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成为意识的经验来说，它必须是按照有意识的思维被组织起来的范畴来理解的。我只有与自己所感知到的范畴体系联系起来的时候，方能认识到我自身之内或我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诸如时间和空间这些范畴是普遍的，它们构成了一切人所共有的知性范畴。另外一些范畴，如因果性范畴可能是许多有意识的知觉形式的有效范畴，但不是一切知觉形式的有效范畴。另外一些范畴更不具有普遍性，它们在各个文化时期是不同的。例如，在工业化以前的文化时期，人们不可能按照商业的价值来认识某些事物，但是，在一个工业化的体系中，人们就会这样做。然而，不管怎样，经验只能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才成为意识，即经验只有在一个概念的体系中方可以被感知、被联系起来，形成条理。［第一个阐明这一思想的是E。Schachtel，他在有关儿童记忆力的丧失的论述中（在他论“记忆和儿童的健忘症”这篇光辉的论文中－－这篇论文载“精神病学”第十卷，第一期，1947年）阐明了这一思想。正如标题所指出的那样，他那篇论文涉及了儿童健忘这个更为特殊的问题，涉及了儿童所运用的范畴（构架）与成年人所运用的范畴之间的区别。他总结到，“儿童早期经验与成年人记忆的范畴和组织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为＝＝成年人记忆的传统。”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有关儿童和成年人记忆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儿童和成年人范畴之间的区别，而且也看到不同文化中的区别。更进一步说，这不仅是记忆的问题，而且也是普遍意只的问题。］这一体系本身乃是社会进化的一种结果。每一个社会，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联系的方式，通过感情和知觉的方式，发展了一个决定认识形式的体系或范畴。确切地说，这种体系的作用就象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除非经验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经验就不能成为意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在《禅家与精神分析》一书中已有论述］
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具体地理解这一“社会的过滤器”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究竟是如何允许某些经验通过这个过滤器，而阻止别的经验成为意识的。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经验并不让自身容易地在意识中被感知道。或许，痛苦即是肉体的经验，这一经验最容易使自身被意识到；性欲、饥饿等等也是容易被感知到的；显然，一切感觉都与个人或团体的生存有关，都容易被意识到。但是，当遇到这么一个更微妙、更复杂的经验时，如“清晨，空气中仍带有一丝凉意，太阳正冉冉升起，一只小鸟在歌唱，这时你看到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上面有一滴露水”－－在某种文化中，这一经验很容易使自己转变成意识（例如，在日本），然而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同样的这一经验通常并不能成为意识，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不是十分“重要”或“重大”的事情。微妙的有效经验是否能成为意识，还得取决于在一种特定文化中这些经验被发掘的程度。许多由感情引起的经验在某种语言中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有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感情。由感情引起不同的经验，在某种语言中是不能够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这样，某人的经验要成为明确的经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总之，人们或许会以为，一种经验是难以成为语言无法表达的意识的。
这一事实与这些不能适合我们理智的有关事物的理性结构的经验有着特殊的关系。例如，在英语中，“敬畏”一词（如希伯来文中的“Nora”）意指两种不同的事物，敬畏是一种非常畏惧的感觉，正如在“令人畏惧的”这个词中所表述的那样，另外，敬畏也含有类似十分钦佩的意思：我们仍可在“使人敬畏的”（以及在“引起敬畏的”）这些词中找到这一含义。从意识的理性思维角度看，畏惧与钦佩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因此，它们不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如果象“敬畏”这个词，即可以从一种或另外一种意义上来使用的词，确实存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敬畏”这个词实际上既指畏惧，又指钦佩，况且，在我们的感觉经验中，畏惧与钦佩决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体验，畏惧与钦佩通常是人的复杂的感情中的一部分，但是，现代人往往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人民大众的语言似乎用更多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感情，这一语言却没能象我们那样着重强调经验的理智方面，而我们现代的语言仅仅意在表达那些能够受得住我们那种逻辑考虑的感情。这个现象也成了动力心理学中的最大困难之一。我们的语言并不能给予我们所需要描述许多内心体验的词汇，这些内心的体验与我们的思维结构是不符合的。因此，精神分析学并没有一门能供其使用的适当语言。它只能步其他科学的后尘，使用符号来表达某些复杂的感情。例如，a/t表示钦佩(admiration)和恐惧(terror)这种曾经由一个词来表达的复杂感情；又比如xy用来表示“侵略者的挑衅、优越感、谴责以及无辜的伤害、受苦、被迫害和被冤枉”这样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并不象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不同感情的一种综合，而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旦人们超越了凡是被感觉到的就没有不是“被思维”到的这一假设的障碍，人们就能在自身中并且也在别人身上观察到这种特殊的感情。如果人们不使用抽象符号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学的最合适也即是最荒谬的科学语言，实际上乃是象征主义的、诗歌的语言，或者是与神话的主题有关的语言。（弗洛伊德通常选择后者）但是，如果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自己是讲科学的，因为他使用了语言中的技术术语来说明各种情感方面的现象，那么，这位精神分析学家便是在自欺欺人，他所谈到的抽象结构并不与感觉到的经验的现实相符合。
不过，这只是语言渗透作用的一个方面，各种不同的语言区别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语言用来表达某各感情经验的语词不同，而且还在于它们的句法、语法以及语词的词根意义的不同。整个语言包含了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从某一个方面来讲，语言乃是经验生活的一种僵化的表述。［比较Benjamin Whorf在他的《元语言学论文集》中所作的开拓性的贡献（华盛顿，1952年）］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各种语言中，“天下雨”这个动词形式是根据我是否说天下雨而作不同的变化的，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外出遇上了这场雨，并被雨水淋湿了，或者是因为我从一间小屋内看到外面在下雨，或者是因为别人已经告诉我天在下雨。显然，语言强调经验一个事实（在这个例子中，即是指天下雨这个事实）的这些不同的根源，对人们经验事实的方式产生了一种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我们现代文化中，由于语言着重强调知识的纯理性方面，因此，这种语言对于我是如何认识这个事实的，是从直接的经验还是从间接的经验中获得这一认识，或是道听途说的，并没有作出任何区分）在希伯来语中，动词变形的主要原则决定于一种动作的完成或未完成，而动作发生的时间－－过去、现在、将来－－仅仅用一种从属的方式来表达。在拉丁语中，这两种原则（时间和完成）是一起被使用的，而在英语中，我们总是优先着眼于时间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动词形式的不同就是经验的不同。［这一差别的意义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旧约》的英译本和德文译本中，在用希伯来语所写的《圣经》中，完成式通常表示象“爱”这样感情上的体验，意指“我充满了爱”，译者对这作了错误的理解，写成“我恋爱过”］
另外一个例子存在于不同语言的动词和名词的不同使用中，或者在说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人们中。名词指一样“东西”；动词指一个“动作”。越来越多的人宁可以“占有某物”这个方面，不愿从存在或行动方面来思考。因此，他们宁愿使用名词，而不愿使用动词。
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中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
使意识成为可能的这种过滤器的第二个方面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直接指导人的思维“规律”。正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的语言是“自然的”，其他语言只是用不同的词句来说明同样的事物。同时他们也认为，规定特殊思维的规则亦是自然的、普遍的；在一种文化体系中是非逻辑的，在其他别的文化体系中必然也是如此，因为它与“自然的”逻辑相冲突。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悖论逻辑之间的区别为例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以表明Ａ是Ａ的同一律、矛盾律（Ａ不是非Ａ）和排中律（Ａ不能既是Ａ又是非Ａ，也不能既是非Ａ又是Ａ）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这是一切原理中最确实的原理。”
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对立的，即是我们所说的悖论逻辑，这一逻辑表明，Ａ与非Ａ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未知事物的表述。悖论逻辑在中国和印度人的思维中，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以辩证法的名义再次出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中。悖论逻辑的普遍原则被老子用普通的术语表述的淋漓尽致：“正言诺反”。庄子说：“一是一，一不是一，又是一。”
就一个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的人而言，亚氏逻辑学的正确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意识到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相矛盾的经验是极其困难的。但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他的文化观点来看，这些经验乃是荒谬的。弗洛伊德的矛盾心理的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概念说明了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体验到爱与恨。从悖论逻辑的观点看，这一体验是相当“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观点来看，这一体验则是荒谬的，结果使许多人很难意识到矛盾心理的感察。如果他们意识到爱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意识到恨－－因为对于同一个人来说，要在同一时间内获得两种矛盾的感觉是极其荒谬的。
社会过滤器使一种经验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进入意识中。语言和逻辑学是这种社会过滤器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部分不充许某些感觉成为意识，即使这种感觉已进入了意识领域，它也要使这些感觉脱离这个领域。第三部分是由社会的禁忌组成的。这些社会的禁忌宣布某些思想和感觉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危险的，并且阻止这些思想和感觉达到意识这个层次。
我们以原始部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这个问题。例如，在一个斗士的部落里，这个部落的成员靠厮杀和抢劫别的部落的成员来谋生，然而，有一个人厌恶厮杀和抢劫。不过这个人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是与整个部落不相容的；意识到这种不相容的感觉就意味着具有被彻底隔离和放逐的危险。因此，这个具有憎恶这一感觉经验的人或许会产生诸如呕吐这种身心疾病的症状，而不让这种憎恶感进入他的意识中。在一个充满和平的农业部落的成员中，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个人具有外出杀害和抢劫别的部落成员们的欲望。或许他也不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欲望，而产生了这样一种症状－－也许是强烈的恐惧。
另外还可以我们自己的文明社会为例。在我们的大城市里，肯定有许多店主。让我们设想，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位顾客，他急需一套衣服，但他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套最廉价的服装。在那些店主（特别是那些富有的店主）中，肯定有几个店主出于人的本能欲望，给那位顾客挑选了一套他能买得起的服装。但是，又有多少人肯承认自己意识到这样一种欲望呢？我断定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人将这种欲望压抑了。在这些人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不少人在第二天晚上都做了一个梦，以一种或其他别的形式表现了这种被压抑的欲望。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现代“顺从的人”会感到他的生活毫无意义，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烦，却没有自由干自己认为是合适的工作，思考自己所能思考的事情，他在追求着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幸福的幻想。但是，如果他意识到这些感觉的话，那么，这就会大大防碍他应起的社会作用。因此，这种意识，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危险；结果，这种感觉还是被压抑了。
也许，有许多人会觉得每两年买一辆新卡车是不合理的，也许在他们不得不抛弃自己所喜欢的一直使用的那辆车子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如果有许多人都意识到这种感觉的话，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性，即这种感觉将会影响这些人－－而且，我们那种建立在无情浪费基础上的经济又会怎样呢？另外，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有性，即许多人的智力天生就是如此的缺乏，以致于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领导人－－不管他们是采取什么方法成为最高领导人的－－履行他们职责的软弱性？但是，如果不止一小部分人意识到这个事实的话，那么，社会的统一性和一致的行动将会怎样呢？这一方面的现实是否与安徒生童话中所说的那个不穿衣服的皇帝有所不同呢？尽管这个皇帝赤身裸体，然而，只有一个小男孩才认识到这个事实。其他人相信，皇帝正穿着美丽的服装。
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会导致该社会的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观察意识的压抑。一个社会越是不能代表该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种必然性就越大。希腊社会并不是假装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们也不是长满羽毛的人；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平民和奴隶们都不必要承受许多压抑。但是，如果这些社会是假惺惺地，而没有真正地关心全体人民的福利的话，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在整个人类史中，除了某些原始社会以外，酒席总是为少数几个人准备的，大多数人吃到的只是残菜剩饭。如果大多数人都彻底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将会威胁着现存的秩序。因此，这些思想不得不遭到压抑，那些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压抑过程的人则陷于生命或自由的危险之中。
这个事实说明了，我们的时代所发生的最大变革，即全世界各族人民都已觉醒到，并意识到自己对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物质生活的渴望，同时也发现了实现这种夙愿的技术手段。苏联和西方世界要达到这个阶段只需要花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工业化国家中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这是否意味着在工业发达的国家中几乎不再需要任何压抑吗？实际上，这是在大多数人中所广泛流传的一种幻想；但不是事实。这些社会同样也会显示出许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当世界上千百万人正在挨饿，我们却花费成千上万的美元来储存农业的剩余物资；当武器被用来摧毁我们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却将国家预算的一半经费花费在武器制造上；当我们用基督教的善和无私这些教义来教育孩子们的时候，又为孩子们准备了这样一种生活，即在这种生活中，为了获得成功，需要的倒是善的反面；上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为着“自由和民主”而战，并以消灭了“自由的敌人”而结束这两次战争。仅几年以后，我们又为了“自由和民主”重新武装了起来，所不同的是，以前是自由的敌人，现在却成了自由的捍卫者，以前的同盟者，现在却成了敌人；我们一方面极力反对那些不能容忍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自由的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与这些制度结成一个军事同盟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些制度或那些更无情的制度是“热爱自由”的；一方面，我们的生活非常富有，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欢乐；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拥有无线电和电视，却长期地感到厌烦＝＝对于这一切又作何解释呢？我们可以继续花费更多的篇幅来描述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不合理之处、虚伪和矛盾。但是，所有这些不合理之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不被任何人注意到。这并不能归因于批判能力的缺少；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在我们的反对者中，同样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和矛盾－－我们只是不愿意对自己运用理性的、批判的判断罢了。
对事实的认识压抑必须通过对许多幻想的接受而得到补充。由于我们拒绝认识我们周围的许多事情，才存在着这些必须得到弥补的缺陷，以便使我们能够获得一幅完整的图景。那末，灌输给我们的这些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这仅说明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是个人主义者；我们的领袖是英明的；我们是善良的；我们的敌人（无论谁是我们的敌人）都是邪恶的；我们的父母爱我们，我们也爱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婚姻制度是成功的，等等。苏联炮制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他们的领导人是英明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们社会中的利益兴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他们所重视的财产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财产，等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如果这一过程发生在与我们相对立的社会中，我们就会称之为“洗脑子”，并把以一种不那么急进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一过程称之为“灌输”或“宣传”；如果这一过程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就会称之为“教育”和“知识”。尽管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各个社会在意识和洗脑的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尽管在这个方面，西方世界要比苏联强，但是，这一差别并不足以改变这幅对事实的压抑和对幻想的承认之间的一种混合状态的基本图像。［William J。 Lederer在《一个绵羊般的民族》一书中（纽约，1961年）举了一些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政治思维的这一状况］
为什么人们要压抑对事实的认识呢？这些事实都是他们应该认识到的。毫无疑问，这种压抑的主要原因是恐惧。那么，恐惧什么？是否象弗洛伊德所说的恐惧阉割？要相信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么，是否害怕被杀害、被监禁或害怕挨饿？如果压抑发生在恐惧和压迫的系统中，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满意的答案，既然这一切并不发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另寻原因。是否存在着更为微妙的恐惧，这些恐惧乃是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所产生的？让我们设想一个大企业中的一位年轻的高级官员或工程师，一旦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些“不合适”的想法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想法压抑下去，唯恐不能象别人那样获得提升的机会。当然这也不至于成为一种不幸，倘若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的话，即如果这个年轻人在竞赛中落后了，那么，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以及他自己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因此，害怕成为一个失败者乃是压抑的一个充足理由。
但是，我相信，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原因，即压抑的最强大的动力是对孤立与排斥的恐惧。
人，就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人而言，－－也即是说，就人超越了自然并且意识到自身与死亡而言－－彻底的孤独感会使人接近于精神错乱。作为一个人，他害怕精神病，正象作为一种动物的人害怕死亡一样，为了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人必须与别人发生关系，同别人联系起来。这种与别人保持一致的需求乃是人的最强烈的欲望，这一欲望甚至较性欲以及人的生存欲望更加强烈。正是对孤立与排斥的这种恐惧，而不是“对阉割的恐惧”，使人们压抑了对那些被禁忌的事情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意味着差异，意味着被孤立，被排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个人对自己集团的人所宣布的不存在的事物熟视无睹，或者把大多数人所说的真实的事情当作真理来接受，尽管他自己的眼睛告诉他，这件事情是虚假的。对于个人来说，大众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大众的观点、信仰和感情也构成了他的个人的现实，并且比他自己的感官和理性告诉他的还要真实。正如在精神分裂的催眠状态中，催眠者的声音和言语代替了现实一样，社会的模式也构成了许多人的现实。人们把社会所承认的那些陈腐的思想视为真正的、现实的、健全的思想、那些不符合这种陈词滥调的思想却被当作是无意识被拒斥在意识之外。当一个人遭到或明或暗的被排斥的威胁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是他所不相信的或者是需要压抑的。由于回到了我早就讨论过的有关人对失去同一性的恐惧这个主题，我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同一性恰恰植根于他们与社会的陈腐思想的一致性之中。“他们”成为他们所必须成为的那种人－－因此，对排斥的惧怕便意味着对失去同一性的恐惧，两者的结合才构成了一种十分强大的压抑的动力。
排斥的概念乃是压抑的基础，这可能会产生一种相当绝望的看法，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会以它所乐意采取的任何方式使人失去人性，将人的形象扭曲，因为每一个社会都能经常用排斥来威胁人。但是，肯定了这一点便意味着忘却了另外一个事实，即人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成员。当他害怕与他的社会集团彻底隔离的时候，他也害怕同自己内在的，代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的人性分离。当整个社会采取非人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处在彻底非人状态中当是令人恐惧的。一个社会越人道，个人也就越不需要在脱离社会或失去人性之间作出选择。社会的目的与人类的目的之间的冲突越大，在这种危险的孤立的两极之中，人就越来越处于分裂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即由于自己的智力和精神的发展，他能感觉到自己是与许多人休戚相关的话，那么，这个人便能容忍社会的排斥，反之亦然。人根据自己的良心行动的能力取决于人能超越社会局限性，成为世界公民的程度。
普通的个人并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感觉与该社会的文化模式是相冲突的，因此，他被迫压抑他自己的这些思想和感觉。从形式上来讲，什么是无意识，什么是意识，取决于社会的结构以及这个社会所产生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就无意识的内容而言，普遍化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即无意识通常代表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具有隐蔽或显露潜能的人；通常无意识也包含了人对生存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各种不同回答的基础。在压抑最为严重的文化中，一切都为了回复到动物生存的这个愿望是主要的，并且是可以被意识到的。而一切超越这种状况的欲望则是被压抑的。在一种由压抑向精神进步的目标发展的文化中，无意识代表隐蔽的力量。但是，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本身具有一切潜能：他既是一个古人，又是一个食肉的野兽，既是是一个吃人者，又是一个偶象崇拜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理性、爱情和正义能力的存在；无意识的内容既不是善的，又不是恶的，即不是合理的，又不是不合理的；而是两者的统一；所有这一切才构成了人。无意识是一个完整的人－－减去了他与社会相一致的那部分。意识代表了社会的人，代表了个人所处的历史状况所造成的偶然的局限性。无意识代表了植根于宇宙中的普遍的人、完整的人；它体现了人本身的植物性和动物性，体现了人的精神；体现了人类的过去到人类生存的黎明，体现了人类的未来至那一天的到来，即人将成为全面的人，成为“自然化”的人，而自然则成为人化的自然。认识到人的无意识意味着接触到了人的完整的人性，抛弃了社会设在每个人身上的、最终设在每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种种障碍，然而，要完全达到这个目的是困难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近这个目的，因为它确定了人类的解放，即人从与自己、与人类的异化这种社会状况下解放出来。民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畏惧与憎恨是同人道主义经验相对立的两极，这种经验是由对人的无意识的认识所引起的。
哪些因素引起了对社会无意识或深或浅的认识呢？显然，这种深刻与肤浅的差别首先是由某些个人的经历所造成的。一个有着一位专制的父亲的儿子曾经反对过父亲的权威，他没有被父亲的权威所压倒，因此，他就能更好地预先识破社会的合理化，意识到大多数人所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现实。同样，那些遭受大多数人的歧视的种族、宗教或社会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通常也不会相信社会的陈词滥调；这对于一个被剥削的、受苦受难的阶级的成员来说，情况也确实是如此。但是，这种阶级状况能常并没有使个人更富有批判和独立的精神。他的这种社会地位却经常使他感到更不安全，更渴望接受大多数人的思想，以便得到公认和安全感。为什么少数民族中的一些成员或被剥削的大多数人作出不断批评的反应，而另一些人则不断地屈服于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这得取决于许多人和社会的因素，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并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纯社会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反对认识社会现实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阶级，由于客观上不存在任何向更好方面变革的希望，而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认识的话，那么，坚持幻想乃是这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机会，因为对真理的认识只能使他们感到更痛苦。既然他们不可能获得什么真理，那么，腐朽堕落的社会和阶级总是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相反，那些准备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进的社会或社会阶级却为人们更容易地认识现实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当这一认识有助于人们利用这些必要的机会的时候。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手中赢得政治霸权以前，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对过去的幻想，提出了对过去和现在社会现实一些新的看法。中产阶级的作家们能够识破封建主义的幻想，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些幻想－－因为真理帮助了他们。当资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反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以后又反对殖民地的人民进攻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产阶级的成员们拒绝认识社会的现实，而向前发展的新的阶级成员则更倾向于丢掉许多幻想。活着为支持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往往发展了这些思想，这些人来自他们正在反对的那个阶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研究促使一个人批判自己的社会集团的独特因素以及使他与他天生就不属于的那个集团保持一致的独特因素。
社会和个人的无意识是互相关联并不断相互作用的。事实上，无意识和意识归根结底是不可分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压抑的内容，而在于精神状态，更确切地说，在于个人的意识和现实主义的程度。如果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人不能认识社会现实，他的头脑充满了幻想的话，那么，他认识他自己，他的家庭和朋友们的各自现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个人生活在一种半觉醒的状态之中，准备接受来自一切方面的建议，并把提供给他的幻想看作是真理。（当然，在社会压抑特别令人注目的领域中一个人特别倾向于压抑对自己个人生活的现实认识。例如，在一个培养了对权威的服从，因而也产生了对意识或批评的压抑的社会里，个人宁愿成为一个害怕父亲的儿子，也不愿成为这种社会中的一名成员，在这个社会里，对权威的批评并不是社会压抑的一个基本部分）
弗洛伊德主要关心的是揭示个人的无意识。他所说的社会所坚持的压抑是指对本能力量的压抑，而不是社会压抑。正是这些社会压抑才真正关系到对社会矛盾、社会所产生的痛苦、以及对权威失败的压抑。不良的和不满意的感觉之认识的压抑等。弗洛伊德的分析说明了将个人的无意识变为意识，而不涉及社会的无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能的。但是，这咎可能性只能从我们已说明的那些前提中获得，即把社会领域排斥在外的、任何压抑企图都是有局限性的。只有超越了个人的领域、以及这种超越的过程包括了对社会无意识的分析，对一切被压抑的事实的全面认识才是可能的。上述事实正说明了这个论断的根据。除非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社会，认识到这个社会是如何促使或阻碍人的潜力的发展，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全面地论及自己的人性。 只要他不承认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对人的本质的歪曲，那么对于他来说，社会规定的禁忌和约束当然就是“自然的”，而人的本质就一定会以一种歪曲的形式出现。如果揭示无意识意味着达到对自己的人性的体验的话，那么，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无意识，而必须进一步揭示社会的无意识。这就是说，必须从普遍人的价值观点出发来认识社会的动力，批判地估价自己的社会。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对社会的洞见乃是认识社会无意识的一个条件，因而也是一个人彻底觉悟（“摆脱压抑”）的一个条件。既然“哪里有本我，哪里必有自我”，那么，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乃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只能认识到个人无意识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余别的方面他便不能象一个完整的人那样地觉醒。但是，必须附带说明的是，批判地理解社会对分析和认识自己不仅是重要的，而且分析和认识个人的无意识对认识社会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贡献。一个人只有经验到个人生活中的无意识范围，才能全面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是何以可能决定社会生活的。这些意识形态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谎言，或者说，既是真理，又是谎言－－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真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即就这些被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真正动机这一点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
象个人和社会的无意识相互作用那样，如果我们从社会进化的方面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各自的压抑概念作一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基本的矛盾。正如我们以前所说明的那样，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就意味着压抑的增强－－因此，社会的进化不可能导致压抑的取消，而只能导致压抑的加强。马克思则认为，压抑本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和特定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当剥削和阶级冲突消失的时候，全面发展的社会就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也就可以随之取消任何意识形态。在充分人性化的社会里，不存在压抑的需要，因而也就不存在社会的无意识。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在不断地加强；马克思则认为，压抑随着社会的进化过程而逐渐地在消失。
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学说之间的另一区别尚未得到充分的说明。我已经论述了“合理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同之处，与此同时，还有必要指出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通过合理化，人们试图可以说明每一个人的行为似乎都是受理性的、道德的动力所驱使的，这样也就掩盖了这个事实－－产生行为的动机与一个人的意识的思维是相反的。合理化大都是虚假的，它只具有否定的功能，即允许一个人错误的行动，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行动是不合理的或不道德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只是在这一点上，与合理化有着重大的区别。以基督教的教义为例：基督的教义、谦卑的理想、兄弟般的友爱、正义、仁慈等等，这些曾经是真正的理想，曾打动过人们的心，以致于人们愿意为这些理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整个历史中，这些理想被错误地当作合理化，被用来为达到与这些理想相反的目的服务。独立的、反判的精神被扼杀了，农民们遭受剥削和压迫，战争得到了赞美，而对敌人的仇恨却是以这些理想的名义被激起的。就这种情况而言，意识形态与合理化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意识也有其自身的生命，尽管基督的教义被误用了，这些教义仍具有生命力，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深进中，这也就是说，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真运用这些教义，并重新将这些教义由意识形态转变为理想。这恰巧发生在宗教改革前后的新教中，也出现在新教和天主教的少数信徒之中，他们在这个宣称坚持基督教的理想，却把这些理想当作意识形态来使用的世界为争取和平、反对暴力而斗争着。我们同样也可用这些话来说明佛教、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学说的“意识形态化”。批判的任务不是抨击这些理想，而是揭示这些理想是如何被改造成意识形态的，并以被歪曲了的理想的名义来向意识形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