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特有的功能角度来看，促使人们不得不这样行动和思考的社会性格只是社会结构及其思想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环节。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即每一个社会都能决定哪些思想和感情能达到意识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正象存在着一种社会性格那样，“社会的无意识”也是存在的。
我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他作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充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无意识”乃是指由个人的生活状态所特有的处境而造成的对人压抑的内容。当弗洛伊德谈到对乱伦的欲望的压抑是一切文明的特点的时候，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也论述了“社会的无意识”；但是，在他的临床工作中，他主要论述的还是个人的无意识，至于“社会的无意识”却是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很少注意的。
在开始论述“社会的无意识”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略地阐明一下弗洛伊德提出的、出现在马克思体系中的无意识这个概念。
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中，确实没有比无意识这个发现更为重要的了。精神分析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设想的基础上的；即我们压抑了最有意义的经验的意识；我们内心的无意识和实在与我们意识中对它种实在的否定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导致神经病，因此只有将无意识变为意识，这种神经病的症状或特征才得以消除。弗洛伊德一方面相信，揭示这种无意识是治疗神经病的最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的视野却又远远超出了这种治疗所关注的范围。他意识到，我们对我们自己所作的思考大都不是很真实的，然而，我们又总是在那里继续自欺欺人。弗洛伊德对揭示我们意识中的实在充满了激情。他承认，我们本身内在大部分真实的东西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而许多被意识到的却是不真实的。正是对这种内在的现实进行全力以赴的研究才为真理开辟了新领域。一个并不懂得无意识现象的人会深信，他能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意味着道出了真理。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错误地看待了真理。即使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我们也可能是在说谎，因为我们的意识是“虚假的”，它不能揭示我们本身所固有的潜在的真正经验。
弗洛伊德从对个人的观察入手。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如一个人在看色情照片时总掩盖不住一种神秘的喜悦心情。当然，他不会承认自己的这种兴趣，但他意识到，这些照片是有害的，他的职责就是要禁止这种照片在任何地方出现。这样他就经常地留意色情照片，认为这种照片正是他所反对的一部分，从而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当然，他是问心无愧的，然而他的真正欲望却是无意识的，他所意识到的只是一种符合理性的想法，这种想法彻底地掩盖了他所不想知道的一切。因此，他能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却丝毫也未觉察到，他的这种欲望与他的道德标准是相冲突的。又比如一个有虐待狂冲动的父亲，他总想要惩罚和虐待他的孩子们。但是，他深信，打是为了教育孩子们从善，防止他们干坏事的唯一方法。他并没有意识到任何虐待狂的满足，他只意识到这是一种合理的做法，是抚育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正确方法，而也是父亲的责任。又如一位政治领导人执行了一项导致战争的政策。或许他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名声才这样做的，可是他认为，正是他的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决定了自己的行动。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潜在的、无意识的欲望经过一番道德的思考竟成了如此合理的想法，以致于不仅被人所虚构的合理的说明所掩盖，而且亦得到这种合理说明的帮助与唆使。在正常的生活过程中，这种人永远也不会发现在他实际存在的欲望和他虚幻和合理想法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如果有人告诉他这个真理，提醒他在他那貌视神圣的合理的想法中存在着他所痛苦地反对的种种欲望的话，他会真正的感到愤慨或误解，认为别人是错误地指责了他。弗洛伊德把这种拒绝承认被压抑的存在称之为“抵制”，抵制的力量大体上与压抑倾向的力量成比例。
一种经验都可能自然而然地遭到压抑。这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得出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遭到最为严重的压抑的欲望是性欲，首先是乱伦的欲望，这些欲望与文明人的规范是相冲突的。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敌对的、侵略的欲望也遭到了压抑，因为这些欲望是与现存的风欲习惯和超我相冲突的。弗洛伊德认为，不管这些被压抑的欲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总是代表了人的“阴暗面”，代表了人那尚未被升华了的、反社会的原始特征，这些特征与人们所认为的文明和体面是背道而弛的。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中，压抑系指对被压抑的冲动的意识，而不是冲动本身。例如，在虐待狂冲动这个例子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让别人承受痛苦的愿望。但是，也不能这样认为，我没有将痛苦强加于别人，如果我合理地意识到这就是责任，或者说，我已将痛苦强别于别人，而没有意识到别人正因为我的行动遭受到了痛苦的话。这然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由于我意识到了这一冲动，却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合理的说明，才没有产生这种冲动。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冲动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就产生这种冲动而言，对这种冲动的意识的压抑将会导致对冲动的压制。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压抑指的都是人的意识中的一种变形。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被禁止的冲动必须从生存中排除出来，而是说，无意识的力量已潜在地，从人的背后决定着人的行动。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产生压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那些被阻止成为意识的冲动与现存社会或家庭的习俗是不相容的。这是指被压抑的内容，但是使这种压抑的行为之所以可能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心理机制就是恐惧。弗洛伊德学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男孩试图同自己的母亲乱伦的欲望的压抑。弗洛伊德以为，因为父亲会使他失去男性生殖器，这个小男孩才逐渐害怕起作为自己对手的父亲。这种恐惧使他压抑了这种欲望的意识，帮助他将自己的欲望引向另的方面，尽管第一次受惊的创伤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地消失，弗洛伊德认为，“害怕割雄”乃是导致压抑的最基本的一种恐惧，其他如害怕失去爱，害怕被人杀害或被人抛弃，都与对原始割雄的恐惧一样具有同样的力量，它迫使人们压抑自己最深切的欲望。
在个体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通常寻求个人压抑因素，然而，仅仅从个人方面来理解弗洛伊德压抑的概念则是错误的。相反，弗洛伊德压抑的概念也包括社会这个方面。社会越发展成更高的文明形式，本能的欲望便越与现存的社会规范所不相容，因而产生的压抑也就更大。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发展意味着压抑的增加。不过，弗洛伊德从未超出过量的机械社会概念的范围，也没有考虑过一个社会牡殊结构及其对压抑的影响。
如果产生压抑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又何以希望将无意识变为意识，减轻对被压抑者的压抑呢？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所发明的精神分析治疗法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服务的。弗洛伊德和患者一道通过对梦的分析，对“自由联想”的理解，对患者的无拘束的自发的思想的理解来认识患者本人的无意识，这是患者以前尚未认识到的。
为揭示无意识而使用梦的分析和自由联想的理论前提是什么？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在他最早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岁月里，他也同样相信世俗的合理说法，即知识就是理性的、理论的认识。弗洛伊德认为，这就能向患者充分阐明某些发展的必然原因，并告诉他，精神分析学家在他的无意识中所发现的一切。这种理性的认识叫做“解释”，它能引起患者的某种变化。然而，过了不久，弗洛伊德和别的精神分析学家在斯宾诺莎这个论断中却发现了真理，斯宾诺莎提出，理性的认识是传导性地引起变化的，仅就这一点而言，理性的认识也是表达感情的认识。显然，一个人只有通过对自己无意识欲望的理性认识，才能更好地控制这些欲望－－这是传统伦理学的目的，而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目的。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理性的认识才可能引起变化。如果这个患者坚持孤立的自我观察者的态度，他就不会接触到自己的无意识，也不会经验到自己内在的更广泛、更深沉的实在，除非他对这种无意识进行思考。揭示一个人的无意识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而且也是一次感情的体验。总之，这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思考与猜测不可以先于揭示无意识的活动，而是说，这不仅是一种思考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意识的活动，更确切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直观的活动。对那些尚未被意识到的经验、思想或感情的认识并不意指对它们所作的思考，而是指直观到了这些无意识的经验、思想和感情，正如意识到人的呼吸并不意味着对这个人的呼吸所作的思考一样。对无意识的认识是一种体验，它具有自发性和顿悟的特点。一个人的眼睛突然地张开了，自我和这个世界便出现在不同的光线中，这个人便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自我和世界；与此同时，这也往往会产生许多忧虑，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到出现一种新的力量，提示无意识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系列不断扩大的体验，它深深地为人们所感觉到，并超越了理论的、理性的认识。
在关于无意识变为意识的可能性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认识到那些阻碍这个过程的因素。这样的因素有许多，它们是：思想的坚决性，缺少适当的倾向性、失望，缺乏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性，等等。正是这些因素使人很难达到对无意识的认识。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因素比弗洛伊德称之为“抵制”这种机制对造成无意识变为意识的困难负有更重大的责任。
什么是抵制呢？正如那么多被发现的事物一样，抵制这个事亦很简单，以致于每个人都会说，任何人都能发现这一点。但是，要承认这一点却需要有一个伟大的发现者。我们以你的朋友不得不参加一次他所害怕的旅行为例。你知道他是害怕这次旅行的，他的妻子也明白这一点，几乎无人不晓，唯有他本人却不知道。一天，你的朋友说，他感到不舒服，第二天，他宣布不作这次旅行了。过了一天，他又说，不去旅行也罢，有着更好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又过了一天，你一再提醒他去参加这次旅行，这是一种强迫他去旅行的企图，因为他并不希望别人强迫他。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去旅行。最后他才说，现在要去旅行已过时过晚了，因此，再考虑旅行的事显然是毫无用处了。但是，如果你以一种最机智的方式告诉他，他不想去旅行的原因正在于他害怕旅行，那么，你得到的便不只是一种否认，而是一连串的强烈抗议和指责，最终会使你不得不向他赔礼道歉－－如果你不想失去他的友谊的话；或者向他表明，你决没能说他害怕旅行的意思。可事实上，你还得说上几句热情赞扬他勇敢的话来结束你们的谈话。
以后又怎么样了呢？那个人不想去旅行的真正动机乃是恐惧。（他害怕什么，这对于这次讨论的目的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从客观上证明他的恐惧，或者说，他害怕的原因纯属想象就行了）这种恐惧是无意识的。但是，你的朋友必须对他不想去旅行的原因作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即一种“合理的说明”。他或许能每天找到一个新的理由（每一个试图戒烟的人都知道，要找到一种合理的说法是多么的容易），或许他坚持固守着一个主要的理由。事实上，这种理由是否有效，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他拒绝参加旅行的真实的、充足的理由。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当我们向他提及真正的动机时，他却表现出强烈的反映，即坚决抵制的态度。我们不曾料想到他会感高兴，甚至会感激我们的提醒，因为这会使他克制自己不愿去旅行的真正的动机。但是，不管我们怎样认为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事实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显然，他不能忍受恐惧的想法。为什么呢？存在着好几种可能性。或许，他有一个关于他自己的自恋的形象，缺少恐惧便是这个形象中的一个内在部分。因此，如果这个形象被扰乱了，他那自恋的自我赞美、他自己的价值以及安全感都会遭到威胁。也许，这就是他的超我、正确与错误的内在标准，即恐惧怯懦必将遭到强烈的谴责，因此，承认恐惧就意味着他承认了自己的行动背叛了自己的准则。也许，他感到有必要为他的朋友保留一幅关一个永不畏惧的人的图象，因为他不能确信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害怕他的朋友们会由于他的胆小怕事而不再喜欢他了。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为什么说这些理由都是有效的呢？这个事实便能说明这个问题，即他对同一性的认识是与这些想象有关的。如果这些想象是不“真实的”，那么，他是谁呢？什么才是真实的？他立足于世界的何处？一旦产生了这些问题，这个人就深感自己受到了威胁。他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倾向结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安全感，继而所产生的忧虑不仅是弗洛伊德看到的对某种特殊事物的恐惧，就象对生殖器或对生命的恐惧一样，等等；而且这也是由于对一个人的同一性的威胁所引起的。抵制乃是使自己摆脱恐惧的一种尝试。这种恐惧类似于由一场小小的地震引起的恐惧－－不安全感，一切都在摇摇欲动，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事实上，这种经验就象一阵精神错乱的感觉一样，尽管仅持续了几秒钟，在这一瞬间却感到更不好受。
至于抵制和产生压抑的恐惧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回到有关无意识其他方面的讨论上来。
在至今已相当流行的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中，人们所说的“无意识”似乎就是位于这个人中的一个固定的场所，就象住房中的地窖一样。这种想法被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一著名的学说所加强了：弗洛伊德把个性分为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代表全部的本有欲望，既然大部分本能欲望不能达到意识的层次，所以，本我同时也就相当于“无意识”。自我代表了一个人的有组织的个性，这是就它能观察现实，并能正确评价现实而言。就生存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说，“自我”代表了“意识”。超我，即父亲（和社会）的命令和禁令的内在化，它既属于意识的，又属于无意识，因此，超我不需要使自己分别地与无意识或意识保持一致。我们时代总的倾向是从占有方面来考虑问题的，这也将进一步促进对无意识的局部的使用，关于这一点，本章以后是会讨论到的。人们会说，他们得了失眠症，而不说他们睡不着觉；或者，人们会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压抑的问题，而不说他们感到压抑；同样，人们会说，他们拥有一辆汽车、一座房子、一个孩子，正象他们遇到一个问题、获得一种感觉、认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以及一种无意识那样。
这正是今日那么多人为什么宁愿谈及“潜意识”的原因所在；这种潜意识越加明显地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种功能。当我说我没有意识到这或那的时候，就不能说“我潜意识到了这一点。”［荣格所用的“无意识”这个术语并不能有助于阻止局部解剖学上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充满了罪恶的地窖，荣格则认为，无意识是一个装满了人的最初的，但却是被遗忘了的由理智化所积累起来的、智慧财富的洞穴（当然还不仅仅是如此）。］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尽管弗洛伊德小心翼翼地将无意识这个概念同本我这个概念作了区分，事实总倾向于把某种内容，即本我的本能欲望当作某种意识到的或没有被意识到的，即无意识的某种状态。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这里我们运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涉及某些本能的冲动；另一个则涉及了知觉的某一状态－－无意识或意识。碰巧在我们的社会里，普通人是意识不到某些本能需要的。但是，食人者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他相吃掉另一个人的欲望，精神病患者则十分明白这种或那种古怪的欲望，我们绝大部分人在梦中也是如此。这就阐明了对“这种”无意识的认识，如果我们坚持要区分古怪内容的概念和无意识状态的概念的话。
“无意识”这个概念确实是一个神秘的概念（尽管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正象我在这几页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无意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着我们所认识到的经验，或我们所没有认识到的经验，即我们没意识到的经验。例如我由于害怕这个人而恨他，如果我知道我恨他，而不知道我怕他，那么我们可以说，我对他的仇恨是有意识的，我的害怕则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诚然，我的恐惧并不存在于无意识“这种”神秘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仅压抑了性欲的冲动或诸如仇恨和恐惧这样的感情，而且我们也压抑了对事实的认识，惟恐这些事实与某些思想和利益相矛盾，这是我们所不愿发生的。这种压抑的例子最典型地体现在国际关系的领域中。在这个领域，我们发现了许多直接压抑对事实认识的例子。普通人，甚至是政策制定者们很容易忘记那些与他们的政治论证不相适应的事实。例如，在1961年春，我同一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新闻记者讨论柏林问题时，我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看来，我们已经提出理由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愿意按照1959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外交部长大会上签订的协议办事，和平解决柏林问题，即象征性的撤军和停止来自西柏林的反共宣传。这位新闻记者却坚持认为，根本没有召开这种大会，也没有讨论过这样的协议。他彻底压抑了对事实的认识，这些事实乃是他不到两年前就已经知道的。压抑并不经常象在这个例子中所表现得那么极端。对“潜在地被认识的事实”的压抑较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压抑更为经常。这样一种现象便是说明这种心理机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即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包括许多最主要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纳粹的暴行。过去，普通的美国人曾经说过（我指的是“过去”，因为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德国人成了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不同于德国人仍是我们的“敌人”的时候的方式去看待一切事物），这些德国人在说谎，因为他们竟不顾眼前的事实。然而，说这些话的人忘记了，人并不会观察他所不想观察到的事实，这正是人的观察能力所在。因此，他能真诚地否认他所获得的一种认识，如果他只想获得这种认识的话。（H。S。Sullivan创造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术语，即“有选择的疏忽”来说明这种现象。）记住一件事情的某些方面，而不记住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些方面，这正是压抑的另一种形式。今天，当们谈到三十年代的“绥靖政策”的时候，人们会记得，由于英国和法国害怕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他们试图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并希望这些让步不再使希特勒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人们忘记了在张伯伦领导下的保守的英国政府也和迈德温一样，即同情纳粹德国，又同情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如果没有这些同情心的话，人们在需要任何绥靖政策之前早就可以阻止德国军事的发展了；官方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反感乃是政治分歧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分歧的原因。另一种压抑的形式表现为对事实的感情和道德意义的压抑，而不是对事实的压抑。例如，在一次战争中，敌人所犯下的罪行被人们认为是他那残暴的、不道德的行为的又一次证明；然而，同样的行为如果是正派人干的话，尽管这些行为也可以理解成反动的行为，他们却只会对这些行为感到遗憾；无需多言，许多人发现敌人行为的残暴，而当他们自己人这样干的时候，他们并不只是感到遗憾，同样也感到这是相当合理的。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的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受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就人自己的意识而言，这些客观因素是活跃在人的背后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决定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因而间接地决定了人的行动。人对自己的思考和选择的自由感到如此的骄傲，事实上，人却是一个被绳子操纵的活动木偶，这些绳子位于人的背后或凌驾于人之上，它们又是受那些人所没有意识到的力量支配的。人为了给自己制造这样一种幻想，即人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的，因此，人虚构了种种合理的说法，以表明这一点即正是出于合理的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缘故，人们似乎只能选择他不得不这样做的事情。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停留在这种宿命论的观点上，即肯定人在决定人的力量面前简直是无能为力的。他认为，人可以逐渐认识到在他背后活动的那些力量－－人在认识这些力量的过程中，扩大了自由的领域，并把自己从一个受无意识力量操纵的、无能为力的木偶改造成一个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人。弗洛伊德用“哪里有本我，哪里就必有自我”这句话来表明这个目的。
关于无意识的力量决定了人的意识以及人能作出种种选择的说法都继承了西方思想的传统，这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斯宾诺莎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无意识这个概念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意识到自己的欲望，但是，人却忽视了决定这些欲望的原因”。换句话说，普通人都是不自由的，他只是生活在自由的幻想中，因为他的行动是受那些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因素支配的。在斯宾诺莎看来，正是这种无意识动机的存在束缚着人类。然而，斯宾诺莎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指出，获得自由是以不断地认识到内在于人和外在于人的现实为基础的。
A。斯密司对无意识动机的思想作了不同的表述，他写道，“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由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他提出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意向性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在尼采这一著名的论断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无意识这个概念的不同表述：“我的记忆认为，这件事是我干的。我的自尊心却不充许我承认这一点，我的记忆只得让步。”
事实上，人们认为，有关揭示决定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客观因素的整个思潮构成了合理地、科学地把握现实这一普遍趋势的一部分，这是自中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思想的特点。中世纪的世界似乎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安全的世界。上帝创造了人类，守卫着人类；人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人的意识则是最终的，不容怀疑的精神实体，正象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实体一样。几百年后，这个世界被粉碎了。地球不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人成了从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中进化和发展而来的一种产物，物质世界超越了一切时空概念，这些概念在一个世纪以前似乎还都是十分安全的。意识被视为隐藏思想的一门工具，而不是真理的宝库。
对推翻意识的传统观点作出最卓越的贡献的，除了尼采之前的斯宾诺莎和继尼采之后的弗洛伊德以外，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可以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他仔细地研读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是最关键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人并没有用自己所获得的认识来为历史目的服务。黑格尔认为，正是“理性的机智”才使人成为绝对理念的一个代理人，同时，人也受自己主观意识的目的和个人的激情所驱使。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个人及其意识乃是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木偶，操纵它的则是理念（或上帝）。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理念从天堂降到了人类活动的大千世界，这就能更具体地、更准确地说明人的意识的作用以及客观因素对它的影响的思想。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不是意识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意识。”马克思看到了自己同黑格尔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接着，马克思又写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相信自己的思想改变着社会存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存在改变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的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更重要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方面将黑格尔的“理性的机智”思想运用到有关社会阶级的学说中，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从个人那里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个人的存在及其发展却是由自己的阶级所决定的。
马克思观察了意识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了意识的社会本质：“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动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运用了“对初始的自然欲望的压抑”这个术语。罗莎＠卢森堡则直接运用精神分析的术语阐明了历史发展对人的决定性影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罗莎＠卢森堡是1914年前期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她写道：“无意识先于意识。历史发展的逻辑先于介入历史发展过程的人类的主观逻辑。”这一论断十分明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人的意识，即人的“主观的发展过程”是由“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逻辑”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即是“无意识”。
从以上这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无意识”的概念并不在于说明他们俩人都使用了一个相同的术语。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后，就会发现，在他俩各自的理论中还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基础，尽管这些基础绝不可能是同一的。
紧接着我们刚才引用过的马克思使用“压抑”这个术语后的那段话语中，马克思十分详细地论述了意识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马克思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相信“他不能使自己、不能使整个活生生的个人得到满足，却能使脱离其他别的欲望的某一种欲望得到满足，那么，这只能是一派胡言乱语。如果这种欲望具有一个抽象的、孤立的特点的话，那么，个人的满足因而也即是一种单一的、欲望的满足＝＝人们只能在存在中，而不是在意识中发现真理；只能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思想中发现理性。理性体现在个人的经验发展和自我表述中，这个个人又依赖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状况。”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提出了思维与生活之间的对立，它们类似于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对立。马克思以前所说的社会集团影响着个人的存在，因而也间接地影响着个人的思想。（这一段话同样也是饶有趣味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就精神病学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想法。如果人只满足于一种被疏远化了的欲望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不会感到满足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人恰恰是由这样一个事实而成为一个神经病患者：他成了一个被疏远化了的欲望的奴隶，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相信人的意识大都是“虚假的意识”。人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千真万确的，是自己思维活动的产物，而实际上人是受客观力量决定的，这些客观力量在人的背后起作用。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这些客观力量表现为生理学和生物学上的需要，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这些客观力量则是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动力，这些动力决定了存在，因而也间接地决定了个人的意识。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例子：前十年出现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庞大的企业集中的基础上的，这些企业被一个管理集团所操纵。在这些企业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职员无冲突地、和谐地并肩工作。这一官僚的工业体系不仅形成了工人们的性格，而且也形成了官僚主义的性格，同样也形成了他们的思想。这种官僚主义者是保守的，他反对冒险，他的主要欲望就是为了提高价格，他可以不采取任何冒险的措施、并受组织适当功能兴趣的驱使来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这种组织适当的功能即是他的指导原则。就工人和职员们这一方面而言，一旦他们所得到的物质和心理方面的报酬充分证明他们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的话，他们就会感到满足。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在许多方面都象工业组织一样：庞大的组织、高薪俸的、官僚领导阶层。在这个组织中个人几乎不能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随着工业大规模发展，集权政府和武装部队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两者都遵循着指导工业公司的那些原则。［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即那些反对庞大政府机构的保守分子（或者至少在表面上是想持这种反对态度的人）通常并不反对庞大的商业或军事机构。］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导致了商业、政府、军事集团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工会集团。商业、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人事方面、在态度和思考方式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存在着政治和社会上的差别，但是，他们各个集团的感觉和思考方式则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基本的生产方式都是相同的。
这些集团中的成员们的意识乃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存在的产物，他们认为，他们的组织方式及其蕴含着的价值存在于“人的最大利益中”。同时，他们也描绘了一幅人的本质图画，从而使这一假设合理化，他们反对任何怀疑和威胁他们自己体系的任何思想或制度；当然也反对裁军，如果他们感到裁军会威胁他们的组织的话；他们怀疑和敌视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他们被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管理人员的阶级所取代。这些集团的成员们自觉地、真诚地相信，他们行为的动机不是别的，正是出于对自己的祖国、责任、道德和政治原则等等的关心与爱国热沈。他们的思想同样都是来自于生产方式的本质。恰恰是由于他们的真诚，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背后的真正动机，因此，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是很困难的。这些人并不贪婪权力、金钱或名誉，不受这种强烈的欲望所驱使。但是，确切地说，这样的动机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人所具有的都是一些毁灭性的动机，当然，这只是个例外，并不能形成规则。作为一个人，所有集团中的成员们都能象别人那样愿意作出牺牲，愿意放弃某些利益，这显然是正确的。他们的社会功能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因此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自己的目的是合理的，这便是他们的行为动机的因素。同时，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十分令人困惑的现象。我们看到，两大集团的成员们发生了冲突，他们在达成一项保证和平协议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毫无疑问，核战争意味着各个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死亡，以及他们家属的死亡，意味着大部分组织机构的毁灭。如果说他们主要是受对金钱的贪求这一欲望所驱使的话，那么，除了精神病患者的例子外，对死亡的恐惧并不会使他们放弃这一欲望，关于这一点，人们又作何理解呢？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很难改变这些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思维方式是合理的、体面的、正直的－－即令是原子弹的屠杀会消灭每一个人－－这一行动也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理性”、“体面”和“正直”的行动方向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以上我已试图说明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存在是如何决定社会意识的。但是，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不是一个“决定论者”。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观点很相似：我们是受在我们的意识自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是受直接操纵我们的情欲、利益所决定的，就这点而言，我们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现实的逐渐全面的认识，因而也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并通过放弃幻想、通过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梦游者、一个不自由的、被决定的、有依赖性的、被动的人改造成为一个觉醒的、有意识的、能动的、独立的人来摆脱这种束缚，扩大自由的领域。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俩从都认为，生活的目的即是从这一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丢掉幻想，充分利用我们能动的力量便是达到这一目的途径。弗洛伊德的观点本质上也是相同的，虽然他经常谈到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却很少谈及自由与束缚，但是，弗洛伊德同样也认识到，人是由客观的因素（力比多以及力比多的死亡）所决定的，然而，人可以通过丢掉幻想，通过对现实的认识，通过对那些真实存在的，却尚未被意识到的事物的认识来战胜这种决定性。作为一个治疗学家，弗洛伊德的原则是：对无意识的认识乃是医治精神疾病的方法。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弗洛伊德相信这个原则：我们只有认识到现实，丢掉我们的幻想，才能获得处理日常生活的适当力量。弗洛伊德在《一种幻想的未来》一书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写道：“或许，那些没有患精神病的人不需要任何麻醉剂来缓和这一病情。确切地说，他们发现自己处在困境之中。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力所不及的全部范围，承认自己在宇宙的机器中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再是慈善的上帝所悉心照料的对象。他们的处境就象一个离开了父母亲的温暖，离开了舒适的小屋的孩童一样。但是，幼稚的行为必将要被克服。人不能永远是孩童，人最终必然要进入‘敌对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现实的教育’”。
弗洛伊德进一步写道：“我们的上帝，我们的逻各斯，或许并非是全智全能的，他只能完成他的先辈们所允诺过的一小部分任务，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仍将顺从地接受这个上帝，我们不能因此而失去对世界，对生活的兴趣＝＝不，我们的科学并不是幻想，但是，认为我们能在其他地方得到科学所不能给予我们的东西，这才是一种幻想。”
在马克思看来，对幻想的认识乃是自由和人类行动的条件。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在他对宗教的作用的分析中，卓越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借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况了幻想，使人能够用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
但是，人怎样才能达到摆脱幻想的目的呢？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对意识的改造来达到这一目的。
总结一下我们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这个概念所作的比较：他们俩人都相信，大多数人的意识思维都是由位于背后的、人所不知道的力量所决定的；人阐明自己的行动是合理的或道德的，正是这些合理的说明（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使人主观地得到了满足。但是，由于人受他所不认识的力量的驱使，人是不自由的。人只有通过对这些动力的逐步认识，即通过对现实的认识，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在现实的有限范围内），而不是盲目力量的奴隶。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根本分歧表现在各自有关决定人的这些力量的本质概念中。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力量本质上是生理学上的（力比多）或生物学上的（死本能和生本能）。马克思则认为，这些是历史的力量，这些力量在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演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意识是由他的存在所决定的，人的存在是由他的生活实践所决定的。而人的生活实践又是由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所决定的，即是由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所决定的。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马克思是从现实的、能动的人出发，他的理论是以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当然也包括人的生物和生理条件为基础的。马克思承认，性欲存在于一切状况中，就形式和方向而言，这些状况是由社会条件来改变的。
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学说以某种方式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另一方面，在这两种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及其意识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人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则认为，社会只是通过对人的内在的生理和生物机制的或强或弱的压抑来影响人的存在的。第二，弗洛伊德相信，人能克服压抑，而不需要社会变革。马克思则是第一个认识到只有伴随社会变革才能真正产生着普遍地、全面地觉醒了的人的思想家，因为社会变革能产生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类经济和社会组织。
马克思只是运用普通的术语说明了社会力量决定人的意识理论。下面我将要说明社会力量是如何具体地、独特地决定人的意识的。［由于这里所运用的概念与荣格所运用的概念有某些相同之处，因此似乎需要作些解释。第一，必须指出的是，荣格较弗洛伊德更强调精神病的社会特性。荣格相信，“在许多情况下，精神病不只是个人的私事，而是社会现象＝＝”荣格进一步指出，位于个人的无意识之下的、更深的一个层次是“集体的无意识”具有内容和行为的习惯，这些内容和行为的惯在所有的个人中都是存在的，相同的。换言之，这种无意识在一切人中都是同一的，从而构成了一个超越个人本质的、共同的精神实体，这一实体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我同意荣格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精神实体的普遍性格这个重要论断。荣格所说的“集体的无意识”与我们这里所讲的“社会的无意识”之间的区别在于：“集体的无意识”直接指普遍的精神，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能成为意识的。社会的无意识这个概念是与压抑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一起提出的，它意指人的经验的某个部分，一个给定的社会是不允许达到对这个部分的认识的；社会使人疏远的也正是人的这一部分；社会的无意识即是普遍精神在全社会中被压抑的那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