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都在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在了解了一个人所生长的环境后，才能对一个人作出判断。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儿童在家庭格局中的位置。根据这个观点，我们时常可以在掌握了足够的专门知识后对人进行分类，我们能识别出某人是家中的老大、独生子，还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等等。
人们似乎早就知道，家中最小的孩子通常属于特殊的一类。这在无数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圣经》故事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些故事中，最小的孩子看上去都很相似。确实，他在一个相当区别于他人的境遇中成长。对于父母来说，他是独特的；而作为最小的孩子，他总受到一种特别注意的对待。他不但年龄最小，而且通常个子也最小，因而也最需要帮助。他的兄弟姊妹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且在他还柔弱时已渐渐长大。由于这个原因，他通常是在一种比他人更温暖的气氛中长大的。
因此，他自然形成了一些对他的生活态度有明显影响的性格特征，使他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有一种与我们的理论似乎矛盾的情形必须强调一下，即儿童都不愿意做最小的一个，不愿意做不受人信赖的一个，不愿意做一直没有自信心的一个。这种意识刺激儿童去证明他什么都能做，他对权力的奋争变得显著地突出，而且我们会发现最小的孩子通常有一种想要战胜所有人的愿望。只有成为最好的一个，他们才能满意。
这种类型的人并不少见。据观察，有一组最小的孩子，他们胜过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成为家中最能干的人。但相比而言，另一组最小的孩子则不太幸运。他们也有胜过他人的愿望，但却由于与哥哥姐姐的关系而缺乏必要的行动和自信心。如果没有胜过哥哥姐姐，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躲开自己的责任，变得胆小层懦，像一个永远在寻找借口来逃避职责的积习难改的原告。他的欲望并没有变小，但他采取了一种使他从现有处境中挣脱出来的欲望的方式，从而在生活必要问题之外的活动中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他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对他能力的真正检验。
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个最小孩子的行为表现好像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因而心里有一种自卑感。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确实总能发现这种自卑感，总能从他现在痛苦的感觉中推断出其精神发展的性质和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最小的孩子就像一个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他感觉到什么并不真正重要，真正发生了什么，个体是否真的低劣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境遇的解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人在童年时代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儿童面临着许多问题、许多可能性以及众多的结果。
教育者该做些什么呢？他应该鼓励儿童的虚荣心，把儿童推向人们注意的中心，使他总是名列第一吗？这将是对生活挑战的一种无效的回应。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名列第一并不重要。反而多强调名列第一或成为最好的学生并不重要，可能会更好。我们已真正厌倦了仅仅是名列第一或最好的人。历史和经验都表明，幸福并不在于名列第一或成为最好的人。只教给儿童这样的原则会使他变得片面，首先会剥夺他成为一个好同伴的机会。
这种教导的第一个后果是，儿童只想到自己，整天想知道别人是否会超过他。妒嫉和憎恨自己的同伴以及对自己地位的焦虑，已经显现在他的灵魂中。他在生活中的位置就像一个调速器，迫使他去超过所有的对手(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灵魂中的那个参赛者，那个马拉松赛跑者，会通过他的整体行为表现出来，尤其通过一些小动作表现出来。这些小动作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根据人的所有关系来判断人的精神生活的人来说，并不明显。例如，这些儿童总爱快步走在队伍的前头，不能忍受任何人在他的前面。这种想跑在前头的竞赛态度是多数儿童的性格。
我们发现，这种类型的最小的孩子有时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我们发现其变动也是寻常的。在最小的孩子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积极和能干的孩子，他们远远超过别的孩子，甚至成了全家的救星。想想《圣经》故事中的约瑟！这是最小孩子的境遇的一个精彩的阐述。这就好像过去的历史有意要告诉我们一切，因而一种清晰性产生在我们今天辛勤获得的充足证据中。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有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被遗失了，我们必须设法再次找到它们。
另一类儿童也很常见，他们从第一类儿童发展而来。考虑一个我们的马拉松赛跑者突然遇到了一个他认为自己无法跨越的障碍时的情形吧。他会试图绕过障碍，躲开困难。当这种类型的最小的孩子丧失了勇气时，他会变成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彻头彻尾的懦夫。我们发现他远离生活的前沿，一切生活的努力对于他来说，似乎都无法承受，因而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借口艺术家”，不愿去尝试任何有用的事，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浪费时间上。在任何实际的冲突中，他总是失败。我们发现，他通常小心地寻求一块所有竞争的机会都被排除在外的活动领域，他总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他可能声称自己太软弱或太受宠爱，或声称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不让他有所发展。如果他真有生理缺陷，那他的命运会更痛苦。在这种情形下，他肯定会利用自己的软弱来为自己对生活的逃避辩解。
这两类人都很难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个看重竞争的世界上，第一类人的生活得更好些，这类人将只是以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精神平衡；而第二类人一直生活在自卑感的压力下，并由于缺乏与生活保持一致性而在活着时深受痛苦。
家中最大的孩子也有极明显的性格特征。首先，他的优越地位所赋予他的好处使他的精神生活得到发展。历史一直公认，长子拥有特别有利的位置。在许多民族、许多阶级中，这种有利的地位已成为传统。例如，对欧洲的农夫来说，长子无疑从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意识到某一天他会接管农场。因此，他发现自己比家中其他孩子的位置更好，因为其他孩子知道自己必须在一定的时候离开父亲的农场。在社会的其他阶层，普遍认为长子会成为一家之主。甚至在这一传统没有具体成形的阶层，比如在一般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家庭，长子通常被认为具有足够的权力和常识成为父母的助手或支配弟弟妹妹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不断得到环境委以责任的信任，对一个儿童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思想过程有点类似于这样：“你更强大、更强壮、更年长，因此你必须比他们更聪明。”
如果他在这方面的发展没有受到阻碍，那么我们会看到他将具有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特点。这类人对权力特别看重，这不但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力，而且一般来说也会影响他们对权力概念的评价。权力对于长子来说，是相当不言自明的东西，毫不奇怪，这类人明显的保守。
家中的老二在对权力的奋争方面也有着特殊之处。他们一直不断地想靠自己的力量在压力下获得优势，决定着他们生活活动的竞争态度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明显。家中有一个在他之前获得权力的人这一事实，对第二个孩子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如果他能够发展自己的权力，参与与老大的竞争，那么他通常会以极大的热忱迈步前进。这时拥有权力，一直感到自己相对安全的老大，也会感到有被老二超过的威胁。
这种情形在《圣经》关于以扫(Esau)和雅各(Jocob)的传说中，也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在这个故事中，兄弟之间的斗争残酷地进行着，并不全为着实际的权力，而是为着权力的象征。在相似的事例中，斗争在某种强制力中持续着，直到目标达到，长子被推翻；或者斗争失败，撤退开始，而撤退常以神经性疾病的方式样显露出来。第二个孩子的态度与类似于贫穷阶级的娘娘很像，这其中主要的特征是被轻看，被忽视。第二个孩子可能把目标立得太高，因而他一辈子都受到折磨，打破了自己内心的和谐，因为他追求的不是名副其实的生活，而是一种瞬息的想象和无价值的幻象。
独生子女当然会发现自己处在特殊的境遇中。他完全受其环境中的教育方法的摆布，也就是说他父母在这件事上也是别无选择。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教育热情都贯注在这个惟一的孩子身上。他变得高度依赖别人，时常等着别人给他指明路途，随时需要扶持。他一生都被人娇惯，不习惯面对任何困难，因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障碍都已被人清除干净。由于一直是注意的中心，他很容易获得这样的感觉，即他真的很有价值。他的位置是如此不利，以至于错误的态度也几乎不可避免。如果父母亲能理解他处境的危险，那么就一定会避开许多危险的可能，但这总是一大难题。
独生子女的父母经常是异常地小心谨慎，他们自己经历的生活险境重重，因而对待自己的孩子总是过分关心。而孩子则把他们的关注和告诫理解为额外的压力的源头。父母对他的健康和安乐的关注，最终会促使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他内心会变得害怕生活中的困难，他处理这些困难用的是一种毫无经验的、笨拙的方式，因为他一直只经历生活中愉悦的事物。这类儿童在所有的独立活动上都会遇到困难，他们迟早会成为生活的无用之人。他们的生活活动最终会失败。他们像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只等着享受生活而别人却要时时关心他们的需要。
在各种不同的组合中，比如同性别的兄弟或姐妹之间，或不同性别的兄弟和姐妹之间，也时常互相竞争。对每种情形作出评价是相当困难的，与本文有关的适当的例子是处于姐妹之间的“独子”的境遇。在这种家庭中，一种女性的影响占支配地位，因而这男孩被推到了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如果是最小的孩子就尤其是这样，他会发现自己受到一群把他紧紧包围其中的女人的反抗。他奋力争取承认的妈田径会遇到极大的障碍。他各方面而都受到威胁，从未确实感受到我们这个发展迟缓的男性文明赋予每个男性的特权。持续的不安全感，没有能力评价作为一个人的自己，是他最明显的性格特征。他受到家里众多女人的威胁，因而会感到，作为一个男人，他其实占据了一个更少荣耀的位置。一方面，他的勇气和自信心可能很容易消失；另一方面，他受到的刺激可能很大，迫使他去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两种情形都来自于同一种境遇。这类儿童最终发展如何，决定于其他伴随情况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象。
因此，我们看到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会影响他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定向和天赋等等。这个结论使性格特征和天资来自遗传的理论不再有价值，而这种理论对于所有教育的努力都是很有害的。毫无疑问，在有的情形中，遗传影响的结果可以明显地显示出来。例如，在一个完全远离其父母长大的儿童身上，可能会形成某些相似的“家族成员特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还记得儿童的某些错误发展类型是如何地与身体的遗传缺陷密切相关，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了。假设一个儿童带着虚弱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其结果则是他对于生活与环境的要求更大的紧张。如果他的父亲也是生来带着类似的器官缺陷，而且在接近这个世界时也有类似的紧张，那么毫不奇怪，其结果将是类似的错误和性格特征。从这个观点看，这种性格从遗传而来的理论似乎是建立在很不充分的证据之上的。
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儿童在其发展中暴露出什么错误，其最严重的后果来自于他的这样一种欲望：把自己高高凌驾于同伴之上。在我们的文化中，他实际上被迫根据一种固定的模式发展。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种恶性发展，那么我们必须知道他必然要遇到的障碍并且理解这些障碍。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所有这些障碍，这就是社会感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成功了，障碍就无足轻重了。但这种发展的机会在我们的文化中相对稀少。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奇怪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人终其一生为生活而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生活是悲哀的深渊。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是一种错误发展的牺牲品，这种错误发展的不幸后果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在评价我们的同伴时，我们应该非常谦逊，我们尤其不能允许自己作任何道德的评价，关于一个人道德价值的任何评价！相反，我们必须使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具有社会价值。我们必须充满同情地对待一个陷入错误的、被引入歧途的人，因为我们比他更了解在他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切。这就产生了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对于错误源头的正确认识，使我们掌握了许多促进改善、提高的有力工具。通过分析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发展，我们不但能了解他的过去，而且还能进一步推断他的未来。这样，我们的科学使我们了解了真正的人是什么。人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扁平的轮廓。由此，我们对他作为一个“同胞”的价值，会比同时代的通常理解更为丰富、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