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求神经症问题的深层意义时，我们很容易在这迷官般的复杂现象中迷失方向。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不正视其复杂性，就不能理解神经症。不过，我们不时地退到一边去，能恢复我们对问题的统观，那到是有好处的。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跟踪了保护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又一个防御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们最后导致一种静态机制的确立。在所有这些当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因素，是患者消耗在这一过程中的巨大精力，以致于我们再次感到奇怪，究竟是什么驱使患者走这样一条观限的道路？这条道路他必须用巨大的代价才能走下去。我们自问：使神经症结构变得这么僵硬而难以改变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力在起作用呢？整个过程的动力只是对基本冲突的破坏力的恐惧吗？作一个类比也许能找出答案。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十分精确的，只能从最广泛笼统的意义上来看待之。我们假设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利用谎言和伪装进入了社会并立住了脚跟，他自然随时害怕自己的过去被揭露出来。后来，他的境况更好了，他交上了朋友，有了工作，成了家。由于珍视这新的生活，他便有了新的恐惧──怕失去这种幸福，对目前体面身分的自豪感使他与自己肮脏的过去疏远了。他把大数目的款项捐给慈善事业，甚至施给旧时同伙，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生活完全抹去。同时，一直在他的人格上发生的变化开始把他卷入到新的冲突中，结果，他以伪装开始生活的这一事实，倒变成了被目前的问题遮掩着的暗流。
这样，无论神经症患者作了什么努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发生了变形，某些方面有所削弱，而另一些方面又增强了。然而，由于这种过程中固有的恶性循环，冲突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使冲突尖锐化的原因是，患者每一次新的防御手段，只不过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己和与他人的关系，而冲突正是发源于这种关系的。何况，随着新的因素（病人幻想已得到的爱情和成功，超然独立或理想化意象）在他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患者便担心事情变成另一个样子，害怕自己的这些“宝贝”受到威胁。与此同时，他这种与日俱增的自我疏离进一步剥夺了他自我治疗的能力，使他不能摆脱困境。从而，他失去了正常发展的可能，代之而起的是停滞。
患者的保护性手段尽管是严格的，却极端脆弱，本身还导致新的恐惧。其中有一种是害怕平衡被打破。虽然那些手段给他一种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却一触即溃。患者本人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这种威胁，但他还是情不自禁以多种方式感受到它的存在。生活经验告诉他，他会无缘无故出问题，会在根本预料不到或最不希望的时候大发雷霆，兴高采烈，忧闷抑郁，倦怠无力，感到压抑。这类体验总起来给他一种疑虑感，使他失去了自信。他觉得如履薄冰。他心理平衡的丧失也可以表现为走路姿式步态的失常，或表现为无力完成需要机体平衡技能的工作。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是对神经失常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达到明显的程度时，病人便会因此寻求精神病医生的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惧还决定于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想做一切疯狂的事情，特别想破坏，而这样做的时候又根本没有负罪感。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病人怕变疯就以为病人真会发疯。通常，这种惧怕是暂时性的，处于极度忧愁的心境时才会感觉到。它对病人最大的挑战体现为对理想化意象的突然威胁，或一种剧烈增强的紧张（这主要产生于无意识的愤怒情绪），使过度的自控不能维持。比如一位女性本来是相信自己脾气平和、富于勇气的，但当她在一种巨大的麻烦下感到软弱无助、心惊肉跳并爆发出愤怒的时候，她便产生了这种恐惧。她的理想化意象本来象一个铁箍把她紧紧箍着，现在却一下绷断了，使她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我们已经说过，孤独型患者在被从孤独状态中强行驱赶出来并与他人发生密切关系时（比如必须参军或与亲友住在一起），他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也可以表现为怕自己神经失常，甚至的确会表现出精神病症状。在分析治疗中，当病人在经过巨大努力创造了假和谐之后突然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分裂的之时，他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
对丧失理智的畏惧主要是无意识愤怒引起的，这一点已在分析过程中得到了证明。通过医生的分析，病人的畏惧感减轻，变成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在自我控制难以实现的条件下会侮辱或殴打人，甚至杀人。病人也害怕自己的睡梦中，在酒醉后，在受药物麻醉或兴奋时有暴力行为。愤怒可以是有意识的，或在意识中表现为着魔一般的暴力倾向，尽管没有付诸行动。另一方面，愤怒也可以完全是无意识的，这时患者所感到的是一阵阵突如其来模糊不清的恐惧，常伴有出汗、昏晕，或担心自己错过去。这表示一种暗藏的恐惧，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暴力倾向。如果无意识的愤怒被外化，患者可能惧怕雷电、鬼魂、盗贼、蛇等等，即是说怕一切自身以外有潜在毁灭性的力量。
不过，对神智失常的畏惧毕竟少见。最突出的表现还是怕失去平衡。通常，这种恐惧是隐而不露的，然后以含混朦胧的形式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习惯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诱发这种恐惧。有这种恐惧的人一想到要作一次旅行，工作有变动，要雇一个新的仆人或什么的，都免不了深感不安。只要可能，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改变。由于这种恐惧威胁着人格的稳定，所以病人不敢找医生对自己作分析，尤其是病人自己有办法应付生活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们考虑分析的可能性时，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乍一看来是颇有道理的：分析会不会破坏自己的婚姻？分析会不会使自己暂时丧失工作能力？会不会使他们动辄发怒？会不会干涉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将明白，这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病人的一筹莫展状态，他觉得任何冒险都不值得。但他的忧虑隐藏着一个真正的不安：他需要确信分析不会打破他的平衡。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便可断定，病人的平衡本来就不稳定，对他进行分析是困难的。
分析医生可否向病人保证不会打破他的平衡呢？不，他不可能。所有的分析工作都必然会带来暂时的不安。医生能够作的只是对问题进行刨根问底，向病人解释他真正怕的是什么，告诉他虽然分析可能暂时打破他的平衡，却有助于他建立根基稳固的平衡。
另一个产生于病人保护性结构的恐惧是怕暴露，其根源在于病人为了维护和发展保护性结构而不惜采用虚伪作法。我们以后谈到冲突使患者的道德诚实受到损害时，将讨论这些虚伪的表现。眼下我们只需要指出，患者想在自己和他人面前都显得与自己真实的形象有所不同──更加和谐统一，更加通情达理，更加宽宏大度，更加强有力或更加冷酷无情。很难说他怕真相暴露给自己还是怕他人知道自己的实情。在意识上，他注意的当然是他人，他越是把恐惧外化，越是担心别人会发现他的真面目。他可能以为，他对自己的看法倒无足轻重，自己发现的毛病也可以自己解决，只要别人一无所知就行。当然实际上这不可能，但这是他有意识的感觉，而且标志着外化作用的强度。
对被揭露的畏惧可以表现为一处朦胧的感觉。即患者觉得自己在进行欺骗，或者表现为患者对自己实际上少有兴趣的东西一下看重起来。患者可能害怕自己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么聪明、能干、有知识、有魅力，于是他的恐惧转化成自己性格中所不具备的品质。于是病人记起自己少年时代曾老是担心自己在班上成绩第一完全是因为干了欺瞒的勾当。每次转学他都以为这一下要被揭穿了，既使自己又居第一，还是有这种忧虑。他自己也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找不出原因。他不能透视他的问题，因为他身陷错误的泥坑中。对被揭露的恐惧，并不关涉他的聪明与否，而只是被转移到这方面。事实上，恐惧所涉及到的是他的无意识的虚假观念，即自以为是对分数无所谓的好学生，而实际上他去殚精竭虑地想战胜别人。经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就能作出恰当的概括了。怕自己是骗子，这种恐惧总与某种客观因素相关联，但通常不是患者本以为是的那种因素。从症状上说，最显著的表现是害羞或面露愧色，由于病人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一种无意识的虚伪，所以，如果分析医生注意到病人怕被揭露的情绪表现，就断定他有可耻之举或有隐藏的秘密并着手寻求之，那么医生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实际上，病人可能并没有遮掩什么，也无隐密可言。于是病人越来越害怕自己一定有什么在无意识中怕暴露出来的很坏的事情，这种情形只会导致患者反省自责，却无助于建设性工作。或许，他会详细叙述自己的风流韵事，或讲出曾起过的恶毒念头。但只要医生看不出病人正陷于冲突，他就会摸头不摸尾的瞎搞一气，那么，病人对被揭露的恐惧仍然会存在如故。
对被揭露的恐惧可以由任何情境引起，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检验。这一类情境包括：开始新的工作，交上新朋友、进入新的学校、考试、参加社会活动，甚至只是参加讨论会以及任何有可能使他变得突出的场合。患者通过意识认为是自己怕挫折，实际上常常是怕暴露，所以即使得到成功也不能减轻这种忧虑。他只会以为这一次自己是侥幸得手，但下一次又如何呢？而且，如果他受挫，他便更加确信自己一直就是在进行欺骗，这一次给抓住就要原形毕露了。这种感觉的一种表现就是极度腼腆，尤其是面对新情况时。另一种表现是患者在受到别人喜欢或看重时还是保持着警惕。他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样想：“他们现在喜欢我，但如果他们真正了解我，他们就不会这样了。”很自然，在分析过程中这种恐惧起着作用，因为分析的明显目的正是要“发现”。
每一种新的恐惧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机制。病人用相互对立的方法去清除对被揭露的恐惧，而所这些办法都取决于病人的性格结构。一方面，病人表现出一种倾向──回避任何类似考验的场合，假如无法回避，便尽量谨言慎行，自我节制，给自己戴上一副别人看不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又有一种无意识的意图──要让自己变得无暇可击，勿需再怕什么揭露。后一种态度不仅是防御性的；攻击型患者也巧妙地运用欺瞒来影响那些他想利用的人；所以，医生想要对患者进行查询的试图，总是遭到狡滑的抵抗。我这儿指的是有公开虐待狂倾向的人。我们不久将明白这一特色是怎样刚好适应患者的性格结构的。
要理解患者对揭露的恐惧，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其一是：患者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什么？其二是：如果他真被揭露，他怕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上面已经作出了回答。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还得讨论另一种恐惧，它同样发端于病人的保护性措施。病人惧怕他人的藐视、侮辱和讽刺。防御措施的脆弱性解释了病人何以害怕平衡被打破，无意识的虚伪又导致病人怕被揭露。但对屈辱的畏惧来源于受伤害的自尊。我们前面某些章节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创造理想化意象和外化行为都是试图修补受损的自尊，但正如我们已明白的那样，这两者都只是更加损害了自尊。
如果我们对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自尊发生的变化作一鸟瞰，我们就能看到两对交互运动的过程。一对的情况是：真实的自尊大大降低，非真实的自傲大大上升；自傲是因为觉得自己优秀，敢于进取，独一无二，无所不会，无所不知。另一对的情况是：患者把真实的自我极度贬低，相反，却把他人看成巨人。通过压抑，通过外化或理想化，患者失去了自我之见；即使他未实际地变成、也会感到自己是一团空虚的影子，而不是一个实体。同时，对他人既需要又恐惧的结果不仅使他人变得更可怕，也更不可缺少了。由此，他的重心不再落在自身上而是落在他人身上，而且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特权拱手让给了他人。这样的后果是，他人对他的评价变得至关重要，而自我评价倒反而无足轻重了，这更助长了他人的看法在他眼目中的权威性。
上述的各种情况共同解释了患者何以如此无力抵抗冷遇、屈辱、讽刺的伤害。每一种神经症都有这类状况，所以病人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敏感。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轻视的恐惧有这么多根源，我们就能明白，要去掉甚至减轻这种恐惧绝非易事。它只能随神经症的缓解而减轻。
一般而言，这种恐惧造成患者与他人的隔阂，并使他对别人抱有敌意。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大大瓦解了他的雄心壮志，使他变得怯懦无力。他不敢对他人有所期望，有所苛求。他不敢交往在某方面显得优于自己的人，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他很有见地；他不敢发挥创造性才能，即使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不敢使自己有吸引力、感染力，不敢有所进取，等等。即使偶尔按耐不住而跃跃欲试，一想到受奚落的可怕前景他便马上知难而退，转而在稳重、谨慎中躲避风险。
比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恐惧还更难于察觉的，是一种可以看作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一切恐惧浓缩后的东西，那就是害怕自身有任何改变。患者以两种极端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改变。他们或者干脆甩手不管，感到在以后某个时候改变会奇迹般地自动发生；或者急于求成，对问题还毫无理解就迫不及待地想改变。在第一种态度里，他们固守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对问题作了一瞥，承认了有毛病，那就足够了。别人告诉他们说，要实现自我完成，他们必须实际上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他们听了便大吃一惊、深感不安。他们当然是情不自禁看到了这种说法的道理，但他们的无意识还是拒绝接受它。在第二种相反的态度里，病人无意识地假称已有了改变。这一方面是一种想当然，其产生是由于病人对自己任何缺点都不可忍受；另一方面也是由他的无意识的自以为万能决定的；他认为只要希望麻烦能被消除，它就消除。
在这种恐惧改变的后面，隐藏着对变得更糟的恐惧，即怕失去理想化意象，变成自我鄙弃的模样，变成与芸芸众生一样的形象，或经过分析后只剩下一个空虚的躯壳。患者怕的是自己还无知的东西，怕的是丢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安全、满意的手段（尤其是幻想问题解决了），或怕的是不能改变。只要想一想病人的可怜状态便可理解这种改变。
所有这些恐惧的根源都在于冲突还未解决。但如果我们想最终取得人格的整合，我们必须不怕面对这些恐惧。所以，这样一来，它们还是我们正视自己的障碍，它们似乎是一个炼狱，我们只有经过这一关后才能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