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社会的物质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期曾对此作过描述。根据他们的学说，经济基础，即人生活于其中的技术形式，决定着“理想的、逻辑上的上层建筑”，即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的“人类社会生活的逻辑”，“绝对真理”的概念与这些观点是部分一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洞察(也就是我们的个体心理学)却教会我们，个体对于某种经济状况的要求作出的错误反应偶尔也会对人有利。为了逃避其经济处境，他可能纠缠于由自己的错误反应所织就的罗网之中，难以摆脱。我们通过绝对真理的方法将引导我们越过无数的此类错误。
(二)对社会生活的需要
社会生活的法则确实像气候的法则一样是显而易见的。气候的法则迫使人们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抵御寒冷，比如修建房屋等等。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约束力存在于制度中，对这些制度的种种形式我们无须完全理解，比如宗教就是这样。在宗教中，社会规范的神圣化成了社会成员间的一种契约。如果我们的生活状况首先要决定于宇宙的支配力，那么它还进一步要受到人类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制约，以及从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法则和规律的制约。社会需要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人的社会生活先于其个人生活。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找不到一种不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曾经曾开人类社会生活单独生存过。这很容易解释清楚。整个动物王国都显示出一个基本法则，即物种的个体如果没有能力为何存自身而进行斗争，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群居生活而获得新的力量。
群居本能最终帮助人类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在与严酷的环境作斗争时不断发展演化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灵魂，灵魂的本质遍布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当中。达尔文很久以前就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未发现过单独生存的弱小动物，我们不得不认为人属于弱小动物，因为他同样不足以强大到能单独生存。他对自然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为了能继续在这颗星上生存，他必须借助于许多人造的机器来补充他弱小的身体。想象一个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文明的工具生活在一片原始森林中的情景吧！他将比任何别的生物更为力不从心。他没有别的动物的速度和力量，没有肉食动物的尖利牙齿，没有灵敏的听觉和敏锐的视觉，而这一切都是生存斗争所必需的。因而人需要大量的工具来保证他的生存。他的营养、他的特征以及他的生活方式，都要求得到广泛的保护。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人只有在置于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才能持续生存的道理。社会生活为他提供了这些有利条件。社会生活成为必需，因为通过社会和劳动分工，每一个体都使自己从属于群体，这样物种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劳动分工(从本质而方，意味着文明)本身能使人类获得进攻和防御的工具，这些工具能使人占有一切必需的东西。人只有在学会了劳动分工以后，才学会如何显示自己的威力。想想生孩子的艰难和孩子出生后的最初阶段要养活他所必需的种种特别照料吧！只有在劳动分工中，这种照料才能得到实现。再想想那许多人类世代要得的疾病，特别是在其婴儿期。想想这一切，你就会对人生所需要的非同寻常照料有个大致印象，就会对社会生活的必需性有所理解。社会是人类继续生存的最佳保障！
(三)安全与适应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低等生物。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时常出现在他的意识之中，并时常刺激他去发现一种更好的方法和手段以使自己适应自然。这一刺激迫使他寻求一个能将生活的不利状况排除掉或减到最小的环境。在这时，就出现了对于能够影响适应和安全感获得过程的精神器官的需要。通过增加身体结构本身的防御武器或坚角、利爪或利齿，很难使人脱离原始的半人半兽变成一种新的生物(半人半兽将在与自然的战斗中停滞不前)。只有精神器官能迅速救急，并补偿人机体上的缺陷。对于自身缺陷的连绵不断的感觉，激励人逐渐获得预见和防患于未然的能力，并使他的灵魂演化成为现在这样一种能思维、感觉和行动的器官。既然社会在适应的过程中起着根本的作用，那么精神器官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社会生活的条件。精神器官的所有能力都是在社会生活的逻辑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逻辑的起源中(它具有对普遍适用性的内在需要)，我们无疑会发现人类灵魂发展的下一阶段。只有普遍适用的才是逻辑的。社会生活的另一手段是发音清晰的话语。这一奇迹使人区别于其它动物。话语现象的形式清楚地表明它的社会的起源，并且同样不能从普遍适用的概念中脱离出来。语言对于离群索居的生物体是绝对没有必要的。只有在社会里语言才被证明是合理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各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可以在一些个体身上得到证明。这些个体生活在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与他人接触的环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由于个人原因而逃避与社会的所有联系，另一些人则是环境的受害者，在每一种情形中，他们都受害于语言交流的缺陷或障碍，并永远不会获得学习外语的能力。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受阻碍，语言的这种纽带作用才能形成和持续下去。
语言在人类灵魂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逻辑思维只有在具备语言这个前提下，才成为可能。而且语言使我们有了建立概念并且理解价值的差异性的可能。概念的形成并非私人之事，它关系到整个社会。只有在普遍适用的前提下，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才成为可能。我们对于美的愉悦建立在对美的认识、理解和感受的普遍适用性上。因而思想和概念，就象理性、知性、逻辑、道德和审美一样，具有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同时它们又是个体之间联系纽带，其目的是阻止文明的解体。
欲望和愿望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境遇的一个方面。愿望只不过是服务于欠缺感的一种倾向，是获得满足的适应感的一种手段。“愿望”意味着感觉到这种倾向，并且进入到其运动中去。每一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都始于一种欠缺感，其结果都走向一种满足、安静和整体的状态。
(四)社会感
现在我们就可能理解任何确保人类生存的规则，诸如法规、图腾和禁忌，迷信或教育，都必须受制于社会的概念并适合它。我们已经在宗教中考察了这个观点，并且发现对社会的适应是精神器官最重要的功能，在个体和社会中也都是如此。我们所谓的公正和正直，以及我们认为人的性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要求中产生的条件的实现。这些条件使灵魂具体化，并指导着它的活动。责任感、忠诚、坦率、对真理的热爱等美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普遍有效的原则才能形成并保留下去。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去判断性格的好坏。人的性格与科学、政治和艺术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一样，只有在证明了具有普遍价值后才值得引人注意。一般说来我们用以测度个体的标准决定于他之于大多数人的价值。我们总是把某个人与一个理想的人作比较，这个理想的人能以一种基本上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克服他面临的重重困难，是一个将社会感觉发展到某种高度的人。根据福特墨勒的表述，他是一个“根据社会法则遵守生活规则的人”。在我们以后的阐述中，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显，即不培养一种深刻的与他人的伙伴关系，以及不训练成为人的本领，就不会有健全的人的成长。
(一)婴儿的处境
尽管每个儿童都依赖社会的帮助，他仍然会发现自己而对的是一个既给予又索取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期待你去适应，又给予你的生命以满足。他的本能因为遇到障碍而感困惑，因为被征服而感到痛苦。他很小就意识到，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能够更彻底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对生活有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童年时的这些境遇，他要求拥有一个综合的器官，它的功能是要使正常的生活成为可能。这样，他的灵魂就诞生了。通过评估每一种境遇，灵魂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且指引他以本能的最大满足和最小摩擦迈向另一种境遇。他开始过高估计打开一扇门所需要能力，搬动重物所需的力量，或者别人命令他、让他俯首听命的权力。在他的灵魂中产生了要长大，要长得和别人一样强壮或者更强壮的愿望。支配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因为他的长辈由于他的软弱而对其负有义力，虽然他们的行为似乎也显出看低他的样子。于是两种行动的可能摆在他面前。一方面，他继续自己已经学会的、认为是成人使用的那些活动和方法；另一方面，他可以表现自己的软弱，让成人感到他的软弱从而帮助他。我们不断地在儿童身上发现这种精神倾向的不同。
在生命的早期，不同的性格类型开始形成。一些孩子的发展方向是获得权力和勇气，其结果是获得承认。另一些孩子则利用自己的弱小来投机，并试图用最多样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弱小。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个别孩子的态度、表情和举止，就能发现他属于哪种性格类型。只有当我们理解每种性格类型与环境的关系时，才能说每种类型都有其意义。对环境的反应，通常可以在任何一个儿童的行为中看到。
可塑性的基础在于儿童努力想补偿他的软弱。数以千计的天才和潜力都产生于欠缺感的刺激。现在儿童的境遇却截然不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使儿童感到敌对的环境，这环境给他留下整个世界是一片敌人的国土的印象。儿童思维过程中不彻底的想法是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如果他所受的教育没有预先阻止这一谬见的产生，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的灵魂就可能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好像他置身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一旦他在生活中遇到更大的困难，这种敌对的印象就会日渐加强。这种情形常发生在有器官缺陷的儿童身上。这些儿童对待环境的态度与那些有相对正常的器官的儿童迥然不同。器官缺陷可能表现为运动困难、单个器官的不健全，或者整个机体抵抗力的微弱(其后果是经常患病)等方面。
难以正视世界不一定是儿童机体上的缺陷引起的。荒谬的环境对儿童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或提出这些要求时所采用的不恰当的方式)类似于环境中的实际困难。一个渴望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儿童突然发现了横在他面前的重重困难，尤其是当他对成长的环境已经失去了勇气，充满了悲观主义并迅速地影响了他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二)障碍的影响
由于障碍从四面八方逼近儿童，那么他的反应并非一贯恰当就不令人奇怪了。他的精神气质只有短暂的培养时间，同时他发现自己必须去适应不可改变的现实条件，然而这时他的适应技能却未成熟。每当我们考虑我们对环境任何错误的反应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就像不断地做实验一样，在灵魂的某一部分会不断地作出发展的尝试，从而作出正确的反应，并在生活中取得进步。我们在儿童行为模式的表现中特别觉察到的是，他在成熟过程中面对确定的境遇所作的反应方式。他的反应态度使我们能洞察他的灵魂。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个体的反应与社会支的反应一样，不能依据某种模式进行判断。
儿童在其灵魂发展中遇到的障碍通常会阻碍和歪曲他的社会感，这些障碍有的可能来自他物质环境的欠缺，比如源于他的经济、社会、种族或家庭境况的不正常关系。有的可能来自他身体器官的缺陷。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人具有健全发育的器官的健康体质的基础之上。因而，重要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解决生活问题时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很晚才学会走路的儿童，各种运动有困难的儿童，或学会说话很晚的儿童(他们由于大脑的发育缓于正常的儿童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笨拙)都属于这一类型。我们都知道这些儿童时常东碰西撞、手脚笨拙、行动迟缓，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成了他们的负担。这个世界显然没有温情地对待他们，它并不是为了适合他们才形成的。从这些欠缺的发展中必然产生许许多多的障碍。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总有可能得到补偿，不再有任何创伤。在此期间，如果精神需要的痛苦没有形成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绝望，那么，再别上经济拮据，事情会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很容易理解，有缺陷的儿童对于成人社会既定法规的了解极其有限。他们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在他们身边出现的机会，并倾向于将自己孤立起来，逃避自己该完成的任何。他们对于生活中的敌意尤其敏感，并且无意识地夸大这种敌意。他们对于生活痛苦的一面比对于生活光明的一面兴趣更大。大体而方，他们对两者都估计过高，因而他们终其一生都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他们要求别人对自己特别注意，当然他们考虑自己远多于考虑别人。他们设想中的生活的必要责任与其说是刺激，倒不如说是障碍。由于他们对其同伴怀着敌意，他们与环境之间的鸿沟不断拓宽。现在他们带着夸大的谨慎小心对待每一次经历，而每一次接触使他们离真理和现实越来越远，从而不断地给自己带来新的障碍。
如果父母对孩子平常的温情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表露，那么相似的障碍就会产生。每当这种情形出现，在儿童成长中的严重后果就接踵而来。孩子的态度变得固执，以至于不能识别爱，因为他追求温情的本能没有得到发展。在温情感没有得到适当发展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身上，很难激发出任何温情的表示。他的整个生活态度是一种逃避的姿态，是一种对所有的爱和温情的逃避。如果考虑不周的父母、教育者或其他成人教育儿童爱与温情是不合时宜的、荒唐的，或者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并给他灌输一些有害的格言，也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教育儿童温情是荒唐可笑的，这情形在生活中并不少见。那些经常受到嘲弄的儿童尤其如此。这类儿童深恐显露出情感或温情，因为他们觉得，对别人表现出爱的倾向是荒唐的，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他们抵抗正常的温情，仿佛这温情会奴役他们并使他们丢脸。于是，在童年早期，阻隔爱的生活的界限就设定好了。通过这种阻止和压抑所有温情的野蛮的教育，儿童逐渐从其周围的环境中退缩出来，逐渐丧失了与环境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他的灵魂是极其重要的。有时，身边的某一个人为他提供了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时他会与这个朋友建立极其深厚的关系。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长大以后，他的社会关系仅指向某一个人，他的社会倾向永不能扩展从而包容更多的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男孩便是这样的例子。当他注意到他的母亲只对他的弟弟表现出温情，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因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始终四处徘徊，试图找到他童年早期未能得到的温情和爱。这个例子证明了这类人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障碍。不用说，这类儿童的教育是在强制下进行的。
伴有太多温情的教育与没有温情的教育同样是有害的。被娇惯的儿童与被严格教育的儿童一样在困难重重中艰难前进。从一开始，对温情的渴望就产生了，渐渐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其结果是这个倍受宠爱的儿童依恋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拒绝与他们分离。温情的价值由于错误的经验而得到强调，以至于儿童得出结论，他的爱可以迫使成人为他的成长承担某种绝对的责任。这个目的很容易达到：儿童对其父母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这种社会教条的模式常常在家庭这个圈子内滋长。一旦儿童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倾向时，他会表现出更多的温情，从而使别人更加依从他。对家庭中某一特定成员的这种温情的爆发必定会留在记忆中。毫无疑问，儿童的未来将受到这种教育的有害影响。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他将忙于为获取别人的温情而奋斗。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敢于使用一切现成的方法，他可能试图征服他的对手，比如兄弟或姐妹，或者热衷散布流言来打败他们。这类儿童实际上可能怂恿其兄弟去干一些违法之事，使自己显得相对荣耀而正直，从面得到父母的宠爱。他对父母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从而使父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竭尽全力，直到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比任何人都显得重要。他有时懒惰，或干坏事，惟一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父母更为他而忙碌。他有时又成为模范儿童，因为他认为别人的注意是对他的一种奖赏。
在对这些办法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旦精神活动的模式确定，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达到目标，儿童可能会朝邪恶的方向发展。为了同一目标，他也可能变为模范儿童。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些儿童通过不守规矩，寻求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而另一些更精明的儿童则靠美德达到相同的目标。
我们也可以把倍受宠爱的儿童与这样一些儿童归为一类，他们路途上的一切障碍已经被扫除，他们的能力已在友好的方式中被贬低。他们从没有机会去面对责任，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生活准备的机会，这些准备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必需的。对于那些乐于与他们交往的人，他们没有与之接触的准备，当然也不可能与别外一些人接触，这些人由于其童年时代的困境与错误，总为人们之间的联系交往设置障碍。这些儿童对生活完全没有准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克服困难的机会。一旦他们离开家庭这个小小王国像温室一样的氛围，几乎注定要遭受失败，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像宠爱他们的父母那样乐于承担责任的人了，再也找不到他们习惯的氛围了。
所有这类现象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或多或少倾向于儿童的孤立。肠胃有毛病的儿童对营养持有一种特别的看法，结果他们与肠胃正常的儿童相比有着不同的发展过程。器官有缺陷的儿童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最终迫命名大会他们陷入孤立。还有一些儿童则不太清楚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实际上试图回避这种关系。他们找不到一个忠实的朋友，他们玩的游戏与其同伴们所玩的游戏也大相径庭。他们要么羡慕其同伴，要么讨厌其同龄人所玩的游戏，而关在屋子里专心致志玩自己的游戏。在极其严格的教育的压力下长大的孩子也面临与社会隔离的危险。生活在他们看来并非令人愉悦的亮色，因为他们总是对各方面都留下阴暗的印象。要么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忍受生活的一切，并低三下四地接受生活的悲苦，要么他们觉得自己像个战士，准备投入与其敌对环境的战斗。这类儿童感到生活及其职责过于艰难。不难理解，这样的儿童大都会忙于保卫自己个人的边界以免使自己的人格遭到失败。我们可以猜想，在他眼里，外部世界总是不友好的。夸大的警觉使他背上了包袱，使他倾向于回避更大的困难，而不是使自己面对可能失败的危险。
这些被娇惯的儿童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是他们社会感发展得不完全的标志)，那就是他们更多考虑自己，而非考虑别人。这一特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朝着一种悲观主义世界观发展的全过程。除非他们找到纠正其错误行为模式的方法，否则他们不会幸福。
(三)人作为社会存在
前面我们已详尽地阐明：只有当我们把儿童放在相关的环境里，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才能判断他在世界上的特定境遇。我们所谓的境遇，是指他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他对环境和生活中的问题的态度，比如职业的挑战、与人的交往以及与其伙伴的和谐融洽这些人性中固有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能断定，那些在生命的伊始就暴风雨般地给他留下的印象将影响他整整一生的态度。在儿童出生后几个月，我们就能断定他将与生活保持怎样的关系。这时，我们完全不可能将两个婴儿的行为方式混淆，因为他们已表现出了相当确定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随着儿童的成长，会日渐清晰，不会再发生变化。儿童的精神活动会越来越受到其社会关系的影响。与生俱来的社会感的最初迹象显露出了他对温情的寻求，这导致他寻求与成人的亲近。儿童的热爱生活总是指向他人，而非像弗洛伊德所说，总指向自己的身体。这些强烈地受性欲影响的努力在强度和表现方式上因人而异。在两岁以上的儿童身上，这些区别可能表现在其语言上。只有在最严重的精神机能退化的重压下，这种牢牢植根于每个儿童灵魂深处的社会感才会离他而去。这种社会感将伴随终生，它在某些情形中会发生变化、歪曲和受到约束，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会扩大、拓宽，直到它不但涉及他自己的家庭成员，还涉及到他的家族、他的国家乃至全人类。它还可能跨越这些界线，而朝着动物、植物、无生命的物体乃至朝向整个宇宙而表现出来。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必须把人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一旦掌握这点，我们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行为。
(一)我们宇宙的结构
由于每个人都必须适应其环境，他的精神机制便具有从外部世界接纳印象的能力。此外，精神机制还根据对世界一定的了解，沿着从人生之初就形成的理想行为模式的路线去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我们无法用清楚准确的术语来表达对宇宙的理解，表达这个目标，但我们仍然能把它作为一种现存的氛围来描述，并且总与欠缺感作对比。只有在确立了固定的目标以后，才能有精神活动的产正。正如我们所知，目标的建立必须以能力的变化以及一定程序的运动自由为前提。由运动自由引起的精神充实不应被低估。一个第一次从地上站立起来的儿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时他总会感受到一种敌意的氛围。在他最初的运动企图中，尤其是抬脚学习走路时，他经历了种种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强化也可能摧毁他对于未来的希望。那些被认为微不足道或寻常的印象可能对儿童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完整地形成他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印象。因而，曾在老实巴交动方面遭遇过困难的儿童为自己树立的理想可能是剧烈、迅速的运动。只要问问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或问问他们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就能发现这样的理想。通常，这类儿童会回答，他们渴望成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等，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想克服妨碍自己运动自由的所有困难。他们生活的目标是用完美的运动自由扫除自卑感和障碍感。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障碍感很容易出现在发育缓慢或身体多病的儿童的灵魂之中。同样，眼睛有缺陷的儿童企图把整个世界变得更为直观，听觉有缺陷的儿童会对那些听起来更加令人愉悦的特定音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之，他们变得“爱好音乐”。
在儿童用以征服世界的所有器官中，感觉器官在决定他与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关系时，显得最为重要。通过感觉器官，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首先接近环境的是眼睛，可视的世界强制性地吸引每个人的注意，为他的生活经验提供主要的资料。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视觉画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有不变的、持久的基础，不像耳、鼻、舌、皮肤这些感觉器官，只能感受短暂的刺激。但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耳朵是主要的感觉器官，他们信息的精神储备主要来自听觉。在此情形中，灵魂可以说具有显著的听觉能力。我们也偶尔发现一些人，在他们身上肌肉活动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类人，对嗅觉或味觉的刺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对气味特别敏感的那类人，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另外，对于一些儿童，他们的肌肉系统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类儿童进入这个世界是以极度的焦躁不安为特征的，这使他们在童年时期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成年以后则更加活跃。这类人只对运动肌肉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活动感兴趣。他们甚至在睡眠中都显示出活动的迹象，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在床上焦躁不安的翻来覆去证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把那些“坐立不安”的儿童(他们的烦躁不安常被认为是一种恶习)归入这一类。一般地，我们可以说一个儿童如果不是通过强化某个器官组织(不管是感觉器官还是运动器官)来接近这个世界，那么他几乎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通过较为敏感的器官从外部世界搜集来的印象，儿童形成了其所处世界的形象。由此，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用什么感觉器官系统在接近这个世界，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人，因为他所有的关系都受这个事实的影响。他的行动和反应从外界的影响中获得益处，他的器官的缺陷影响着他童年时代的宇宙观并进而影响他以后的发展。
(二)宇宙观形成的要素
决定我们所有行动的目标也影响着那些心理机能的选择、强度和活动，这些心理机能赋予宇宙观以形式和意义。这就能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只能经历生活的特定环节，或者体验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者确实体验到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只看重适合于自己目标的东西。然而不清楚了解人们内心暗中追求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行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全部活动都受这个目标的影响，那么就不能对他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评价。
A.知觉
外部世界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送到大脑，并在大脑中留下某些痕迹。这些痕迹构成了想象和记忆的世界。但是知觉不能与摄制的逼真形象相比，因为知觉与知觉者某种特别的、个性的品质有密切的关系。人不能感知所见的一切。没有两个人会对同一景色作出相同的反应。如果问他们感知到了什么，他们会作出相异的回答。一个儿童感知到的只是那些环境中与他的行为模式相适合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原因早已确定了这个行为模式。视觉欲望发展甚好的儿童的感知具有占优势的视觉特征。大部分人可能是视觉意识强的，另外一些人则主要用听觉为自己编造这个世界镶嵌画般的形象。这些知觉不一定要与现实一致。每个人都能把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重新布局、安排，使之适合于他的生活模式。一个人的独特性和不寻常性在于他感知到什么以及如何去感知。知觉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它还是一种精神机能，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出关于内心生活的最为深远的结论。
B.记忆
灵魂的发展以感知为基础，并与活动的必要性密切相关。灵魂与人这个生物体的运动性具有天然的联系，并且灵魂的活动决定于运动性的目标与目的。人必须对其生活的世界的刺激和关系加以搜集和整理。作为适应器官的灵魂，必须发展所有这些机能，因为这些机能在保护自身与维持生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显然，灵魂对于生活问题的独特反应将在灵魂中留下痕迹。记忆和评估的功能受适应的必要性的支配。没有记忆，就不可能对未来有所警惕。我们可以推断，所有的记忆都有一个隐蔽在自身之内的无意识目的。记忆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有着鼓励和警告的作用。决不存在无关紧要或无意义的记忆。只有确实了解记忆推动的目标和目的，才能对记忆作出评估。知道人为什么记住了一些事情而忘记了另一些事情并不重要。我们记住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记忆对某种特定的精神倾向极其重要，因为这些记忆推进了某种重要的潜在的运动。同样，我们也忘掉那些有损于计划完成的事件。由此我们发现，记忆也从属于有目标的适应，每种记忆都受着目标观念的支配，这种目标观念指导着整体的人格。一种持久的记忆，哪怕是一种错误的记忆，就像童年时代那些经常充满偏见的记忆一样，可能超越意识到的领域，表现为一种态度，或表现为一种情调，甚至表现为一种哲学观点，只要为了达到希望达到的目标必须这样。
C.想象
幻想和想象的产物能够最清楚地表现出个体的独一无二。我们所说的想象是在引起感知的对象不在场的情形下知觉的再现。换句话说，想象是被复制的知觉，是灵魂的创造性机能的又一证明。想象的产物不但是知觉的重复(知觉本身就是灵魂的创造力的产物)，而且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独特的产物，正如知觉是在身体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样。
在焦点的清晰明显方面远远胜过惯常想象的是幻想。这类假想是如此的轮廓鲜明，以至于它们不但具有想象的产物的价值，而且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就好象原本不在的刺激物实际存在一样。当幻想显得好像是实际存在的刺激的产物时，我们称之为幻觉。幻觉出现的条件与幻想的白日梦产生的条件完全相同。每一种幻觉都是灵魂的艺术创作，根据特定个体的目标和目的设计和成形。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对此进行说明。
有一个聪颖的年轻姑娘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她的父母对于她的婚姻非常恼怒，因而和她断绝了所有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相信她父母待她不好。由于双方的骄傲与固执，许多重归于好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位年轻姑娘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富有家庭，由于她的婚姻，却陷入了相当穷困的处境。从外表上看，没有人能从她的婚姻关系上看出什么不幸福的迹象。如果不是在她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人们早就认为她已很好地适应了生活。
这姑娘一直是她父亲宠爱的孩子，父女关系十分亲密，因而现在的决裂就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她的婚姻，她父亲对她很不好，父女之间的裂痕很深。甚至在她的孩子出生时，她的父母也没有动心，没有去探望她或去看看她的孩子。父母的无情对待，使她一直不能释怀，因为面强烈的欲望的驱使下，尤其是在她正需要安慰照料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刺伤了她的心。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年轻姑娘的情绪完全受其欲望的控制。正是这个性格特征使我们得以洞察为什么她与其父母的决裂对她的影响如此之深。她母亲是个严格、正直的人，有许多优良的品质，虽然她用严厉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女儿。她知道如何服从她的丈夫(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而不真正降低自己的身份。确实，她骄傲地使人们注意到她的服从，并把这种服从视为一种荣耀。在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个儿子，被认为酷似他的父亲，是家族姓氏未来的继承者。他比这个年轻姑娘在家庭中更受重视的事实，足以激发那姑娘的欲望。这个相对受到其父线庇护的姑娘，在她的婚姻中经历了艰难穷困，这使她经常带着日渐增长的不悦想起父母对她的虐待。一天夜里，在她入睡之前，她发生门被打开，圣母玛利亚走到她床前，说：“因为我这样爱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将在12月中旬死去。我不愿让你毫无准备。”
她并不害怕这个幻影，但她叫醒了她丈夫——告诉了他。第二天，她去看医生，把这事告诉医生。这应是个幻觉，但她坚持说她的所闻所见相当清楚。初看起来，这似乎不可能，但当我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分析，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切。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具有强烈欲望的年轻姑娘，同时，如我们的观察所表明的，她还具有支配所有人的倾向，她与其父母决裂后，发现自己限入了穷困。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竭力想征服她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她可能接近上帝并与之交谈。如果圣母玛利亚只是出现在想象中(比如在祈祷中)，那么谁也不会觉得这事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但这位姑娘的情形还需进一步说明。
当我们明白灵魂可能玩弄的诡计之后，这件事就完全失去了其神秘性。在相似的情形中，不是很多人都做过梦吗？其真正的区别只在于：这位年轻姑娘可以醒着做梦。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她的抑郁感使她的欲望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现在我们意识到，实际上另一位母亲来到了她身边，这位母亲在大众心目中是所有母亲中最伟大的。圣母的出现是因为她的母亲没有来。这幻影的出现是对她母亲对女儿缺乏关爱的谴责。
这年轻姑娘现在正试图找到某种方法证明她父母是错误的。12月中旬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考虑自己更为深层的关系，大多数人带着更多的温情彼此亲近，互相赠送礼物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言归于好的可能性变得更为迫切，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特殊的时间与她发现自己处于无所适从的窘境密切相关。
这个幻觉中惟一奇怪的事似乎是：圣母的友好到来，是要告诉这个年轻姑娘，她即将死去的坏消息。她告诉丈夫这一幻影时所用的是幸福的语调这一事实，也是极重要的。圣母的这个预言很快播开来，越出她的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医生在次日也知道了这事，这就很容易使她母亲来看望了她。
几天以后，圣母玛利亚再次出现，说了同样的话。当询问这位年轻姑娘与其母亲的会面结果如何时，她回答她母亲不承认做错了事。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旧主题的再次出现。她想要支配她母亲的愿望还没有得到实现。
这时，我们曾力图让她的父母理解其女儿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一切，因而在她与父亲间安排了一次非常公人满意的会面。场面很感人，但她仍不满意，因为她说自己的父亲的举止很不自然。她还抱怨父亲让她等得太久了！可见，即使赢得了胜利，她也仍然不能摆脱这样的倾向，即认为人人都错，只有自己是成功的胜利者。由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幻觉出现于精神压力最大及人们害怕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情形中。毫无疑问，在发展稍微落后的地区以及在遥远的从前，幻觉对人有相当大的影响。
游记中对于幻觉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在沙漠中迷了路的人，又饥又渴又累，忽然看见了海市蜃楼，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能够理解生命一旦危在旦夕，从中产生的压力将迫使人们的想象为自己创造一个清澈的、使人精神一振的情境，从而逃避环境的不愉快压力。这里的海市蜃楼象征着一种新的情境，它能鼓励疲惫不堪的人们，使其下定决心，变得更为坚强。或者从另一方面，它能使人们变得更为敏感，它像是一种安慰剂或麻醉剂，使人忘却恐惧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我们已经从知觉、记忆机制以及想象中看到过类似的现象，所以幻觉对于我们来说毫不新奇。当我们关注梦境时，还将看到这些同样的过程。想象力的强化以及高级神经中枢判断功能的排除，可以很容易产生幻觉现象。在必要的情形下或是在危险的境遇中，或是在人的能力受到威胁的压力下，人可能通过这一机制消除或克服自己的软弱感。压力越大，就越少去关注极为重要的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全力自救”的座右铭的激励下，在其所有的精神能量的协助下，他的想象会被迫转化成幻觉。
错觉与幻觉有紧密的关系，惟一的区别在于它保留着一些外部的联系，只是被曲解了，就象歌德《魔王》中的情形一样。它们潜在情形以及其心灵的危机感，则是相同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需要产生时，灵魂的创造力如何能够产生错觉或幻觉。一个杰出家庭出身的男人，由于学业不佳而没有出息，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他已放弃了所有能有所出息的希望，而这种无望加重了他的负担。此外，朋友的责备，也使他的精神负担日渐沉重。在此情形下，他开始酗酒，这立刻带给他一种甜蜜的忘却以及对失败的借口。不久，他因震颤性谵妄被送进医院。谵妄与妄觉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因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中，患者眼前时常出现一些老鼠、昆虫或蛇之类的小动物。与患者的职业有关的一些幻觉也会出现。
我们的病人被送到坚持反对喝酒的医生面前。他们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治疗，使他彻底戒掉了酒，病愈出院，3年滴酒不沾。最近他又回到了医院。他坚持说他时常看见一个斜着眼睛、龇牙咧嘴冲他而笑的人在一旁监视他的工作。有一次，他特别愤怒，因为那人嘲笑他，他就举起铁镐掷向他，想看看他是真人还是幽灵。那幽灵却闪身躲开了，然后冲向他，狠狠揍了他一顿。
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再也不能说什么幽灵了，因为那所谓的幽灵有真正的拳头。答案不难找到，他有产生幻觉的习惯，但这次把真人当作了幻影。这向我们清楚表明，虽然他已经摆脱了酗酒的愿望，但是他出院后，更为沉沦。他失去了工作，被赶出了家，现在不得不做临时工谋生，这在他和朋友眼里是最低贱的工作。因而他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少。除了病愈带来的巨大益处，他虽然戒了酒，却由于失去了酒的安慰变得更为不幸。由于酒的助力，他还能干他原来的工作，因为当家里人大声指责时，他还有借口说自己是个酒鬼。这借口比起自己无能保住工作总光彩一点。他病愈后，又必须面对面地正视现实，这情形与从前相比同样充满压力。假如他现在失败了，他已没什么可安慰自己的了，也没有什么好责怪的，甚至包括酒。
在这种精神危机的情形中，幻觉重又出现。他认为自己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仍像个酒鬼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并清醒地告诉自己，他整整一生都因为酗酒而毁了，现在已毫无挽回的余地。他希望因为生病摆脱他的有失体面、令人不快的挖沟工作，不再为此而不得不做决定。上述幻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再次被送进医院。现在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如果不是酗酒毁了他的生活，他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方法使他对自己的人格评价一直很高。对他来说，保持人格评价不下降，比保住工作更重要。他所有的努力一直都是要让自己确信，如果不是因为不幸运，他可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是这种证据使他能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并使他感到其他人并不比他强，只是他的道路上横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竭力为自己寻找安慰借口的心情下，就产生了那个睨视他的男人的幻觉，这幽灵成了他自尊心的救星。
(三)幻想
幻想是灵魂的另一种创造性机能。在我们已描述过的种种现象中，可以找到这种活动的痕迹。正像那些能进入意识的清晰的焦点的记记，或那些想象的异乎寻常的上层结构的建立，幻想和白日梦也被看作是灵魂的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预见和判断是任何运动的生物体都具有的一种基本机能，它构成了幻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幻想与人这个生物体的运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实际上就是一种预见和预知的方法。儿童和成人的幻想，有时又称作白日梦，总是关注未来，他们活动的目标是建造“空中楼阁”，把虚构的形式作为真实的现实的榜样。对儿童幻想的考察清楚地表明，对权力的追求在儿童的幻想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儿童在其白日梦中总是同自己的勃勃野心打交道。他们的幻想大部分以“我长大以后”之类的话开始。有许多成人在生活中显现出未成年人的倾向。竭力取得权力是他们生活中明显的重心，这再次向我们表明，只有确定了某个目标，灵魂生活才能得到发展。在我们的文明中，这个目标就是获得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个体决不长久持续地追求某个中庸的目标，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总是伴随着不断的自我评价，这自然导致产生高人一等的愿望，以及在竞争中胜利的希望。在儿童幻想中很明显的预见形式几乎全是让儿童的权力得到表现的情境。
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给幻想的程度或想象的范围规定一个尺度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前说的对许多情形是有效的，但可能对某些情形并不适用。那些以好战的眼光对待生活的儿童，他们的幻想力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态度使其在极大的压力下小心谨慎。至于那些认为生活总是令人不快的儿童，其想象力也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具有一种特别沉迷于幻想的倾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他们的想象力可能成为逃避生活现实的一种方法。在此情形下，它变成了一种权力的陶醉，个体可以通过其想象的虚构杠杆，升华自己，使自己超越生活的平庸。
社会感以及为获得权力所做的努力，也在幻想生活中担任负要角色。在童年时期的幻想中，获得权力的努力很少不表现为要将这权力运用于某些社会目的。这种特征可以在以下这些幻想中清楚地看到：儿童幻想自己成为救世主、好骑士、一个战胜邪恶势力或魔鬼的胜利者等等。儿童时常幻想自己不属于原来的家庭，有朝一日，他们真正的父亲，一个大人物，会来把他们带走。这种幻想常在有很深自卑感的儿童身上出现，他们经受着被生活剥夺一切的烦扰，或者不引人注目，或者不满意自己在家庭圈子里得到的爱与温情。那引起总是表现得好像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童，他们的外在态度显露出他们渴求显赫的愿望。有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幻想几乎以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有的儿童只戴硬挺的礼帽，或到处拣雪茄的烟蒂，以使自己显得像个男人。有的决心使自己像个男人的年轻姑娘，她们的举止打扮都更像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