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和情绪是我们先前称之为性格特征的那些东西的强化了的表现。各种情绪往往表现为(在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压力下的)突然的渲泄；和性格特征一样，它们也有确定的目标和方向。 们不妨称它们为有确定的时间界限的心理运动。情感也不是什么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只要与一定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固有的行为模式相适合，它们就必然会发生。它们的目的是要限制它们在其中发生的个人处境，使它符合于个人的利益。情感和情绪作为强化的、更加猛烈的心理运动，发生在个体已经放弃了其它达到目的的机制，或对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的时候。
在此我们所涉及的仍是这样一种个体，他们在自卑感和无能感的重负下不得不重振旗鼓，抖擞精神，以更大的努力作出超过必要限度的运动。他们相信，凭借这更加精力充沛的努力，他们便能使自己变得引人注目，并证明自己胜利者。正如没有敌手便无以愤怒一样，没有克敌制胜的目的也无从谈愤怒这种情绪。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仍然能够靠着这些强化了的心理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借此方法以获得承认的可能性极小，那我们就很难得看到这种情绪的爆发了。
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没有足够信心的人，并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而放弃其目标；相反，他们会以更大的努力并靠着情感和情绪的帮助向目标挺进。被自卑感刺伤的个体靠着这种方法重振旗鼓，企图以某种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方式去实现他们渴望实现的目标。
由于情绪和情感与人格的本质密切相关，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单一个体的单一特征，而只有或多或少属于所有人的普遍特征。每一个体一旦置身于适合的情境之中，都能够表现出某一特定的情绪。因此我们不妨把这称之类情绪能力(faculty for emotion)。情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部分，我们都能够对这些情绪有所体验。一旦我们对人有了相当深度的了解。即或不实实在在地与之接触，我们也能很好地想象他们常有的情感和情绪。很自然，像清感和情绪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现象也会对人的身体有所影响，因为灵魂与肉体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与情感和情绪形影不离的生理现象具体可表现为血管和排汗系统的种种变化，诸如脸色腓红、面色苍白、脉搏加快、汗量的增加等等。
教育总评
在这里，让我们附带就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谈到的一个论题再稍加评论。这个问题就是心灵在成长中所受到的家庭、学校和生活教育的影响。
无疑，当代家庭教育在极大的程度上帮助和唆使了对权力的追求和虚荣心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每个人都能从他的经验中获得训练。确实，家庭有着巨大的优势，很难想象还有比家庭更合适的机构能更好地照顾儿童并使儿童受到合适的教育。特别是在疾病的情形中，家庭确实证明它是最适于维护人类的机构。如果父母也是优秀的教育者，用必要的洞察力和认识能力去识别他们孩子的错误发展，而且，在错误发展刚露头的时候就能依靠正确的教育与这些错误作斗争，那么，我们就应该高兴地聚沙成塔认，没有比家庭更合适的机构更适于保护健全的人类了。
然而，不幸的是，父母既不是好的心理学家也不是好的教师。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似乎是各种各样病态的家庭自我中心主义在扮演主要角色。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要求自己家庭的儿童受到特别的培养，并被视为有着特殊的价值，甚至以他人的儿童为代价。家庭教育因此在向儿童灌输错误的观念上犯下了最严重的心理错误，这种错误观念认为，他们必须优于其他人，并要他们认为自己比所有的其他人都要高出一筹。任何建立在父权观念上的家庭组织都无法摆脱这种思想。
现在，邪恶出现了。这种父权只建立在极了微弱的社会感和人类共同意识上。它唉使个体公开或秘密地反抗社会感。反抗又不企图公开。权威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向儿童提供一种权力的理想，并向儿童显示和权力的拥有联系在一起的欢乐。每个儿童在对支配权的贪婪追求中成长，对权力野心勃勃，并极度虚荣。现在，每个儿童都渴望达到巅峰，每个儿童都要求受到尊敬，或迟或早，他们都要求他人的服从和顺从，就像他在他的环境中所看到的，最有权力的个体把他人践踏在足下。对父母或世界其余部分的好战态度，是儿童这种错误观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处在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对儿童来说，要对优势目标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人们能从一些喜欢扮演“大人物”的幼小儿童身上看出这一点，结果，在个体此后的生活中，他们的思想和对童年无意识的回忆表明，他们对待整个世纪犹如对待他们的家庭。如果他们的态度受到反对，他们就倾向于逃离这个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可恶的世界。
确实，家庭也适于发展社会感。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家庭中权力追求的影响和权威的压力，我们就能发现，这种社会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得到发展。最早的对爱和温情的顺心是和对母亲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可能，这是儿童能够拥有的最重要的经验，因为儿童在这种经验里认识到另一个完全值得信任的人的存在。他学会了存在于“我”和“你”之间的差异。尼采曾经说过：“每个人从他和母亲的关系中塑造出所爱的人的形象。”裴斯泰洛齐也已经表明，母亲如何决定儿童将来对世界的关系的理想。事实上，和母亲的关系决定了随后所有的活动。
发展儿童的社会感是母亲的职责。我们已经在儿童中注意到的怪异人格来自于他们和母亲的关系，而且，这种发展所取的方向是母子关系的象征。只要母子关系是扭曲的，我们通常就会在儿童中发现某种程度的社会缺陷。最普遍的有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来自于母亲不能实现对儿童的职责，儿童没有发展起任何社会感。这种缺陷是很重要的，一系列不愉快的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来自于它。儿童长大了就像是身处敌国的异邦人。如果人们渴望帮助这样的儿童，别无他法，只有去重新扮演他母亲的角色，这是儿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以某种方式失去了的。也就是说，这是惟一能使他成为一个同伴的方法。第二种错误可能出现得更为平常，它在于，母亲担当了她的职责，但使职责发挥到如此夸张过分的程度不同，以至于社会感不可能超越母亲而转移和投射到他人身上。这样的母亲允许儿童已经发展起来的感受完全发泯到她本人身上，也就是说，这样的儿童只对他母亲感兴趣，而排斥了世界上的其他人。不用说，这样的儿童丧失了成为合适的社会的人的基础。除了与母亲的关系外，在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许多别的重要环节。快乐的托儿所能使儿童顺利发现进人世界的方法。如果我们记得，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儿童不得不和多么困难的障碍作斗争，从而能使自己和世界相协调的儿童是多么少，能发现一个快乐居所的儿童又是多么少，那么，人们就能理解，早期的童年印象对儿童来说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些是指示儿童在世界中必须行进的方向的征兆。如果我们还知道，有许多儿童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病人的形象，他们的经验中充满着痛苦和悲伤，而且，大多数儿童没有可使他们幸福的托儿所，那么，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儿童长大成人后并不是生活和社会的朋友，也没有受那在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中开花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感的激励。此外，我们必须把教育中特别重要的错误的影响放在起决定作用的地位上。严厉的权威教育能够消灭儿童在生活中可能拥有的任何欢乐。同样，为儿童消除了道路上的每一障碍、使儿童在温室中成长、并使儿童变得“死板”的教育，当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无法在离开家庭温暖的更为狂风暴雨式的气候中生活。
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社会和文明中，家庭教育并不适于发展起那些我们所渴望的人类社会有价值的同志式的同伴。在个体中，这种教育发展起了太多虚荣的野心和个人利欲熏心的欲望。
那么，仍然存在的能够补偿儿童发展中的错误，并能够促使儿童发展条件改善的可能性是什么呢？答案是学校。但是，精细的调查表明，学校，在其当代形式中，也不适于担任此项任务。今天，很少有教师愿意承认，他能够识别儿童的人性错误并在现有的学校条件下纠正它们。他的任伤只是向儿童零售一定的课程，从来不敢关心他所面对的人性要素。而每个班里有太多的儿童又愈加影响了他任务的完成。就没有任何别的机构能够消除家庭教育的缺陷吗？有人可能会建议，生活是这种机构。但是，生活也有它特殊的界限。生活本身是不适合于去改变人的，尽管它有时看起来是如此。人的虚荣和野心将不允许这一点。不管一个人犯了多少错误，他都只会去责备他人，或是感到处于他的情形下，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发现，很少有人会硬用自己的头颅去碰生活的墙壁，也很少有已经承认错误的人会将这些错误遗忘。在前一章里我们对经验误用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生活本身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活涉及的是人类已经完成的产品，而人类，那已经有着他们自己清晰目标的人类，都为权力而努力。恰恰相反，生活是所有一切中最糟糕的教师。生活没有深思熟虑，生活没有向我们示警，生活没有教育我们，生活只是简单地排斥我们，并让我们毁灭。
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惟一能够影响变化的机构还是学校！学校能够行使这个功能，如果它没有误用。迄今为止，总是这样一种情形，掌握学校的个体将学校塑造成实现个人虚荣的和野心勃勃的计划的工具。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叫嚣，旧式的权威应该在学校中重新建立。难道旧式的权威曾经在学校中获得过任何好的结果？一种已经总是发现为有害的权威如何突然变得有价值？当我们已经看到家庭中的权威——在那里，这种情形真正要好得多——只导致一件事，那就是普遍的反抗的时候，为什么学校中的权威会是有益的？任何不是产生于自身而必须依靠强迫来获得承认的权威不是真正的权威。太多的儿童带着这种感觉来到学校：教师只是国家的雇员。把一种权威强加在儿童头上而没有招致心理发展的不幸后果是不可能的。权威必须不再停留在强力上，它必须只建立在社会感上。学校是每个儿童体验精神发展历程的场所。因此，它必须适于健康的精神成长的要求。只有当学校和健康的精神发展的需要相协调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是良好的学校。只有这样的学校才能被我们认为是适于社会生活的学校。
结论
在本书中，我们曾经试图表明：心灵来自于一种遗传性的因素，它的功能既是生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心灵的发展完全受社会影响的制约。一方面，有机体的需要必须得到实现，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要求也必须得到满足。在这种环境中，心灵得到发展，而且，心灵的成长必须依靠这些条件得到阐明。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发展，讨论了感知、回忆、情绪和思维的能力和才能，最后，我们讨论了性格和情感的特征。我们已经阐明：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它们服从于共同生活的法则，另一方面，它们受到个人对权力和优势的追求的影响，这样，它们用一种特殊的、个体的并且是惟一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已经表明：个体的优势目标，根据其在具体的情形中的发展程度，如何受到社会感的改变，并如何派生出了特殊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性格特征绝不是遗传的，而是在各种方式中发展起来的，以至于这样的性格特征是和来自于精神发展源头的镶嵌式模式相符合的，同时，这样的性格特征也导致一致的对常常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存在于个体心中的目标的追求。
许多这些对了解人类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指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讨论，而别的则被忽视了。我们已经阐明：根据个体对权力的追求，肯定有一定程度的野心和虚荣出现在每个人身上。在这种表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个体对权力的追求及其活动方式。我们也已经阐明：野心和虚荣的过分发展如何阻碍了个体井然有序的发展。社会感的发展因此受到了妨碍或是变得不可能。由于这两个特征干扰性的影响，社会感的成长不仅受到抑制，而且渴求权力的个体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
这种精神发展的法则在我们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任何希望有意识和公开地安排自己命运、而不愿意使自己成为阴暗和秘密倾向的牺牲品的人最重要的指示物。这些研究是人性科学的试验，人性科学是在另外的场合不能学到或培养成的科学。了解人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人性科学的研究，是人类心灵中最重要的活动。
(一)两性差异和劳动分工
从先前的考察中我们已知道，有两种大的倾向支配着所有的精神现象。这两种倾向，包括社会感和个体对权力以及支配权的奋争，影响着每个人的活动，影响着每个人奋力争取安全感的态度以及对人生三大挑战——爱情、工作和社会的态度。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的灵魂，那么在判断精神现象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研究两个因素的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人们大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逻辑，并因此决定着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服从由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的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所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每个人在某时或某地都必须完成他的定额量。不完成定额量的人或否认社会生活价值的人，就成了一个反社会的存在并放弃了他在人类中的同伴关系。这种情形的简单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己主义、恶作剧、自我中心和讨厌鬼。较为复杂的例子是我们所看到的怪僻的人、流浪汉以及犯人。公众对这些性格特征的谴责来自于对其本源的理解，来自于对其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不能协调的一种直觉。因此任何人的价值，是由他对其同伴的态度决定的，也是由他参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的程度决定的。他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肯定会使自己对于他人变得重要，会使他成为维系社会的巨大链条中的一玩。这一链条决不可能被搅乱，除非我们扰乱了人类社会。一个人的能力决定其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中的位置。许多的迷惑笼罩了这个简单的真理，因为对权力的奋争以及对支配权的渴望已把错误的价值观引到正常的劳动分工中来了。这种对支配权的奋争已经扰乱并且阻挠了整个生产，并给了我们一个对人类价值判断的错误基础。
由于人们拒绝使自己适应他们必须适应的位置，因而扰乱了劳动分工。此外，个体错误的野心和权力欲已经妨碍了社会生活以及为了自我利益的社会工作。同样地，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差异已经引起了纠纷。通过把一些较好的位置专门留给某些阶级的个体，即那些更有权力的人，而把其他阶级的个体排除在外——个人权力和经济利益已经影响了劳动分工。对社会结构中这许多因素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劳动分工从来不能顺利进行。这种不断扰乱劳动分工的力量，产生了一些人的特权和另一些人的被奴役。
人类的两性差异决定着另一种劳动分工。由于身体素质的不同，女人被排除在一些活动之外；而另一方面，某些劳动又没被分配给男人，因为男人可以更好地做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分工应该根据一个不带偏见的标准来制定，而且所有为了妇女解放的运动只要在冲突的白热阶段没有越过可推想而知的地步，就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的逻辑。劳动分工决不是要剥夺女人的女性气质，或扰乱男女间的自然关系。每个人都想获得那些最适合自己的劳动机会。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劳动分工逐渐成形，女人接管了这个世界某一部分的工作(在其他情形中，也可能是男人)，作为交换，男人占据了能使自己的能力发挥更大作用的位置。只要工作能力没有使用不当，只要体力和脑力没有最终转向不良的结果，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劳动分工没有意义。
(二)男性在现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文化朝个人权力方向发展的结果，尤其通过那些希望获得特权的社会个体和社会阶级的努力，劳动分工已经流入了独特的航道，影响了我们的整个文明。作为结果，男性在当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强调。劳动分工使得男性这个拥有特权的群体在某些利益上得到了保证，而这也是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支配女性的结果。这样，拥有支配权的男性获得了种种利益，他们安排着女性的活动，目的是使更为愉悦的生活方式总是属于他们，而那些分配给女性的活动，他们能有利地躲过。
目前的情形是，男人一直不断地努力要支配女人，而女人也相应地不满于男人的支配权。由于两性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因而很容易想象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精神的不和谐以及严重的心神不安，会对双方都造成异常的痛苦。
我们所有的制度、我们的传统态度、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道德以及我们的习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享有特权的男性为了男性支配地位的荣耀，决定和维持着它们。这些惯例已经延伸到了托儿所，对儿童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儿童并不需要对这些关系有太多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情感生活受着这些关系的很大影响。这些态度很容易觉察到，比如，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对要求他穿上女孩衣服的反应是大发脾气。一旦让儿童对权力的渴望达到某一程度，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作为一个男人的特权表现出了偏爱，他认识到男人的特权会保证他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我们在前文已提到过，当今家庭教育对权力的象征的通常是父亲。父亲神秘地来来去去比起母亲一直在身边的存在，更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儿童很快就认识到了父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而且注意到父亲如何调整家庭的步伐，如何安排家中的一切以及如何在任何场合以家长的身份出现。他还看到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服从父亲的命令，他的母亲总是征询父亲的意见。从各个角度看，父亲似乎都是强大有力的。有的儿童将父亲当作标准，以至于他们坚信父亲所说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时，他们总说他们的父亲曾这样说过。即使在那些父亲的影响并不明显的情形中，儿童也会有父亲支配一切的思想，因为家庭的整个担子似乎都落在父亲肩上。而事实上，正是劳动分工使父亲在家庭中能更好地发挥力量。
就男性支配权起源的历史来说，我们必须使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现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无数的法律合法地保证男人的这种支配权就表现了这一点。它也表明在男性的支配权没有得到法律强制执行之前，必然还存在过男性的特权不那么确定的时期。历史证明这种时期在母系氏族时确实存在过，那时是母亲，是女人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对儿童而言。在那时，氏族中的每个男人都责无旁贷地尊重母亲的荣耀的地位。某些习俗和习语仍然带着这种古老制度的色彩。比如，将陌生男人介绍给儿童时，都将他们称呼为“叔叔”或“堂兄”。从母系氏族到男性支配一切的转换，一定经历过一场恶战。相信自己的特权和优势是由自然决定的男人会惊奇地发现，男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些优势，而必须是通过斗争得到的。男人胜利的同时就是女人的服从，这一点在法律的建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律提供了这个漫长的征服过程的证据。
男性占支配地位并非天生，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原始部落不断打仗的结果。在持续不断的征战过程中，作为斗士的男人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最后他会用他新获得的这种优势在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达到自己的目的。与这种发展同时并进的是财产生继承权的建立，它们构成了男性占据支配地位的基础，男性成了财产的占有者和财产的所有者。
然而，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无需阅读书籍就能知道这点。尽管他对这些考古学资料一无所知，但他能感觉到男性是家庭中的享有特权的成员。即使具有相当洞察力的父母有意忽略这些从古老年代继承下来的特权，偏向于更大的平等，儿童还是有这种感觉炮们很难使儿童清楚地明白，承担家力责任的母亲是和父亲同等重要的。
人生伊始，小男孩就已亲眼看到了男性占优势地位的特权。想一想，这一切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从诞生之日开始，男孩就比女孩受到人们更大的欢迎。父母更喜欢生男孩是众所周知的、经常发生的情形。作为酷似父亲的男性，男孩会时刻感觉到自己享有特权和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旁人随意对他说的话或者他偶尔听到的话，时常召唤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男性角色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男性的支配地位也在雇佣女仆干家庭粗活这一习俗上给他留下印象，最终强化他对如下事实的感觉：他环境中的女人并不确信自己与男人平等。在结婚前，所有女人都应对其未婚夫提出下面这个重要的问题：“你对男性占有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支配一切持什么态度？”这个问题通常从来没能得到过回答。我们发现一些女人表现出对平等的奋力追求，另一些女人则表现出对平等的不同程度的放弃。相反，我们看到父亲从童年时代起就坚信：作为一个男人，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从而，他只会对那些有利于男性持权的生活和社会的挑战作出反应。
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一切情形都被儿童经历过了。他从中得到的是许多关于女人本性的形象，其中的大部分女人都扮演着一个可悲的角色。由此，男孩的发展具有了一种鲜明的男性色彩。在他奋力追求权力时，他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完全是具有男性性质和男性态度的。从这些权力关系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男性美德，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它的起源。某些性格特征被认为是男性的性格特征，另一些则被认为是女性的性格特征，尽管没有任何根据证明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如果比较一下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状态，我们似乎找到了支持这种分类的证据。但事实上我们不是在论述自然现象，而是在描述那些已经被引导到一个特定渠道的表现：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由于特定的权力概念受到局限。这些权力概念带着强迫的力量，指示他们去寻求发展的位置。区分“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种相异的性格特征是毫无理由的。我们将看到，这两种性格特征都怎样可以被用来完成对权力的奋力追求。换言之，具有诸如顺从和逆来顺受等所谓“女性”特征的人也能表现其权力。一个顺从的儿童享有的好处有时能使他较一个不顺从的儿童更为引人注目，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虽然两者都奋力追求权力。由于对权力的追求常以最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我们对精神生活的洞察经常会变得更为困难。
当男孩渐渐长大，他的男性身份成了一种重要的职责。他的雄心，他对权力和出人头地的渴求，会不容置疑地与成为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的职责联系和等同起来。因为对许多渴求权力的男孩来说，仅仅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显示出他们是男人的证据，由此他们必须享有特权。为了实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通过努力力求胜过他人，出类拔萃来测度自己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尽一切可能通过在女性的环境里横行霸道来展示自己的男性特征。根据他们所遇到的抵抗程度，这些男孩要么用顽固和粗野的反抗行为，要么用诡计和狡诈，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既然每个人都根据享有特权的男性的标准受到衡量，那么毫不奇怪，人们总会将此标准放在一个男孩面前。最后，他也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观察和询问自己的活动是否有足够的“男子气概”，是否成了“完全的男人”。我们所认为的“男子气概”在今天已成了一种共识。事实上就是某种纯粹自私自利的东西，某种满足自恋的东西，凭借表面上看似“积极”的性格特征，诸如勇气、力量、职责、赢得所有的胜利(尤其是对女人的胜利)，获得交往、荣誉、头衔、使自己变得冷酷以对抗所谓“女性”倾向的渴望等等，而给人以优越于他人或支配他人的感觉。为了获得个人的优势，人们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战斗，因为获得支配地位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美德。
这样，每个男孩都会形成他从成年男人身上，尤其是从他父亲身上见到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在我们社会的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上，看到这种被人为滋养的关于地位显赫的妄想的后果。从很早开始，男孩就受到激励，去为自己获得权力和特权。这就是所谓的“男子气概”。这种气概在坏的情形下会堕落成众所周知的粗鲁和野蛮的表现。
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为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种种好处将非具有诱惑力。因而，当我们看到许多女孩坚持把“有男子气的理想”当作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或当作判断他们行为的标准，就不必惊奇了。这种理想可以表现为言行举止的一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每个女人都想成为男人！我们发现为这类想成为男人的女孩尤其具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愿望，她们想在更适于男孩(由于男孩的体格与女孩不同)的游戏和活动中引人注目。他们爬树、更愿意和男孩一块玩、逃避一切令人羞耻的“女人气”的活动，她们只有男性的活动中得到满足。当我们明白对优越感的奋力追求更多地与事物的象征而不是与生活的活动有关，我们就能理解这些偏爱男子气概的现象了。
(三)女人所谓的低劣
男人习惯于通过断言自己的位置是天生的，自己的支配地位是女人的低劣造成的来为自己支配地位的合理性找到理由。女人低劣这个概念传播的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似首成了所有民族的共同财产了。与这种偏见相联系的是男人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起源于反对母系氏族的战争年代，那时女人是男人真实焦虑的根源。我们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时常见到这类表述。一位拉丁作家写过“女人使男人困惑迷茫”。在神学会诊书卷中，女人是否有灵魂是经常被争辩的问题。而关于女人是否确实是人的问题也在其中的学术性论文中得到讨论。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女巫的迫害和焚烧，就是这些错误的一个令人遗憾的见证。在那被人遗忘的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和困惑。
女人常被认为是罪恶之源，这在《圣经》的原罪概念或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海伦的故事表明，一个女人能使整个民族陷入不幸。所有时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都包含着对女人道德水平低下以及她的邪恶、她的虚情假义、她的变节、她的三心二意的描述。“女人般的愚蠢”甚至在法律诉讼中当作辩论词使用。与这些偏见相一致的是对女人的才能、勤奋和能力的贬低。在所有文学和所有民族中的比喻、趣闻轶事、警句和笑话中都充满了对于女人贬低的评论。女人被指责为心怀恶意、心胸狭窄和愚蠢乏味等等。
为了证明女人低劣，这些证言有时候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尖刻，一些男性像斯特林堡、莫比乌斯、叔本华和魏宁格就教持这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得以不断壮大。她们是女人必须谦恭柔顺的拥护者。对女人和女人的劳动贬低，进一步通过女人的报酬比男人要低，而男人和女人的工作却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一事实表现出来。
对智力和天资测验的结果作一番比较后，我们确实发现，在一些特定的科目，比如数学，男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天份。而在另一些诸如语言这样的科目上，女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天份。男孩子确实在那些能够训练他们从事其男性职业的学科中表现出了更大的天份，但这更大的天分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对女孩子的情形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关于女人能力较差的说法显然是无中生有。
女孩子每天都会听到女孩不如男孩有才能，只适合做一些不重要的事之类的议论。因此毫不奇怪，女孩会渐渐坚信女人不可改变的悲苦命运，并由于在童年时代缺乏训练的原因，迟早会真地相信自己的无能。这样，她会变得灰心丧气。如果“男性”的职业出现在她面前，她对待这一机会时就会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结论，即她将不会对这职业有足够的兴趣。即使他具有这样的兴趣，她也会立刻失去兴趣，从而她等于放弃了外在和内在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女人无能的证明似首是令人信服的。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对一个人的价值常常从纯粹事业的观点来判断或根据片面的纯粹自私的依据来判断，因而就使这一错误变得更为严重。带着这种偏见，我们几乎无法期望去理解人的表现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与精神的发展一致。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关于女人低能的谬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女孩一来到这个世界，耳朵里就被灌进了这种对女性的偏见，这种偏见是要剥夺她对自我价值的信仰，粉碎她的自信心，并破坏她做点值得一做的事情的希望。如果这种偏见不断得到强化，如果一个女孩不断地看到女人是如何在扮演卑躬屈膝的角色，那么不难理解，她将会失去勇气，不能面对自己的责任，不能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这样她真的变成无用和无能的人！然而，如果我们在对待一个人时，摧毁就他与社会关系而言的自尊，使他放弃成就任何事情的希望，打击他的勇气，然后我们发现他确实不会有出息，那么我们不敢坚持说自己是对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正是我们导致了他的一切痛苦！
在我们的文明中，女孩很容易丧失勇气和自信。但实际上，某些智力测验证明过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一组参加测验的女孩。年龄从14-18岁，她们表现出的天分和才能比另外几组参加测验的人(包括男孩)都要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女孩都来自这样的家庭：她们的母亲要么是家中惟一养家糊口的人，要么至少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负担。这意味着这些女孩处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关于女人不如男人能干的偏见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小。她们能够亲眼见到母亲的勤劳是如何得到回报的，从而她们得到了更为自由和更为独立的发展，与女人低能的信念联系紧密的阻力完全没有影响到她们。
进一步反驳这一偏见的证据是，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在许多领域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工艺和医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完全可与男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就相媲美。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男人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能力低下，以至于我们能轻易找到同样多的证据(当然是牵强的)，来证明男人是低劣的性别。
关于女人低劣的偏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根据一种图式对各种观念进行清晰的划分和归类，从而“男性”就代表着有真实价值的、有力的、成功的和有才能的，而“女性”就等同于顺从，插躬屈膝和附属于他人。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文明中一切值得赞美的事都具有了“男性”的色彩，而一切较不具有价值的或实际上卑劣的东西被指定为“女性”的专有。我们都知道，对男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们女性化；而如果我们说一个女孩男性化，却不一定是一种侮辱。从人们语气的重音上，你可以觉察到一切令人联想起女人的事物总显得低下。
通过更为深入地观察我们发现，那些似乎能证明女人低劣的性格特征，其实只是女人被抑制的精神发展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坚持认为，我们定能使每一个儿童变成所谓有“天资”的儿童。但我们却认为，我们总能把一个成人变成“没有天资”的人。所幸的是，我们从未这样做过，但我们却知道其他人在这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女孩比男孩更经常地被这种命运击倒，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我们经常有机会看见那些“没有天资”的儿童突然变得天资超群，因而人们说这是一个奇迹！
(四)逃离女性特征
作为一个男人的明显优势已经在女人的精神发展中引起严重的滋扰，结果是女人几乎普遍不满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女人的精神生活与那些处于被压迫境地而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人有着很相似的运动渠道和运动规则。所谓女人低劣的偏见意味着一种更加恶化的复杂性。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女孩找到了某种补偿，她们会将其归功于自己性格的发展，自己的智力，有时也归功于某种已经获得的特权。这仅仅表明一个错误如何导致其他错误的产生。这些特权免除人的义务、责任，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给人一种处于优势的假象，它在表面上似乎显出在很大程度上尊重女人。这里面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但最终这种理想主义总是由男人来改造，以适合其处于优势的口味。乔治·桑对此有过非常有力的描述，她说：“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一个完美的发明。”
一般地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女人。一种类型我们已经描述过：朝着积极的、“男性”方向发展的女孩。她们精力极其充沛、雄心勃勃、一直为生活中值得追求的东西而奋斗。她们试图要超过自己的兄弟和男同胞们，选择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男人特权的活动。她们通常逃避爱和婚姻关系。如果她们跨入了婚姻，就可能会由于想奋力超越自己的丈夫而破坏婚姻的和谐！她们可能对家务事有着极大的厌恶，可能会直接抱怨自己对家务事的厌恶，也可能会间接地否认自己有做家务的能力，并且不断拿出证据，试图证明自己永远不会具有做家务的能力。
这类女性通过一种“男性”的反应方式，寻求男性态度给她们带来的不幸的补偿。这种关于女性特征的保护态度是她们整个存在的基础。她们被称为“假小子”、“男人气”的女人等等。然而，这种称谓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之上。有许多人认为，在这些女孩身上有种先天的因素，某种“男性”的物质或分泌物导致了她们“男性”的态度。然而，整个文明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压力以及当今女人必须忍受的压制，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它们总会引起反抗。如果这种反抗以我们所谓的“男性”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原因仅仅在于只有两种可能的性别。人们必须在这两种性别中选择一种，要么做一个理想的女人，要么就做一个理想的男人。因此，逃离女性角色只能表现为有“男子气”的，反之亦然。这种事的发生并非某种神秘分泌物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忽略女孩在精神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只要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女人和男人的绝对平等，我们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文明的现实以及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式完全保持一致。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带着与世无争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适应度、顺从和谦恭。表面上看来她们能适应一切地方，在哪儿都能生根，但事实上她们却表现出极度的笨拙和无助，以致最终一事无成！她们可能产生神经症的症状，这能使她们显得更为柔弱，从而帮助她们求得他人的照顾；她们还借此清楚地表明她们所受的训练以及她们生活的错误，是如何经常地倦随着神经性疾病的困扰，从而使她们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她们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不幸的是她们体弱多病，不能令人满意地去迎接生存的挑战。她们一直都不能令周围的人满意。她们的柔顺、她们的谦恭以及她们的自我压抑和她们第一种类型的姊妹一样，建立在相同的反抗基础之上。这种反抗的意思已说得很清楚了：“这是没有任何幸福的生活。”
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女人。她们并不保护自己，并不拒绝扮演女性角色，但却痛苦地意识到她们注定是低劣的存在，注定要在生活中扮演从属于他人的角色。她们完全相信女人的低劣性，正如她们相信只有男人才有责任去做生活中值得一做的事情一样。结果，她们认可了男人的特权地位。这样，她们加入了赞美男性的合唱中，使合唱声更为响亮——高声赞美男人是实干家、成功者，要求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她们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柔弱感，仿佛希望获得承认，并且由此要求得到更多的安慰；但这种态度是一种长期酝酿的反抗的开端。作为报复，她们随便地用一句大意是“只有男人才能做这些事情”的口头禅把婚姻的责任推到丈夫身上。
虽然女人被认为是低劣的，但教育的任务却大部分委派给了她们。现在让我们就这人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来描述这三类女人。这时，我们能更清楚地区分这三类女人。第一类女人，也就是具有“男子气”态度的女人，她们将专横对待儿童，喜欢处罚儿童，从而对儿童施加一种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儿童当然会试图逃避。当这种教育方式生效时，最好的可能的结果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军事训练。儿童通常会认为这样的母亲是非常坏的教育者。她们的高声训斥，她们的极大忙乱，总是没有效果，而且还产生了危险：女孩子将受到怂恿去模仿她们，而男孩子则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想起来就害怕。我们将发现那些在这样的母亲教导下成长的男人，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尽可能地避开女人，仿佛痛苦已植根心中，而且他们对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有信任感。结果是两性间明确的分界和分隔，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异常，尽管一些大谈“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错误比例”的研究者仍然存在着。
另外两类女人作为教育者也同样是无益的。她们可能习惯于怀疑自己的能力，因而儿童很快就能发现她们缺乏自信心，并且发现自己能超过她们。在这种情形下，母亲重新努力，唠叨训斥，并威胁要告父亲。但她求助于一个男性教育者的事实再次暴露了自己自信心的不足，并表明她不相信自己能在教育工作上获得成功。她逃离教育的前线，仿佛她的责任就是要证明她的观点，即只有男人能够从事教育，因而教育离不开男人。这类女人可能逃避所有教育上的努力，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丈夫和保姆。她们毫不后悔这样做，因为她们感到自己不可能获得成功。
对女性角色的不满在一些用所谓“更高层次”的理由逃避生活的女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修女或从事独身职业的女性是恰当的例子。她们已用自己的姿态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无法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许多女孩很早就进入商界，因为与这职业关联的独立性似乎对她们是一种保护，使她们免受必须结婚的威胁。在这里，选择职业的动力仍是对担任女性角色的厌恶。
在婚姻中，我们是否相信女性已经自愿地承担了女性角色了呢？我们知道，婚姻并不必然是女人与她的女性角色保持一致的象征。一位36岁的女人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她来看医生，抱怨自己有各种神经性的疾病。她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是个年纪大的老人，母亲则是一个非常爱支配一切的年轻女人。她的母亲年轻美丽，却嫁给一个老头的事实，使我们猜想在她父母的婚姻中，对女性角色的厌恶一定在起着一些作用。她父母的婚姻结果并不幸福。母亲整天吵吵闹闹地治家，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不管家里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老父亲在任何时刻都陷于困境。这位女儿还提到她的母亲甚至不让自己的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母亲的整个活动在于坚持实施某种她认为有好处的“家庭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家庭的绝对法律。
我们的病人渐渐成长为一个能干的孩子，他父亲非常溺爱她。另一方面她母亲从来没有对她满意过，总是成为她的敌人。后来，她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并且非常喜爱这个弟弟，于是母女关系开始变得无法忍受。小姑娘意识到在父亲那儿，她能得到支持。不管父亲在别的事情上是多么的谦恭和退让，当女儿的利益面临危险时，他会奋起保护。这样，她开始从心里痛恨她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