热核战争的或然性。通过这两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办法来“解决”人口问题是不足取的，在某种情况下，这会摧毁人类文明，甚至灭绝人类。
6、没有什么技术上的灵丹妙药能够使人类摆脱这种人口、食物和环境危机。但是，在诸如消除环境污染、信息传递和节制生育的领域里，适当地使用技术会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基本观念，特别是在生育、经济增长、科技、环境和如何解决冲突问题上的一些观念。
E·埃普勒1975年出版了他的《终结还是转折》一书，也是这一领域的一部重要新作。在这部著作中，埃普勒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与舒马赫所得出的差不多，只是在表述上不象舒马赫那样彻底。他的观点之所以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是联邦德国巴符州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而且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我在《健康的社会》(1955)和《希望的革命》(1968)两本书里也提出了与埃普勒观点近似的信念和主张。
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限制生产的思想始终是一个禁区。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作家也起来主张无增长的经济。从民主德国移居联邦德国的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W·哈里希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经济平衡，这既可以保证平等，又可以避免给生物圈造成无法补偿的损害。1972年，苏联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举办了一次以“人与自然”为题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受到与会者的称赞和重视。与会者承认这些研究成果的优点，同时对一些具体的数字和结论提出不同看法。
所有这些要求要组社会的努力和尝试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人道主义。L·芒福德在《五角大楼的权力》(1970)和以前的著作中，从人类学和历史的角度对问题做了论述，他的这些论述是这种人道主义在今天最为重要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