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病人或许会发觉存在于自身的冲突，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冲突的外形仍是何其模糊，意义仍是何其暖昧，所以这种冲突依旧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会谈及存在理性与情感间的冲突，或爱情与工作间的冲突。这种形式的说法是不易了解的，因为爱情与工作并不互相矛盾，理性与情感也并非不能和谐共存的。分析者无论如何必无法直接去解决此种冲突，他只能知道某些冲突必定正作用在这些范围内，于是他紧记着这种冲突，而力图逐渐理解病人自己所涉及到的问题。另一方面，病人最初可能并不觉得它是一种个人的冲突，而只能将它与既存的情势联想在一块。譬如，女人们可能因传统的环境所致，而产生爱情与工作间的冲突，他们或许会指出，事实上一个女人是难以将职业与身为妻子、母亲的职责合而为一的。他们会逐渐了解到在这方面他们已具有了冲突，而且比现存的外在困难还更为重要。长话短说：虽然他们在职业上会表现出“心理症的野心”与“求胜利的需要”的一切标记，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却会倾向于病态的依赖性。前者的那些倾向通常都会被压抑着，但仍活跃得足以做为衡量工作成果或成就的标准。就理论而言，他们已努力欲将自谦的倾向贯注在爱情的生活中，而将夸张的驱力表现于工作上。然而，实际上这种绝对的分法是不可行的。在分析中会变得更明显的是，为求胜利的驱力也会作用于爱情的关系中，而克己的倾向也会发生于他的职业上──结果使他们与日俱地变得闷闷不乐。
病人也会坦然地陈述一些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或“价值观”中极为显著的矛盾。他们最初会显示他们自己是何其亲切与明理，过度顺从，甚至何其卑屈。于是为求权力与威望的驱力会变得十分惹人注意，譬如，会表现出渴求社会上的名望，或征服女人，而带有虐待狂与冷酷无情的潜伏情绪。有时他们会表示相信自己乃是无法忍受怨恨的，但有时──未受矛盾困扰──却具有相当野蛮的报复之怒。或者，一方面，他们希冀能由分析中获得一种不为任何情感所阻碍的报复能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具有隐士般脱俗孤立的亮节，然而他们全然不知这些态度、驱力或信仰彼此已构成了冲突，而一直自傲能够比那些遵循“美德的窄径”之徒，具有更广泛的情感或信仰，“间隔化”于是达于极点。但分析者无法直接地处理它，因为他们之需要维持这种“碎裂作用”，使他们大大地降低真理与价值的知觉，舍弃真实的证据并逃避任何自我的责任。于是自谦驱力与夸张驱力的意义与威力也渐渐变得显著可知，然而单只有这样仍是一无助益的，除非能更进一步地分析他们的“逃避”心理与潜意识的“欺骗”心理。这需要再进一层地分析他们夸张的与倔强的外移作用，分析他们之只在想像中去完全他们的“应该”，以及研究他们那种用以找寻并相信某一脆弱的理由，以抵抗自责的保护智巧。（譬如因为“我已竭尽全力，我病了，我被太多的烦恼所困扰，我不知道，我孤立无助，情况已见好转，”等等）所有这些方法都带给了他内心的安宁，但也同时随着生活的进展而消减了他们的道德情操，因此让他们更无法面对他们的自恨与冲突。虽然这些问题需要长期持续的分析（使其说出实情），但病人也会因此逐渐地变得坚强，而敢去感受这些冲突，并与之格斗。
总而言之，由于冲突所具有的那种“破裂性”，使冲突在分析初期变得模糊不表。假设这些冲突都已完全被了解了，也只是关于某一特殊的情势而已──或者说，这些冲突可能只以极模糊、极普遍（非特殊的）的形式而被发觉。它们也许会暂时涌现，却因出现期过于短暂而无法获得新意义，它们会被间隔化，这方面的变化可如此发生：病人先要渐渐发现某些冲突，然后渐渐了解它们乃是他个人特别的冲突，于是他会更深及其本质：他不只发觉了冲突的轻微表现，而且开始确实地了解内心冲突究竟为何物。
虽然这种分析工作辛苦而令人因扰，但它也是一种解放性的工作。失却了固执的解决法后，一切冲突就易于分析了，而个人特殊的主要解决法，了因其价值渐渐削减，最后终于崩溃。此外，那些尚不熟悉的或发展不良的人格部分，也都已被发现且获得发展的机会了。的确，首先出现者仍旧是较严重的心理症驱力。这是有用的，就自谦型的人而言，他必须先发觉他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心理，然后才有机会表现正常的“坚持己见”的作法；他必须先感受到他的心理症自负，才能渐渐了解真正的自尊。反之，夸张型的人，必须先感受到他的卑屈与他之需要人们，然后才能发展出真正的谦虚与柔顺的情感。
如果这种分析工作进行得顺利，则病人必能更直接地去解决那种最为广博的冲突──存于他的自负系统与他的真我之间，存于他欲完成理想的自我的驱力，与他亟欲发展他天赋潜能间冲突。这些力量渐渐积聚起来，“主要的内在冲突”于是变得最为清晰，这时注意此种冲突是否依旧如此极度明显，乃是分析者的首要工作，因为病人本身很容易会忽略它。由于许多力量的汇集，因此开始了分析中最有利但也最为动乱的时期，其程度以及持续的长短分别有所差异。“动乱”直接表示出了他内心正在激战，而它的强度也与他所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性相一致，基本上它乃是代表着下面这一个问题：他是想继续保持他的错觉、他的要求以及他的错误自负的崇高与魔力吗？或者他已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常人──一个具有一般人类缺陷，同时具有个人特殊的困难，而且也具有成长可能性的人吗？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比这种分歧更为重要的交叉情势了吧！
这时期的特征是“起伏不定”、“来回移动”，而且常是快速而连续的。有时病人会往前进，进行的方式极多，他的情感变得更为活跃，他更为自发自动，更直接，他能考虑该做而且具有建设性的事，他觉得他对人更友善、更怜悯。他变得更注意到有关他“与别人脱离关系”的许多问题，而且靠着自己就能去了解他们。譬如，他会迅速地认出，以前当他并没“位居”某种地位或当他未面对自身的某些问题时，他便会责备他人的情形。他发觉到他真正独力为自己做的事太少太少了，他会以更郁闷的审判、具后悔性但却无压服性的罪恶感心境，而记起过去的欺诈以及残忍的事件。他开始发觉自身的长处，也了解自己所具有的某些优点，他会合宜地相信自己那种坚挠不屈的奋斗。
对自己作更真实的评价也同样会出现于梦中。譬如，有位病人在梦中以夏天的别墅为像征而表示出自己的情况，这些别墅因为久无人住，已变荒芜，不过仍旧质地良好。另一个梦表示要从自我负责解脱出来，但最后却坦然地觉悟了：病人梦见自己是个大男孩，他开玩笑地将另一男孩折叠起来置于手提箱中，他并无意要伤害他，他对他毫无敌意，但只因遗忘了，而使他窒息而死。梦中病人（梦者）企图进行不精心的脱逃，但后来有位官员很富人性地告诉他，并向他解释此中的真相与结果。
此种建设期过后，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影响中的主要元素乃是一股复始的自恨与自恨。这些具有自毁性的情感可能会如实地被感受到，或者经由报复行为──觉得被辱骂或具有虐待狂或被虐待狂的幻想──而被外移了。或者病人会模糊地认出他的自恨，且深深地因自毁的冲动而感焦虑。虽然后来因此而表现出焦虑，但他平常用以抵抗此种焦虑的防卫方法──诸如纵欲、性行为、对同伴的强迫性需要，或变得自大与崇高──会再度变得活跃直来。
所有的这些烦乱都源于因病况真正转好所起的变化，但为了正确地考评他们，我们必须考虑“改善”的坚固性，以及“复发”的起因。
病人有可能会高估他所表现的进展情形，而几乎忘却了罗马并不是一天所造成的此一事实。他就像是我趣称为的“正常的狂饮”，既然他能做许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那他应该是个──同时，在他想像中，现在就是──完美而标准的人，并且是最完美且健全的人。虽然在另一方面他更愿意做个真正的自己，他了解这些改善正是健全而光荣的，实现他的理想自我的最后机会，同时这个目标仍具有充分威力而使他暂时地发生毛病。轻微的兴奋与得意暂时使他克服仍旧存在着的困难，同时也使他格外清楚目前他已超越了所有烦恼。但因为大体上他了解自己比从前更伟大，而使这种情况无法长久持续下去。他必定会认出，虽然他已真的将许多情势处理得比从前更好，但许多旧有的困难依旧存在着。同时，也因为他相信自己已达颠峰状态，所以他无心再努力去了解并改善自己。
另外有一种病人，似乎会适度而谨慎的向自己与分析者承认他们已有进展。他们时常甚易以相当精巧的方式而贬低“改善”的成果，不过当他们遭遇到发生于自身的问题，或碰到他们无法应付的外在情势时，就又会发生“复发”的现象。其过程之进行与第一类的相同，只是没有荣誉化的幻想而已。以上这两种人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具有困难与缺陷的，或不承认自己实在是没有非凡优点的。他们的勉强或不愿意的情境可被外移。譬如他会这么想：我随时都会接受我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的话，别人就会憎厌我。他们只有当我最慷慨、最有成就的时候才会喜欢我。
造成急性损伤的因素，乃是起因于病人仍无法应付的困难。在最后的一种“反应”中，其起因并非是“成长不适”的困难，相反的，却是往建设性方向前进的特定行动发生了困难所致。这不见得是奇异的行为，病人只怜悯自己，而且初次体验到自己既非特别的出人头地，也非是卑鄙不可见人的，他觉得自己事实上是一个奋发向上，但却常会受到困扰的凡人。他明白了这种“自我嫌恶”乃是自负的人工产物，或者了解了为了具有自尊，他不见得就一定要是个独特的英雄或天才。在梦中也会发生此种态度的变化；有位病人梦见有匹纯种的马，现在变跛了，身子看来也好像是是在泥中拖脏了的样子。他想着：“虽然如此，我也照样能够爱怜它”。但有了这种经验后，病人会变得沮丧，不能工作，觉得完全意气消沉。结果判明是因为自负起反叛且已居了上风之故，他已因自卑的急性咀咒而感痛苦，且愤恨地视之为可鄙的“自我贬值”与“过分自怜”。
这种反应常当病人已作了周详的决定，而且已独力为自己完成某件建设性的事情之后才会发生。譬如，有位病人当他认为他正在进行的工作乃是较为重要时，他会毫不烦躁且毫无罪恶感地拒绝别人同时提出的要求。另一位病人，她结束了她与爱人的性关系，因为她澈底地认出，此种关系过去主要是建立在她自己以及她爱人心中心理症的需要上而已，如今对她而言，它已丧失了意义，所以以后不该再答应他了。她坚决地作此决定，而且尽可能避免伤到她的爱人。在这两个例子里，病人原先都感到自己能支配某种特殊的情势且因此而觉幸福，但不久就会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当他们那么做后，他们会惧怕自己的独立性，恐怕自己会变得不可爱，与“具侵略性、攻击性”，他会责骂自己是个“自私的色狼或残暴者”，而且会短期地在克己的过度谦虚疆界内寻求庇护。
最后的这个例子其治疗较为繁复，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比其他这些还深远而积极的步骤。这个例子所分析的对象是一位较年长的哥哥，经营一项事业，这事业是他爸爸传给他们兄弟的，而且已算得上是鸿图大展了。哥哥做事能干，富有正义感，喜好支配别人，而且具有许多典型的自大。我的病人在相比之下是相形见绌的，赖其庇萌，受其威迫，盲目地崇拜他，而且毫不自觉地曲意承欢。经由分析中，我们注意到他冲突的反面，他变得对他哥哥吹毛求疵，公然与之竞争，而且有时表现得相当好战。他哥哥也报以同样的反应；于是一种反应加强了另一种反应，很快地他们就变得几乎不相往来。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无比；同科的人或雇员都各别偏向于其中一方。我的病人起初很得意，因为他终于能“保卫”自己而抵抗他的哥哥了，但后来他渐渐地察觉到他的哥哥也是怀着报复心，亟欲消除他那趾高气扬之势。当他将自己的冲突分析了好几个月后，最后他更广泛地洞悉了整个形势，而能了解比个人的争斗与怨恨还重大的攸关问题之所在。他发觉不只是他，而且还有更多的人，都紧张地希望负起积极的责任，于是他决定与他哥哥来一次晤谈，当然他心理有数，这并非易事。然而，在以后的晤谈中，他既未受威迫也未表现报复心，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为未来打开了比从前的基础更为健全的合作的可能性。
他知道他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也为之高兴。但当天下他却感到很惊慌，而且感到恶心与昏厥，因此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他并未自杀，但有种思想掠过脑际，此刻他已能了解为何人们会自杀。他力图理解此种情况，于是再次反省他与哥哥晤谈的动机，以及在晤谈中他所表现的行为，但却找不出任何可资反对或厌恶的原由，他变得十分迷乱。不过隔晨他已能入睡且觉得平静了不少。但是，当他醒来时，他又想起了他哥哥所加诸他使他受苦的侮辱，于是又重新激起他对哥哥的愤恨。当我们分析这种烦恼时，会发觉他已两面受击了。
他具有两种心境，一为他要求与他哥哥晤谈，一为他已完成的第一种心境却与他平生生活所凭藉的一切（潜意识的）价值截然相反。就他的夸张驱力而言，他应该是早就具服复心的，而且应获得报复的胜利。因此，他猛烈漫骂且责备自己是个谄媚者，却又姑息一切。另一方面，就依旧存在的自谦倾向而言，他应该是谦和、驯服的而且是自甘居下的。这样一来，他便会讽刺地攻击自己：“小弟弟竟想凌驾哥哥！”如果事实上他目前正是既自大又谄媚的话，以后他也会被困扰的，虽然可能较为轻微，但也决非是个小问题：因为任何欲挣脱此种需长期对抗的冲突的人，对于报复的倾向以及自谦的倾向的余渣都相当敏感──亦即，要是还觉察到这些残渣的存在，则病人仍会表现出自责的反应。
明显地，尽管他未曾具有过报复心或谄媚过他人的行为，而这些自责仍旧会发生的。但他早已下定决心采取积极的步骤以远离这两种倾向；他不只切实地而且具有建设性地去身体力行，还真正地认识了他自己以及他生活的“底细”。亦即，他已开始了解产感觉到在此种艰难的情势下，他的责任并非是一种负荷或压力，而是他个人生活之方法中所必要的。他就是他，情势就是情势──他需要真诚地去应付它。他已承认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处于此种地位所该负的责任。
虽然他需要足够的力量，以真正地步向“自我实现”，但他尚未开始自己去正视真我与自负系统间的冲突，此种步骤一定会发生的。他之突然地深深陷入其中的这种冲突，其严重程度正说明了往日的剧烈反应。
在这些“反应”的掌握下，病人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觉得诸事每况愈下，感到绝望，或许他的改善只是一种错觉？或许他病得过于厉害致使别人束手无策？他可能会有放弃分析的暂时冲动──他以前所未有过的想法，即使是处在最烦乱的时期。于是他感到迷乱、失望、沮丧。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就是建设性的表现，表示了病人能与“自我理想化”及“实现自我”间的抉择发生格斗。同时，大概没有其他的事物或现象，能这么清楚地显示出这两种驱力乃是无法和谐共存的，就像在这些“反应”中所发生的内在挣扎，与引起“反应”的那些建设性的动力之不能共存一样。那些反应之所以会产生，并非是因为他能更实际地了解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承认他自己是具有缺陷的；并非因他能自作决定且为自己做事，而是因为他愿意留意自己的真正兴趣且自我负责；并非因为他能以实际的方式维护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负起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应负的责任。简言之：它们（指反应而言）乃是成长的痛苦。
然而，只当病人了解他的建设性步骤的意义后，这些反应才会完全生效（有所助益）。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分析者并未被那种看来是“复发”的现象所迷乱，而能认出它们（复发）的消长过程，以帮助病人去发觉它们。因为这些反应常依可预见加以预料的规则性而发生，所以当这些反应反覆发生好几次后，当病人正处于上进的步骤的，预先警造病人仍是合理的。这并非在于防患下一反应的发生，而是当病人也了解在某一时候即将发生的作用力乃是可预言的，那么当他面对那些反应时就不会感到孤立无助了，它帮助他能更客观地面对它们。此时做个“被危害的自我”的明确支持者，就分析者而言，比任何其他时候都还重要。只有他的看法与立场极其清晰，他才能给予病人在这些“努力期”所急需的支援，此种支援主要并非包含一般的保证，而是在于告诉病人一项事实：他正从事于最后一次的决战，同时正在为自己表明他战胜的可能性以及战斗的目标之所在。
如果每次反应的意义病人都能理解了，他会因此而变得比从前更为强壮，反应也渐渐变为短暂而不剧烈。相反地，这种有利的时期变得更明确地具有建设性时，他的改变与成长的希望，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遂变为乃是可能之事。
无论还该做什么分析工作──这永远永远都是很多的──只要病人已能独力地努力分析自己，则成功必在眼前。正如他被心理症的困扰导入了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一样，现在的循环作用方向已告相反。譬如，如果病人减低他绝对完美之标准，则其自责必亦随之减少。因此，他便能更诚实地对待自己，能毫无恐惧地反省自己。依次地，这使病人较不再依赖分析者，而且也使他能自信他自己的机智。同时，将自责外移的这种需要亦随之减少。因此，他觉得较不被人所威胁，或较不敌视他人，而开始能对他们表现出友善的情感。
此外，病人对于负责“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愈来愈有勇气与信心了。在我们讨论反应时，我们将焦点集中于内在冲突所引起的恐惧之上。当病人确实清楚了他所想要采取的生活方向后，此种恐惧就会消失。单单他的方向感就会带给他更巨大的“统一感”与“强固感”。然而，在他前进的步骤中仍会伴有另一种骇惧。此种骇惧我们至今仍未完全了解。这是种真实的恐惧，恐惧一旦失去心理症的支持后，他将无法面对他的生活。心理症患者毕竟是个赖自己的魔力为生的魔术家，任何一种趋向实现自我的步骤，都是意味着放弃这些魔力而依赖既存的机智维生。然而，当他了解即使没有这种错觉或幻想，事实上他也能生活，甚至于活得更好时，他就会相信他自己了。
此外，任何因欲成为“他自己”而采取的步骤，都能带给他前所未知的满足感。然而此种感受最初是极其短暂的，不过以后将会越来越常发生，而且会持续一段更长的时期。即使在初期，它亦会比他自己所想、或分析者所说的其他事更能使他确信自己的确是走对了路，因为它表示了他的感觉与他自己，以及他的生活可能是相一致的，对他而言，它可能是他研究自己的人格发展，且使之更趋向实现自我的最大动机及激发力。
治疗过程中是充满着这么多的困难，因此病人可能不会达到我们所描述过的阶段或时期。当治疗过程成功地完成时，在他对人对己对工作的关系上，当然都会有明显可见的改善，然而，这些改善并非是结束一般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更深入（内心）的变化的确实表现，只有分析者与病人本身才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价值、方向、目标的初期变化。病人“心理症的自负”的虚伪价值，以及胜利、降服与自由的幻想所具有的虚伪价值，已大失其魔力，而病人已能更坚强且专心地去实现他与生俱来的潜能。然而眼前他仍需去解决各种隐伏着的自负、要求、伪装、外移作用，等等。然而，因自己的根基已更为稳固，所以他已能认出它们的底细：它们仍是成长中的一种障碍。因此他愿意揭发它们并及时克服它们，但此种“情愿”并非（或者至少是极其微少的）是激昂、暴躁得欲藉魔力去排除缺点。他已开始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困难的凡人，他也承认研究自己乃是生活过程中的主要部分。
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将工作付诸实行都是属于“实现自我”的一部分。就他自己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争取自己的情感、愿望、信仰的更明显、更深入的体验；努力奋斗以期更能开展自己的机智，而将之用于建设性的目的上：努力奋斗以期能更清晰地感知自己的生活方向，而能自我负责、自作决定。关于别人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以期使自己能真诚与人相处；以期能尊敬别人，而且把别人当成是拥有个人权利及特点的个体；并求发展互助的精神（而不以互助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关于工作，它意味着工作本身对他而言，远比满足他的自负或虚荣心还更重要；而且他的目标在于了解并发展他特殊的秉赋，同时也在于使自已变得更精进、更有成就。
虽然他以这些方式演进，但他迟早也会采取超乎他个人利害的步骤。他成长而超乎他心理症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更了解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人世间所涉及到的更广阔的问题。因为在他心目中已存有珍奇而重大的例外，所以他渐渐体验出，自己乃是团体或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因而，他情愿而且能够分担他在团体中所该分担的责任，并会以最擅长的方法去克尽职责。就像年轻的商人一例中，这也许与他之了解他工作团体中的一般问题有关，它也可能关系着他在家庭中、社区中或政治场合中的地位。这个步骤相当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扩展了他个人的新眼界，而且也因为他之发觉并承认他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已带给他内心的安定感之故。这种安定感乃来自于因积极参与所获得的“归依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