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描述基本冲突在一系列个人中的作用，还不能够说明它。因为基本冲突具有分裂的力量，神经症患者就在它的周围设了一道防线。这样不仅把它挡在了视线之外，也把它深深埋藏在了那里，因此反而无法将它以单纯的形态提取出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冒出表面的主要是各种解决冲突的试图，而不是冲突本身。所以，只注意病史的细节，便表现不出掩藏的一切东西，我们所作的描述就必然过于就事论事，不能使问题一目了然。
此外，前面章节所作的概述还需要充实。要理解基本矛盾的全部蕴涵，我们先得分别一个个地研究对立的因素。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来观察，每个类型的人都有某种因素占居主导地位，而该因素也代表患者更愿接受的那个自己。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把这些类型划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种【“类型”这一术语在此处仅是一种简化的用语，代表有清楚性格特征的人。我绝无意图在本章或下面两章中创建一种新的类型论。树立一种类型论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必须有更广泛的基础】。在每一种类型里，我们着重注意患者更愿意受其支配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藏的冲突。在每一种这样的类型中，我们全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心态才引出了或至少有助于引出某些需要、品质、敏感、压抑、焦虑，以及一种特定的价值。
这种探讨方式也行有弊端，但它肯定有优点。首先调查的类型应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态度、反应、信念等的功能与结构，这样，当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现在类似的病例中时，我们更容易认识出他们。不仅如此，观察典型的、没有夹杂其他表现的病状，有助于找出三种态度的内在矛盾。我们再次回到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类比上来看吧。如果我们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不会去抬出这样的一个人来作例；这个人的民主思想的信仰中渗合有对法西斯手段的暗暗的向往。相反，我们会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材料与实际活动中首先对法西斯观念有一个了解，然后才着手将文字宣传与实际生活与民主生活方式中最具代表性的相应表现进行比较。这样，从两种信念之间的对比，我们将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达到妥协的人。
第一组是屈从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点。他对温情和赞赏有明显的要求，尤其需要一位“伙伴”，即是说，一个朋友、一位情人、一个丈夫、或一个妻子。总之，“他能够完成患者对生活的一切希望，能帮助患者决定善与恶，他的最主要的任务替患者稳操胜券”【引自卡伦·霍妮《自我分析》一书，Ｗ·诺顿图书公司，1942年版】。这些需要具有一切神经症趋势所共有的特点：它们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受挫后便产生焦虑或变得颓丧。这些需要所引起的作用，几乎不依赖于与患者相关的“他人”的固有价值，也不依赖于患者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感情。无论这些需要在其表现上怎样各不相同，它们围绕的中心却是相同的，即对亲近的渴求，对归属的渴求。由于这些要求的盲目性，屈从型的人总爱强调他与别人趣味相投、气质相近，而无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二、五章讨论对温情的需要的有关段落，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关于病态依附现象的讨论】。他对人的这种误解不是由于愚昧、呆笨或不会观察，而是由于他的强迫性需要决定的。正象某个病人作的图画显示的那样，他或她感到自己是被奇形怪状的害人的野兽团团包围在当中的一个小孩。比如那个女患者把自己画成站在图画当中，又小又可怜，一只大蜜蜂绕着她飞，想叮她，身边还有一条狗要咬她，一只猫想抓她，一只牛想用角顶她。显然，这些动物的实际特性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是可以这样说：它们当中更带攻击性因而也更令人畏惧的，正是患者最需要其温情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他、爱他；他需要感到别人接受他、欢迎他、赞赏他、佩服他、离不了他、尤其是某一个人需要他；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保护他，关心他，指导他。
当分析医生向病人指出他的这些要求的强迫性时，病人可能认定这些欲望都是十分“自然”的。要知道，病人在这点上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诚然，有少数人整个身心都浸透了虐待狂倾向（后面将讨论这一点），以致于对温情的欲望已经完全被窒息了，但除了这种人，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喜欢，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人帮助，等等。病人的错处在于，他认定他不顾一切的对温情和赞同的渴望是真诚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些需求笼罩着对安全感的贪得无厌的渴求。
患者对安全感的要求太迫切了，所以他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在他的这种努力中，他便产生出某些品质和态度，而这些品质和态度便铸成他的性格。这类品质和态度有一部分可以称作是“给予温情”的，即对他人之所需他能敏锐感受──当然，如果他在情感上能理解别人的话。比如，尽管他有可能忽视一个自愿离群者对独处的要求，他却随时准备满足别人对同情、帮助、赞同等的渴望。他自觉地尽力作到无愧于别人对他的期望，或他确信是别人对他的期望，因而他常常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感情了。他变得“无私”，“富于自我牺牲”，“无所索求”，只有一点是他不断要求的，那就是别人对他的温情。他变得屈从人意，过分周到（当然是在他可能作到的限度内）。他事事赞不绝口，处处感激不尽，随时慷慨大方。他本人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他心底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认为他们虚伪自私。但是，假如允许我用意识的术语来描述无意识的东西，我可以这样说：他自己确信他是爱所有人的，他们都“很不错”，值得信任。他的这一错误不仅后来给他带来巨大的失望，而且增加了他的总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象他本人以为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未让自己的感情或判断介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盲目给予，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同样的回报；所以，他如果没有得到回报便深感不安。
伴随着这些属性并与它们重叠交叉的，是另一种特性，它表现为回避别人的不满，逃避争吵，躲避竞争。他总是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站在次要的位置上，把显赫地位让与他人；他总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而且毫无怨恨（这一点是有意识的）。对报复、成功的欲望，全部被深深压抑下去。连他自己也常常感到奇怪，怎么自己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又从不对什么事耿耿于怀。这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倾向于自动地承担罪责。这里，他还是无视自己的真实感情，即是说，不管自己是否感到真正有过失，他都处处谴责自己，从不问罪他人。在面对显然毫无根据的批评或可以预料的非难时，他只是自我检讨、首肯致歉。
这些态度不知不觉地逐渐变成明显的压抑感。由于任何攻击性行为都是他所要忌讳的，所以我们这里便发现了压抑；他不敢固持己见，对人不敢批评指责，有所要求；不敢发号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还有，由于他的生活完全以他人为重心，他的压抑阻止他为自己干点什么或有什么个人喜好。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会使他甚至觉得任何没有别人参与的体验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那只是一顿饭、一场电影、一段音乐，一处大自然的风光。无需赘言，这样严格地限制自我取悦，不仅使他的生活极度贫乏，也更增加了他对人的依赖性。
这种类型的患者除了把上述品质理想化以外【参见第六章：《理想化意象》】，他对自己还有某些特殊的态度。其中有一种是：他深感自己软弱无助，有一种“我多渺小可怜”的感觉。当他得自己拿主意时，他便感到一筹莫展，象一只迷失了港湾的小船，又象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这种可怜状有一半是真的。不难设想，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自己不能抗争，自然只能真正变得软弱。此外，他既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掩饰自己的这种可怜状。他甚至在梦中发现自己更是可怜巴巴的。他还把这种可怜状当作吸引别人或保护自己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别丢下我，因为我是这样软弱无助。”
从他甘居从属地位的态度产生出的第二个特点，他认为别人理所当然比他优秀，比他有吸引力，比他有智慧，比他教养好，比他高明。他的这种感觉倒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他缺少主见，软弱无能，这的确损害了他的能力；即使在他无疑具有才能的领域内，他的自卑感还是使他把荣誉归于别人──尽管本来是他的功绩──并认为别人比他更有才能。在面对攻击性或盛气凌人的人时，他更感到自己渺小无用。然而，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他也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品质、天资、才能，以及他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典型特色是他的依附性的一部分，这就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我评价随着旁人的褒贬不同而时高时低，随着别人的喜恶变化而上下波动。这样，别人的任何拒斥对他都是灾难性打击。如果有人没有回报他的邀请，在意识领域内他可能是以爱情达理的明智态度来看待的，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自有特殊的逻辑方式，而这种逻辑会把他的自我评价降低为零。换言之，任何批评、拒斥或背弃对他都是可怕的危险。他会失魂落魄地以最大努力来挽回那个他因此而害怕的人对他的看法。他一边脸挨了耳光后又把另一边脸凑上去，这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受虐狂”驱力所迫，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作的唯一的努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价值观。自然，根据他全面的成熟程度，这些价值观的明确和坚实程度也大小不同。它们涉及到善、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而自私、野心、粗心、放荡、权势等是他深恶痛绝的，虽然这些属性同时也为他暗暗地赞赏，因为它们代表“力量”。
以上所列的属性，就是神经症的“亲近人”所包含的因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只用一个术语（如“屈从”或“依附”）来描述这些特征是很欠妥的，因为这些属性中暗示着一整套思维、感觉、行为的方式，就是说，暗示着一种生活形态。
我答应过不讨论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在何种程度上增强着居首位的趋势，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病人是怎样死守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所以，让我们对这幅图画的反面作短暂的一瞥。我们在分析“屈从型”时发现病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攻击倾向压抑着。患者表面上虽然对人非常关切，可我们发现他对别人实际上缺少兴趣。他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的强取或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胜过他人，要成功地报复他人。当然，被压抑的内驱力在种类和强度上各不相同。一部分原因是：它们产生于幼年时代所受的不幸。比如，某一病史告诉我们，患者在5-8岁以前暴跌易怒，后来逐渐好转，但代之而起的又是过分的驯服。不过，成人时期的经验也会产生和增强攻击性趋势，因为许多因素都随时可以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要在这一问题上深入研讨所有这些因素，超过了本书的要求，这里只需说明：“自我抹煞”和“与人为善”只会招致被践踏、被捉弄的处境，而依附他人也只会使自己更加脆弱；结果，病人反而感到被忽视，被拒斥，被轻蔑，尤其是在他对大量温情和高度赞扬的期待落了空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情、驱力、态度都受“压抑”时，我是根据弗洛伊德对该术语的理解来运用它的，意思是：病人不仅意识不到这些压抑的存在，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意识到它们。他甚至忧心忡忡地提防着，怕的是这些压抑的迹象会在自己或他人面前暴露出来。这样，每一种压抑都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患者把内心的某些东西压抑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在屈从型中我们可以找到几种回答，而只有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想化意象和虐待狂倾向以后，才能理解这些回答。我们已经理解到的是：敌意能危及患者去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或自我肯定都显得自私。他自己就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从而认为别人也在对之进行谴责。他绝不敢冒然招来这种谴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完全有赖于别人的赞同。
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的诸多试图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与完整的感觉。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求并不是一种神秘的欲望，有两个因素促成这一欲望：其一是我们的实际需要，即我们的生活之轮必须照常运转，而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持续地逼迫时，则作不到这一点；其二是我们产生的一种巨大的恐惧，怕被分裂。突出一种倾向而把其余倾向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于是，我们发现患者严厉压制自己的所有攻击性冲动，有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人为的统一不能被破坏。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从不拒绝别人之所求，总是表示喜欢别人，永远屈居次要，躲在后台，等等。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增强，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趋势》】
自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试图，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发生作用或表现出来。但它们的阻止方式却适合于神经症结构。患者对他人有所要求，因为他自觉值得可怜；或者，他在“友爱”的外衣下暗行支配之实。被压抑的敌意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以不同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恼怒和情绪的恶化。这些爆发尽管有违于患者对温良恭俭让的要求，他本人却以为这完全是自然的。从患者自己的角度而言，他并没有错。由于他不知道他对别人的要求都是过分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他自然随时觉得别人待他不公，简直不能忍受。最后，假如被压抑的敌意聚焦了足以引起无名怒火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多种机体功能失调，比如头痛或胃溃疡。
所以，“屈从型”的多数属性都有双重动机。当患者自我贬低时，他的隐秘的目的是避免摩擦，求得一团和气；但这也可能是压抑自我的一种手段。当他让人占据上风时，既是在屈从忍让，也可能是在逃避心中升起的想要利用他人以肥自己的愿望。要克服神经症屈从倾向，就要对冲突的两面进行深入、恰当的分析。我们有时候从观点保守的精神分析刊物上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把攻击性倾向加以解放”就是精神分析疗法的本质。这样一种看法只暴露出对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其多样性的无知。这种看法只对所讨论的某一特殊类型还说得通，但即使在这种类型中，这种看法的可行性还是有限的。对攻击性驱力的揭示就是解放，但假如“解放”本身被当作目的，那就给患者带来危害。我们必须在揭示之后继续研究冲突，才能达到患者人格的最终整合。
我们还需要注意爱情和性欲在屈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东西，是生活的目的。没有爱情的生活显得乏味、空洞、无趣。借用弗里兹、维特尔(Fritz Wittels)讨论强迫性追求【弗·维特尔：《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幻影，见《精神分析季刊》，第八卷第二部分，1939年版】时所用过的话来说，爱情成为被追逐的幻影，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无论是人还是自然，是工作，是娱乐还是一种兴趣爱好，如果没有爱情关系为它们增添色彩和风味，它们便毫无意义。在我们文明的条件下，这种痴迷更多见于女性。这一事实使人们产生一种看法，即以为它是女性的一种特有的渴求。实际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表现，因为它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强迫性内驱力。
如果我们懂得屈从型的结构，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患者把爱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会有那些“疯狂的办法”。考虑到他的矛盾的、强迫性倾向，我们必须说，实际上那是唯一能使他所有病态需求得到满足的方式。它既能满足被人喜爱这一需要，也能达到（通过爱情）支配他人这一要求；它既居于次要地位，又能够突出自我（通过对方向自己献出全部的爱）。这种方式既能使他发泄全部的攻击性倾向，又显得正当无邪甚至高尚，还给他机会去表现出友善与仁爱。不仅如此，由于他意识不到他的挫折和苦恼发端于内心的冲突，爱情便成为治疗这些毛病的灵丹妙药。他相信，只要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个都会好了。我们只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愿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理解他的无意识的思维逻辑：“我软弱无助，要是我孤身一人活在这充满敌意的人世上，我的无助状态对我便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假如我找到一位爱我甚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再有危险了，因为他（或她）将保护我。有了他，我就勿需自我肯定了，因为他能理解我，把我想要的给予我，而且用不着我提出请求或作出解释。这样，我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爱怜我的无助而让我依附在他的力量上，我为自己是主动不起来的，但如果是为了他，或甚至只是为了他要我为我自己做的事，那我也会迫不及待。”
他就这样重新构建着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将它系统化；这当中有些是思悟所得，有些仅仅是感觉，还有很多是无意识，他继续推想下去：“孤身一人对我是折磨。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对无人分享的东西感受不到乐趣，还因为我感到绝望、焦虑。诚然，我可以一个人在周末晚上去看电影或读一本小说，但那是可耻的，因为这使我感到没有人要我。所以我必须作好安排，绝不要在星期六晚上一人独处，或任何时候孤身一人。但如果我得到一个对我一片痴心的情人，他就会替我解脱这种折磨，我也不再孤独了。现在显得毫无意义的一切，比如准备早餐、工作或观看落日等，都将变成欢乐。”
他还这样想：“我是没有自信的。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更有才干，更有天资，更有吸引力。甚至我尽力完成的工作也一无是处，引不起荣耀感。我完成的东西也许不足挂齿，或者只是碰上了运气。我不敢担保还能这样再进行一次。假如别人真正认识了我，便会不再理睬我这个无用之徒。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之所是，很看重我的人，别人对我也就刮目相看了。”所以，难怪这种爱象海市蜃楼那样诱人，也难怪病人将它死死抓住不放，却舍弃了更为艰苦的努力──从内部来一番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性交除了具有生物性的功能外，还有一种价值：证明自己的被需要。屈从型患者越是自我孤立（即害怕感情的卷入），或者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他的性行为就越可能取代爱情本身。他会以为那是亲近人的唯一途径，他还会过高估价它（正象他过高估价爱情）解决矛盾的力量。
如果我们能小心地避免两个极端──其一是在病人对爱的过分看重当作是“完全自然”的事，其二是干脆冠之以“神经症”──那么，我们将看到，屈从型患者在这方面的追求正是他生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常常──也许是必然──在神经症现象中发现，病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推论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推论的出发点却是谬误的。其谬误在于：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所指望的，是消除冲突的有害后果而又不对冲突本身进行任何改动。这种态度正是每一种企图解决冲突的神经症式的努力所特有的性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努力到头来注定失败的理由。不过，对于把爱作为解决手段的情况，我们还得说一句。如果“屈从型”患者真地幸运地找到一个伙伴，这伙伴有力量也有温情，或者这伙伴的神经症刚好与他自己的相互弥补，那么，他的苦恼有可能大大减轻、甚至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多数情况不是如此，他将在尘世中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中从而毁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而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