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存在这些状态，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消除他的冲突倾向。相反，所产生的内心需要随着神经症的发展而变得更强烈。事实上，这种假解决办法在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增加了紊乱，这意味着真正的解决越来越不可能。
所以，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必须帮助患者自己去改造自己，去意识到他真正的感情和需求，去发现他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在他的真实感情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如果我们真能奇迹般的做到这一点，那些冲突便不攻自破了。由于没有奇迹会自行发生，我们必须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才能促进所希望的这种变化。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显得怎样奇特或非个人的，实际上都是性格障碍。既然如此，那么，治疗的任务便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是清楚地界定了这种结构及其个体之间的差异，就能越是精确地勾划出需要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保护性防御工事，就可以粗略地把分析工作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详细检查某个患者解决冲突所作的无意识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包括研究他的主要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作用等等，而不考虑它们与暗藏的基本冲突的具体关系。我们不能认为，由于还没有首先考虑冲突，便不可能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患者协调冲突的要求，他们却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义和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不仅指使病人意识到他的冲突的大略概况，还包括帮助他看清这些冲突是怎样在具体发生作用的。这就是说，要使他知道，他的相互矛盾的倾向及其产物──态度这两者之间是怎样在具体事例中相互干扰的。比如，他有屈从的倾向，而这种屈从性又因为他有倒退的虐待狂倾向而大大增强，他就应该意识到，正是这种屈从要求阻碍了他在运动中不能取胜，竞争中不能成功，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非有不可的东西。又比如，他应该懂得，他的禁欲主义有诸种根源，而这种抑制又正与他对同情、爱与快乐的需求相矛盾。我们应该使他明白，他是怎样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比如，他是怎样有时候对自己过分严格拘谨，有时候又过分宽容放纵；又比如，他的虐待倾向怎样加强了他对自己的外化了的要求，而这要求又与他的另一要求相冲突（即他又想显得博识而仁慈），结果，他对别人所作所为一会儿谴责，一会儿原谅；又比如，他怎样在自认为享有一切权力与自认不该有任何权力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来摆去。
不仅如此，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试图达到的妥协是不可能的。比如，他可能会徒劳地试图把自私与慷慨、攻击与关怀、支配与牺牲等结合成一体。这种分析也包括帮助他认识到，他的理想化意象、外化行为等是怎样掩盖了他的冲突，暂时缓解了冲突的破坏性力量的。总而言之，这种分析就是让病人彻底理解他的冲突，那些冲突对他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怎样造成他的种种症状。
一般说来，在医生进行这种分析的每一个阶段，病人都有不同的抗拒方法。在分析他为解决冲突所作的努力时，他坚决捍卫他的态度和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所以拒不愿透视其真正的性质。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只想证明他的冲突根本不是冲突，因而认识不到他的特有的倾向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至于说到应该依什么顺序来分析病症，弗洛伊德的劝告也许永远有着最高的意义。他在把医学治疗原则运用于分析时，强调在处理病人的问题时有两点很重要：医生的解释应该是有益的；还有，这种解释不应该是有害的。换言之，分析医生必须想到的两个问题是：病人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真相，承受得了吗？还有，这种解释对病人有无意义，会不会促使他进行建设性的思索？我们现在仍然缺乏的，就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去判定病人能够承受的倒底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促进了他的建设性洞见。不同的病人之间的结构差别太大了，无法死板地定出何时才是作解释的最好时机。但我人应该遵循的大致标准则是：只有在病人的态度上有了特定的改变，才可以有益而且不冒谓之险地探讨他的某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指出几个总是可以采取的措施：只要病人还在一意追逐那对他意味着救星的幻影，即使医生向他指出他的主要冲突，那也仍然没有用处。他必须首先看到，这些追求是无用的，只干扰了自己的生活。医生应该用极端简明扼要的语言首先分析病人试图解决冲突所进行的努力，而不是先分析冲突本身。当然我不是说绝对不能提到冲突。医生应该怎样谨慎从事，这取决于整个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某些病人如果过早看到自己冲突的真相会惊惶不安。对另外一些病人来说，医生的指点早了，则毫无意义，对病人不能发生任何作用。不过从逻辑上讲，我们不能指望当病人还没有放弃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且还未有意识地希望靠这些办法解决问题时，他会对自己的冲突表现出兴趣。
另一个应该谨慎对待的，是理想化意象。我们这儿限于篇幅，不能详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早期阶段触动这种理想的某些方面。然而，小心是必要的，因为理想化意象常常是患者唯一感到真实的东西。不仅如此，理想化意象可能是唯一能使病人得到一种自尊并使他免于淹没在自我鄙弃之中的东西。病人必须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力量，才能忍受对他的理想化意象进行的拆除工作。
在分析过程的早期就试图对付虐待狂倾向，肯定毫无益处。其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相去太远，恰好形成对照。甚至在分析过程的后来阶段，病人意识到自己那些虐待倾向时也常常感到恐怖和厌恶。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使我们把这种分析推迟到病人已不那么绝望和已不再一筹莫展以后。当他还在无意识地确信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是他唯一能采取的东西时，他是不会有兴趣去探讨自己的虐待倾向的。
在根据患者特定的性格结构而决定运用不同的解释时，也可运用以上的时机准则。比如，一个病人主要表现出攻击倾向，他认为感情是软弱的标志，应加以鄙弃，而对任何显出强力的东西则表示倾倒。那么，医生就应该首先分析他的这一态度及其下面掩藏的东西。如果先考虑他对亲近的要求，那将是错误的，即使这一要求在分析医生看来是何等明显。病人会把医生的一举一动看成对自己安全的威胁而愤然抵触。他觉得他必须提防分析医生想把他变成“良家子弟”的打算。只有当他变得更坚强时，他才能忍受自己的屈从和自我抹煞倾向。对这样一个病人，医生还得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触动他的绝望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不承认有这种绝望感。他觉得，承认自己的无望，就等于是暴露出可厌的自我怜恤，坦白了自己的可耻失败。相反，如果患者主要是屈从倾向，医生就应该首先分析他的“亲近人”表现，然后才能触动他的支配和报复倾向。又比如，如果一个病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大天才或者伟大的恋人，那么，想分析他对遭受蔑视和拒斥的恐惧，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如果还想分析他的自我鄙夷，则更是徒劳。
有时，分析的开头所能接触的问题是很有限的。这种情形尤其见于如下这种病例：病人把高度外化作用与僵硬的自我理想化结合了起来，使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缺陷。如果分析者察觉到这种状况，不浪费时间的办法就是避免作哪怕是最隐晦的暗示，比如暗示病因就大患者自己身上。不过，在这个阶段倒是可以触及理想化意象的某些方面，比如患者对自己的过分要求。
如果医生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触动作用，那将有助于他更快、更准确地掌握病人在与他人的交际中想要表现的是什么，从而知道那个时候他应从什么问题入手。他将能够从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的症状上预见和洞察人格的很大一个方面，从而把注意力指向应该注意的东西。他所面临的局势很象一个内科医生的那样：内科医生看到病人咳嗽、盗汗、下午疲倦无力，便考虑到肺结核的可能，从而医治有据。
比如，假如病人爱道歉认错，对分析医生欣然佩服，在与人的交际中处处自我抹煞，分析者便可以看到“亲近人”这一特定表现。他可以调查这是否是患者的主要心态表现；如果他找到了进一步证据，他就可以从每一种可能的角度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一个病人老是谈那些使自己感到屈辱的体验，并表明他也怕医生对他有类似的行为，那么，医生就知道自己必须解决病人的对屈辱的恐惧。他将选择当时最容易看到的恐惧的根源进行解释。比如，他可以把这种畏惧与病人想对自我理想化意象进行肯定的需求联系起来。当然，这得在病人已部分地意识到了他的理想化意象时才可以进行。又比如病人在接受分析时显出迟钝怠惰，十足的悲观，分析医生就要在那时尽可能消除他的这种无望感。如果这是在分析的开始，医生也许只能向病人指出，病人已自暴自弃。然后，医生可以使病人明白，他的无望感并不是真正产生于事实上的无望状态，而是一个应该理解和最终加以解决的心理问题。如果无望感出现在分析的后期，分析医生则可以更具体地将它与患者的这一绝望联系起来；他因找不到跳出冲突的办法，或达不到理想的标准而丧失了希望。
以上所建议的措施，仍然给分析医生留下了充分余地，去发挥他的直觉和敏感以发现病人的内心状况。这些是分析者应尽量施展的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尽管医生可以运用直觉，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只运用常识就足够了。对神经症性质结构的了解，使我们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推断能够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使分析医生能够以精确、负责的方式进行分析治疗。
然而，由于不同患者的神经症性质结构有巨大的差异，分析者有时只得小心尝试，但仍免不了要犯错误。我这里说的错误，不是指某些大的差错，比如把病人没有的动机强加在病人身上，或根本没有抓住他的基本倾向。我这儿指的是那些常见的差错，即作一些病人还不能接受的解释。大差错是能够避免的，而这种过早进行解释的小错误总是在所难免。不过，如果我们能足够敏锐地留意病人怎样对我们的解释作出反应，我们就能很快察觉这类错误，从而立即修正我们的方案。我觉得人们似乎过多强调了病人的“抗拒”，过多注意了他是接受还是拒绝一种解释，却很少注意他的反应倒底表明了什么。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正是搞清了他的反应怎么样，才知道医生先应该处理什么，以便使病人能够自己去处理医生向他指出的问题。
举下例说明这种情况。一个病人认识到，在与人相处时，只要对方对他有所要求，他便恼怒不堪。甚至最合理的请求对他也是强迫，最正确的批评也是侮辱。与此同时，他又完全自认有权要别人为他牺牲，有权公然指责别人。换言之，他认识到他让自己独占各种特权，而剥夺了对方的一切权益。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态度必定会损害──如果不是毁掉──他与人的友谊关系和他的婚姻。到此为止，他在医生的分析中一直显得主动积极。但在他意识到自己这种态度会造成什么后果后，他变得沉默被动了。他感到了抑郁和焦虑。他所作的交往也表明了强烈的内向与孤癖，而这与他先前热切希望与一个女性建立关系恰好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退缩的倾向正表明他不能忍受与人平等相处的想法。他在理论上是接受这种平等关系的，但拒绝付诸实践。他这种抑郁正是发现了自己处于艰难的困境后而作出的反应，而向后退缩的倾向则意味着他在探索解决办法。当他认识到退缩无用而且又看不到改变自己态度的任何出路时，他才开始奇怪为什么自己是这样不能接受相互平等性。在这以后他与人的交往表明，在感情上他只看到了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占有一切权力，要么一点权力也没有。他说，他担心的是，如果他出让权力给别人，他再不能为所欲为，而只能屈从于他人的意愿。而这反过来又诱发了他的整个屈从与自我抹煞的倾向，所以他才不得不将一切权力夺为已有来人为地建立起一种防御工事。要他在屈从还是内心的强烈需要时就放弃这种防卫手段，无异于把他整个人格淹没掉。医生先必须处理他的屈从倾向，才能帮助他考虑改变自己的武断态度。
本书所说的每一点都清楚表明，我们用一种方法是永远不可能穷尽对一个问题的研讨的；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讨论那个问题。这是因为病人的任何一种态度或表现，都有多种根源，而且随着神经症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最初阶段就是对温情的病态渴求，所以在分析这种渴求时必须解决那种屈从态度；而当我们着手检查患者的理想化意象时又必须再次研究那种态度。经过这样的步骤，我们就可以看清息事宁人的忍让态度是病人自以为是圣人的一种表现。而在我们讨论他的孤独倾向时，又有理解为什么这种态度还有避免摩擦的成分。再有，当我们看到了病人对他人的畏惧和对自己的虐待冲动的克制时，他的这种忍让态度的强迫性质便更明显了。在其他例子中，病人对强迫的敏感初看可能是发端于孤独要求的一种防御态度，然后，经过研讨，则可知是他自己的权力欲的投射；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那是一种外化表现，是内心的压迫或别的倾向的结果。
任何在分析过程中具体化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必须放在整个人格中来进行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深入研讨的方法。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使患者意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公开或隐藏的表现，帮助他认识那种强迫的性质，使他能够认识那种倾向或冲突的主观价值和有害后果。
当病人发现一种神经症特异表现时，常常不是去检查它，而是只提出这一疑问：“它是怎么产生的？”无论他能否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他都希望追根溯源一番就能解决问题。分析医生必须把他拉回来，不让他循逃到过去之中，而要他熟悉那种特异表现本身。病人应该知道这种表现的具体方式，他掩盖它时所用的办法，以及他自己对它的态度。比如，假如病人对屈从的畏惧已明朗化，他必须看清在何种程度上他对自己的自我抹煞感到恼怒、害怕和蔑视。他必须认识到，他已经无意识地对自己实行了压制，目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一切可能的屈从性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倾向。然后，他会明白，他的那些表面各不相同的态度表现都服务于这同一个目的；他已把自己对他人的敏感弄麻木了，再也意识不到他人的感情、欲望和反应；他因此而变得对他人毫不关心；他已窒息了自己对他人的好感，也窒息了想得到他人对自己好感的欲望；他蔑视他人的柔情与善意；他情不自禁地拒绝他人的请求；在私人关系上他自认为有权表现反复无常，处处苛刻，但又剥夺他人得到这些权力的可能性。或者，如果我们注意到的是病人的万能感，那么，仅仅使病人认识到自己有这种感觉还远远不够。他必须看到，他从早到晚都在为自己制定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任务。比如，他认为他有能力飞速写出一篇复杂的论文；他希望自己尽管疲惫不堪，也能思路敏捷、才气横溢；在分析过程中他刚对问题一瞥，便以为可以解决它。
其次，病人必须认识到，他是身不由己地被驱迫着行动的，受制于特定的倾向，尽管他本人的意愿或利益不需要他那样作，甚至需要他的刚好是相反。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是不分对象同样严重地存在着的。例如，他应该看到，他对朋友和对敌人都同样吹毛求疵，他无视对方的各种行为而一味责怪：如果别人态度和蔼，他怀疑别人犯有过失才这样；如果对方态度武断，那他一定想凌驾于人之上；如果对方让步，那说明他是懦弱者；如果对方喜欢与他作伴，那人太贱；如果对方对人对事一概拒绝，他便是吝啬小气，等等。或者，如果讨论的问题是病人不能确知自己是否被人接受或欢迎，那么他就必须认识到，尽管有相反的证据，他还是去不掉自己的怀疑态度。理解一种趋势的强迫性，也包括认识该趋势受挫时患者的反应。比如，假如出现的倾向关涉到病人对温情的需要，那么，病人应该看到，在出现任何受拒或友谊减弱的迹象时，他便惊恐地感到完了，即使那种迹象极轻微，即使那位友人本来就对他无足轻重。
这第一个步骤就是让病人看到他的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个步骤就是使他感到问题下面的因素所具有的强度。这两个步骤都激起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兴趣。
当我们着手考察某种倾向的主观价值时，病人往往主动提供情况。他可能指出，他反抗、藐视权威或任何类似压迫的东西，是迫不得已，是生死攸关的；否则他的严厉的父母可能早把他制服了。他会说，高人一等的想法过去和现在都帮助他克服了自尊的毛病；他的孤独离群或他的“无所谓”态度保护了他不受伤害。诚然，患者的这种与他人的关系出自于自卫的思想，但也说明许多问题。它告诉我们，为什么某种态度占上风，从而向我们显示了那种态度的历史性价值，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病人的发展状况。但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倾向目前的功能。从治疗的观点来说，这些功能具有巨大的意义。没有哪一种神经症趋势或冲突只是过去历史的遗迹，好象一种一旦确立便永不消失的习惯。我们可以确信，倾向或冲突是由现存的性质所包含的需要决定的。认识到过去为什么会出现某一神经症特异表现，那只有次要的价值，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目前起作用的因素。
神经症患者所获得的主观价值，主要在于它能抵消某些其他倾向。因此，彻底领悟这些价值，就知道该怎样着手处理某一具体病例。比如，如果我们知道，某个病人不肯放弃他的自我万能感，因为这样可以使他把自己潜在的可能性当作事实，把他的光辉前景当成已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就知道，需要检查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生活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看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致遭到失败，我们自然会注意，究竟是哪些因素才使他有这种失败的预感，而且使他随时惧怕失败的发生。
治疗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使病人明白，他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具有危害性质，即他的神经症倾向与冲突只会使他虚弱无力。其实在先前的步骤里，我们已经作了一部分这种启发工作。但重要的是，病人应该看到一幅关于他病情的详细完整的图画。只有在这以后，病人才真正会感到需要改变。考虑到每一种神经症都强迫性地维护现状，需要有一种能压倒阻滞因素的、足够强大的刺激方法，才能有所改变。然而，这样一种刺激只能来自于病人对内心自由、幸福、成长的渴求，来自于他的这样一个认识：每一种神经症表现都阻碍着这种渴求的实现。因此，假如他有自我贬低和责怪，他必须看到这就扼杀了自尊，使自己丧失希望：它使他感到自己不被接受，强迫他去忍受虐待，反过来又使他变得带有报复性；它使他的热情和工作能力陷于瘫痪。由于他为了不陷于自我鄙弃的境地，他被迫表现出防御态度，如自大、自我疏离、对自己抱不符合实际的看法，从而使神经症严重下去。
同样，在分析过程中，当病人觉得某一种冲突已清晰可见时，医生必须使他意识到它对他的生活的影响。比如，病人的冲突是自我抹煞倾向与对成功的渴求之间的矛盾，医生应该理解这是倒错性虐待狂所固有的极度压抑的结果。病人必须看到，他每次自我抹煞时都感到自己的可鄙，对他所奉承的人都感到忌恨；而另一方面，他每次战胜了别人，便觉得自己可怕，而且担心别人进行报复。
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患者已经意识到各种危害性后果，还是对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态度毫无兴趣。他的问题似乎被遗忘了，不存在了。他令人难以觉察地把问题仍到一边，自己的病情也毫无好转。但事实上他已看到了自我施加的伤害，所以这种缺乏反应是引入注目的。不过，如果医生不能机敏地识别出这种无兴趣反应，病人的这种缺乏兴趣的现象很可能被忽视。病人会说起另一个话题，分析医生跟随着他，最后两者都会再次进入一个类似的死胡同。很长一个阶段后，分析者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作了那么多工作，却没有看到病人有多大进展。
如果分析医生知道这种反应会在病人身上偶有表现，他必须问自己，病人的什么毛病才使他无视这一事实，即他的特殊态度已造成了许多有害后果，必须尽快改变这种态度。通常这是由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医生只能一点一点地逐步来对付。病人可能还深陷在无望之中，认为已不可能有所改变。他想战胜医生、挫败医生、让医生大出其丑的欲望，可能远远超过了对自己本身的兴趣。他我外化倾向也许还很强烈，所以尽管认识了恶果也不与自己挂上勾。他的万能感也许还很强大，虽然他明白了有害后果不可避免，他心中还是暗暗认为，他有法子避开。他的理想化自我意象也许还僵硬不变，所以不能认为自己居然有神经症态度或冲突。于是，他只会对自己感到恼怒不满，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把握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已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这是因为，有些因素窒息了病人对改变的要求；如果那些因素被忽视，分析医生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休斯登。比得逊称为“心理学狂”(mania psychologica)，即为心理学而心理学。医生促使病人接受自我，那显然是有益的。即使冲突本身没有变化，患者会深深松一口气，开始希望摆脱纠缠他的蛛网般的冲突。一旦形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工作的状态，病人的改变便指日可待了。
不用说，以上的讨论并不打算作为论述分析技术的专著。我并不试图包括分析过程中使问题加剧的所有因素，也不试图包罗一切有疗效的因素。比如，我没有讨论病人把自己的防御性或攻击性带入与医生的关系后，会产生什么利弊，尽管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我所描述的那些步骤，只是每一次在新的倾向或冲突明显可见时我们必须经过的主要过程。实际上常常不可能依照所说的顺疗着手进行分析，因为即使医生已完全注意到了病人的某个问题，病人本人可能还是一无所知。正象在我们前面那个关于患者自以为有权力这样那样的病例里，一个问题只会暴露出又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必须先分析。只要最终每一个步骤都完成，顺序倒是次要的。
自然，经过分析而引起的症状的具体改变，是因人而异和因问题而有异的。当病人认识到自己的无意识的愤怒及其产生原因时，他的惊惶状况会大大减轻。当他看到自己陷入其中的困境时，便不再感到抑郁。但每一件分析工作只要作得好，便也能在病人对己和对人的态度上造成某种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取决于当时讨论的具体问题。假如我们要处理的是各不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自己想什么就能什么，对压制的高度敏感等，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分析，同样会影响整个人格。无论分析的是其中哪一种麻烦，患者通常表现出的敌意、无助、恐惧、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等症状也随之减轻。比如，让我们考虑，在这些病例中，对自我的疏离是怎样减轻的。一个对性问题过分强调的人只是在性生活与性狂热中才会感到自己是活人；他的得失都囿于性欲领域内，他所着重的自己的优点只是他的性吸引力。他只有在理解了这一状况之后，才能够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发生兴趣，从而得到改善。一个把自己的想当然作为现实的人，没有看到自己是普通的一个人；他既不见自己的局限，也不见自己的实际能力。通过分析，他不再把他的潜在可能当成已取得的成就，他不仅能正视、也能感觉到自己事实上怎么样了。一个对压抑极度敏感的人已淡忘了自己的要求和信念，只觉得是他人在控制和支配他。在分析了这种状况以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真正要求什么，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被压抑的敌对情绪，无论其种类和来源怎样，在分析中都会浮到最上面来，暂时使病人更加烦燥不安，但随着某一种神经症态度的消失，这种敌意便大大减弱。
敌意的缓和，主要是因为病人的无助状态得到了改善。一个人越是强，便越不会感到受人威胁。力量的增加有诸种原因。他过去把重心落在他人身上，现在放到了自己内心。他感到自己更活跃，并开始树立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他会逐渐发掘出更大的力量。原来用于压抑自身的那部分能量得到了释放，病人不再那么处于压抑之中，不再被恐惧、自我鄙视和无望感弄得心身交瘁。他不再盲目地屈从、对抗或发泄虐待狂的冲动；他现在的让步也是合乎情理的了，所以他变得更坚强有力。
最后，因为旧的防卫被摧毁了，他会暂时受到震动而产生焦虑，但随着每一步骤之后的改善，这种焦虑不安会逐渐减弱；因为，患者不再象过去那样畏惧自己和他人。
这些改变的总的结果是病人对人和对己的关系得到改善。他不再那样孤立，随着他变得更强有力和更少敌意，他人逐渐不再是他必须对抗、欺骗或回避的威胁了。他能够对他们抱友善感了。随着他杜绝了外化作用，消除了自我鄙夷，他与自己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还看到，这种变化包括了最先造成冲突的那些状态。神经症任其自行发展，则那些强迫性压力日趋严重；而治疗法所完成的道路则刚好与此相反。患者过去由于面临无助、恐惧、敌意、孤立而只好采取办法对付，从而产生了那些态度，现在那些态度越来越失去了意义，所以逐渐被抛弃了。的确，面对那些使自己讨厌但又欺负自己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以平等地位与人相处，为什么要把自己抹煞或牺牲那些讨厌的人呢？如果自己感到内心是安全的，能够和他人一样生活与奋斗，并不感受到那种经常的怕淹没的恐惧，那么，为什么还要对权力或名气贪得无厌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也不怕抗争，为什么还需要焦虑地回避他人呢？
作这项工作是需要时间的。病人越是纠缠在矛盾之中，他面临的障碍越大，那就需要越多的时间。人们渴求简短有效的分析疗法是可能理解的。我们很希望更多的人从分析得到好处，而且认识到，有一点帮助总比没有帮助强。当然，各种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很不相同。轻微的病例在较短的时期内能见效。尽管某些短期精神疗法似乎很有希望，但不幸的是，很多是在想当然，不了解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力量是何等顽固而强大。对严重神经症来说，我认为，只有更好理解神经症结构，从而在寻找解释时浪费更少的时间，才能缩短分析治疗的进程。
幸好，分析法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治疗者。一个人的大量体验中以造成人格的改变。那可能是一个真正伟大者的启迪心扉的榜样；那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悲剧，它使患者与他人密切接触，从而使他脱离了自私的孤独；那可能是与患者相互交往的人具有这样的善良与友爱的品质，使患者感到用不着欺骗或回避。另外，患者的病态行为造成如此重大的后果，或经常反复出现，这必然给患者的心灵留下深刻印象，使他见惯不惊，不再一成不变。
然而，生活所完成的治疗，不受我们的控制。为了适应某个人的特定需要，我们不能安排一场困难，也无法设计一种友谊或宗教体验。生活是无情的治疗者，对一个患者有益的事件可能毁掉另一个患者。何况，我们已经看到，患者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从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可以说，如果病人已获得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即如果他能检查在问题的造成中自己有何干系，理解自己的责任并将这一洞见运用于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结束分析工作了。
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又认识到这些冲突可以被解决，这就有必要重新界定分析疗法的目标。虽然许多神经症性质的失调都属于医学的范围，把分析疗法的目标也划入医学领域却不正确。由于很多“精神－生理”性疾病本质上都是人格内的冲突的最终表现，治疗的目标必须在人格的范畴内进行界定。
这样，我们就有多种治疗目的。病人必须取得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即感到他自己主动活跃，在生活中有力量承担责任，敢作敢为，也能够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同时，他对他人也必须承担责任，欣然承认义务并相信这些义务的价值，无论这些义务关系到子女、父母、亲朋、同事、下属、社区还是国家。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另一个目的：获得内心的独立，即既不藐视他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盲从。这意味着，主要使病人能够树立自己的一整套价值观并用之于他的实际生活。这包括在与他人相处时，他尊重他人的个性与权益，从而真正实现与人相互平等。这与真正的民主精神也是并行不悖的。
为了界定我们追求的目标，还可以用这一术语：感情的自发性，即一种感情的觉醒与生机，无论是爱与恨，还是喜、怒、哀、乐。这包括既有能力表现，又能主动控制。由于爱与友谊的能力极为重要，这里应特别指出，爱既不是寄生般的依附，也不是虐待式的支配，而是象马克默雷所说的“一种这样的关系，它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因为对人来说与他人分享体验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相互理解，在共同生活中发现快乐与满足，向对方表现和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扉。”
关于治疗目标的最全面的界定是：争取人格的整体性。即是说，没有虚伪的假象，感情真诚，把自己整个的心溶进自己的感情、工作、信念之中。只有冲突被消除，才可能接近这一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武断。它们的实用可行，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符合一切时代的明智之士的追求。但这种符合并非偶然，因为心理卫生的基础就是这些因素。我们提出这些目标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经症中的病理因素而作出的合乎逻辑的设想。
我们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很高的目标，是因为坚信人格能够改变。不仅只是儿童才是可塑性的，我们一切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甚至是根本的改变。这一信念是有生活经验作支撑的。而分析法则是促进根本变化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我们越是清楚地理解神经症的各种作用因素，我们越是可能促成所需要的改变。
无论是分析医生还是病人，都不能完全达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实用价值在于给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提供了指导。如果对这些理想的意义认识不清，我们有可能用新的理想化意象取代旧的。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分析医生并没有能力使患者变成一个毫无瑕疵的人。他只能帮助他变得自由，从而能自己去争取实现那些理想。这意味着给患者一种机会，使他能变得更成熟，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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