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疗法在于协助病人寻回自我，而能将建设性的精力贯注于“实现自我”，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使病人认识自己的实况与有限性，因而体认出“了解自己”乃是生活过程的重心……。
虽然心理症会产生急性的障碍，或者有时可能会看来依旧相当的平静，但是它的性质既非是急性的也不是静止的情况。它是一种凭藉本身的动力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凭着自己那种残酷的逻辑，以渐次侵犯整个人格构造的过程。它是一种产生冲突的过程，也是一种为求解决冲突的需要。然而，个人所找寻的解决法只是人为的解决法而已，所以势必又会产生新的冲突，接着又需要找寻能让他生活得相当顺利的新解决法。因此，它也是一种区策他更远离真我且危害及他人格发展的过程。
我们必须洞悉卷入心理症后的严重性，以避免那种不该有的乐观，而迅即加以预防，以期容易治愈。事实上，“治愈”只是指症状的减除，就像恐惧、失眠（原因很多）的除去。然而我们并不能“治愈”个人发展所采取的错误过程。此地我们无法讨论精神分析的“目标”的各种方法。无疑地，对任一位分析者而言，各种目标乃是依据他个人的信念，研究过心理症的重点后所演化而来的。譬如，只要我们相信人际关系上的障碍是心理症的主因，在治疗中就可将我们的目标置于帮助病人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之上。了解心灵内过程的性质与重要性后，我们现在就可更概括地将此种“目标”作有系统地陈述。我们希望帮助病人找到他自己，经由这种可能性朝往“实现自我”而努力。虽然建立良好人性关系的能力是实现自我的核心，但它也包含了他的创作天赋与自我负责。分析家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会议里，都须紧记着他分析工作的目标，因为此一目标决定了该做的工作，以及工作进行时的心境。
为了能约略地估计治疗过程中所将遇到的困难有多大，我们必须考虑病人此种估计所涉及到的一切。简言之，他必须克服一切足以阻碍他人格发展的需要、驱力或态度；除非他开始放弃对自己的错觉以及他幻想的目标，他才有机会发觉出自己的真正潜能，进而发展它们。只当他舍弃错误的自责时，他才能发觉他的真实情感、愿望、信仰与理想；只当他能面对既存的冲突时，他的人格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统合”。
虽然这种说法乃是绝对正确的，而且分析者也甚明了，但病人并不这么觉得。他确信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解决法──是正确的，而且只要循这种方式，他就能找到和平与满足。他的自负带给他内心的坚忍与价值，若无他的“应该”，他的生活将变得杂乱无章等等。客观的第三者将会很容易地指出这些价值实在都是虑伪的，但只要病人觉得这些价值乃是他唯一所拥有的，他就势必要依附他们。
此外，病人必定会紧握住他的主观价值，因为如不这么做，必将会危害他的整个精神生活。他为求解决内在冲突的方法，简言之，其特征为“征服或胜利”，“爱”或“自由”；对他们而言这些不只是正确的、聪明的与良好的方法，而且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它们带给他“统一感”；而对冲突将会带给他一种被分割的可怕景像。他的自负不只带给他价值与意义的感觉，而且得以保卫他抵抗被诱陷于自恨与自卑的恐怖险境中。
病人在分析中用以抗拒了解冲突或自恨的手段，依个人的整个人格的构造而异，而此种考验对他乃是有效的。夸张的类型会避而不愿了解他所具有的恐惧、无助感、需要爱怜、喜爱、帮助或同情。自谦的类型则极其焦切地将目光转离自负而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退却型的人，会装出一种有礼的惰性或不感兴趣的模样，以免又引发起自己的冲突来。在所有的病人中，逃避冲突具有双重的构造：他们不让冲突的倾向涌至外表，以及他们不去洞察冲突的倾向。有些人试图以理性的思考或间隔化以避免去理解冲突，另外又有一些人，则防卫得较为扩散，此种防卫以潜意识里不愿清晰地思考的方式，或以紧握一种潜意识的讥讽见解（犬儒主义，带有否定价值的意味）的方式而表现出来。在这些情况下，混乱的思考与怀疑（人生价值或别人的善意）的态度会使得冲突的问题更为迷惑不解，因此他们根本就无法发觉到那些冲突。
病人竭力逃避对于自恨或自卑的体验，其主要问题乃在于避免去了解那些有所未满足的“应该”。因此，在分析中，他必定还击，以避免洞悉那些就他“内心的指使”而言乃是不可原谅的罪行──缺点。因此任何有关这些缺点的暗示，他都会觉得是一种恶意的谴责，而迫使他采取自卫行为。不管在他的防护中他是好战的或是平静的，其效果都相同；它防止他适度地去查明真相。
所有病人用以保护他的主观价值与避免危险──或是焦虑与恐惧的主观感觉──的迫切需要，正说明了他之不顾自觉的善意而无法与分析家密切合作，这也说明了他之所以需要采取自卫的缘故。
到目前为止，他的自卫态度其目的乃在于“维持现状”【这乃是“阻抗作用”的定义，我在《自我分析》中，第十章阻抗作用的处理中即已提过】，在分析过程中这是最显著的特征。譬如分析退却型的病人时，在分析进行的初期，病人需要完全地保存他的孤立（与人脱离关系）与“自由”，以及他那不希求、不战斗的政策，这些完全决定了他对分析的反应态度。然而，就夸张型与自谦型的人而言，特别是在分析的初期，还另外存有一些阻碍分析进行的因素。就像他们在生活中亟欲追求绝对的胜利、征服或爱的积极目标一样，在分析中他们同样会外求以达到这些目标。分析应该要除去一切的障碍物──他们为求澈底的胜利或永不战败，神奇的意志力，无可抗拒的惑力，神圣不可冒犯……等等障碍。因此它不单是病人自卫的问题，而是病人与分析者之间的积极对立问题。虽然两人都会谈及演进、成长与发展，但他们的所言完全意指着不同的事物。分析者注意的是真我的发展，而病人却只能思索着如何完成自己“理想化的自我”。
所有这些阻碍力，也会影响病人欲寻求得到精神分析之动机。人们希望被分析，是因为存有某些障碍，例如恐惧、忧郁、头痛、工作方面的限制、性的困扰、各方面的反覆失败。他们来接受分析，乃因为他们无法克服某些痛苦的生活情势，如太太或先生的不贞或欲离家出走。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的发展，正遭受到障碍而来求分析治疗的。所有的这些障碍似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可考虑作一次分析，但并不一定要做更深入的检查。基于刚刚提到的理由，我们最好要问：谁受扰乱了？是病人本身──因他真正地希冀幸福或成长──或是他的自负呢？
的确，我们无法过于明确地对此做一区别，但我们必须了解，自负在制造某些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事实方面，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譬如，“怕车道”对一个人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它伤害了他“欲战胜一切”的自负。“被丈夫遗弃”这事若使得她那种为求公平相待的心理症要求遭受到挫折，则它便会带来极度的不幸。（她会觉得“我是一个这么贤慧的妻子，因此我有权享受他终生的忠诚”）通常不会烦扰一般人的“性问题”，对于那些自认为“极其正常”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不堪忍受的。个人的发展受到阻碍可能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要求不劳而获的优越”似乎已无望了。自负也可能表现于下面的事实中，譬如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些伤害自负的小烦扰──忸怩羞愧、害怕演说、双手颤抖──而找医师帮忙，反而有些更具障碍性的大烦扰却会轻易地忍过去了，但事实上，在他被用以分析的解决法中，这些大烦扰也只担当了微不足道的角色。
另一方面，自负可能会阻止人们请教分析家──这些人都是需要帮助而且能帮得上忙的。但他们那种“自足”与“独立”的自负，却会认为祈求任何帮助乃是耻辱之事，这是不该有的“纵容或沉溺”；他们应该能自己克服烦扰或障碍，或者，甚至他们那种“战胜自我”的自负，都不允许他们具有任何心理症的烦恼。充其量，只有在为了讨论朋友或亲戚的心理症时，他们才会来请教分析者，所以在此种情况下，分析者必须留意各种可能性──他们将会间接地藉此谈及自己的困难。因此，自负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困难无法作真实的估计，而致不去找寻分析者帮忙。当然，并非每种特殊的自负都禁止他们去考虑接受分析，在内在冲突的解决法中，任何因素都可能会抑制了他去寻求分析之动机；譬如，退却的倾向可能大得让他们宁愿安于他们的烦扰或障碍中。或者，他们的自谦倾向可能会禁止他们不可“自私地”为自己谋利。
阻碍力在病人自己对分析所怀抱的期望中也会发生作用──当我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我已提过这一点。再重述一遍，他一方面期待分析应该毫不改变他的心理构造，而又能除去他的障碍（烦恼）因素，另一方面，分析应该能实现他的“理想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只关系着分析的目标，而且也与达成目标的方法有关。他很少会对分析工作做适度的评价，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非常之多。当然任何人都难以赞赏分析工作，他们只会从阅读方面或偶而尝试要分析人或自己时，才会懂得分析的意义。但，就像任何其他新工作一样，只要他的自负尚未干扰他，病人必会及时学习有关的事项。夸张型的人抵估自己处境的困难，同时也高估他克服困难的能力，且认为凭他的头脑以及他那至高无上的意志力，应该能够迅即解决他的困难。退却型的人，因本身的惰性与缺乏动机而变得麻痹无力，他并不期望分析家赋予他神奇的线索，却会很有耐性地等着，他喜欢当个有兴趣的旁观者。当病人自谦的元素愈占优势时，只因为他的处境极苦且亟欲祈求帮助，所以，他愈会期待分析者挥动魔杖拯救。所有的这些信念与希望，当然都是隐藏在合理的期待层底下的。
此种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病人是期待分析者，或是他自己能利用魔力以获得所想要的结果，他自己那种振奋工作所需的精力动机必已遭受到损伤了，分析也因而变为是种相当神秘而难解的过程。不消说，合理化的解释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未触及内在的需要──这些决定了隐藏在“解释”背后的“应该”与要求。只要这些倾向产生话，病人是很希望能接受短期治疗的。但病人会过于忽略了这些治疗结果的发表只是有关症状的改变而已，他们会深深地迷惑着，误以为达到正常与完美乃是一蹴可即的。
这些阻碍力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现的形式变化多端，虽然为了能迅速了解病情，认识这些形式对分析者而言乃是必备的，但我将只提到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同时我不打算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以讨论他们，因为此地我们的兴趣并非在于分析的技巧，而是应该要了解治疗过程中的要素为何。
病人或许会变为喜好争吵、爱好讽刺、太具攻击心；表面上他可能很有礼貌地装出顺从的样子，而以此作为遮身的屏障；他可能表现得回避而令人无法捉摸，抛开主题，或忘掉主题；他可能马马虎虎，不假思索地谈论主题，仿佛此一主题根本与他自己毫不相干似的；他可能会发出自恨或自卑的咒语，藉此提醒分析者别再继续进行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在直接分析病人的问题时可以会发生，或者也可能会发生于分析者与病人的关系上。跟其他的人性关系相较，“分析的关系”在某方面对病人而言，乃是较为简易的。分析者对他的反应态度变化较少，因为他专心在理解病人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此种关系较为困难，因为病人的冲突与焦虑会因之油然而生。不过它仍是一种人性关系，同时病人与别人之间所发生的困难，在分析的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在此只提出一些显著的情形：他之强迫性地需要胜利、情爱或自由，大大地决定了关系的进展，而且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强制变得过敏。因为他的自负在进行的过程里势必要因此而受损害，所以他极易感到受屈辱。由于他的期望与要求，在分析中他常会觉得被挫折以及被虐待或被辱骂了；当分析者引发他自责与自卑的感受时，他会觉得宛若被控告及被轻视似的；或者，如果他正处于自毁的激怒的震击之下，他很快就会转而辱骂或虐待分析者了。
最后，病人常会高估分析者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眼中，他不只是一个凭藉训练自知以帮助他们的人。不管他们如何地通达世故，私底下他们还是将他奉为是术士，他对喜恶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而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家具有伤害他们、压服他们的自负，唤起他们自卑的能力，但也具有神效的医疗能力；简言之，他是个术士，具有推他们下地狱及提他们上天堂的能力。
由许多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坚定这些防御的意义。当我们分析病人时，对于这些防卫在分析过程中所具有的阻碍力，我们的印象会特别来得深刻，他们让病人难以──有时不可能──反省自己，了解自己以及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就像弗洛伊德所发觉而提到的“阻抗作用”──他们也是导向我们问题的指标。当我们渐渐了解病人所需保护或提高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逃避的危险何在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些发生于他们身上的重大力量了。
此外，虽然病人的“防卫”态度导致了治疗上的多重混乱，以及──直言之──分析家有时也希望此种防卫行为会减少，但分析过程中，具有此种防卫态度远比没有时更不具危险性。虽然分析者竭力避免做过早的解释，但因为他缺乏上帝的全能力量，所以他无法阻止这项事实的发生──有时病人会产生比他所能解决的更为恼人的因素。分析者自认为自己的谈论对于病人是毫无弊害的，但病人却会以焦虑不安的方式去解释它。或者，甚至于分析者并无此种谈论或说明，病人也曾经由联想与梦境，而展开那种令人惊讶但却丝毫无益的回想或展望。因此，不管防卫在效用上是多么地具阻碍性，他们（防卫）仍需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他们是直觉自卫过程的一种表现，系因自负系统所创造出的那种危险的内在情势所致。
在分析治疗中所引起的任何焦虑，通常对病人而言都是危险的，因为病人易于将它认为是不全或损伤的征兆。但偶而也会不是这样的。“焦虑”的重要性只能就出现的前后关连而予以评价，它只能是意味着，病人已比某时候他所能忍受的更能去面对他的冲突或自负；在那种情况下，他惯常用以缓和焦虑的方法通常可以帮他去应付它。似乎是原本敞开着的通路在此又再度关闭了，他无法从感受或体验中获益。另一方面，急切的焦虑也具有明显而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能表示，现在病人已觉得有足够的力量，更能镇定地去冒险以面对他的问题。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是种古老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屡次地被提倡。就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观点而言，它乃是经由自知而获得再定向之道。它的新颖与特别处，主要在于获得自知的方法之不同，而这都要归功于弗洛伊德的才华。分析家帮助病人了解所有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阻碍性的或建设性的；他帮助他对抗前者而引动后者。虽然阻碍力的破坏作用与建设力的诱导作用都是同样发生的，但我们将分别讨论他们。
当我对本书所提的各主题作一连串的讲演时，有一次在我讲完第九次讲演而将谈及治疗之时，大家提出了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所提过的一切都是有关治疗的。所有精神方面可能涉及到的知识，可以使每个人有机会找出自己的困难所在。此地我同样地要问，病人必须要知道什么才能铲除他的自负系统，以及除去由此所衍生的一切附带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必须晓得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他对荣誉的探求，他的要求，他的冲突，他个人的特别解决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在他的人性关系方面，与创作力方面所具有的影响为如何。
此外，病人不可只知道这个个别因素，而且也应该知道其间的关系与其相互间的作用。这方面最重要的，则是他应了解自恨乃是自负所不可脱离的伙伴，他不可能只具有其中一种，而缺乏了另一种。必须就整个人格构造来了解每一存在的单一因素，譬如，他必须了解他的“应该”乃因他自负的种类而定，“应该”之无法满足或达成，必会引发他的自责，于是这些自些自责依次地又说明了何以他需要保卫自己以免于遭受自责的猛攻。
了解所有的这些因素，并非指懂得这些因素的死知识，而是意指要澈底地去认识他们。马克慕雷说过：“专心于单一目标，而对相关的人漠不关心，这些都是“死知识”的特征，这通常称之为“客观性”或“对象性”，实际上它只是非人格的……。死知识终归是有关某事物的消息或知识，而不是去认识或了解那些事物。科学无法教你了解“你的”狗，而只能教你狗的一般性何在而已。你只能从它生病时，你照顾它、教它如何在屋子周围活动、以及跟它玩球之中，而了解它。当然，你可以运用科学所给你的有关狗的一般性，而更了解你的狗，但这已是另一件事了。科学所注重的是一般性，多少都是指一般事物的普遍特征，而不注重个别的或特别的事物。而任何真实的事物永远都必定会是个别的、特殊的。在某些奇特方面，对于事物的了解或认知，乃视我们个人对他们的兴趣而定。”【取自约翰·马克慕雷所著《理性与情感》】
此种对自我的认识，包含了两件事。第一、病人只大略了解他具有太多错误的自负，或他自己对于批评与失败过于敏感，或他有责备自己的倾向，或他具有许多冲突而已，但这仍是无所助益的。有价值的，乃在于他能了解这些因素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特殊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他个人（特别的）生活中──过去的与目前的──具体而详实地表现出来。譬如大体上知道“应该”，或甚至于知道“应该”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一般事实，对于病人而言乃是一种裨益的，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他必须澈底认出“应该”的特殊内容，使这些“应该”变为必需之特殊因素，以及“应该”对于他个人特殊生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然而，强调“特别”与“特殊”乃是必需的，因为基于许多理由（他之脱离自我，他之需要掩饰不自觉的伪装），病人有变为迟疑混钝、或非人格的倾向。
此外，“认识他自己”不可只停留于“智慧上的认识”，虽然它可能会由此方式而开始，但后来必须变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其实这两项因素必会相混合，因为大体上没有人能够普遍地体验出“自负”；他只能从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体会出他个人的自负。【在心理分析史上，最初，“智慧的认识”似乎是种有效的治疗剂。那时它意味着孩提时代记忆的涌现。由下面的预测可得知当时是如何地高估智慧的胜利：只要认识某些倾向的无理性即足以解决问题。后来，又转变而趋向另一极端：一项因素的情感体验变为最重要，而且在各方面都已受到注重。事实上此种论调的转变，乃是大部分分析的进步特征。每个人似乎都需独力再发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
于是他不只要考虑作用于他自己的力量，而且要感觉出这些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纯智慧的“了解”就字的严格意义而言，一点也不包含了解【根据韦伯斯特(Webster)的说法，“了解乃是变为真实之行为或过程”】──“觉察”、“实现”或“获得”的意思：纯智慧的了解对他而言尚未成为真实，它尚未变为他个人的所有物，它尚未在他身上定根。他特别用智慧所观照出来的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就像一面不能吸收光线而只能反射光线的镜子一样，他可将这些“见识”应用于别人，而不用到自己身上，或者，智慧上的自负在许多方面可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掌握住一切：他可能因觉得创造了一项别人所逃脱或规避的发明，或发现而自傲；他开始操纵这项特殊的问题，改变且扭曲它，以致于他的报复、或他的被辱骂感，立即成为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或者，最后单单他的智力可能已让他足以去排除问题（万难）：“知道”即“解决”。
此外，只当我们体验出那些潜意识或半意识的感觉，所具有的“不合理”之震撼力时，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发生于我们心中那些不自觉的力量的强度与强迫性。病人可能会承认他对单恋的失望，事实上，可能是因为他不可被抗拒的自负，或占有对象的身体与心灵的自负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一种被屈辱感。但这仍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屈辱，以及进一步感觉到他的自负支配了他才行。只模糊地知道就当时情势而言“他的愤怒与自责可能比应有的表现更过分”也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愤怒的完全震击力，或自责的深度。于是某些潜意识的过程（以及它的无理性）所产生的威力，才会迫在眼前，对他而言才会变得明显可见。唯有如此，他才会具有想再找寻出更多有关自己事情的动机。
感觉出原原本本的情感，以及努力去体验那些还只是知道，而尚未感觉到的情感或驱力也是重要的。譬如，再重举以前举过的例子，有位女士当她无法爬到山顶上时，也连看到狗都会害怕──她已完完全全地感觉到恐惧本身所具有的强度。她澈底地了解并感觉出，恐惧乃是源自于自卑，因此这才能帮她克服她的这种特殊恐惧。虽然自卑几乎无法被体验出来，但她的发现却也意味着恐惧已原原本本地被感觉到了。但只要她仍无法感觉到自卑的深度，则其他的恐惧亦会继续发生。只当她原原本本地感觉出她对自己的无理要求──欲征服一切困难──时，自卑的体验才会帮助她克服恐惧。
到目前为止，某些潜意识的感觉或驱力的情感体验，可能会突然发生而深深地吸引住我们，仿佛是种启示一般。它更常逐渐发生在专诚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譬如，病人最先可能认出包含了报复性元素的暴躁，他可能会认出这种情况与受伤的自负彼此间的关系，但有时他必定会体验到那种受伤的情感的一切强度，以及报复的情感震击力。另一方面，他最初可能先认出比当时情势所容许的，还更感到愤愤不平或更感到被辱骂被虐待，他会察觉到这些情感乃是为他对某些期望大失所望的反应；他也会了解分析者的暗示──这些情感是无理的，但他自己却认为这乃是完全合理的。渐渐地，他将会认出那些他深深不合理的期望，以后，他们就会了解它们（即期望）并非是无害的愿望，而是一种相当固执的要求。他将会及时发现他们的范围以及他们的幻想（不合理）性质。接着他会感受到当这些遇到挫折时，他是何其剧烈地愤感不平，是如何极度地被压服。最后，他明白了他们所固有的势力。但所有这些都仍与他“宁死而不愿放弃期望”的感觉大有差别。
最后一个例证：他可能知道他以为“闪避乃是最为悦人的作法”，或者，他也可能知道有时他喜欢愚弄或期望别人。当他对这方面的认识更为广泛后，他会了解他是多么地羡慕那些能比他更会“躲避”事情的人，或者了解当他被愚弄或欺骗时，他是多么的愤愤不平。他会渐渐地更加认出，事实上他是多么地以他那欺骗，或虚张声势的能力而表自傲！有时他必定也会刻骨铭心地，深感它实际是种撩人的酷爱物。
然而，要是病人全然没感觉到某种情感、冲动、渴望──或其他任何的感觉时，又将如何呢？我们毕竟是无法人为地引诱出情感。不过，如果病人与分析者都确信让情感表露出来（不管是关于哪方面）以及让情感以原有的强度而奔放出来，其价值还算有些助益的话，这将会使病人与分析者注意到纯粹的“劳心工作”与“情感的参与”间的差异。此外，它也会引起他们对于分析那些干扰情感经验的因素感到兴趣，这些因素在程度上、强度上与种类方面都有所差异。探知这些因素是阻碍病人一切情感的感受，或只是妨碍对于特殊情感的感受，这对分析者乃是很重要的。其中最明显的乃是病人无能，或乏能冷静判断地去感受任何事物。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体谅别人的病人，当他了解他已变得令人极感厌恶，且会压制他人时，于是由于价值的判断，他顿悟了此种态度乃是错误的，他必须停止下来了。
此种反应看来像是公正地在抵抗心理症的倾向，而且想要改变它。事实上，在这种状况下病人依旧陷于自负与恐惧自责的原动力中，因此，在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与体验他们个别倾向的强度之前，他们会急忙地想抹杀这些倾向。另一种病人，他禁忌自己去接受或利用他人，他发现在他过度谦虚的心境下，埋藏着一种找寻自己利益的需要；发现他如果无法在某一情况下获得什么，则他必会真的表现得相当愤愤不平；也会发现每次当他与那些比他更居优势，情况比他更好的人们相对时，他都会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有如雷光闪电般的，他迅作结论说他是极其可憎的──而且因为这样，而无法去体验及了解那些被压抑的攻击倾向。于是欲了解强迫性的“无私”与相对的“贪取”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也遭到了阻碍。
那些思索过自己，而且觉察到好多内在问题与冲突的人当会说道：“我对自己是这么的（甚至于是全盘的）了解，因此这应可帮助我更能控制自己；但实际上我还是感到这么痛苦与不安。”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病情的认识会变得过于偏激或片面，而且过于肤浅与表面化；亦即它并非是刚提过的那种具有深奥广泛意义的认识。然而，假设某人已真正地体验出某些作用于自己的重要力量，而且已发觉到这些力量对他生活上的影响后，那么他对病情所有的这些了解，会是如何地帮助并解放他呢？或能帮他解放自己，而达于何种程度呢？当然这些认识有时会困扰他，有时则会解救他。但他们对于他的人格究竟有何影响呢？不用迟疑的，这问题似乎过于普遍而无法作一满意的回答。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估他们治疗效用的倾向。同时，因为我们极想更正确而明晰地了解治疗的原因与动力为何，所以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此种“了解”所导致的各项变化──他们的可能性与界限（缺点）。
没有一个人能不经历“再定向”作用，而能精通他的自负系统。他开始了解到，他对自己所具有的某些观念或想法乃是纯属幻想的，“他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的需求”就别人而言是否可能实现，他对别人的要求（除了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者之外）是不是有部分可以实现。
他开始发觉他过于以自己所没具有的特性──至少他不相信自己具有──为傲，譬如他发觉他所引以为傲的“独立性”，并非是真正的内在自由，而是对“强制”的一种敏感罢了；他会发觉事实上他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诚信不欺，因为经由他潜意识的伪装与掩饰，他已表现得多变莫测；发觉自己虽已具有胜利或战胜的自负，但他在家中甚至于连个家长都不是；他发觉他对人们的许多爱（这使他变得何其绝妙！）都是因为他强迫性地需要被喜欢或被崇拜而产生的。
最后，他开始怀疑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目标的确实性。也许他的自责并非纯为道德感受性的象征吧？或许他的讥诮见解或言词，并非表示他已超越一般的成见，而只是想权宜地逃脱，免于使自己与自己的信仰一致？或许将别人视为骗子并非全为凡俗的智慧（老于世故）？或许因为他欲离弃独立而致丧失良多人际关系？或许胜利或爱情并非是每件事的终极答案？
所有这些变化，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现实测验与价值测验的渐次成果。经由这些步骤，自负系统的根基就会逐渐损毁。治疗的目标乃是让病人能具有“再定向”作用，而这些步骤则都是再定向的必备条件。到目前为止，他们全是破除妄想的醒悟过程。然而，如果只有发生这些过程而无建设性的步骤同时加入，则他们亦无法而且也绝不会具有彻底而永久的解放效果。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当精神病学家开始认为分析乃是精神治疗的可能形式时，有许多人提倡分析之后必须做一综合。他们好像已承认，必需先将某些事物分离、破裂，而且，治疗者必须给病人某些价值、正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病人生活所凭依的，他所能相信的，或他所能实行的。虽然这些暗示可能会因误解分析而产生，而且也可能包含许多的错误，但他们都是由很好的直觉情感而来。事实上，这些暗示对我们的分析思考而言，远比弗洛伊德的思考更为适切，因为他并不像我们一样了解治愈的过程：为了让建设性的事物可能成长，而应放弃阻碍性的事物。古老的暗示告诉我们，主要的错误在于他们将一切责任推给了治疗者。他们不相信病人自己的建设力，而觉得治疗者应该像是一个突然介入，而能使事件改观或解围的人，以相当人为的方式而供给病人更多的积极生活方法。
我们回顾古代的医学名言，“治愈力”固存于心中与身体中，如果身心发生疾病，则医生只要帮助他除去有害的力量，便能带给他痊愈的力量。破除妄想之醒悟过程，其价值端赖是否能消弱阻碍力，而使真我的建设力有机会获得成长而定。
为了支持此种过程，分析者所应做的工作，便与分析自负系统大有不同。后者除了需有精良的技术训练外，还需广泛地了解可能具有的潜意识的错综性。而且个人还需具有发现、理解、联想的天才。为了帮助病人找寻自己，分析者也需要认识一些由经验中所获得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譬如经由梦或其他的途径，真我将会涌现出来；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方法根本就不明显。他也必须知道何时以及如何使病人的意识投注于这个过程中，但比任何这些因素还更重要的是，分析者本身必须是个具建设性的人，而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终极目标乃是在于帮助病人找回自己。
从一开始，就有许多痊愈力作用于病人。但在分析开始时，其气势通常仍是不够，且须在他们真能帮助抵抗自负系统之前，就先将他们引动起来。因此，分析者──开如就须拥有坚貌的意志；同时对分析具有积极的兴趣，这些都是有益的。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病人一定会很关心地要除却某些障碍，通常（也是不论理由为何）他亟欲改善这改善那的：他的婚姻、他与孩子相处的关系、他的性能力、他的阅读、他精神集中的能力，社交上的自然而不尴尬等等。他对于分析，甚至对于“自己”会具有智慧上的好奇；他想加深分析者的印象，而欲让其了解他原来的心意，以及他已迅速对此病情有所认识了；他会想要取悦分析者，或者做个完美的病人。而且他在分析进行中最初会很乐意，甚至很热望地与分析者协调合作，因为他期望他或分析者的能力会产生出神奇的治疗功效。譬如，他已确切地了解自己过分顺从，而且对别人的关心过分表示感激──因而，这种毛病便立刻“被治愈”了。虽然这些种类的动机并不会使他安渡分析的烦乱期，但他们却足以令他度过分析的初期，无论如何，初期大半是不会过于困信的。同时，他将学到很多关于自身的事物，而发展成更稳定的兴趣。利用这些动机对分析者而言，就如同了解动机的性质那般的需要。而且分析者也该适时决定，将这些不可靠的动机变为分析的情感或思想的对象。
分析的早期即开始引动了真我，这样的话，必将会是最具价值的，但此种尝试是否可行或有意义，就像做每件事一样，需视病人的兴趣而定。只要病人的精力还集中在强化他的自我理想化，而贬低了真我的话，那这些尝试或努力势必是无效的。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何其短少，因此一定还有许多比我们目前所想像的还更可行的方法，初期与后来的最大帮助，乃是得自于病人的梦。此地我无法开展我们对于梦的理论，但必须简要地提一下我们的基本信条：在梦中，我们将会更接近真实的自我；不管是以心理症的或正常的方法，梦乃是代表我们正努力地在解决我们的冲突；梦中，建设力会发生作用，尽管有时在不同的状况下这些力量是几乎无法发觉的。
从具有建设性元素的梦中，病人甚至于在分析的初期就能瞥见他所存在的世界，这是特别属于他自己的，就他的情感而言，这比他所幻想的世界更为逼真。病人因为是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之故，而改用了象征（符号）的形式，使对自己的那种怜悯感表现于梦中；有些梦显示了深深的悲伤、乡愁、渴望；在有些梦中，他奋斗求生；梦中，他梦见被关入监狱而想逃出；在梦中，他正妥善地在种植植物或发现自己处在从前所不知道的房屋里，有间空房；当然分析者必会帮他去理解这种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此外，分析者会强调病人在梦中所表示出──那些在清醒生活中所不敢感觉的情感或渴望的意义。于是他会提出问题（譬如），是不是病人对自己感觉到的伤感，比他意识里所装扮出来的乐观主义还不真实。
有时运用其他的方法也是可行的。病人自己会开始惊讶他对自己的情感、愿望，或信仰知道得竟是那么少。于是分析者将会鼓励此咎迷惑的情感，知道自己的愿望与信仰，的确是“天生的”──这些都存于他的天性中。因而，对于这些天生的能力之未曾发生作用，他是有理由感到惊讶的。同时，要是此种惊讶并非是自发的，那分析者必须要在适当的时机诱发出这个问题。
这些似乎都不甚重要，但此地不只获得一普遍的真理──“惊异”乃是智慧之始；更特别的是，病人了解了他与自我远离而不忘记自我，这是重要的。其影响堪与一个在极权政治下长大的年轻人，当他闻悉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后所受的影响相比较；得到的这种消息可能很快地渗透，或者是满腹怀疑地加以接受，因为民主早已不被他所信任。不过，他可能会渐渐了解他已失却某些合意的事物。
此种应时的谈论或评论有时是必需的。只当病人已对“我是谁”的问题感兴趣时，分析者才会更积极地努力设法让他了解，他是如何地不知道或不喜欢他的情感、愿望或信仰。举一例证：有个病人，当他发觉本身有一个极小的冲突时，就会大感惊讶，他惧怕会为会为此所撕裂，了惧怕因此而发疯，问题可由许多不同角度去处理。诸如：只当凡事都在理性的支配下，他才会觉得安全；或他之惧怕任何轻微的冲突，将会消弱他去反抗他所认为敌对的外在世界。藉将焦点置于真我，分析者可指出，一项冲突可能是令人震颤的，因为它的量，或因为病人本身用以对付微小冲突的真我是这般极其渺小。
在此我们可以举个病例，有位病人在两位女人中踌躇莫展。当分析进行时，愈来愈明显的，无论在何种情势下他往往都难以决定自己，不管是关于女人或思想，关于工作或生活的住所都是如此。虽然如此，可是分析者可从不同的观点来确究问题，首先，只要一般的困难不太明显，他就必须找出在个人决心中包含了些什么。当“犹疑不决”的渗透性变得更为显著时，就会揭露出病人具有意欲“拥有一切”之自负──既要拥有他的烧饼，但同时也要吃掉它，因此，他觉得还“需要选择”是种可耻的退步表现。另一方面，就真我的立场而言，分析者可能还会向病人暗示，因为病人过于远离自我，而无法知道自己的偏爱与方向，所以无法控制及决定自己。
此外，病人可能会诉怨自己的顺从态度。他经常只要别人希冀或期望他去做某事，他就会承诺而去做那些尽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根据当时的情况，问题可从许多有利点去解决：譬如，我们考虑到要他可能具有下列的心理：他之必须避免冲突、他之不会利用自己的时间、他具有了解能够胜任一切的自负。然而分析者可确实地提出问题：“你都未曾咨询过自己，有关你所希冀或认为是正当的事吗？”除了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引动真我外，病人有时会表现出更独立的思想或感觉，表现得更自我负责，对自己的实况更感兴趣，独自了解他的伪装，他的应该，他所使用的外移作用……等等迹象，而分析者将会把握机会去激励他表现此种迹象。这包含了在每次分析会谈之间，多鼓励病人作自我分析。此外，分析者将会展示或摘要地记下，此种方法对于病人人性关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他之较不惧怕他人，较不依赖他人，因而对别人更能具有亲切和善或同情慈悲的情怀。
有时，病人几乎不需任何鼓励，因为无论如何他觉得这样较为自由，也更具生活力。有时他会具有贬低上述方法所具重要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因为它往往是代表病人“恐惧真我”的表现。此外，分析者也会提出有关如何使病人更自发、自作决定、或变得更为积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先着手了解与“病人有勇气去变为他自己”有关的因素为何。
当病人开始具有一些可资立足的坚定立场后，他将会更能与他的冲突格斗。这并非意味着冲突直到现在才已显而易见，其实分析者早已发觉到它们，甚至于病人也已觉察到他们所表现的症候。关于其他的心理症问题，也都仍具有此种现象：欲从心理症问题所引起的各项行为或表现，而了解心理症问题，这乃是一循行渐进的过程，而研究此种问题亦在分析中进行。但如果“远离自我”的程度仍未缩减，则病人必无法感觉到此种冲突乃是他自己的，而企求尽力去解决它们。就如我们已知的，有许多因素参与其中，而使“了解冲突”变为一种破裂的感受，这些因素中以“脱离自我”最为显著。理解此种关系最简单的方法乃是考虑人际间的一种冲突，假定某人与两个人──父母或两个女人──关系相当密切，而这两人正力图反向影响他，那么，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信仰了解得愈少，他便愈易于被它们来回地支配，而且在过程进行中他可能会整个瓦解或精神错乱。但，反之，他愈坚固地根植于他自己，则他愈不会因此种反向影响而受到磨损或伤害。
病人用以渐渐了解自己冲突的方式，彼此间差异甚大。他们可能了解了有关特殊场合的分裂情感──诸如对父母或配偶的双重矛盾情感──或了解了有关性行为或思想＊的矛盾态度。譬如有位病人，他了解他虽不喜欢他妈妈，但却需对她挚诚。仿佛他已知道了一种冲突，即使只是关于一位特别的人而已。但事实上，这乃是他了解冲突的方法：一方面他觉得对不起妈妈，因为她是个受难型的人，她总是不快乐；另一方面他却又很恨她，因为她强制要求独一无二的挚诚。对他这种人而言，这两种都是最可理解的反应。其次，他所认为是爱或同情之事变得更为清楚；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儿子，而且应该能带给她快乐与满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有“罪恶感”，而倍加殷勤地去弥补。这种“应该”（如同以下即将显现的）并非只限于这种情况而已；生活中不管处于那种场合，她都应该是绝对完美的。他的冲突的另一成分于是涌现而出，他也是一种相当脱俗孤立的人，他要求不受人的困扰，或期望他做某事，而且憎恨每种困扰、期望他的人。此地所提到的这种发展程序，乃是从“将他的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的情势（妈妈的性格）”到“了解在特殊关系中他自己的冲突”，最后再到认出存在于他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它系存于他的心中，所以是作用在他的整个生活面上。
其他病人，起初可能只是瞥见他们生活哲理中的矛盾而已。譬如，自谦型的人，也许会突然地发现他过于轻视别人，或者他反对必须“和善”待人。或者，他可能短暂地认出自己对于特权具有过度的要求，虽然最初这些要求并未让他注意到这乃是一种矛盾（冲突更不待言），但他会渐渐了解这些要求的确与他之过分谦虚，及他之喜爱每个人互相矛盾。于是他会暂时地体验出一种冲突，诸如当他强迫性的助人行为未获得“爱”的回报时，他会盲目地愤怒自己当了“受骗者”。他变得完全不解人事──同时“感受”也沉没了。其次，他对自负与利益的禁忌态度，变得更为明显，而且显得相当固执与无理，因此他开始对它感到惊异。在他仁慈、神圣的自负渐受破毁后，他开始发觉自己正在羡慕他人；发现他对自利的贪得无厌，或他之吝于施舍。在他内心起变化的过程里，有部分可被描述为“渐渐滋长以熟悉存于他自身的矛盾倾向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单独就可用来说明因发觉矛盾的倾向而感震惊的态度，会渐趋于和缓方式的理由。就动力的变化而言，更重要的乃是在整个分析过程进行中他的成长是何其茁壮，因此他渐渐能在根本上毫不动摇地去面对这些倾向──同时也因此能够解决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