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有些儿童没有幻想，显然是个错误。这些儿童要么是不愿表现自己，要么是有别的原因使他们不让自己的幻想表露出来。通过压制自己的想象，儿童可能设法得到一种权力感。由于受到要使自己竭力适应现实的压制，这些儿童往往相信幻想是有失男子汉气概的或显得孩子气，因而他们不愿参与其中。在一些情形下，这种厌恶会发展到极点，以致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完全缺乏想象。
(四)对梦的一般考察
除了前面我们已描述过的白日梦以外，我们还必须讨论我们睡眠中产生的重要而有意义的活动，即夜梦。一般而言，夜梦被认为是白日梦的重演，老一辈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曾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性格很容易从梦中了解到。实际上，从历史的曙光初现以来，梦在很大的程度上占据了人类的思想。与在白日梦中一样，人在睡梦中也还在筹划、安排，使自己未来的生活通向一个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是白日梦相对易于理解，而睡梦很少有人能理解。睡梦很难被人理解并不令人奇怪，我们很容易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睡梦是多余而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先暂时这样说，渴望征服困难、保持自己未来地位的个体，他对权力的努力争取，可以在其睡梦中传来回声，睡梦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生活的问题。
(五)移情与认同
灵魂不但能感知现实中的实际存在物，而且还能对将要发生的事进行感知、推测。这种能力对任何自由运动的生物体所必需的预见功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把这种能力称作认同或移情。这种能力在人类身上发展得特别好。它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能在精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找见它。对预见的必需乃是它存在的主要条件。如果我们被迫去预见、预断或预测在某一情境下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运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知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仍未发生的情形做出正确的判断。获得一个视点很重要，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大的努力去接近新的情境，或以加倍的小心避免它。
移情出现在人们相互交谈的时刻。如果不能在交谈的同时认同于对方，就不可能理解对方。戏剧是移情的艺术表现。关于移情的另外的例子还可见于当某人注意到别人身处险境时，所产生的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这种移情作用可能会很强烈，使他无意识地做出保护的动作，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危险。我们都知道当某人摔坏杯子时，在场的人所做出的姿势！在保龄球场，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运动员随着球的滚动路线而移动他们的身体，就好像他们想靠自己的运动去影响球的滚动路线！同样的情形在足球比赛时也能看到。看台上的观众随着他们所喜欢的球队的进攻方向，做出用力向前推进的动作，或在对方球队得球时，做出抵御的动作。一个常见的表现是，汽车上的乘客在面临危险时，会在无意间做出踩刹车的动作。如果人们从一座高楼上经过，看到楼上有人在擦玻璃，大都会做出某种退缩和保护的动作。当演讲者失去镇定，讲不下去时，听众就会感到压抑和不安。尤其是在剧院里，我们很难使自己不去认同于演员，很难不在内心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的整个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认同能力。如果我们要追溯这种在行动和感觉粘好像是另一人的能力的起源，我们可能会在与生俱来的社会感的存在占找到它。这实际上是一种宇宙感，是对我们自身在内的整个宇宙的相互联系的反映。它是人之为人所不可避免的特征。它赋予我们认同于那些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事物的机能。
正如有不同的程度的社会感一样，移情也存在着不同的程度，这甚至可以在儿童身上观察到。有些儿童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玩具娃娃，就好像这些玩具娃娃是真人一样。而另一些儿童则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更感兴趣。如果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关系于那些不太有价值或无生命的东西，那么个体的发展就可能完全停止。如果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感，如果具有使自己认同于别的有生命的生物的能力，那么我们常见的儿童对动物的虐待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缺陷的结果是导致儿童在与其同伴建立关系时，只对其中几乎无价值或毫无意义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毫无兴趣。这些表现与缺乏移情能力密切相关。把自己认同于别人的能力的欠缺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体就会彻底拒绝与其同伴的合作。
(六)催眠与暗示
一个个体是如何可能对另一个体的行为发生影响的呢？对这个问题，个体心理学的回答是，这种现象是我们精神生活伴随的表现之一。除非一个个体能影响另一个个体，否则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相互影响在某些情形中变得尤其明显，比如教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社会感的影响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乐于受其环境的影响。这种乐意接受影响的程度，依赖于施影响者对受影响者的权利的考虑程度。施影响者如果伤害受影响者，就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影响。某个个体要最好地影响另一个个体，就要使他感觉到他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这是教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也许甚至有可能构想出实施某种别的形式的教育，但对此观点矛以考虑的教育体制将是能胜任的，因为它与人最原始的本能即人与人、人与宇宙的关系相关联。
只有在对付某个有意要使自己远离社会影响的人时，它才会失败。这种远离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此之前，一定发生过持久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逐步瓦解，以致现在他公然站在社会感的对立面上。这时，对他施回任何一种形式的影响都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戏剧性场面，他对任何影响他的尝试，都报之以反击。
我们可能看到那些感到自己受环境压迫的儿童，会对其教育所施的影响表现出的敌意。但在某些例子中，外部压力是如此之强，它扫除了所有的障碍，从而权威的影响得以维持和服从。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服从毫无社会价值。这种服从有时表现得非常奇怪，它使服从者不能适应生活。由于这种卑躬屈膝的服从，没有别人的命令，他们就无法行动或思想。这些范围极广的服从之所以极其危险，是因为这样的儿童长大成人以后，会服从任何人的命令，甚至服从要他去犯罪的命令。
在犯罪团伙中常可见到有趣的例子。那些执行团伙命令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而团伙头头常常远离作案现场。几乎在所有处理团伙犯罪的重大案子中，都有这类惟命是从，充当爪牙的人。这种影响甚至大的盲目影响有时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致使我们有时能发现一些人为自己卑躬屈膝的服从感到骄傲，认为是使其野心得到满足的途径。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相互影响的正常情形，就会发现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那些较为通情达理、具有判断力的人，他们的社会感也很少受到歪曲。相反，那此渴望高人一等，支配他人的人很难受到影响。观察的结果每天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当父母抱怨孩子时，很少是由于他们的盲目服从。最常见的抱怨是由于孩子的不听话。研究表明，这些儿童被禁锢在一种要求他们高于环境中其他人的趋向中。他们拼力想撞倒这束缚他们生活的围墙。由于在家里得到错误对待，教育的影响很难施及到他们。
力争权力的程度与人受教育的程度成反比。虽然这样，我们的家庭教育大都关注于激发孩子的野心，唤醒其思想，教他去寻求辉煌的理想。这并非由于父母缺少考虑，而是由于我们的整个文明充满着这种相同的夸大的妄想。在家庭中强调的重心是个体应比其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更卓越、更好、更荣耀。在关于虚荣的章节里，我们还将有机会论述这种激励野心的教育方法是怎样地不适应社会预处理活，以及心智的发展怎样受到野心所带来困难的阻碍。
个人无条件服从的结果，是使自己深受环境的影响，被催眠者与他们相似。想象一个服从别人所有异想天开的念头，即使是短时间的，会是怎样的情形！催眠术就建立在这种相类似的基础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说或者可以相信他愿意接受催眠，但却可能缺乏服从于他人的精神准备。另一种人可能有意识地拒绝，实际上却天生渴望服从。在催眠术中，决定被催眠者行为的惟一因素是他的心理态度。他所说和所相信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由于辨不清这一事实，对催眠术产生了许多误解。在催眠术中，人们时常注意到被催眠者表现上看来好像是在抗拒着催眠，而实际上却愿意服从催眠者的命令。这种愿意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以至于催眠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对催眠的愿意程度完全不依赖于催眠者的意志，而完全取决于被催眠者的心理态度。
从本质而言，催眠与睡眠颇像。它之所以神秘只是因为这种睡眠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命令而产生。这个命令只对乐于服从它的人才有效。决定性的因素通常是被催眠者的禀性和性格。只有乐意听从别人命令，不使用判断机能的人才能进入催眠状态。催眠之所以不同于普遍的睡眠，在于它对运动机能的排除达到了连运动中枢都受催眠者命令调动的程度。在这种状态下，被催眠者处于某种和平常睡眠一样的朦胧睡意之中，只记得起催眠者允许他记忆的事情。催眠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机能——灵魂最精致的产物——在催眠过程中完全陷于瘫痪。可以说，被催眠者已经变成了催眠者的一只延伸的手，一个服从他命令的器官。
大部分具有影响他人行为能力的人，将这一能力归属为他们某种神秘的能力，这导致了巨大的危险，尤其是在通灵术和催眠术的有害活动中。这些人对人类犯下了臭名昭著的罪行，为了达到其险恶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所有表现都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不幸的是，人这种动物很易于服从，在任何装出自己有特异神力的人面前，他们都会成为牺牲品。很多人都有不经验证即承认某一权威的习性。人们想被人愚弄，想被人的虚张声势吓住，而不对此进行理性的审视。这种活动不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任何秩序，只会接二连三地导致被欺骗者的反抗。通灵术者和催眠术者不可能长期为所欲为，他们时常会遇上一个所谓的被催眠者，被被他愚弄。这有时候是那些试图在被催眠者身上显示其力量的科学家的经历。
在另一些情形中，真理与谬误奇怪地混合着：被催眠者可以说是个被骗的骗子，他在某种程度上愚弄了催眠者，但又使自己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儿，起明显作用的不是催眠者的力量，而总是被催眠者的乐意服从。没有什么魔力能够影响被催眠者，除非是催眠者虚张声势的能力。任何习惯于理性生活的人，任何习惯自己作决定的人，任何批判地接受他人话语的人，自然都不会被催眠，也永远不会被通灵术迷惑。催眠术和通灵术只是奴隶般服从的表现。
到这儿，我们也必须考察一下暗示。将暗示归于印象和刺激的范畴最容易被人理解。不言而喻，没有人只是偶尔受到刺激。我们都不断地受到外部世界不可胜数的印象的影响，因而只对一种刺激有感知是不可能的。某个印象一旦被感觉到，就会持续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影响。当这些印象以另一个人的要求和请求的形式出现时(他的目的是说服对方)，我们称之为暗示。这种情形是对被暗示者心中已经存在的观点的改变或强化。真正较为困难的问题在于，每个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反应各自不同。他受到影响的程度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有两种人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种人总是过高估计别人的观点，因而轻视自己的见解，不管其正确与否。他们高估别人的重要性，并且乐于依从他们的见解。这种人特别易受暗示或催眠的影响。另一种人把每种刺激或暗示都当作是侮辱。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对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毫不关心。他们漠视其他人的观点。这两种人都有弱点。第二种人的弱点在于不会接受他人的观点，属于这一范畴的人通常是非常好斗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为自己能接受暗示而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宣称的这种开放性和通情达理只会强化他们的孤立状态。实际上，他们不易接近，并且很难和他们共事。
(一)童年早期的情形
现在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天生有缺陷的儿童与那些自小就享有生之快乐的儿童相比，在对待生活及其伙伴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可以陈述这样一个基本法则，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自小就被卷入了令人痛苦的生存斗争之中，结果常常使其社会感陷于窒息。他们对适应自己的同伴毫无兴趣，却全神贯注于自己以及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上。对器官缺陷继续起作用的东西，同样对任何社会或经济的负担起作用。这种负担可能表现为多余的重荷，可能导致对世界的敌对态度。从很早开始，这种决定性的趋势就得到了确定。这类儿童常常在两岁时感到，他们在竞争的准备不如其同伴充分；他们在普通的游戏和娱乐中也不敢相信自己。过去种种缺陷的结果使他们有了一种被忽视的感觉，这感觉又表现为他们焦急期待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儿童在生活中都有自卑的一面。家庭不给他们提供一定量的社会感，他将很难独立生存。当我们看到儿童的软弱和无助时，就能意识到，在每个人的生命之初，都或多或少伴随着一种自卑感。每个儿童迟早都会意识到自己无法单枪匹马应付生活的挑战。这种自卑感是儿童努力奋斗的驱力和起点。它决定儿童将如何获得安宁与安全，也决定他生存的目标，并为这一目标准备前进的道路。
儿童可塑性的基础与器官的潜能密切相关。可塑性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破坏。一种因素是夸大的、强化的、未消除的自卑感；另一种因素是其目标不但要求安全、安宁与社会平衡，还要求尽力获得影响环境的权力，达到支配其同伴的目标。有这目标的儿童很容易辨认出来。因为他们往往认为所有的经历都是失败的，而且总认为自己受到自然与他人的忽视与歧视，所以他们成了“问题”儿童(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认同在儿童生活中产生的曲折、不充分、充满错误发展的强制的必要性)。每个儿童都会陷入错误发展的危险，迟早都会发现自己陷入某种危险的境地。
因为每个儿童都必须在成人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容易认为自己是软弱、渺小、无法独立生活的。他不相信自己能不出错误地或得体地做完那些别人认为他能做的简单工作。我们在教育上的许多错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要求儿童做力不能及的事，使儿童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因而感到极其惭愧。一些成人甚至有意识地要让儿童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还有一些儿童被看作是玩具、活动玩偶，或者被看成是必须小心看护的贵重财产；而另一些儿童相信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讨成人欢喜，要么就是令成人不快。因父母而产生的这种自卑感，可能会由于我们文明的某些特别的特征而进一步得到强化。不认真地看待儿童的习性就属于这一范畴。儿童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是个无名小卒，没有权利。他是生活的装饰品，没有发言权。他必须谦恭有礼、安安静静，等等。
许多儿童在被人嘲笑的持续恐惧中长大。对儿童的嘲弄近乎犯罪。它将持续地在儿童的灵魂上发挥作用，并转化为他成人时期的习惯和行动。一个小时候常被人嘲弄的成人很容易识别，他无法摆脱再次被嘲弄的恐惧。不认真看待儿童的另一面是习惯于对他们说谎，说明显的谎言，结果是儿童不但开始怀疑他的周围环境，而且还开始怀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我们的病例中曾记载过这样的儿童，他们在学校里不断发笑，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理由，但当追问原因时，他们承认说，他们认为学校是他们父母所开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二)自卑感的补偿：力求获得承认和优越感
自卑感、欠缺感和不安全感决定个人存在的目标。争取引人注目，迫使父母注意自己的倾向在生命伊始就已表现出来。在此，我们发现，在自卑感的伴随影响下，渐渐苏醒的要求获得承认的愿望的最初迹象，其目的是要实现目标，使个体从表面上看来优越于他的环境。
社会感的程度和质量都有助于确定这出人头地的目标。不将个体出人头地的目标与其社会感的总量作一比较，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一个体，不管他是儿童还是成人。他的目标已确定，目标的实现能保证优越感的获得或者提高自我人格的评价，从而使生活显得有价值。正是这个目标赋予我们的感觉以价值，联系和协调着我们的感情，形成着我们的想象，引导着我们的创造力，决定着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和必须忘掉什么。我们能够意识到，感觉、感情、情绪和想象的价值是怎样的具有相对性，即使它们不是绝对的量；我们精神活动的这些基本要求受着力求获得一确定目标的影响，我们的知觉受着它的先入之见的支配和选择，可以这样说，带着不为人知的细微迹象，指向人格力求获得的最终的目标。
我们通过一个确定的点给自己定向，这个点是我们人为创造出来的，并不真实存在，只是一种虚构。这种假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欠缺。这与其他科学所使用的虚构很相似，比如用并不存在但却非常有用的子午线来划分地球。在所有精神虚构的案例中，我们不得不先假定一个固定的点，哪怕进一步的观察会迫使我们承认这个点并不存在。这种假定的目标只是使我们在紊乱的生存中确定自己的方向，以便对相对价值有所认识。这样做的优点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一旦被假定下来的固定的点，对我们的所有感觉和感情进行分类。
因此，个体心理学为自己创立了一套启发式的体系和方法：它把人的行为认定和理解为一个仿佛说明目的的关系群，它在力求实现确定目标的影响下形成，而这目标建立在人这种生物体的基本遗传潜能上。然而，我们的经验表明，为一目标奋斗这一假定不只是一种合适的虚构，而且与实际事实在许多根本点上相一致，不管这些事实是在意识生活中还是在无意识生活之中。这一目标奋斗和精神生活的有目的性不但是一种哲学假定，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我们探讨如何才能最有利地阻止为权力而奋斗的发展这个我们文明中最大的恶果时，我们发现自己面临重重困难，因为这种奋斗始于儿童不易接近的时候。人们只能在儿童以后的生活中试图对其加以改善或消除。然而在这时，与儿童生活在一起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发展他们的社会感，因而为个人权力所做的奋斗变成了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进一步的困难还在于儿童不公开表现他们为权力而作的奋斗，而是隐藏在宽容、温情的外表之下，他们在面纱之后开展其活动。他们谦恭地期待能借此方法避免泄露自己的心思。对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奋争，会导致儿童精神发展的退化。追求安全和权力的过分夸大的驱力，可以变勇气为厚颜无耻，变服从为懦弱，变温情为统治世界的诡秘的背叛。所有自然的感情或表达最终将伴随着一种伪善的添油加醋，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周围的一切。
教育借助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补偿儿童不安全感的愿望去影响儿童，同时也通过教会他生活技能，通过赋予他一种受过训练的理解力以及使他具备对待其伙伴的社会感去影响他。所有这些措施，无论它们源自何处，都是帮助成长中的儿童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儿童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来判断儿童灵魂中发生的事，因为这些性格特征是照见灵魂活动的一面镜子。儿童实际上的自卑情绪虽然对于他的心理状况极其重要，但绝不是衡量其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尺度，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他如何理解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们不能期待儿童在任何特殊的境遇中都能对自己作出正确的估价，即使成人也做不到这点！正是在这时，困难并驾齐驱地产生了。在复杂的境遇中成长的儿童，对于其自卑感程度的错误估计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另一个儿童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他的处境。但大体上，儿童对其自卑感的理解随着时间而变化，直到最后固定下来并作为明确的自我估价表现出来。这成为儿童在他所有的行为中保持自我估计的“估量”，儿童创造出来使自己摆脱自卑感的补偿趋向将指向这个或那个目标。
灵魂尝试通过奋力追求补偿机制来平稀令人痛苦的自卑感，这在有机界有类似的现象。众所周知我们身体的那些对生活来说必需的器官，当因为受到损害而使其生产能力减少到正常状态下时，就会产生增生或功能强化。因此，心脏在循环不畅时，似乎从整个身体吸收来新的能量，它可能变大直到它比正常的心脏更有力。同样，灵魂的自卑感的压力下或在个体认为自己渺小、无助的痛苦想法的折磨下，灵魂会竭尽全力去超越“自卑情结”，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自卑感被强化到一定程度，儿童会害怕自己无法补偿自己的软弱，于是，在儿童力求补偿时，危险出现了。他将不会满足于力量平衡的简单恢复，他将要求一种过度补偿，寻求一种衡量标准的超值。
对权力的奋争可能会夸大和强化，以至于可以称之为病态，这时，普通的生活关系就不再令人满意了，在此情形下的运动都表现出某种夸张的姿态。他们能很好的适应其目标。在研究病态的权力驱力时，我们发现那引起用超乎寻常的努力，寻求生活安全处境的个体，更迫不及待，更缺乏耐心，更有强烈的冲动，更不考虑他人。这些儿童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为出人头地的目标所做的夸张的运动；他们对他人生活的攻击，使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生活。他们和这个世界彼此对抗。
从最坏的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有些儿童在表达其对于权力的奋争时，并不是蓄意要和社会直接发生冲突，并且他们的野心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特征。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其活动和成功时，就会发现社会并没有从他们的成功中获益，因为他们的野心是那种自私的野心，因而总会使他们成为他人道路上的扰乱分子。渐渐地，其他特征也将会出现。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类关系来考察，这些特征将日渐呈现出反社会的色彩。
在这些表现中最重要的是骄傲、虚荣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征服他人的渴望。后者可能会由于个体对地位的提高，由于他轻视所有与他接触的人而得以暗中实现。在后一种情形中，最重要的是使他与其同伴分隔开来的“距离”。他的态度不但令环境不悦，而且也令置身于环境中的个体不悦，因为这会不断地导致他与生活的阴暗面接触，妨碍他享受任何生活的乐趣。
一些儿童希望用夸大了的追求权力的驱力，来保证自己对环境的影响力。这种驱力很快迫使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普通工作和职责采取一种抗拒的态度。将这种渴求权力的个体与理想的社会人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少量的经验而指定他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他使自己远离其同伴的程度。一个对人性判断敏锐的人也关注着生理缺陷和自卑情绪的重要性，不过他知道在灵魂的演进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事先的困难，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性格特征。
在承认灵魂固有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困难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我们在这时已经获得了关于人性的正确知识，只要我们彻底地发展自己的社会感，这知识就永远不会变成一种害人的工具。我们反而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的同伴。我们不该责备有着生理缺陷的人以及有着令人不悦的性格特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这不是他的责任。我们确实应该承认他有表示自己的愤怒的权利，而且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我们对他的处境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受责备的应是我们，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警惕来阻止产生这种社会悲剧的事发生。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我们就会最终改善这一状况。我们不应把这样一类人看作是落泊的、毫无价值的废物，而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同胞。我们应给他创造一种气氛，使他能发现自己有可能与环境中的其他人一样，相互平等。设想一个一望便知有器官或生理缺陷的人站在你面前，这一切会使你感到多么地不愉快！这是衡量你需要多少教育的一个良好的尺度，以使你获得一种绝对公正的社会价值感，并且使你与社会感的真理完全和谐。而且，我们也可以借此判断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个体。
不言而喻，那些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个体，从生之开始就感到了一种多余的生存负担，因而，他们发现自己在看待整个人生时显得极为悲观。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卑感变得强烈的儿童，虽然他们的器官缺陷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也发现自己处在同样的境况之中。自卑感可能会由于人为的原因而变得非常强烈，因而导致相同的结果，就好像这个儿童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严重的缺陷一样。在这个关键时期，非常苛刻的教育就可能导致这样的不幸后果。在儿童生命早期离下的创伤，就永远不可能消失。他们所遭受的冷遇也阻止他们接近环境中的其他人。从而，他们相信自己就生活在一个缺乏爱意仁慈的世界里，他们与这个世界没有共同的接触点。
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人，他很引人注目，因为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他所有行动的重要性。他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关系已坏到不可能再坏的地步。他和妻子是这样的两个个体，他们对对任何事件价值的评估都当作征服对方的一种手段，甚至对头发的粗细也是如此。互相争吵、责怪和侮辱，最后导致他们完全地彼此疏远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丈夫仅存在那一点对其同伴的社会感，至少对他的妻子和朋友是如此，已经窒息在他对优越感的渴求中了。
我们从他对自己生活的叙述中得知以下事实：在17岁以前，他的身体发育不全。他的声音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他没有体毛，也没有胡子，而且是学校里最矮小的学生之一。现在他36岁，从外表看来，看不出他缺乏男性特征，大自然似乎已追上来，完成了在他17岁时没有做的一切。但是整整8年，他受着自己发育不全的痛苦折磨。那时候，他对大自然将会补偿他的生理异常没有任何保证，他一直受着自己将永远滞留在“儿童”状态这个想法的折磨。
早在那时候我们已能发现他现在性格特征的发端了。他装出一副好像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样子，好像他所有的行为都极具分量。他的一举一动都想使自己成为他人注意的中心。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些性格特征。结婚以后，他也一直不断地忙于给妻子施加这样的印象，即他实际上比她想象中更伟大、更重要。而妻子却总是急于向他表明他对自己一贯的评价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婚姻，甚至在订婚时就已显示了破裂的迹象，不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最终在一次社会的暴动中结束。这时，他来找医生，因为婚姻的破裂使他原本就受过打击的自尊心变得伤痕累累。为了得到治愈，他必须先要从医生那儿学会如何理解人性，学会如何评价他在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并认识到他对自己低下地位的错误评价，已经影响了整个生活。
(三)人生的曲线图和宇宙观
我们在说明这些病例时，时常需要表明童年印象与病人现在提供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关系。用类似数学公式的曲线图能最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连接两点的一条线就代表着这个方程式。我们将成功地在许多病例中绘制出这种生活的曲线图，这是随着个体的整体运动绘制的精神曲线。这条曲线的方程式就是个体从童年最早期就开始遵循的行为模式。也许一些读者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我们试图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小看人的命运，或者认为我们有否认人是自己生活的主人的倾向，因而认为我们是在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力。就自由意志而言，这一谴责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虽然它的最终结构会有微小的变化，但是它的实质内容、它的能量和意义从童年早期开始一直保持不变，虽然紧接于童年境遇之后的与成人环境的关系，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使其有所更改。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必须搜索出童年时期最早的个人经历，因为婴幼儿早期的印象标志着儿童发展的方向，也标示着他对未来的生存挑战必然作出的反应。儿童对生存挑战作出反应时会用上所有他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心理可能性；他在婴幼儿最早期感受到的特殊压力影响他对生活的态度，并且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就不曾改变过，虽然在以后的生活中他的表现方式会与最初时大不相同，得知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此，重要的是把儿童放进一种关系之中，使他很难形成关于生活的错误概念。他的力量和抵抗力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些教育他的人的性格特征也几乎同样重要。虽然在生命初期，对生活的反应是自动性的、反射性的，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典型反应却由于某种目的性而有所变更。一开始，个人需要的因素决定其痛苦和快乐，但后来他却获得了躲避和战胜这些原始需求的压力的能力。这一现象出现在自我发现的时候，大致在他开始学会称为“我”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儿童已经意识到他置身在与其环境的固定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决非是中性的，因为它强迫儿童根据其世界观和他的幸福和完美的观念所提出的要求，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来调整他的关系。
如果我们重申我们在论及人类精神生活的目的时所说的一切，我们会日渐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不可毁灭的统一体是这一行为模式的特别标志。将人只看作统一人格的必要性在那些病例中变得日渐明显，但病人表面上看来与已经发现的精神趋向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儿童在学校与在家里的行为完全对立，正如有一些成人，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真实性格相反，使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性格。同样，两个人的过动和表现在外表上可能完全一致，然而检查他们基本的行为模式，就证实他们截然不同。当两个个体表面上看来似乎在做同一件事，实际上每一个都在做着独特而不同的事，而当两个个体表面上看来好像在做不同的事时，实际上他们可能在做同一件事！
由于可能存在的诸多意义，我们决不能判定精神生活的表现是简单的孤立现象。相反，我们必须根据指引它们的那个统一的目标，来评估它们。只有当我们了解一种现象在个人生活的全部背景中所具有的价值，才能知道它的本质含义；只有当我们再次确认个人生活的每一种表现都是他统一的行为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一法则时，我们才可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
当我们最终理解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建立在奋力追求一个目标的基础之上，理解它自始至终都受着条件的限制，那么我们也就能理解最大错误的可能性到底存在在哪儿。这些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特定模式以及在自己个体生活模式的强化意义上，运用自己的成功和精神资源的。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从不检验任何事情而只是接受、转换和吸收自己意识到的阴暗面和无意识深处的所有感知。只有科学能够照亮这一进程并使它被人理解。也只有科学能够更改它。我们将用一个例子来总结我们对这个观点的阐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运用我们所学的个体心理学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每一种现象。
一位年轻的妇女来看医生，抱怨自己对生活难以抑制的不满，而且她相信这种不满来自于她整天被大量各种各样的职责占据得满满的。从外表上看来，我们发现她是个性急的人，眼睛不安地转动。她抱怨说每当自己必须做一件简单的工作时，总有一种巨大的不安控制着她。从她的家人和朋友那儿我们得知，她把一切都看得很重，而且她似乎就要被自己的劳动负担压垮了。我们得出的总印象是，她是个把一切都看得很重的人，这是许多人共有的一种特征。她家的一位成员说的话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她总是在一切事情上大惊小怪，小题大作。”
让我们力图想象一下这样的行为将对一群人或将在婚姻关系中给人以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就能分析这种将简单的工作看得特别艰难、重要的倾向。我们会觉得，这样一种倾向好像扮演着一个恳求者，恳求环境不要再强加给她更多的工作，因为她再也胜任不了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对这位妇女人格的了解还不充分。我们必激励她进一步说说自己。在这种考察中，我们必须旁敲侧击，体贴周到，不能有支配病人的企图，因为这只会激起她的好战性。一旦她树立了信心，并给她谈话的机会，我们就能逐步得出结论，即她整整一生都在关心、担忧着一个单一的目标。她的行为表明，她在试图向某个人(可能是她丈夫)证明她再也不能承受任何义务或责任了，她应该得到细心对待和脉脉温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和想象，这一切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一定已经开始了，那时她就提过这样的要求。我们成功地使她确认，许多年以后，她曾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脉脉的温情。现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了，这是她渴望体贴关心的愿望的强化。过去她对温暖和仁爱的渴望可能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她现在试图阻止这样的事再发生。
我们的发现在她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中进一步得到证明。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与她截然不同的朋友，这位朋友有不幸的婚姻，她渴望从中逃离出来。有一次，她去见她的朋友，只见她的朋友站着，手里拿着一本书，用一种厌烦的声调告诉丈夫，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否准备午餐。这惹恼了她的丈夫，他用严厉的措词批评了妻子的整个人格。对这件事，我们的病人补充道：“当我提起这件事时，我想我的方法要好得多。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指责我，因为我从早到晚一直做着超负荷的工作。如果在我家，午饭没有准时准备好，没有人会对我说什么，因为我的时间被那么多匆忙重复的事填得满满的。难道我现在要放弃这种方法吗？”
我们可以明白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用一种相对不冒犯别人的方式，她试图获得某种优越感，但同时仍然通过不断恳求别人温情的对待而免受别人的责备。既然这方法是成功的，那么要求她放弃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她行为的含义不止这些。她对温情的恳求(这同时也是支配他人的一种企图)永远不会停止。由此，各种自相矛盾的事产生了。如果家里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必然引起“无事生非”的结果，接下来她要做太多的事必然时常犯头疼病；而且她夜里永远睡不安稳，因为她必需要把一切事做得井井有条。接到请谏对于她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她必须为此做许多准备。既然最简单的事对她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大事，那么到别人家做客更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了。她得夜以继日的做准备。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她要么会因不能前往向别人表示歉意，要么她至少会迟到。这种人生活中的社会感决不会超过某种限度。
在婚姻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关系，会由于这种对温情的恳求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重要性。比如可以想象到，丈夫因为心于公务而不能在家，或要单独出去拜访别人，或必须出席他所属的协会的会议。如果在这些时候他留妻子单独在家，难道不会破坏夫妻间的温情和关爱吗？首先，我们也各市地会说，这常常也是事实，婚姻关系有很好的理由尽可能地将丈夫留在家中。从部分看来，这一义务似乎是令人愉快的，但实际上对于任何有职业的男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和谐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这个病例中，它出现得很快。丈夫有时试图很晚才上床睡觉，以免打扰他妻子，只是他吃惊地发现她仍旧醒着，向他投来责备的眼神。
我们在这儿用不着想象所有这类众所周知的情形。我们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讨论的不只是女人的小伎俩，因为许多男人也有类似的态度。我们是要表明，对关爱的要求有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病例中会出现下列情形，有时候，丈夫不得不在外面过夜，她就会告诉他，既然他很少出入社交场合，那么他不必回来得太早。虽然他用打趣的语调说这番话，但这番话的用意是认真的。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否定了我们前面所得的印象。但当我们进一步观察后，就会看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做妻子的很聪明，没有行动上表现出对丈夫管束过严。从外表看来，她娇媚可爱，性格上也没有什么缺点，只是她的思维方式令我们感兴趣。她对丈夫讲的那番话，真正的含义在于，这是妻子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既然她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外面呆得很晚，然而如果他为了自己的原因老是这样，她将会感到自己受到极度的伤害和冷落。她的话给整个情形披上了一层面纱。她成了夫妻关系中发号施令的一方，她丈夫，虽然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社会义务，也得服从妻子的愿望和意志。
现在让我们把她对温情的渴望与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在她能发出命令时，她才能忍受任何一种情形)相联系。我们突然意识到，整整一生中，她都受着决不要屈居第二这一冲动的驱使，永远要保持支配地位，决不让任何责备将她挤出安全的位置，永远维持在她的小生活环境的中心地位。我们将在我们所发现的任何一种情形中找到这种运动。比如，在不得不找一新仆人时，她变得高度兴奋。很显然，她急于想知道她是否能继续统治这个新仆人，就像她以前统冶那个旧仆人一样。同样，当她打算离家出去散步时，她离开了这个无条件接受她统治的安全地带，融入了这个世界，走上了大街，突然没有东西能让她支配了，她必须避开一切汽车，实际上她在扮演籽一个非常顺从的角色。当我们理解她在家实施的专制统治，那么她现在紧张的原因和意义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些性格特征可能常常会以令人愉悦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我们决不会想到这个人正在经受折磨。另一方面，这种折磨可能会达到极高的程度。试想一下这种紧张被夸大、扩展的情形吧。有些人害怕坐公共汽车，因为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不再是自己意志的主人。这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到最后根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对病例的进一步考察，还能使我们看到童年时代的印象对个体生活发生影响的一个富于启发性的例子。我们无法否认，这位妇女从她自己的观点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和他的整整一生都以从未听说过的强度指向温暖、尊重、荣誉和温情的获得，那么做出一副仿佛总是负担过重和疲惫不堪的样子，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种并不坏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能总是避开批评，同时迫使环境对她温柔有加，并且可以避免一切可能破坏正摇摆不定的精神平衡的东西。
如果再往回考察我们的病人的生活历程，我们会发现她甚至在学校念书时已有了这种倾向。每当她做不了家庭作业，她会变得异乎寻常地兴奋，并用这方式迫使老师非常温和地对待她。对这点她补充说，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时常和她弟弟闹矛盾，因为他看来总是更多地得到父母的宠爱。她尤其恼恨的是，人们对弟弟的成绩总是关注更多，而对她的好成绩(开始她是个好学生)，人们无动于衷。最后，她几乎再也不能忍受了，因而整天抱怨不停，她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好成绩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位小姑娘正在奋力争取平等，从童年时代的最早期开始，她已经有了自卑感，她一直试图要克服它。她在学校的好成绩没能给她带来补偿，因而她变成了一个坏学生。她试图用坏的学习成绩来超过她弟弟！这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但是她幼稚地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她父母的注意力会更多地转移到她身上。她的一些小伎俩一定是有意识的，因为她清楚地断言，她那时想做一个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