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母女之间难以克服的冲突中，母亲的洁癖成了女儿有利的攻击点。母亲的洁癖是如此迂腐，以致命令女仆碰了门把手后也必须将它擦干净。这小姑娘却故意穿得又脏又不整齐地在家里到处乱走，并且只要有机会就把家里弄得又脏又乱，她从这些行为中得到一种特殊的愉悦。
她所形成的性格特征，正好与她母亲期待的相反。这个事实能非常清楚地反驳性格来自遗传的观点。如果一个孩子只形成那些必然能使她母亲气得要死的性格，那么在这些性格背后一定潜藏着一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计划。母女之间的仇恨一直持续到现在，那种更为激烈的交战状态简直难以想象。
当小姑娘8岁时，家里的情形是：父亲永远站在女儿这一边；母亲则整天板着尖酸刻薄的脸在家里晃来晃去，说一些尖刻的话，强制实施她的“法则”，并且训斥她的女儿。心怀怨恨而好战的小姑娘则用讽刺挖苦的话破坏母亲的活动。使事情更加复杂起来的因素是她弟弟的心脏瓣膜病。弟弟是母亲最宠爱的，是一个备受娇纵的孩子，他的病使母亲对他的注意和关心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亲对待孩子的行为一直是对立的。这个小姑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接着，她突然觉得自己得了谁也不能解释的疾病。她的病其实在于她被自己直接反抗母亲的历来念头折磨着，结果感到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最后她突然深深地沉迷于宗教，但这并没有使她好受一点。过了些时候，这些罪恶的念头消失了。这被人归功于某些药的作用，虽然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她母亲已被迫转为守势。但这种神经性不安的疾病的后遗症是，她一直害怕打雷和闪电。
这个小姑娘相信，打雷和闪电的出现是由于她问心有愧，因为她对母亲有如此罪恶的念头，她总有一天会受到雷轰电击。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在那时努力想摆脱对母亲的仇恨。她继续长大，一个光明的未来似乎正在召唤她。一位老师曾说过：“这小姑娘能做任何她想做的事。”这句话对她有着很大的影响。话的本身并不重要，也许只是顺口而言，对她却意味着，“如果我愿意，我能做成任何事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反抗母亲的斗争就更为强烈了。
青春期来临了，她出落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到了她婚嫁的年龄，有了许多求婚者。然而由于她说话特别尖刻，许多建立关系的机会都被她破坏了。她感到自己只被一个男人吸引，一个往在邻近的比她年长的男人。大家都害怕有一天她会嫁给他。但过一段时间，这个男子搬走了，这女孩仍旧住在那儿，直到26岁，也没有一个求婚者。这件事在她的圈子里是非常引人注意的，没人能对此作出解释，因为没人了解她的历史。由于从童年时代开始，她就一直处在反抗母亲的激烈战争中，因而好变得无法抑制地喜欢争吵，挑起战争就是她的胜利。母亲的行为不断地激怒她，使她不断寻求新的胜利。激烈的唇枪舌战成了她最大的快乐，她从中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她的“男子气”态度表现在她渴望唇枪舌战，只有在唇枪舌战中她才能战胜对手。
她26岁时，结识了一个非常诚实的男人。他没有被她的好战性格吓退，非常热切地追求她，向她求婚。他和她相处时，显得非常谦恭和顺从。亲戚们向她施加压力，要她嫁给这个男人。她不得不一再向他们解释，他令她很不愉快，她不可能考虑要嫁给他。当我们了解了她的性格特征之后，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但经过两年的抵抗后，她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这时她坚信，她已使他成了自己的奴隶，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这个男人。她一直暗中希望能在他身上看到她父亲的翻版，随时向她让步。
她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结婚后几天，她丈夫已吸着烟斗，舒服地坐在房间里读报纸了。早上他离家去办公室，下班准时地回家吃饭。如果饭没准备好，就咕哝几句。他要求她干净、温柔、准时，还有各种各样她心理上不想完全的不合理要求。这种关系与她和父亲之间的那种关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她的梦想破灭了。她要求的越多，她丈夫就越少答应她的要求，当然也越少地看见她做家务活动。她每天一有机会就提醒他，实际上他没有权力向她提出这些要求，同时她明确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这完全没有对她丈夫造成什么影响，他继续无动于衷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她觉得自己的未来毫无幸福可言。在过去的极度兴奋中，这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男人曾央求过她，但他一旦拥有了她，这种兴奋就烟消云散了。
她成为母亲后，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作为母亲，她被迫承担一些新的职责。同时，她与自己的母亲的关系，也由于她母亲一直精力充沛地维护女婿的利益而变得越来越坏。在她家里，不断发生的战争已带上浓重的火药味，因为他丈夫有时行为粗暴，对她缺乏关爱，所以她有时的抱怨也是正确的。她丈夫的行为是她这人难以接近导致的直接后果，而她的难以接近又是由于她无法与自己的女性角色保持一致。起初她一直相信自己能永远扮演女皇的角色，悠闲地生活，身边跟着一个能满足自己所有愿望的奴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对于她才是可能的。
现在她能做些什么呢？难道要她和丈夫离婚，回到母亲身边并宣布自己的失败吗？她不能过一种没有依靠的生活，因为她对此一直没有心理准备。离婚将是对她的骄傲和虚荣的一种侮辱。生活对于她来说是痛苦的，一边是丈夫的批评，而另一边是手持武器的母亲，喋喋不休地告诫她要讲卫生、讲秩序。
突然，她也变得讲卫生、讲秩序了！她整天又洗又擦，打扫卫生。表面上看来，仿佛她最终看见了光明，接受了这么多年来她母亲一直反复强调的教导。一开始，看到她倒垃圾，擦写字台、陈列柜和壁橱，她母亲一定喜笑颜开，她丈夫也一定为事情的变化感到高兴。但她把这些事做得太过分了。她一直洗啊擦啊，直到家里没有一件未擦过的东西。她的热情表现得如此明显，因而她不愿意自己的努力受到任何人的干扰，而反过来，她的这种热情却打扰了所有的人。如果她洗过的东西别人碰了，她会再洗一遍，并且只有她才能洗。
在这种持续的洗刷、清扫中表现出来的病态，是存在于女性中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时常发生的情形。这类女人好战地反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试图表明自己爱清洁的完美的美德，以此方式来抬高自己，使自己优越于那些不这么频繁打扫、洗刷的人。她们的这一切努力仅仅是无意识地想使整个家庭“爆炸”。几乎没有比这类女人的家庭更无秩序的了。她们的目标不是整洁，而是整个家庭的“崩溃”。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实例，在这些实例中，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只是在表面上如此。我们的病人没有女性朋友，和谁也处不好，也不知道体谅他人，这一切与我们所预料的她生活中可能的模式正好吻合。
今后，我们有必要逐步发展更好的教育女孩的方法，使他们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与生活保持一致。当然这个病例中，即使在很好的条件下，有时也不可能实现这种与生活保持的一致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女人的低能被法律和传统维护着，尽管有真正心理洞察力的人都否认这一点。由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从而识别和制止这方面的社会错误行为的整体手段。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斗争，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女人有某种病理方面的夸大的尊重，而是由于现存的这种错误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逻辑。
让我们借此机会来讨论被用来贬低女人的另一种关系：所谓的“危险年龄”，即女人大约50岁左右这段时期，伴随着出现了某些性格特征的突出。生理的变化向处在绝经期的女人暗示着痛苦的日子已来临，她将永远失去她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辛勤建立起来的那点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她将用加倍的努力去寻求任何有用的、能维持她地位的手段，因为她现在的地位已逐渐比从前不稳定了。我们的文明受一种原则的支配，即只有目前进行的一切是价值的源泉。所有上了年级的人，特别是日渐衰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遇到障碍。这种对上了年级的女人的伤害(完全否定其价值)也影响到每个人。因为在壮年时期，我们毕竟不能日复一日计算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在生命高峰所成就的一切，仍然必须在他的力量和活动减退的时期归功于他。仅仅因为一个人老了，就将他完全排除在社会的和物质关系之外，是不对的。对于一个女人，这等于是实质上的贬低和奴役。想象一位正处青春期的少女想起她未来生活的这个时期的心情吧。50岁左右的女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一个人的荣誉和价值必须超越这一年纪，保持不变。这一点必须得到保证。
(五)两性间的紧张状态
所有这些不幸现象的基础建立在我们文明的错误之上。如果我们的文明带上了偏见，那么这种偏见会延伸开来并触及文明的每个方面，并会在每个地方表现出来。关于女人低劣的谬见以及其必然的推论——男人优越的谬论，不断干扰着两性间的和谐。结果，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被带入了所有的性爱关系之中，因而威胁着，并且常常是完全毁灭了两性间每一个幸福的机会。我们的整个爱情生活被这种紧张状态毒化、歪曲和腐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能见到和谐美满婚姻的原因，这就是那么多儿童在成长中一直觉得婚姻极其困难、极其危险的原因。
上述偏见在极大程度上阻碍儿童充分地理解生活。想想许多年轻姑娘只把婚姻当作一个生活的紧急出口，想想那些只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不幸的男人和女人吧！从两性间的这种紧张状态中产生的障碍，到今天已具有庞大的范围。女人越清楚地表现出逃避社会强迫她承担的性别角色的倾向，男人越想扮演他的特权角色(尽管在这样的行为中存在着所有错误的逻辑)，那么这些障碍就会越来越大。同伴关系是与性别角色真正保持一致以及两性间真正保持平衡的独特标志。在两性关系中，一方附属于另一方有如一个国家隶属于另一个国家，是无法忍受的。由于错误的态度而可能产生的障碍对每一方都是相当大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注意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四处蔓延又无比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在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每个儿童都被迫形成一个轻视和否定异性的行为模式。
当然一种从容的教育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们现今生活的匆促忙乱，真正经过证明和检验的教育方法的欠缺，尤其是我们整体生活的竞争性(这种竞争性甚至已扩展到托儿所)，已过分生硬地决定了以后生活的倾向，使那么多人有畏缩着不敢承担爱情关系的害怕情绪，大部分是由于那毫无作用的压力造成的，它迫使每个男子在任何情形下去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尽管这种证明必须靠背信、恶意和暴力来完成。
不言而喻，这破坏了爱情关系中的一切坦诚和信任。唐璜就这样的人，他怀疑自己的男性气概，因而靠征服来不断地寻求额外的证明。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所有的坦诚，结果整个人类受到了损失。被夸张的男性气概的理想意味着不断地挑战，不断的激励和焦躁不安，其结果自然只是虚荣、自我修养和对特权态度的坚持。这一切当然与健康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我们的责任是支持他们为获得自由和平等而付出的努力，因为最终整个人类的幸福都依赖于实现这样的先决前提：女人都将与其女性角色保持一致。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也同样要依赖于这个先决条件。
(六)改善和尝试
在为改善两性关系而形成的所有制度中，男女同校制是最重要的。这种制度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支持者认为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通过男女同校制，两性就有机会从很早开始就互相了解，这种相互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错误和偏见及其不幸的后果。反对者通常反驳说，男孩和女孩在进校时就已经有差异了，因而男女同样的结果只会强化这种差异性，因为这时候女孩的精神发展比男孩要快得多，因而男孩会感到压力重重。这些男孩，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特权，必须提供自己更为能干的证据，这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只是一个肥皂泡，极易在现实中破裂。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在男女同校制中，男孩在女孩面前会变得焦虑不安并丧失自尊。
毫无疑问，这些证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只有当我们从两性竞争的意义上去考虑男女同样制时，这些论据才对更大的天资和能力的追求有效。如果男女同校制对老师和学生仅意味着这点，那它就是个有害的学说。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对男女同校制有更好见解的老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老师认识到，这种制度意味着对未来社会工作中两性间协作的训练和准备，那么在男女同校制中所做的一切尝试必然会失败。它的反对者只会从它的失败中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我们需要一个富于创造力的诗人，对整个情形做出一种适当的描述。我们只要表现了主要观点，就应该满足了。一个青春期女孩的举止总表现出她仿佛是低劣的，我们前面提到对器官缺陷补偿的倾向，也同样在她身上存在。区别在于：她对自己低劣的坚信是由环境强迫造成的。她不可改变地被引入了这样一个行为渠道，甚至极富洞察力的研究者也时常会陷入相信她是低劣的谬误中。这种谬误的普遍结果是，两性最终都陷入了追求显赫权术的泥泞道路中，都竭力要扮演熾不适合他们的角色。结果又怎么样呢？双方的生活都变复杂了，双方的关系都丧失了所有的坦诚，过度沉溺于谬误和偏见之中，所有幸福的希望都化作泡影。
(一)游戏
在儿童的生活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为未来做准备的过程。这就是游戏。游戏不应被看作是父母或教育者随意想出的主意，它们应被看作是教育的辅助，刺激儿童的精神、幻想、生活技能的培养。为未来而做的准备可见于所有的游戏中。儿童对待游戏的态度、他做出的选择以及他对游戏的重视程度，标示着他对其环境的态度、关系以及他将与同伴如何产生关联。他是否满怀敌意或是否友好，特别是他是否有成为支配者的趋向，在他的游戏中都表现得很明显。在观察正在做游戏的儿童时，我们能够看到他对生活的整体态度。游戏对所有的儿童都极其重要。儿童的游戏应被看成是对未来的准备。这些事实的发现应归功于教育学授授格罗斯，他在动物的玩耍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倾向。
但是，我们对于游戏的本质，用“准备”这一概念还没能穷尽我们所有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游戏是一种社会练习，它能使儿童满足并实现其社会感。回避游戏和玩耍的儿童总令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很好地适应生活。这些儿童高兴地避开所有的游戏，当他们被强行拉到儿童游戏的场所时，通常会破坏其他儿童的高兴情绪。骄傲、自尊不足以及对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的害怕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一般地，通过对游戏中的儿童的观察，我们能非常肯定地确定他的社会感的总量。
企图优越于别人的目标，是游戏中另一明显的因素。它暴露了儿童想当指挥者和统治者的倾向。通过观察儿童怎样推使自己出人头地以及他多大程度不同上喜欢那些能为他提供机会、满足他想成为主角的愿望的游戏，我们就能发现这一倾向。几乎所有的游戏都至少含有下列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为生活做准备、社会感、对出人头地的奋力追求。
然而，在游戏中还有另一个因素，这就是儿童在游戏中表现自己的可能性。在游戏中儿童或多或少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表现受到他与游戏中其他儿童关系的刺激。有一些游戏特别突出这种创造估向。在为未来职业做准备方面，那些可能让儿童的创造精神得到锻炼的游戏特别重要。在许多人的生活经历中，他们童年时都给玩具娃娃做过衣服，后来他们长大了，便给成人做衣服。
游戏与灵魂密不可分。它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也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职业。因此，打扰正在做游戏的儿童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游戏决不应被看成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法。在为将来做准备这个目标方面，每个儿童多少都有点像个成人。因此，当我们了解了某一个体的童年，然后在对他做出评价的时，就能更容易地得出结论了。
(二)注意力和注意力分散
注意力是心灵的特征之一，而心灵位于人成就的最重要位置。当我们用自己的感官去考察我们身外或身内的某一特别事件时，我们会有一种特殊的紧张感，它并不延伸至全身，而是局限在某个感官，比如眼睛。我们已感到某些事珠正在被准备着。以眼睛为例，视轴的方向就给了我们这种特殊的紧张感。
如果注意力引起我们心灵或运动组织某一部分的特殊紧张感，那么与此同时，其他部分的紧张感就会被排除在外。因此，一旦我们希望专注于某一事物，我们会希望排除所有别的干扰。就心灵而言，注意力意味着一种愿意在我们自己和确定的事实之间构架一座特别桥梁的态度，或意味着为进攻而做的准备，这进攻是出于我们的必需或是出于某种不寻常的情形——要求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
如果我们排除掉病人和弱智的人，每个人都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但不集中注意力的人也时常能发现。原因有几个，首先，疲劳和疾病是影响集中注意力能力的因素。其次，另一些人的注意力不集中是由于他们不想集中注意力，因为他们应注意的对象不适合他们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当他们考察某种与其生活方式适合的事时，注意力立即就苏醒了。注意力不集中的进一步原因可见于一种关于对抗的倾向之中。儿童很容易卷入这种对抗倾向当中，对于提供给他们的每一种刺激，他们往往回答“不”。因而，有必要把这种对抗变为不带偏见。教育者和教育手段的职责是将他必须学会的东西与他的行为模式联结起来，并使之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从而将这样的儿童争取教育过来。
有些人能看见、听见和感知到每一种变化，有些人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待生活；有些人则完全用他们的听觉器官；有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注意不到，对可视的事物毫无兴趣。我们可能发现某一个体在其境遇会保证他获得最大的兴趣时仍早到显得注意力不集中，那是因为他较为敏感的感受器官没有得到刺激。
使注意力苏醒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种真正的、深深植根于世界的兴趣。兴趣所在的精神层面比注意力要深得多。如果我们有了兴趣，那么不言而喻我们也能集中注意力。只要兴趣存在，教育者就无须担忧注意力的问题。兴趣成了人们为一明确的目标而掌握某个领域知识的一个简单工具。所有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犯过错误，因此，当某种错误的态度在某一个体身上固定下来，注意力也同样会牵涉进去，从而会使注意力指向那些对生活的准备不重要的事情上去。当兴趣指向人自己的身体，或指向人自己的权力时，只要牵涉到这些兴趣，或只要有能赢得的东西，或只要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都会注意力集中。只要某一新的兴趣没有取代对权力的兴趣，注意力就决不可能与体外的事物联结起来。我们能观察到，当儿童的被承认与否和重要与否受到怀疑时，他们会立刻集中注意力。另一方面，当他们感到某事对他们“没有关联”时，他们的注意力会很容易消失。
注意力不够实际上意味着某人更愿意从某种要求他集中注意力的境遇中退出来。因此，说某人不能专心致志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他很专心致志，只是他总是专注在别的事情上了。意志力和活力的欠缺与不能专心致志很相似。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常常发现倔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活力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治疗并不简单，只有改变个体的全部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成功。在这样的病例中，我们可以确信注意力不足只是由于他追求的是另外一个目标。
注意力不集中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性格特征是经常可见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个体，他们被派去做他们曾拒绝去做的工作，他们要么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工作，要么完全逃避，结果他们总是成为他人的负担。他们这种持续的注意力不集中成了一个固定的性格特征，一旦他们必须去做某件要求他们做的事时，这个特征就会表现出来。
(三)过失犯罪与健忘
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失犯罪指的是由于我们的疏忽，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导致个体的安全或健康受到了威胁。过失犯罪是注意力极不集中的一种现象。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是建立在对自己同伴缺乏兴趣的基础这上的。通过观察儿童在游戏中过失的特征，我们可以断定儿童是否只考虑自己，还是也考虑他人的权利。这类现象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感的明确标准。当社会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个体就极难对其同伴发生同样的兴趣，即使在惩罚的威胁下也如此；而一旦有了发展得很好的社会意识，这种兴趣就很明显了。
因此，过失犯罪等于有缺陷的社会感。然而我们不能太偏狭，以免忘了去调查个体为什么对其伙伴不具有我们所期望的兴趣。
限定我们的注意力时，就会出现健忘，正如我们能够安排有价值记忆的遗失。尽管有可能产生较大的紧张——即是说，兴趣——这种兴趣可能会由于心情不悦而被抑制，这时会开始记忆的丧失或减退，或至少由此得到影响。比如儿童丢失课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叫是可以很容易证明，这是由于他们还没有习惯于学校的环境。时常丢失钥匙或把钥匙放错地方的家庭主妇，通常是那些还没有对家庭主妇这个职业变得“友好”的妇女。健忘的人通常都不愿公开反抗，然而他们对工作缺乏兴趣还是通过其健忘暴露了出来。
(四)无意识
我们所描述的个体经常是那些没有意识到其精神生活现象的意义的人。注意力集中的人也很少能立即告诉你，为什么他能够即刻看清事物的全貌。某些精神机能在意识领域寻找不到；虽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强迫注意力达到某种程度，但对注意力的刺激却不在意识之中，而存在于我们的兴趣当中，进一步说，存在于无意识的大部分领域当中。从其最大范围而言，这既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在一个人的无意识中寻求并找到他的行为模式。而在他的意识生活中，我们只能处理他的一个影像，一张底片。一个虚荣的女人通常对其中许多场合表现出的这种虚荣心毫不知觉，相反，她的行为只会使人明显地感到她的朴素。我们没有必要知道某人是虚荣的并且会继续虚荣下去。确实，试图让这个妇女知道自己的虚荣是相当徒劳的。因为，她要是能知道自己是虚荣的，就不会再继续虚荣下去了。我们通过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些不重要的或毫不相关的事物，来获得某种夸张的安全感，从而看不见自己的任何虚荣。这整个过程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如果你试图和一个虚荣的人谈论他的虚荣，你将会发现很难就此话题谈论下去。他可能表现出避而不谈的倾向，转弯抹角，以免使自己烦恼。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观点，他想玩弄小伎俩，而当有人漫不经心地试图揭穿他的小伎俩时，他立即采取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态度。
人们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了解自己的无意识生活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另一类是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意识范围所达到的程度来区分这两类人。在许多病例中，我们将很巧合地发现第二类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活动很小范围，而第一类人则注意活动的多层范围，他们对人、事物、事件和观念都有很大的兴趣。那些感到自己被推入绝境的个体自然只满足于生活的一块小断面，因为他们对生活是陌生的，他们无法象那些遵守规则进行比赛的人，清楚地看到生活的问题。他们交不到好的队友。他们不能理解生活中较为美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对生活兴趣有限，他们只能感知到生活问题中毫无意义的部分，他们害怕广阔的视野，因为这意味着个人权力的丧失。就个体生活中的事情而言，我们常能发现某一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能力一无所知，因为他低估了自己。我们还要现他也不熟悉自己的缺点。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反之亦然，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自私自利者，而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他实际上是个好人。你如可看待自己或别人如何看待你，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人类社会的总的态度。因为这决定着个体的所有愿望、所有兴趣和所有活动。
我们下面要探讨的还是两类人。第一类人过着一种更有意识的生活，他们用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生活问题，眼前没有什么障眼物。第二类人用一种具有偏见的态度看待生活，他们只能看到生活的小部分。这类人的行为和语言总是在无意识的方式中受到指引。两个这样的人同处，会发现生活中困难重重，因为他们总是互相对立的。这并非不同寻常。他们不对立才显得非比寻常。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对立面一无所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摆出理由表明自己是保卫和平与和谐的战士。然而事实与此相违背。实际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着对立的评论，从侧面攻击他的同伴，尽管他的攻击从表面看来并不注目。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他的整个一生都令自己沉溺在一种敌对和好战的态度中。
人类自身当中存在着某种一直起作用的力量，尽管他们对其一无所知。这些机能隐藏在无意识中，影响他们的生活，有时能造成痛苦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白痴》中已对这种病例作为精彩的描述，这成了后来的心理学家所举的奇特事例。在一次社会聚会上，一位贵妇人用嘲弄的口吻警告公爵(小说中的男主角)不要碰翻他身边那个昂贵的中国花瓶。公爵向她保证他会小心在意的。但是几分钟后，花瓶倒在了地上，摔得粉碎。在场的没有人认为看到的只是一场意外的事故，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必然的行动，相当符合公爵的整个性格，他认为贵妇人的话侮辱了他。
判断一个人时，我们不能仅被他有意识的行为和表现牵着鼻子走。他没有意识到思想和行为的小细节常会给我们提供揭示他真实本质的更好线索。
例如，那些常做一些令人不悦的动作，诸如咬指甲或挖鼻孔的人不知道，这些动作暴露出他们是顽固的人，因为他们不理解将他们引向这些癖好的原因。然而，我们完全清楚有这类坏习惯的儿童一定常常受人训斥；如果他受到斥责还不改掉这些坏习惯，那他一定是个顽固的人！如果我们在观察中经验更为丰富，那么通过观察这类能反映整体存在的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们就能得出关于任何人的非常深远的结论。
下面两个病例将向我们表明，无意识的事件保持在无意识当中对于精神系统是多么重要。人的灵魂有指导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从某种精神运动的出发将必要的东西保留在意识当中。反之亦然，它也使一些东西保留在无意识当中或使它变成无意识，只要这有助于个体行为模式的维持。
第一个病例是一个年轻人，母亲头胎出生的儿子，和他妹妹一起长大。他10岁时，母亲去世。从那以后，他的父亲，一个非常聪明、善良、合乎道德的人，成了他们的教育者。这位父亲努力培养儿子的雄心壮志，激励他干一番伟大事业。儿子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发展得非比寻常的优秀。就他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素质而言，总是名列前茅，这令他父亲非常高兴，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期望儿子在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这段时间，这位年轻人也形成了一些令他父亲担忧并竭力想改变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男孩的妹妹也长大了，并成为他顽固的竞争对手。她也发展得很好，虽然她喜欢用自己的柔弱为武器去获取成功，从而以哥哥的牺牲为代价来提高她的重要性。在家务方面，她相当能干，这使她哥哥很难与她竞争。作为一个男孩，他发现很难在家务事上获得承认和显示其重要性，而这一切在其他领域能轻易获得。他父亲很快注意到儿子过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这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变得愈加明显。实际上，他没有社会生活。他对所有的新相识都怀着敌意。这些相识中如有姑娘，他只会逃离。一开始，他父亲并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迹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儿子的社会反应已达到了闭门不出的地步，甚至随意地散步也令他不愉快，除非是在黄昏将过时分。他变得如此封闭，以至于到最后他甚至拒绝与熟人们会面，虽然他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对他父亲的态度仍是无可指责的。
当这种情形发展到没有能使他离家出门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去看医生。几次诊断就发现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这个男孩认为他的耳朵太小，因此所有人都会认为他很丑。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观点被否决，医生告诉他，他的耳朵与其他男孩的耳朵根本没什么不同。而且医生还向他说明，他是想利用这个借口从人群中抽身而退。这时，他又补充说他的牙齿和头发也使他显得丑。这显然也不是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他非比寻常地雄心勃勃。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雄心并相信是他的父亲培养了他的这个性格特征。父亲总是不断地激励他向前，使他能在生活中获得高位。他的未来计划的顶点，就是想要在科学领域扮演英雄角色。如果这个愿望不兼有逃避对人类、对其同伴承担义务的倾向，那么它不会这么值得注意。为什么这个男孩会用这类非常幼稚的理由作借口呢？如果这些理由是对的，就会证明他用警惕、焦虑的态度对待生活是合理的。因为毫无疑问，一个丑陋的人在我们的文明中会遭遇无数的困难。
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个男孩带着他的勃勃难心追随着一个特定的目标。以前他总是班上的第一名，因而他想一直保持这个第一。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一个人必须具有专心致志、勤奋刻苦这类素质。对他来说，这一切还不够。他试图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他可能会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既然我要出名，既然我将完全献身于科学事业，那么我必须排除一切不必要的社会关系。”但他既没有这么说，也没这么想。相反，他找到他所谓的长得丑这类无关紧要的借口，并利用这个借口来达到他的目标。对这个无关紧要的事实的重视使它在他的计划中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他真正想做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现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鼓起勇气为自己进行错误的辩解，夸大自己的丑陋，从而能够追求自己秘密的目标。如果他说自己希望像一个苦行的隐士那样生活，以实现他保持第一的目标，那么他的心思将被人一览无余，虽然在无意识里，他已决定献身扮演英雄角色的理想，但在意识层面，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目标。
他希望冒险牺牲生活中的一切，从而在某一时刻获得这个目标。如果他有意识地想到了这一点，公然拿生活中的一切冒险，以使自己成为科学领域的英雄，那么他无法确信自己能否做到这一切。而借口说自己是个丑陋的人，不敢与人交往则仿佛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此外，任何人公然说自己想永远保持第一，永远最为出色，并乐于为此目标牺牲社交关系的人，都会使自己在同伴的眼中显得荒唐可笑。这将是一个太可怕的想法，一个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想法。有一些想法，人们是不能把它太公开的，这既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男孩生活中的指导思想不得不保持在他的无意识当中。
如果我们现在确定无疑地指出他生活中的主要动机，并且向他指明他不敢正视存在于自身的一些倾向，是由于害怕失去他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当然扰乱了他整个的精神机制。他曾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的事，现在发生了！他的无意识的思想过程变得清晰而透明！那些以前没有想到的想法、以前不敢保留的思想以及那些一旦意识到就会扰乱整体行为的倾向，现在赤祼祼地摆在眼前。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人们总是紧紧抓住那些使其态度合情合理的想法，拒绝所有可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思想。人们只敢接受那些在自己看来对其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对我们有益，我们就会保留在意识当中；凡是扰乱我们的，就推到无意识深处。
第二个病例是一个很能干的男孩，他父亲是位教师，时常激励儿子要在班上力争第一。在此病例中，这个男孩的早期生涯充满了一系列的胜利，他总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出现。他是其所在的社会圈子里一个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并且有几个亲密朋友。
在他18岁那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失去了生活中所有的乐趣，心情抑郁沮丧，心烦意乱，极力想从社会中抽身而退。他一和他人建立友谊，马上就会破裂。人人都发现在自己的行为中存在着绊脚的障碍物。然而，他的父亲却希望儿子的封闭生活能使他更认真地投身于学业之中。
在治疗期间，这个男孩不断抱怨是他的父母把他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剥夺了，他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继续活下去，而且他现在一无所有，只能在孤独中痛苦地打发余生。他的学习进度已经变慢，并且在大学的考试也不及格。他解释说他生活中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于一次社会聚会，那时由于他对现代文学的无知，使他成了朋友们嘲笑的对象。这类似经历的重复出现使他开始与人隔离，并给他提供了在社会之外找寻一个位置的机会。他顽固地认为他的父亲该为他的不幸受到指责。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日渐糟糕。
这两个病例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的病人由于受到妹妹的阻力而失败；而在第二个病例中，是由于我们的病人对其有过错的父亲的好战态度。两个病人都受着我们所熟悉的称之为“英雄的理想”的思想的指导。他们俩对这个“英雄的理想”是如此陶醉，以至于使他们丧失了与生活的一切联系。他们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宁愿完全从生活的斗争中抽身而退。但我们不会相信第二个男孩将会对自己说：“既然我不能继续这种英雄生涯，那么我将退出生活，在痛苦中打发余生。”
确实，他父亲是错的，他的教育也不好。但相当明显的是，这男孩的眼睛只盯着自己所受的不好的教育，不断地抱怨它，因为他想为自己对社会的冷漠找到正当的理由。通过臆断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如此不好，因而从社会抽身而退是这个问题的惟一解放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获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他再也不会遭受更多的失败了，因为他把对于自己不幸的一切责备都归到父亲头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自尊，并且满足他努力追求的出人头地的理想。他认为自己曾经有一个光荣的过去，他现在的成功之所以受到阻碍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因为他所受的不好的教育阻止他进一步发展和获得辉煌的成就。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保留在他无意识中的是像这样的思想线索：“既然现在我正近距离地站在人生的前沿，既然我已意识到不会总是像以往那样轻易获得第一，那么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从生活的战场中完全撤离下来。”但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但却可以这样做，就仿佛他已把这种想法植入了心中。这一切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辩解才能完成，例如这男孩通过不断地责备父亲的教育上的错误而成功地逃避了这个社会，逃避了生活中一切必须作出的决定。如果这条思想线索上升到了他的意识层面，那么他的秘密行为就必然会受到扰乱，因此它总是驻留在无意识当中。他有如此荣耀的过去，谁能说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呢？确实，如果他现在不再成功地取得新的胜利，没有人能责备他了，因为他父亲那种教育的坏影响是不能搁置一边的。这个儿子本人同时是法官、原告和被告。难道他现在要放弃这个有利位置吗？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挥动自己手中握着的控制杆，他的父亲就一定会受到责备。
性格的性质和起源
我们所谓的性格特征，是个体试图使自身和他所生活的世界相适应的一些特殊表现方式的显现。性格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和他环境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论性格特征。所以，知道鲁滨逊·克鲁索属于哪种类型的性格，几乎没什么意义。性格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个体在他活动的环境中体现的品质和本性。性格也是一种行为模式，根据它，个体将其对自身重要性的追求融进自身的社会感中。
我们已经看到，优势、权力和征服他人的目标，是如何变成了指引大部分人活动的目标。这种目标调整着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并指引个体多种多样的心理表现进入特殊的渠道。性格特征只是任何个体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外在显现，所以性格特征能使我们从总体上了解个体对他的环境、他的同伴、他所生活的社会以及存在的挑战的态度。性格特征是整体人格用以获得认同和重要性的工具、计谋，它们在个性中的形象就是生活“技巧”。
性格特征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继承的，它们也不是先天存在的。它们应被看作是和存在模式相类似的东西，这种存在模式能使每一个人在任何场合毋须考虑就自行其是并表现自己的个性。性格特征既不是遗传能力也不是身心癖性的表现，但它们来自于生活中为维护一种特殊习性的目的。例如，一个小孩并不是生来懒惰，他之所以懒惰，是因为懒惰在他看起来就像是使生活变得更为简便的最合适的方法，同时，懒惰也能使他维护自身的重要感。在懒惰模式中，他的权力态度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表现。个体在失败以前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先天的缺陷上，以此挽救他的面子。这种内省的最后结果总是诸如此类的话：“如果我没有这种缺陷，我的能力将卓越发展。但不幸的是，我有这种缺陷！”一个受后天影响的个体，由于他对权力不择手段的追求会卷入一场和环境的持久战，他会发展起任何权力表现以适应这场战斗，像野心、妒嫉、不信任等等。我们相信，这些性格和个性彼此难分，但它们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近来的观察向我们表明，它们已被发现对行为模式是必要和合适的，有时是在生活早期为了某个目标而获得的。它们并不是原初因素，而是次生因素，它们形成于个性的秘密目标。它们必须从目的论的观点来判断。
让我们回忆一个前面的阐释，我们已经表明，个体在世界中的生活方式、活动、行为、观点，都和他的目标紧密相联。如果思想中没有一些明晰的目标，我们就不能思考任何事情，也不能将任何事情付诸行动。在儿童心灵的阴暗背景里，这目标就已经存在，并从他降生伊始就指引着他心灵的发展。它给他的生活以形式和特性，并导致如下的事实：每一个体都有别于其他的个体，是一个特殊的和有智虑的联合体，因为他所有的生活活动和生活表现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独特的目标。认识到这一点是要知道，我们总是能够识别一个人，一旦我们知道他的模式，我们就能在他的行为过程中发现他。
就精神现象和性格特征而论，遗传扮演着相对不重要的角色。没有任何和现实相关联的论据可以支持从遗传获得性格特征的理论。如果你调查某人精神生活的任何特殊现象，并追查到他人生的最早年代，事实上，一切都像是遗传。在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中会有共同的性格特征，其理由简单地存在于如下的事实中：个体依靠募仿或在他自己与他人活动认同的进程中获得性格特征。在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存在着某种现实、某种特质、某种表现和某种形式，它们在我们的文明中对所有的青少年都有特殊意义。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诱发募仿。因此，对知识的渴望——有时表现为一种看的欲望，能够使那些有视觉器官缺陷的儿童产生好奇心这种性格特征，但是，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并没有必然性。如果这个儿童的行为模式需要的话，这相同的对知识的渴望可能发展起另一种相当不同的性格特征。同一儿童可能依靠研究所有事物，并把它们拆开，或把它们拆成碎片来自我满足。否则，处在别的情形下，这样的儿童就可以成为书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