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资料表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与一个集团对另一些软弱无力的人民的统治是何等相似。我们以一百年前南美黑人与当时基至今日妇女状况的类似为例。当时人们把黑人和妇女比作儿童,认为他们感情脆弱,幼稚无知,缺少现实感,因为,不可让其作决策,认为他们不负责任,只会卖弄风骚(弗洛伊德又加上两条:女人的良知[超自我]不如男人发达,却比男人更自恋)。
对弱者行使权力乃是当今父权制的本质,也是对非工业化国家、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控制的本质。日益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对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权力原则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假如妇女通过解放运动明确地表示,她们不想分享男人控制其他群体的权力,如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权力的话。只要妇女解放运动明确了它的作为“反权力代表”的作用和职责,妇女必将在争取新社会的斗争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或许,今后某位历史学家会写道,20世纪最具有革命性的事件乃是妇女解放的兴起和男人绝对统治权的衰落。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不刚刚开始,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低估男人的反抗。男人同女人的整个关系(包括性关系)是建立在他们自称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对于那些拒绝承认男人优越性这一神话的女人已经开始感到非常不自在和焦虑不安了。
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年青一代的反集权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在6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潮;现在,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许多反对“当局”的人已基本上再次成为“安分守已”的好人。但是对父母和其他权威的传统崇拜已经荡然无存,看来旧时对“权威”的敬畏心理已一去不复返了。
摆脱权威的运动可与摆脱犯罪感的性解放相提并论:人们不再把性看作是难以启齿的一种罪恶了。尽管人们对性革命的许多方面的相对优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性的问题不再使人们感到害怕;人们不再因为提到它而产生一种犯罪感,因而不可能再利用它来使人就范了。
*必须建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一切需要知识的重大问题上为政府、政治家和公民出谋献策。
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国内知识界和文艺界的精英,绝对正直的男女。他们将决定在粮食和药物管理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扩大的新机构,并推选一些人来负责传播情报。
人们对谁是文化各界的杰出代表都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所以我认为,为这样一个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成员是可能的。当然,至关重要的是,该委员会也应代表那些反对公认观点的人:例如,经济学、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激进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然而,困难并不在于找到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如何进行挑选,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公众的选举产生,又不能由政府来指定。不过别的选择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开始时不妨先选出一个由三四个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以后再逐渐扩大,直到满员,比方说达到五十至一百人的规模。该文化委员会必须有充足的经济来源,以便能委托有关方面对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
*必须建立一个有效地传播情报的体系。
情报是形成有效民主制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消灭为了所谓“国家安全”利益而扣发或篡改情报的现象。但是,即使没有这种不合法地扣发情报的现象,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普通公民所获得的真实和必要的情报几乎等于零。不仅普通公民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大多数当选代表、政府官员、国防军首脑和商业界领导人也都耳目失灵,他们所获得的大多是由各政府机构所传播并由新闻媒介重复的假情报。不幸的是,上述大多数人至多也只有接受纯粹受操纵的情报的智力,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认识表面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因而不能对未来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更不用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有关他们的自私和不诚实的行为了。诚然,即使是一位正直诚实、智力超群的官吏也不可能解决一个面临灾难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除了少数几家“大”报以外,甚至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料的真实报道也是十分有限的。所谓的几家“大”报,虽然能提供更多的情报,却也能提供更多被歪曲的情报,其手法是:不把全部新闻完整地报道出来;使大标题具有某种倾向性,加以标题往往与内容不符;所写的社论貌似公正,道貌岸然,实则偏袒某一党派。事实上,报纸、杂志、电视和无线电生产的是商品,即由各种事件的原材料加工而成的新闻。不过新闻可以出售,新闻媒介决定哪些事件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情报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原原本本、未经分析的报道,它只关心事件的表面现象,很少给公民以机会去深入表面现象,认识事件发生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要出售新闻是一种买卖,就很难制止报纸和杂志刊印会(多多少少不择手段地)促进其出版物销售和不违背广告意愿的东西。
要使有根据的意见和决定切实可行,我们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情报问题。作为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我仅指出一点:最高文化委员会的首要功能之一是收集和传播能为全体人民需求服务,尤其是能成为我们分享民主制中各直接对话的团体进行讨论的基础的一切情报。当然这种情报必须包括作出政治决策的一切领域中的基本事实和基本可供选择的办法。特别重要的是,当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必须将少数人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一起公之于众,让每一个公民,特别是让那些进行直接对话的团体都能知悉内情。最高文化委员会必须负责监督这些由新闻记者组成的新闻机构的工作情况,当然,在传播这类情报的过程中,无线电和电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必须独立于工业和国防应用之外。
假如人们对追求知识施加任何限制,那将会妨碍人类的发展;假如将科学思维的一切结果用之于实践,那也将是危险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所强调指出的那样,人们可能,而且必将会误用来遗传学、脑外科、精神病药物治疗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中的某些发明,从而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只要工业界和军界能自由地利用它们认为合适的一切新的理论发明,这一点就是不可避免的。必须终止让利润和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来左右科研应用的情况。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管理局,任何一项新的理论发明要投入实际应用必须得到该局的许可。不用说,这个管理局必须--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独立于工业界、政府和军方。最高文化委员会将有权任命该管理局的成员并监督其工作。
*以上各项建议是颇不易实现的,如果再加上建立新社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裁减核军备,我们的困难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我们经济的一个致命伤是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军火工业。甚至今天,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必须削减卫生、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以便挑起国防预算这副重担。一个由于生产武器装备而导致自身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负担社会实验费用的,这些武器装备仅仅是用来自杀的工具。而且,在军事官僚主义日益获得权力、并继续制造恐惧和鼓吹服从的环境下,个人主义和主动性的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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