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下一前提是正确──即只有人的性格发生根本的变化，从占有的生存方式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存在方式占主导地位，才能够使我们摆脱心理危机和经济危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大规模的性格变化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的话，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我以为，只要下述条件存在，人的性格是能够发生变化的。
第一，我们正在受苦，并且知道我们在受苦。
第二，我们认识到这种不幸的根源。
第三，我们认识到有方法消除这种不幸。
第四，我们承认，为了消除这种不幸，我们必须遵循某些生活准则，并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
以上四点与形成佛教理论之基础的四谛相吻合，虽然佛教研究的是人类生存的一般状况，而不是特定的个人或社会环境所引起的人的不幸。
表明佛教方法之特征的变化原则同样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论的基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马克思看来，诚如他本人所说，共产主义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它使人类从导致非人状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解放出来，这些条件使人成为物、机器和自身欲望的奴隶。
马克思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揭示了当时的工人阶级──这个异化程度最深、最不幸的阶级的状况，揭示了他们的悲惨生活。马克思试图消除工人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使他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揭示产生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人的贪婪性格和依存性。对工人（但不仅仅是工人）受苦受难之原因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它构成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主要部分。
马克思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是证明，假如产生痛苦的条件被取消的话，痛苦也就随之消失。最后，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会使人摆脱旧制度必然会产生的痛苦。
弗洛伊德的治疗方式基本上相同。患者来找弗洛伊德看病，因为他们正遭受痛苦，而且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痛苦的根源。精神分析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患者抛弃对自己痛苦的种种错觉，并找到他们发病的真正原因。对个人或社会疾病的性质作出诊断就是作出解释，而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病人对自己病因的描述往往是最不可靠的诊断依据。精神分析过程的本质就在于帮助病人了解自己生病的原因。
病人一旦了解自己的病因，就会认识到：只要消除病因，他们的疾病就会痊愈。所谓消除病因，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摆脱婴儿时期所遭受的某种压抑。传统的精神分析学看来根本不同意马克思所说的第四点，即最后一点的要求。在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们看来，只要认识到自己所遭受的压抑，这种认识本身就能起到治疗的效果。事实上，在有些病例中情况的确如此，特别是当病人患有某些特定的症状，如歇斯底里或妄想狂症状时。但是，我不相信一个遭受一般不幸的人只要改变他的性格就能持久地改善他的状况，除非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之符合自己想要达到的性格变化。例如，人们可以永生永世研究个人的依赖性，然而，只要他们依然生活在获得认识以前的生活环境中，那么，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是无济于事，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女患者的病因乃在于她对自己父亲的依赖，即使她本人已深刻认识到这种依赖的原因，但是，除非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同自己的父亲分开，不接受父母的宠爱，甘愿冒为使自己独立自主而采取的这些措施所带来的风险和痛苦，否则她的情况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的。
新人
新社会的功能乃在于鼓励新人的出现，这种新人的性格结构将具有以下特征：
＊愿意放弃一切占有的方式，以便达到真正的存在。
＊相信自己的存在，自己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需要兴趣、爱和世界相一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安全感、同一感和信心，而不是将此建立在占有欲和控制世界之欲望的基础上，从而成为自己占有物的奴隶。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或物会赋予生命的意义，只有这种彻底的独立自主和否定物质的精神才能成为关心他人、与他人分享一切的完全主动性的条件。
＊人的存在乃是他此时此地充分显示的那个样子。
＊从给予和分享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积聚财物和剥削中获得快乐。
＊从各方面表现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从知识方面而不是从物品和权力方面，这些都是僵死的，唯有生命和适于生命生长的一切才是神圣的。
＊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消除贪欲、仇恨和种种幻想。
＊不崇拜偶像、不抱任何幻想地生活，因为人们已经达到不需要幻想的阶段。
＊培养自己的爱的能力和批判思维、理性思维的能力。
＊抛弃自恋，承认人类生活中所固有的种种可悲的局限性。
＊让自己和自己的同胞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使之成为生活的最高目标。
＊认识到纪律和正视现实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
＊认识到只有结构上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而且还必须认识到作为生命之属性的结构与作为无生命，僵死之物的属性的“秩序”之间的区别。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是为了逃避不堪忍受的现状，而是预先考虑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改变不堪忍受的现状。
＊不欺人，也不为人所欺；可以做一个天真无邪的人，不可做一个幼稚无知的人。
＊认识自己，不仅要认识自己所了解的那个自我，而且要认识自己所不了解的那个自我──即便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有一个朦胧的认识也好。
＊意识到自己同一切有生命之物的统一性，从而放弃征服自然、掠夺、蹂躏和摧残自然的目的，而是努力去认识自然，同自然通力合作。
＊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成为自身的可能性；自由并不是一大堆贪婪的欲望，而是一各巧妙的稳定结构，它随时都面临兴与衰、生与死之间的选择。
＊认识到罪恶和毁灭乃是生长停滞的必然结果。
＊认识到只有少数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达到完美的境界，但是，这些少数人不应怀有“实现这一目标”的野心，他们应认识到这种野心不过是贪婪和占有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在不断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幸福，而不管命运允许人们走多远，因为人们对如此充实的生命感到十分满意以致于很少有机会去进一步考虑自己能否得到什么。
讨论生活在当代官僚主义控制下的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能够做什么来突破占有这一生存方式并扩大存在的部分，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另写一本专著，不妨恰当地称之为“存在的艺术”。
一门关于人的新科学
开创一个新社会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认识到这项任务将要面临的那些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对这些困难认识不清，也许是我们不屑花力气去使社会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以为：“我们何苦要追求那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呢？我们不如象我们的地图所指引的那样，让我们的航程把我们带到既安全又幸福的地方。”那些不自觉的陷于失望但却披上乐观主义外衣的人，未必是明智的。但那些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只有实事求是，而对现实，抛弃一切幻想，充分地认识到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才能获得成功。这种冷静的思考就是清醒的“乌托邦”和梦幻的“乌托邦”之间的区别。
这里我仅仅列举一些建设新社会所必须解决的困难：
＊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工业生产的模式继续下去而又不产生中央集权制，也就是说不最终走上老式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或者更可能的是，走上笑容可掬的“技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必须将全面计划与高度的非中央集权制结合起来，放弃“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
＊必须创造出不以物质刺激，而以其他的精神满足为有效动力的工作条件和总的精神。
＊必须进一步促进科学的发展，同时，又要防止由于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使这种发展成为对人类的一种威胁。
＊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使人民体验到幸福和欢乐，而不是最大限度的享乐欲望的满足。
＊必须恢复人们在生活中而不是在商业上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可能（人们在商业上的个人主动性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
正如过去的技术的发展中有些困难似乎是难以克服的，现在我所列举的上述困难看来也是不容易解决的。但是，技术方面的困难毕竟还是可以克服的，因为当时确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它宣布观察自然和认识自然的原则乃是征服自然的条件（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年）。17世纪的这门新科学至今仍吸引着工业社会中最优秀的、头脑敏锐的人，从而实现了人类梦寐已久的技术方面的理想。
但是，今天，约三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科学。我们需要一种人道主义的人的科学，作为应用科学和社会复兴艺术的基础。
技术方面的理想──例如飞行──已被新的自然科学所实现。救世主时代的人的理想──一体同心的新人类摆脱了经济的制约、战争和阶级斗争，生活在团结与和平中──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即我们必须在实现人的理想方面和在实现技术理想方面付出同样多的精力、智力和热情。诚然我们不可能读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就会制造潜水艇；读了预言家们的著作就能建设一个人道主义社会。
没有人知道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是否会让位给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假如这事真的发生了，我们也许还会获得一次生存的机会，不过，这得取决于这样一个因素：有多少有学问、守纪律、关心国家大事的优秀男女为人类面临的这一新的挑战所吸引，并深刻地认识到，这次的目标不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那些威胁西方社会生存（就算不是人类生存）的技术和不合理的社会力量与制度。
我坚信，我们的未来取决于认识到当前危机的最优秀分子是否会动员起来，为创立这门新的人道主义的人的科学而奋斗。因为，可以毫不夸大的说，他们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解决上面已经提到的各种问题，和实现下面所要论述的各种目标。
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之类的总目标相标榜的蓝图，成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口头禅，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社会主义实质内容的贫乏。“无产阶级专政”或“英才专政”同“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国家概念一样是模糊不清，容易引起误解的。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大弱点。
如果没有许多构想、设计、研究和实验，作为存在之基础的新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些构想、设计、研究和实验将缩小必然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制定更大规模的、长远的规划，并提出短期的建议作为初步措施。问题的关键乃在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意志和人道主义精神；此外，当人们能够看到光明的前景同时认识到能够具体地、一步一步地做些什么来实现这一前景的时候，他们就会鼓起勇气，充满热情，而不是畏缩不前。
倘若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要服从于人的发展的话，那么，新社会的模式必须是由摆脱了异化的、具有存在倾向的个人的需求所决定。就是说，人既不能生活在非人的贫困中──这依然是大多数人民的主要问题──也不能被迫成为象富裕的工业社会那样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所制约的消费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要求不断地发展生产，因而要求不断地扩大消费。如果人类要获得自由，不再通过病态的消费来维持工业的发展的话，那就必须在经济体系方面进行一场根本的变革，我们必须结束目前的这种状况，即仅仅以不健康的人为代价才换取了一种健全的经济。我们的任务是要为健康的人民确立一种健全的经济。
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第一个关键的步骤是使生产直接地为“健康的消费”服务。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这一传统的说法并不充分，因为它没有指明是哪一种消费：健康的消费还是病态的消费。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棘手的实际问题：由谁来决定何种需求是健康的、何种需求是病态的？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即迫使公民去消费国家认为最好的──即使是最好的──物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官僚主义的统治强有力地限制了消费，这只能使人民更容易得消费饥饿症。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时，才会出现健康的消费。而且也只有当社会为人民提供一种比现在人们所习惯的、更吸引人的消费模式时，健康的消费才是切实可行的。当然，这一切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也不可能通过法令来实现，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教育过程，在这方面政府必须发挥主要的作用。
国家的职能是为健康的消费确定种种规范，以反对病态的、低质量的消费。从原则上来讲，这些规范是可以确立起来的。美国粮食和药物管理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根据各方面的科学家往往经过长期的实验而得出的有关意见来决定哪些食品和药物是有害的。其他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价值也可用同样的方式由一群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不同社会和消费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专门小组来决定。
但是，研究何者有益于生命，何者有害于生命、需要深入持久的探索，其范围和规模远比解决粮食和药物管理问题大得多。有关人的新科学必须对过去几乎不曾接触过的需求的本质进行基础的研究。我们有必要确定哪些需求根源于我们的有机体；哪些需求则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哪些又是个人成长的体现；哪些需求是人为的，是由工业社会强加给个人的；哪些需求“使人积极进取”，哪些需求“使人消极颓废”；哪些是由病理决定的，哪些则根源于精神的健康。
与现存的美国粮食和药物管理局不同，由专家组成的新的人道主义团体的决定不能用行政命令来贯彻，它只能作为指导方针，供国民讨论。我们对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和有损于健康的食品的问题已经了解得很多；专家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提高社会对其他健康的和病态的需求的认识。人们会明白，大多数消费都使人消极；对速度和新鲜事物的需求只能通过消费主义得到满足，这种需求反映了人的不安宁的心理和与自身的内在分离；人们会渐渐地意识到，不停地寻求干下一件事情或使用最新鲜的玩艺儿乃是人避免同自己或他人隔绝的手段。
政府可能通过给予令人满意的商品的生产和服务设施以补贴的办法来大大推进这一教育过程，直到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服务设施有利可图为止。同时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宣传健康消费的教育运动来配合这些努力。可以预料，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激起人们健康消费的欲望，消费模式是可以改变的。即使我们避免使用工业社会目前所使用的强加于人的广告的方法──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这种努力将会具有不亚于工业宣传的效果。
对根据“什么能促进幸福？”的原则有选择的消费（和生产）的整个纲领提出的一种典型反对意见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消费者购买的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有选择地”进行生产。这一论断的根据是：消费者总希望购买对自己有益的物品；这当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毒品甚至香烟来说，没有人会以此为根据）。上述论断明显地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消费者的愿望是生产者制造的。尽管不同牌号的商品互相竞争，但广告的总效果是要刺激消费欲。所有的公司都通过广告而互相帮助，扩大这一基本的影响；顾客只能被动地行使所谓的选择权：在一些互相竞争的不同牌号的商品中进行选择。那些主张消费者的愿望高于一切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福特公司“埃兹尔”牌汽车的失败。但是“埃兹尔”牌汽车的失败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埃兹尔”的广告宣传也是购买汽车的宣传，所有牌号的汽车都能从广告中获利，除了不幸的“埃兹尔”牌汽车。而且，工业是通过不生产较有益于人的健康而较少利润的商品来影响人们的爱好的。
只有当我们能够断然制止大企业的股东和董事会根据赢利和扩张来决定生产的权利时，才可能有健康的消费。
这种改革可以通过法律来进行，而无需改变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已经制定了许多为公众的利益而限制财产权的法律）。但问题的关键乃在于直接控制生产的权力，而不是资本的所有权。一旦广告的诱惑力没有了，消费者的爱好最终将决定商品的生产。现有的企业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设备，以满足新的需要，或者，这点办不到的话，政府就必须花费必要的资本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和建立人们所希望的服务设施。
所有这些变革都只能在得到大多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逐步地进行。它们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经济体系的诞生，这种经济体系既不同于今日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中央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瑞典的全民社福利的官僚主义。
显然，大的公司企业从一开始就将利用它们的巨大权力来反对这些变革。只有公民渴望健康消费的强烈欲望才能粉碎大公司的抵抗。
公民显示其消费力量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消费运动，以“罢购”威胁作为运动的武器。比方说，我们不妨假定20%的美国消费者决定不再购买私人小汽车，因为他们认为，与舒适的公共交通相比，私人小汽车从经济上来说是浪费的，从生态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有害的－－是一种“毒品”，它给人一种人为的权力的感觉，增强人们的嫉妒心理，并帮助人们脱离自我。诚然，假如这种罢购确实发生的话，只有经济学家才能确定这将给汽车工业－－当然还有石油公司－－造成多大的经济威胁，但是以汽车制造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必将陷于严重的困境，则是无疑的。当然，没有一个人希望美国的经济陷于危机中，但是，假如这种威胁（如停止一个月使用小汽车）确有付诸实施的可能，那将给消费者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来使整个生产体系发生变化。
消费者罢购的巨大有利条件是他们不需要政府的行动，他们是难以对付的（除非政府采取强硬的措施迫使公民购买他们不愿意购买的东西），而且也不需要等待51%的公民一致同意让政府下令实施各项措施，因为占总人口20%的少数民众就足以有效地引起变化。消费者罢购可以突破政治路线的口号；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和“左翼”的人道主义者，还是保守分子，都会参与这场罢购的斗争，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动机使他们联合起来，那就是对健康的、人道的消费的渴求。激进的人道主义消费运动的领导人可以同大产业（以及政府）就实施所要求的变革进行谈判，作为结束罢购的第一步。他们的方法在防止或结束工人罢工的谈判中所运用的办法基本相同。
所有这一切的问题乃在于必须使消费者意识到，第一，他们多少是不自觉地反对消费主义的；第二，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消费者一旦组织起来，他们会有多大的潜力。这种消费者运动将体现真正的民主：个人能直接地表现自己，并能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没有异化的方式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以政治口号为基础的。
但是，只要大公司的权力仍然象现在一样强大，即使是有效的消费者运动也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尽管残留的民主依然存在，但它注定要屈从于技术法西斯主义，屈从于一个由饱依终日、没有思想的顺民所组成的社会－－这正是人们十分惧怕的、以“共产主义”为名的社会－－除非打破大公司对政府的强大的控制（而且与日俱增）和对全体民众的控制（通过洗脑子的思想控制）。美国有限制大企业权力的传统，这表现在它的反垄断法中。强大的舆论可以使这些反垄断法的精神应用于那些超级跨国公司，使之化整为零。
为了建成一个以存在为基础的社会，全体人民都必须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地参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彻底地实行产业和政治上的分享民主制，才可能摆脱占有这一生存方式。
大多数激进的人道主义者都提出了这个要求。
产业民主意指每一个大产业组织或其他组织的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每一个人都必须熟悉情况并参与决策，从自己的工序、保健和安全措施这一级开始，瑞典和美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做出成功的尝试，直至参与更高的、企业总的政策一级的决策。最根本的一点乃在于工人和雇员们代表他们自己，而不是由企业以外的工会官员来代表他们。产业民主也意味着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和技术机构，而且是一种社会机构，每个成员都积极主动地参与从而关心它的生活和活动方式。
同样的原则也可用来实现政治民主。假如民主能从一种被动的“旁观者的民主”转变为一种主动的“参与者分享的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公共的事业和每个公民的个人事务一样重要和密切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公众的幸福成了每一个个人所关心的事－－那么，民主就能抵制集权主义的威胁。人们通过积极地参与公共事业的活动，就会发现生活更有意义，更令人鼓舞。的确，真正的政治民主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生活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参与者分享的民主－－完全不同于“人民民主”或“中央集权的民主”－－不带有任何官僚主义色彩，它会造成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实际上使盅惑人心的政客无立足之地。
为分享民主制制定种种方法似乎比描述18世纪的民主制度更困难得多。需要许多有能力的人付出巨大的努力为确立这种民主而制定新的原则和实施方法。我想重申二十多年前我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作为实现上述目的的许多可行性建设之一：我以为应当成立成千上万上能直接对话的团体（每个团体约五百个成员），使之成为常设机构，就经济、外交政策、卫生、教育方面的基本问题和达到幸福的手段进行审议和作出决策。这些团体能获得一切有关的情报（关于这种情报的性质待后详述），并展开讨论（而不受外来影响），对有争议的问题用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就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而言，它们的表决可在一天之内收齐）。全部这些团体将形成一个“众议院”，它的决定和其他政治机构的决定一样能对立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民意测验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探明全体人民的意见，为什么还要制定这些详尽的计划呢？”这种反对意见触及到了表达意见方面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作为民意测验之基础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所谓民意测验不过是一个人在没有获得充分的情报、批判的反思和讨论的情况下所拥有的观点。此外，参加民意测验的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因而不起什么作用。这些意见仅仅构成人们在一个特定时刻的有意识的思想；它们无法告诉我们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可能导致相反意见的潜在趋势。同样，参加政治选举的人知道，一理他们投了某位候选人的票，他们就对事件的进程再也不能施加实质性的影响了。从某些方面来看，政治选举中的投票方法比民意测验更糟，因为选举中玩弄的半催眠技术使选民的思维迟钝。选举成了令人兴奋的连续广播剧，而候选人的希望和抱负－－不是政治问题－－则是得失攸关，非同儿戏的。选民甚至可以通过投票选举自己所拥护的候选人而亲自参加这场演出。尽管有很大一部分人对此不感兴趣，但大多数人都被这些现代的罗马竞技场搞得如醉如痴，只是在场上角逐的不是勇猛的斗士，而是政客们罢了。
要形成真正的信念起码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充分的情报借以作出判断，二是要确知自己的决定会产生效果。由毫无权力的帝观者所形成的意见并不能表达他或她的信念，这只是一种游戏，同一个人爱吸某种牌子的香烟，而不爱吸另一种牌子的香烟相差无几。由于这些原因，在民意测验和选举中所表达的意见乃是人的最糟而非最佳水平的判断。这个事实可以通过人们最佳判断的两个例子得到证实，即人们在下面两种情况下的决策远胜于他们政治决策的水平，第一，在私人事务中（特别是在商业中，如约瑟夫＠熊彼特已经清楚地阐明的那样）；第二，当它们成为陪审团成员的时候。陪审团成员由普通百姓组成，他们往往必须在非常错综复杂和难以预料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但是，这些专门小组的成员们可以获得一切有关的情报，有机会进行广泛的讨论，并且知道他们的判决将决定那些授权予自己的人的命运和幸福。结果，总的来说，他们的决定体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客观性。相反，既没有权力，又无法获得各种情报而处于半催眠状态中的人，则不可能表达自己的信念。所谓的民主表达意见，在没有情报、没有审议权和没有使自己的决定行之有效的权力的情况下，只相当于体育比赛中的喝彩声。
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在整个工业和政治领域中最大程度地实行非中央集权制。
由于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企业和政府的权力日益膨胀，最终成了庞然大物，通过官僚主义的机器，受控于最高层的集中领导。人道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必须阻止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广泛实行地方分权。其理由是：如果一个社会变成芒福德所说的“一架大机器”，即如果整个社会，包括它的人民，成为一架庞大的、受某个中心控制的机器，那么，法西斯主义最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第一，人民都成为听话的小绵羊，失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他们感到毫无权力可言，因而处于被动状态，这就必然使他们寄希望于一位能“知道”如何行动的领导人－－而他们自己则一无所知；第二，任何一个能接近这架大机器的人，只要按一下适当的揿钮，就能够操纵它。大机器，就象一部小汽车，从本质上来讲，它能够自行运转：也就是说，位于汽车方向盘后面的人只需按动适当的揿钮，把握好方向盘和操纵杆，并注意别的一些同样简单的细节就行了；汽车或其他机器中的许多方向盘，在社会这架大机器中就是许多不同层次的官僚主义管理机构。甚至一个智力和能力平庸之辈，只要他或她登上权力宝座，就能容易地操纵一个国家。
政府的职责不应下放给各州，因为州本身就是庞然大物，而应下放给较小的行政区，那里的人民仍然能够互相认识，彼此对对方作出判断，因而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参与自己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业中的分权制必须给予企业中的各个小部门以更多的权力，并将庞大的公司分散成小的实体。
要积极主动和认真负责地参与政治生活，还必须用人道主义的管理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
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每一种大规模的管理必然是“官僚主义的”，即异化形式的管理。但是，他们不知道官僚主义风气如何使人们变得麻木不仁，死气沉沉；不知道这种风气如何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甚至渗透到还不太明显的地方，如医生和病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中。可以这样为官僚主义方法下定义：第一，将人当作物来管理；第二，从数量而不是从质量上进行管理，以便使定量管理和控制更容易、更经济。官僚主义者把他们的决定建立在根据统计数字所制定的死的规章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们面前活生生的人的反应上；他们根据统计出来的大致情况决定某些问题，而不惜伤害并不适合那种模式的百分之五至十的人。官僚主义者害怕负个人的责任，总是拿规章制度作挡箭牌。他们之所以能捧牢乌纱帽，得意于官场，是因为他们忠于规章制度，而不是顺乎天理人情。
埃希曼便是这种官僚主义者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埃希曼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杀死，并不是因为他仇恨他们；他既不爱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他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将这些犹太人处死，这是他在执行任务；当他负责尽快地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时候，他同样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对埃希曼来说，最重要的是服从于各项规定；只有当他不服从这些规定的时候，他才会产生某种犯罪感。埃希曼说（他这样说恰恰有损于他自己的表白），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犯罪感：一是象一个逃学的孩子那样玩忽职守，另一种情况是为了在空袭中寻找防空洞而不服从命令。这并不是说，在埃希曼和其他许多官僚主义者身上没有虐待狂的因素，亦即控制其他生物的满足感。但是，这种虐待狂的特征与官僚主义者身上的首要因素，即缺乏人情和盲目执行规定比较起来，是次要的。
我也不是说，所有的官僚主义者都是埃希曼式的人物。首先，许多处在官僚地位的人，就性格而言，并不是官僚主义者。其次，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并不完全受官僚主义态度的控制，从而扼杀了他或她富有人性的一面。诚然，在官僚主义者中间也有不少埃希曼式的人物，他们同埃希曼的唯一区别乃在于他们没有杀害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当医院中的官僚主义者拒绝收治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因为根据规定病人必须由医生送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官僚主义者的行为与埃希曼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社会工作者宁愿让一位需要帮助的人挨饿，也不肯破坏他们官僚主义制度中的某项规定，这些社会工作者的所作所为同样与埃希曼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官僚主义态度不仅存在于管理人员中，而在存在于医生、护士、学校教师、教授、以及许多丈夫同他们的妻子、许多父母同自己的子女的关系中。
一旦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贬低成了一个号码，真正的官僚主义者就会干出极其残酷的暴行，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受与其暴行相当的残酷本性所驱使，而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同老百姓之间没有人的联系。尽管这些官僚主义者不象十足的虐待狂那样邪恶，但他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他们甚至不感到良心与责任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良心就是履行他们的职责；人并不是他们同情怜悯的对象。
在老的企业或福利部分、医院、监狱之类大的组织中，仍然能够看到经常板面孔的旧式官僚，在这些部门，一个官僚就对穷人或其他无权无势的人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现代工业中，官僚主义者都很友好，一般并不具有虐待狂的特征，尽管他们也从发号施令中获得快乐。但是，从这些人中，我们再次可以发现官僚主义对物的忠诚－－这里是指对制度的忠诚：他们相信制度。大公司便是他们的家园，而公司的规章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是“合理的”。
但是，新老官僚主义者不能共存于一种参与者分享的民主制度中，那是因为官僚主义精神与个人主动参与的精神完全不相容。新型的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大规模非官僚主义管理的新形式制定计划，这种管理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对人民负责（“责任心”的体现），而不仅仅依靠规章制度。只要我们重视管理人员中潜在的、自发的责任心，不迷信经济原则，非官僚主义的官理是可能的。
成功地建立一个存在的社会还取决于许多别的措施。下面我提出一些建议，不过我并不以这些建议的首先提出者自居，恰恰相反，差不多所有这些建议都已由一些人道主义学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过了，我不过受其鼓舞，步其后尘罢了。
＊必须禁止工业和政治广告中把某种思想强加于人的一切方法。
把某种思想强加于人的方法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它迫使我们购买我们既不需要也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且还因为它迫使我们选举我们既不需要也不愿意选举的政治代表人物－－假如我们能控制自己的理智的话。但事实上，由于当局向我们宣传时所运用的催眠的方法，我们并不能控制自己的理智。为了阻止这种日益增长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在为政治家和商品宣传时禁止使用一切催眠方法。
在广告和政治宣传中使用催眠方法对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对条理清晰的批判思维和情感的不受他人控制是十分有害的。我毫不怀疑，全面的研究必将表明，吸毒所造成的危害与我们使用洗脑子的方法所造成的危害比较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些洗脑子的方法，从令人惊奇的建议到半催眠的手法，如不断重复或借助性欲（“我是琳达，来入温柔乡！”），将人的理性思维引入歧途，无奇不有。广告主要是电视上的商业广告运用纯诱惑性的方法向人们发起连珠炮般的进攻，使人目迷五色，头昏脑胀。这种对理性和现实感的进攻，时时处处都在困惑着每一个人：在看电视时，在公路上开车时，或是在听候选人的政治宣传时，等等。这些诱惑方法的一个显著的后果是，造成一种使人半睡半醒、将信将疑和失落现实感的气氛。
停止这种大规模诱惑的有害做法，对消费者所产生的效果将与吸毒成瘾者停止吸毒时所感觉到的症状消失没有什么两样。
＊必须消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
毫无疑问，保持和进一步加深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必将导致更大的灾难。贫国已纪拒绝把工业世界对它们的经济剥削看作是上帝的安排。石油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开端，是殖民地人民要求结束迫使他们低价出售原材料，高价买进工业品的做法的标志。同样，越南战争也标志着结束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开始。
假如我们对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不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情况将会怎样呢？要么瘟疫将蔓延到白人社会的安全地带，要么饥饿使穷国人民陷于绝望，以致－－也许是在工业国家中其同情者的支持下－－采取破坏性的行动，甚至使用小型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在白人社会中造成一片混乱。
我们只有控制了产生饥饿和疾病的条件，才能防止发生这种空难的可能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工业国家的帮助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帮助的方法必须不为富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利益所左右；此外还意味着必须不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原则适用于亚洲和非洲这种想法的影响。显然，什么样的经济援助方式最有效，是一个让经济专家去决定的问题。
但是，只有那些真正各格的专家才能完成这项事业，这些人不仅具有智力超群的头脑，而且还有一副人道主义的心肠，从而使他们去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法。为了能聘请到这些专家，为了能听从他们的忠告，占有的倾向必须大大削弱，而团结他人，关心（而不是怜悯）他人的意识必须大大发扬。所谓关心他人，不仅指关心这个地球上的同胞，而且还要关心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没有比我们大肆掠夺地球上的原料、污染大地、准备发动核战争更能说明我们的自私心理了。我们几乎毫不迟疑地将这块被掠夺的土地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种内部改革是否进行？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点世人必须明白：如不发生变革，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随着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的实行，当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许多罪恶都可以消除。
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所有的人，不论有无工作，都有吃饱穿暖、有房可住的绝对的权利。他们将会得到维持自身生存的基本必需品，不多也不少。今天，这一权利表达一种新的观念：每一个人，不管他对“社会是否尽到了责任”，都拥有无条件的生存的权利－－尽管这也是基督教所要求的、以及许多“原始”部落所实行的旧的规范。这是我们向自己的宝贝儿女，而不是向自己的同胞所保证的权利。
这一规律将有大大地扩大个人自由的范围；任何一个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如父母、丈夫、老板）的人，都不会再忍饥受饿之苦；那些天资聪颖的人，如果想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只要愿意短期内在生活水平方面作出牺牲，尝尝贫穷的滋味，便可如愿以偿。现代福利国家几乎接受了这个原则－－说“几乎”，事实上是说，“没有真正”接受。官僚政客仍然在“管理”着人民，控制着人民，使人民蒙受耻辱。但是，有保证的收入计划却不需要任何人“证明”自己需要得到一间简陋的房子和起码的食物。因此，没有必要建立官僚主义机构来实行一项既导致内部浪费，又违背人的尊严的福利计划。
有保障的年收入计划将确保真正的自由和独立。由于这个原因，这是任何一种以剥削和控制为基础的制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专政制度所不能接受的。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一贯拒绝任何有关最简单形式的免费商品的建议（如免费的公共交通或免费的牛奶）。免费的医疗服务则是个例外，但也仅仅从表面上看如此，因为在这里，所谓的免费服务是有一个明确的条件的：一个人只有生病时才能享受免费医疗。
考虑到当今维持一个庞大的福利官僚机构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为医治身体疾病，特别是心身疾病、犯罪和吸毒成瘾（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反对压制和无聊的各种形式）所付出的代价，看来为每一个人提供他所需要的有保障的年收入将花费的钱要比我们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所花费的还少些。这种想法在那些认为“人基本上生来就是懒惰的”人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和危险的。当然，那些人的看法其实并无根据，不过是一种口号，用来反对放弃对那些孤苦无助的人的控制辩解罢了。
＊妇女必须摆脱父权制的控制。
妇女摆脱父权制的控制乃是社会人道主义化的一个基本要素。大约六千年以前，在世界各地，农业收成的剩余允许雇佣和剥削工人，允许组织军队和建立强大的城邦，就在这时开始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我在《人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已经对早期“母系社会”以及与之有关的著作作了论述］自那以来，“联合起来”压迫妇女的“男人们”不仅征服了中东和欧洲社会，而且征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化。在人类中，男人战胜女人是以男人的经济权利和他们所建立的军事机器为基础的。
两性之间的冲突与阶级冲突一样古老，但其表现形式却更为复杂，因为男人所需要的女人不仅是能劳动的牲畜，而且是母亲、情人、安慰者。两性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公开的、野蛮的，然而更经常的是采取隐蔽的形式。女人在气力下屈居下风，但她们用自己的武器还击，嘲笑男人便是她们所使用的主要武器。
人类的一部分压迫另一部分，已经给而且今后仍会给两性带来巨大的危害：男人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女人则成了受害者。即使在今天，而且即使在那些自觉地反对男人统治权的人中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也逃不脱被诅咒的份围，有优越感的男人诅咒它，有自卑感的女人也诅咒它（弗洛伊德是坚决相信男人的优越性的，可惜他以为，女人之所以感到软弱无力，是由于正如她们所遗憾地声称的，她们缺少一根阴茎，而男人感到不安全，则因为象他们所说的，普遍“但心被阉割”。我们这里所谈的是两性冲突的表现，而不是两性在生物学和解剖学上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