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也以别一方式而让自谦的人免受刑责；它供给他不能真正地过好生活以及无法完成雄壮目标之所有藉口；虽然如同我们所见，他焦虑地规避野心与胜利，但为求成就与胜利的需要，依旧会产生。他的痛苦让他在心目中藉着──潜意识或意识地──维持超凡成就的可能性，使他得以保全面子，而非让他受苦于神奇的疾病之中。
最后，心理症的痛苦也会惹起用瓦解自己的想法，或潜意识里将这么做的决定来玩弄自己。如此作为的吸引力，无疑在悲痛的时期来得较大，而且是自觉的。更常见的，在这段时期只有反应的恐惧会达于意识之中，譬如精神的、身体的或道德的衰颓之恐惧、或不精进的恐惧、或恐怕太老了而无事可为。这些恐惧表示：一个人较健康的那一部分，希冀能过着完整的生活，且对另一专意瓦解的部分报以恐惧的反应，此种倾向也可潜意识地作用着。个人甚至于还未曾了解到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已遭受到损伤──譬如，他较不能做事，较怕人们，意气较消沉──而直到有一天，当他突然觉察到自己日渐衰颓与使他如此衰颓的原因时，他才能醒悟过来。
在悲痛的时期中，“被毁减”之感对他可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成为逃避一切困难的方法：放弃对爱情的无望奋斗与为满足矛盾的“应该”之激昂企图，而藉着接受失败使自己从自责中解放出来。它也是吸引他经由消极（不抵抗）以求解决的方法。它不像自杀倾向那么积极，此种自杀倾向极少会发生于这个时期。他全然地停止奋斗而听任自毁的力量自然发展。
最后，在残酷世人的攻击下，“瓦解自己”对他而似乎是个终极的胜利，它可能采取“死在攻击者的门阶上”此一形式。然而更常见的，并并非是真正的痛若，而只是意欲羞辱他人，且藉此提出要求而已。它愈陷愈深，因此变得更为危险。其本上，在病人的心目中它代表一种胜利，尽管这可能是潜意识的。当我们在分析中将它揭露时，我们可发现到被那种混乱的部分真实性所掩护着的一切事项，如柔弱与痛苦的荣誉化。痛苦本身变为是高尚的证明，生活在卑鄙的世界中，一个敏于理解的人除了瓦解自己外又能做些什么？他倒底是应该奋斗与维护他自己？或是因而卑屈自己以同流合污？他只能宽恕他人而用殉道者的冠冕荣誉来埋葬自己。
所有“心理症的痛苦”的这些作用，说明了它的固着性与深度，它们（作用）都因整个结构的极度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只有针对此种背景方能了解它们；就治疗的说法而言：在他的整个性格结构中，若无根本的改变，则他绝对不可缺乏它们（痛苦的作用）。
为了了解自谦的解决法，则不可不考虑其全貌；整个人格发展史以及整个他在任何特定时候所进行的过程。当我们简短地对有关此一主题的理论做一研究后，我们可以知道理论的不当，主要是因为他们片面地将焦点集中在某些方面，譬如，片面地重视心灵内或人际间的因素。然而，仅从这些方面的任何一面观察，我们都无法了解其动力变化，除非我们完全了解了人际间的冲突导致了特殊的心灵内之变化此一过程，而心灵内的形象不但依据人生关系的旧有方式而定，且可改变人性关系的方式。它使他们变得更具强迫性与破坏性。
此外，像弗洛伊德与卡尔·梅宁哲的某些理论，都过度注重明显的病态现象，如“受虐狂”的变态，耽溺于罪恶感，或自找的痛苦。他们忽略了与近乎正常者的倾向；的确，战胜人们、亲近别人、生活于平静中等等需要，乃因柔弱与恐惧而决定，因此是不分皂白的，但它们也包含了正常人态度的根源。譬如这种类型的谦逊与他们卑屈自己的能力（姑且承认他的虚伪基础），似乎比攻击、报复类型之炫耀自大还更接近正常者。这些特质仿佛使得自谦的人较其他心理症患者更像“正常人”，此地我并不谈及他的防卫，正象刚刚提到的倾向，起始于他与自我的脱离，而引发更进一步的病理发展。我只想说明，如果不了解他们乃是整个解决法的内在部分，则必定会导致整个过程的错误解析。
最后，有些学理过度偏重于心理症的痛苦上──这真的是主要问题──但却将痛苦与所有背景割离了。这必定会导致施于战略设计的不当压力，因此，阿德勒视痛苦为引人注意、逃避责任与获取不正直的优越之工具。狄奥得尔·赖克【】将坦率的痛苦强调为取得爱情与表现报复的手段；法兰兹·亚历山大强调痛苦具有移除罪恶感的作用。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根植于实际的观察，不过，因为未曾深入整个人格结构中，所以才会得到像一般为大家所相信的但却仍大有商榷的看法，以为自谦的类型纯粹在于想要受苦，或者只在悲痛时，才会觉得快乐。
能了解整个病况过程，不只对于理论的理解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分析者对待此种病人的态度也是重要的。由于他们隐伏的需求，以及他们那种“欺诈心理”的标记，他们极易表现出愤恨的态度，但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同情的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