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提出“泛性论”，而以原欲力、死欲及自毁的本能来解释心理症的发生；其实心理症并非因本能力量而发生，主要是因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性”困难只是神经症性格构造的结果而非原因，总之，佛氏的理论是悲观的，而本书所阐述的人性发展乃是乐观的……
本书所述心理症的理论，乃是从过去所讨论的观念逐渐演进而成的，在前章中我们已讨论过此种演进的含义。然而，在此我们还要详细推究我个人的观念，以及对心理症的整个理论变化。
跟其它摒弃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者一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上发觉到神经症的的核心。概括地说，我认为这些都是因传统的环境所引起的；特别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因素所致。由于未能对自己与别人建立起基本信心，于是儿童发展出基本焦虑，我将此种焦虑定义为，对强烈敌对的世人所产生的被孤立与无助之感。为了将这种基本焦虑减至最低程度，于是亲近、抵抗以及逃避他人的自发行为都变成了强迫性的步骤。虽然自发的行为彼此能相谐和，但强迫性的行为却是相互冲突的。由此所引起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他们都是有关待人的冲突性需要，与冲突性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最先的解决方法主要在于纵容这些需要与态度且压制别的，以求本身的“统一”
这种结构有点过于简化，因为心灵内的过程与那些发生于人际关系间的过程相混相难了，因而无法一块忽略它们。它们各经由不同的论点而被阐述。我只想再提一些：如果不考虑为了此种需要──他所必需培植的特质与态度，那我就无法讨论为求情爱的神经症需要或任何对别人之同样需要。在《自我分析》，我所列举的神经症倾向中，有些具有心灵内的意义，诸如经由意志力或理由，以求统治之强迫性需要，或为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都是。就此而论，在讨论分析克嫘儿的病态依赖性中（亦见于《自我分析》一书中，我曾精简地计论到本书同一章节中所叙述过的许多心灵内因，不过焦点则集中在人际间的因素。对我来讲，神经症主要还是人际关系上的一种障碍。
除此定义外，第一个明确的步骤乃是下一论点：关于别人之冲突可因自我理想化而解决。当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章中提到理想化意象的观念时，我尚未了解其全义。那时我发觉它只是为求解决内在冲突的另一种努力罢了，而其特殊的整合作用，则正说明了人们所以会依附它之固执性。
然而在以后几年里，理想化的意象的观念成为了核心问题，许多新见解都由此演进而来。事实上，它真是通往本书所述之整个“心灵内过程”区域的门径。由于并用弗洛伊德的观念，我才了解了这种区域的存在，然而，因为佛洛伊德对它的解释，我所认识的只点点滴滴地，所以它对我而言仍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现在我逐渐发觉，神经症患者的理想化意象，不只构成了对自己的价值与意义的错误信仰，它还酷似法兰克恩斯坦(Frankenstein)之创造怪物，而其所有的精力却都被怪物所吞占（作法自弊）。最后它会低估他成长的驱力与了解自己天赋潜能的驱力，这意味着他不再兴趣于解决或克服他的困难，不再兴趣于实现他的潜能，而却专心地去实现他的理想化的自我。于是它不只导致经同成功、权力与胜利以求凡俗的荣誉的强迫性驱力，而且也引发了那种残暴的内在系统，他藉此而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圣人；它也引发了心理症的要求以及心理症的自负的发展。
由理想化影像原始观念所造成的这些结果，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当我将焦点集中于对自我的态度时，我了解了人们是如何运用那种与他们将自己理想化相同的强度及非理性，以憎恨并轻视自己。这两种相对的极端在我脑海中分立而停留了片刻，但最后我发觉他不只密切相关，而且事实上乃是一过程的两面。于是这就成了本书的主要课题：神圣的自我必定会憎恨他的真我。若将此种过程视为同一本质，则上述两种极端就会变得较易治疗，于是神经症的定义也因之改变了。神经症现在变成个人对自己及对别人关系上的一种障碍。
虽然此一课题在某种范围里仍是个主要的课题，但近年它已朝着两个方面发展。总象烦忧多数人－样迷乱了真我的问题，且已冲入我思想的漩涡里，于是我开始了解整个内在的心灵过程（此种过程以自我理想化为起始），乃是一种渐渐地脱离自我的过程。更重要的，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了解了自恨乃在于攻击真我。存于自负系统与真我间的冲突，我称之为主要的内在冲突，这扩展了神经症冲突的观念，我定义之为两种不能共存的强迫性驱力间的冲突。我开始发觉它并非是唯一的心理症冲突；主要的内在冲突，乃是真我的建设力与自负系统的阻碍力间的冲突，也就是正常的人格发展与为求证明理想自我的完美性的驱力间之冲突。因此，治疗主要是帮助趋向实现自我。根据我们这个团体的临床工作结果，所描述心灵内过程的一般确实性，已在我们心目中更格外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知识之体亦如我们之由普遍以至更特殊问题的研究而成长。我的兴趣亦开始转移至不同“种类”的心理症，或不同的心理症人格所产生的变异上，最初这些变异乃因对内在过程某一方面的了解与否而生。然而，我渐渐地了解了它们乃是因对于心灵内的冲突，所采取的伪解决法之不同而引起的，这些解决法为建立心理症的人格类型贡献了一新的──暂时性的──基础。
凡人一获得某种学理上的结论时，必会发起将此与同业者所作的结论相比较之愿望。他们究竟是如何发现了这些问题呢？基于简单而确切的理由──因时间与精力过于有限，而无法写出具体作品以及谨慎地仔细阅读，因此我只能将弗洛伊德的观点作一比较而阐述其相同、相异之之处，甚至于连这么有限的工作都会是困难重重的。只就个别的观念来比较，就想饱尝弗洛伊德获得某一学理的思考精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哲学观点而言，断章取义地以彼此相互比较，实为谬误之举。因此，详述并非有用，而详细说明时，其不同点会特别骇人听闻。
当我回顾追求荣誉所涉及的因素时，我又获得象从前正航向一极新领域时的感受一样：我对弗洛伊德的洞察力深感敬佩。它是最为感人的，因为他为科学的的蛮荒领域打先锋，而且排除种种阻碍性的理论前提而勇敢拓荒者。其创见中仅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所未能完全了解或者认为不重要者。其一，即有关我所描述过的心理症的要求【哈勒德(Harald Schultz-Hencke)最先认出神经症的要求在神经症中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们因为内心的恐惧与无助，而发展出潜意识的“要求”，这些要又可大大地转变而促成普遍的“禁忌”。请参阅哈勒著“Schieksal und Neurose”】当然，弗洛伊德发现了许多心理症患者极易向别人做过分而无理期望，他也发觉这些期望可能是迫切需要的。但他将他们视为是口欲的表现，而不了解他们可能具有“要求”的特性，亦即具有自觉有权该获得满足的需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其见解与“要求”较为相近者，只有一处──病后的“附带收获”(Secondary gains)，但这根本就是个最含糊的观念。】。同时他也不了解他们在心理症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此外，尽管他处处提及“自负”这些术语，但他并不认为心理症的自负的特质与其含义。然而弗洛伊德却着实地观察到病人之深信魔力或无能的幻想；以及其受自我或“理想自我”──自大、禁制之荣誉化等──如蛊惑情形；亦观察出强迫性的竞争性及野心，以及对权力、完美、崇拜、赏识的需求。
弗洛伊德虽观察到如此多的因素，却依旧觉得这乃是互异而不相干的现象。他无法了解它们均系一种权力趋势的表现，换言之，他未了解变异中的统一性。
有三项主因联合，而使弗洛伊德无法认出探求荣誉的的驱力的震击力，以及它在心理症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首先，他不了解塑造人性特质的传统条件的势力──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欧洲学者【】都普遍地缺乏此种知识。简言这，就此点而论，弗洛伊德将他在他周围所发现的对特权与成就的渴求，误认为是一般人的嗜性。譬如，为求极权、驾驭或胜利的强迫性驱力，都因此而无法让他感到是个值得检讨的问题，除非这种野心与一般被认为是“正常”的“既定”（公认的）形式相违背。弗洛伊德认为只当这种野心足以引起明显的障碍，或者（若发生于女人身上）当它与公认的“女性特质”相违背时，它才成为是个问题。
另一原因，在于弗洛伊德之倾向于将心理症的驱力解释为原欲的现象（本能运动的表现）。于是自我荣誉化乃是对自我的一种原欲的迷惑表现，（譬如，有的人会像他之高估另一“爱人”一样地高估自己；一个有野心的女人会“实实在在”地因“艳羡阳具”而感痛苦；需要受崇拜乃是需要“满足自恋欲”的表等等）。于是有关学理上与治疗上的探究，就只针对现对现在或过去爱情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亦即有关对自我或别人的性欲关系），而不注重自我荣誉化、野心诸方面的特性、作用与影响。
第三项原因在于弗洛伊德之进化论、机械论式的思考，它意味着现在的表殃不只受过去所制约，而且除了蕴涵过去外，别无其它内涵；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创造出任何真正的新事物：我们今日所目睹者，只是往日的变相而已。根据威廉·詹姆斯的看法，它“恰恰是等于原来的、不变的物质的再分布结果”。基于此种哲学前提，则过度的竞争性可满意地被解释为伊底帕斯情结（恋母弑父情结），或兄弟姊妹间彼此之相互敌视且未获解决的结果。“全能”的幻想被认为是固定于或退化至婴孩期的“原始自恋欲”的结果等等。于是只有用建立与婴孩期的某种原欲经验的关系，方是最“深刻”且最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与以上所述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就我的看法而言，此种解释如未积极阻碍了重要的病势，则其治疗效果是有限的。譬如，假设有位病人已经知道他常常会太容易觉得被分析者所屈辱；他也了解当其亲近女人时，常感受到屈辱。亦觉得他不像其他男人那般拥有男性气概或男性魅力。他也许会忆及他被父亲所屈辱的情景──或许是与性行为有关的方面。由于从过去到现在，有好多像这些可资回忆的日子及梦存在，于是便有了如下的解析：就病人而言，分析者与其他的权威人士都代表父亲；因此，当病人处于恐惧中或感到受屈辱时，他仍依婴孩型式那种尚未解决的伊底帕斯情结而反应。
经过这番分析的结果，病人可有会感到病好了，而且屈辱感也随之消减了。事实上，他可能觉得经过这回分析是有几分的获益，他已学到有关自己的一些事项，而且已了解他的被屈辱感是不合理的。然而若他的自负未被解决，则此种改变不可能是澈底且完全的改变。相反地，此种外表的改善，可能只是由于他的自负无法忍受他之无理以及他之变回“婴儿期”的情况所致。他可能只发展出一套新的“应该”，他不应是似婴儿的，而应该是成熟。他不应感到屈辱，因为这么做是属于婴孩的行为；为此他不再感到屈辱。如此一来，表面上有了进展，事实上，却阻碍了病人的成长；于是他的屈辱秘密地被驱策，同时他变得愈不可能自己去正视此种屈辱感。因此，治疗乃在于利用病人的自负，而非利用反抗来解决它。
由于以下所提这些学理上的理由，因此弗洛伊德便无法发觉追求荣誉的震击力或冲突。他在夸张的驱力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因素，不只是看来“像是”，而且“真是”婴儿期原欲的驱力的衍生物。他的思考方式使他无法觉得，夸张的驱力乃是种拥有其自身重要性及具有其本身影响力的力量。
当我们比较弗洛伊德与阿德勒时，此种说法将会更为清晰。阿德勒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了解了：“追求权力与优越”的驱力在心理症中所占的重要性。然而，阿德勒过度偏重于如何获取权力及如何维护优越感之巧计上，以致无法了解个人痛苦的内涵，因此只停滞于所涉及到的问题的表面上。
我们迅即会注意到：在我自恨的观念与弗洛伊德自毁的本能──死欲──间存有极大的相似性，至少我们可以发觉二者都同样地重视自毁驱力的强度与意义。同时某些细节的看法亦同，如内在禁忌的自毁性质、自责及由此所产生的罪恶感的自毁性质都是。不过在这范围内亦存有重大的差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目毁驱力的本能特性，赋予了此种驱力以“完结”的特征，若我们深信其为本能，则这些驱力必非因特定的心灵条件而生，也决无法凭改变这些条件而克服它们。它们的存在与作用势必构成人性的象征。因此，根本上人类唯一之抉择，势必在于使自己受苦及损毁自己，或使别人受苦并破坏他们。这些驱力可被减轻与控制，但终究是不能改变的。此外，如果我们与弗洛伊德同样认为有趋向自灭、自毁或死亡的本能的驱力，则我们必定会认为，自恨及其许多涵义纯粹是比种驱力的表现罢了。一个憎恨或轻视自己仍维持原状（成为他的实我）的人，其见解事实上却与弗洛伊德的的想法完全相反。
当然，弗洛伊德──与其他赞同他的基本前提的人──也观察到自恨的表现，但他并不认为其中多重隐伏的形式与效应。诚如他对它的解析，看来似乎是自恨的现象，“实际”上乃是其他事物的表现，它也许是对别人的潜意识憎恨。的确，一个忧郁的病人，会因遭受他潜意识中所憎恨的另一人的攻击或反对，而感到自责，因为他觉得他之需要“满足自恋欲”已遭到摧折。虽然这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弗洛伊德有关忧郁【参考弗洛伊德所作《悲哀与忧郁病》(Mourning and Melancholia，Coil.papers IV)】理论的主要临床基础。简言之，忧郁者自觉地憎恨并控告自己，实际上乃是潜意识中在憎恨并控告内射作用的敌人，（对于具摧折性的人物所生的敌意，已转变为敌视自己的自我）。或者看来是自恨的现象，“实际上”乃是超我的惩罚过程。后者乃是心灵化的权威。另一方面，自恨会再转变成人际间的现象：憎恨别人，或惧怕别人的憎恨。最后，或者，自恨会被认为是“超我”的虐待狂，此即因退化至婴孩的原欲的“肛门虐待狂时期”所致。因此不只解析自恨的方法与我迥然不同，而且自恨现象的根本性质也完全不同。
有许多同样严格的遵循着弗洛伊德思考路线的分析家也都基于我所认为正确的理由而反对“死欲”【此种仅提一位学者：Otto Fenichel的著作《心理症的精神分析理论》】。然而，如果舍弃自毁的“本能性质”，则凭弗氏的理论系是很难完全解释自毁现象的。我怀疑弗洛伊德是不是因觉得其他关于这方面的解释不够完全，才提出此种自毁本能的说法。
在有关超我的需求及禁忌，与我所提过的“应该的暴行”之间，存有另一明显的相似性。但当我们详究它们的意义时，我们就会找出二者间的相异处。首先，弗洛伊德认为超我乃是代表良心与道德上的正常现象；如果它特别残酷或过于具虐待性，则其为心理症的现象。就我而言，不管是那一种类或到了何种程度，只要是具有同样特性的应该或禁忌，全都属于心理症的力量──虚伪的道德与良心。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超我一部分是伊底帕斯情结的衍生物，一部分则是本能力量（欲力）的衍生物（具破坏性与虐待性）。而我的看法则是：内在的指使乃是个人潜意识中，欲修正自己、改变现状（成为神圣、完美者）的驱力的表现。在这些差异所引起的许多涵义中，我只提其中一种。将“应该”与禁忌视为特殊自负的自然结果，能使吾人确切的了解，为何同一事物在某种人格结构中剧烈地被需求，但在另一种性格中却被禁止。此种可能性亦可更正确地应用于个人对于超我的需求──或内在的指使──所具有的各种不同态度，这些态度在弗氏的文献中也提到过：姑息、服从、贿赂、反叛的态度。这些态度被归纳为一切心理症所具有的（如亚历山大就如此认为），或只是与某种相关的形态，如忧郁或强迫性心理症有关。另一方面，就我有关心理症的理论体系而言，我认为他们的特质乃是严密地由整个特别的性格构造所决定的。以上所提的这些差异使得有关这方面的治疗目标产生了差异，弗洛伊德的目的只在于减低超我的严重性，而我所持之目标却在于让病人能完全摒弃内在的指使，而依据他的真实愿望与信仰，找出他自己的生活方向。我所抱的这种目标，在弗洛伊德的见解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总之，我们可以说，就两种不同的门径中，我们会观察到某些个别的现象，而以相同的方法加以描述。然而有关这些现象的生灭变化与意义的解释却迥然相异。倘若我们搁下个别的现象，而详究这些现象相互关系间的全貌（诚如本书所述），则我们会了解：若要加以相互比较，实际上乃是不可能之事。
他们的相互关系最重要的是“追求无限的完美及权力”与“自恨”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即知此二者为不可分离。我想“魔鬼的协定”这一故事正是个最好的说，其涵义与此甚为相像。有某人正遭受到精神或心灵之苦【这时这种痛苦会以“外在的不幸”为象征，就像史蒂芬·芬生·贝内(Stephen Vincent Benet)在《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一书中的描述一样。有时它却只以圣经故事中《基督的感召》所描述的那种惑力而表现出来。有时其表现看来似毫无痛苦可言，但却像日耳曼故事中中的浮士德(Faustus)为渴求《魔力的荣誉》而深受影响（后来他将灵魂售予魔鬼以换取权力与知识）。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唯有精神遭受障碍或困扰的人，才会具有此种“渴求”的心理。譬如，在安徒生（Hans Christium Andersen)童话《白雪王后》(Snow Queen)中，恶魔便是先恶意地摔破一片镜子，然后藉着碎片而侵害人心】；下面这些对他形成了诱惑──以邪恶的某些象征为例：魔鬼、男巫、巫婆、（亚当与夏娃故事中的）蛇，（巴尔扎克《魔皮》一书中的）古董商，（奥斯卡·王尔德“Dorian Gray之像”中）嘲谑的外交家亨利·渥敦。在协定中，不仅包含了欲消除痛苦的条例，而且还载明欲给予无限的权力。同时就像“基督的感召”这故事一样，个人如能抵住此种诱惑时，确实是伟大的。但最后必须付出代价，（形式不一）亦即丧失了灵魂（譬如，亚当与夏娃之失去情感的纯真）而屈服于魔力之下；撒旦对耶稣说：“只要你下跪而礼赞我，我必给你一切”。而该偿付的代价可能就（象《魔皮》一书中）是今生的精神折磨或来日的地狱之苦，在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中，我们已知晓被魔鬼所摄收的枯萎灵魂之美丽且可解的象征。
同样的主题（虽具不同之象征但其意义的解析却相同）在民俗、神学与神话中已反复出现过，而不管善恶的基本二元论如何地被改变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它自古以来早已存在于一般人的意识中，同时，时间也使精神医学得以认为其心理学上的智识。的确，非常显著地，与本书所描述的心理症过程相一致；蒙受精神痛苦的人擅取无限的权力，但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逐在自恨中遭受万般的地狱之苦。
由这些冗长的问题比喻而回顾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并未曾发觉它的存在，而且我们能更明确地了解为何他无法发觉它，因为他并不了解“荣誉之探求”，乃是我所描述的多种密切相关的驱力之综合物，以致他无法了解它的威力。虽然他相当清楚地了解自毁的痛苦下场；但他却将之误认为是“自主驱力”的一种表现。
就另一观点来看，本书所述心理症过程纯属“自我”的问题；此种过程在于为求理想化的自我而舍弃真我；在于不顾我们的天赋潜能而企图实现此种假我；它是两种“自我”间的一种交战过程；它也是我们唯一所能用以缓和此种交战的最好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凭藉生活或治疗所引发的建设力，以寻回真我的过程。就此意义而言，“自我”的问题对弗洛伊德而言几无意义。在他对“自我”的观念中里，他描述了一位心理症患者的“自我”，这位患者脱离了他自己的自发力，脱离了可靠的愿望，缺乏主见且无法为自己的意见负责，只知道自己并未与周遭发生过剧烈的冲突（现实的考验）。如果这种“心理症的自我”被误认为是正常的活力的自我，那齐克果与威廉·詹姆斯所发觉的真我的整个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致于产生了。
最后，我们可就道德或精神的价值观来观察这个过程，它具有人类真正悲剧的一切元素。虽然人类很可能变得具有破坏力，但人类历史却显示出：人类时时在刻苦奋斗，以求更了解自己以及周遭的世人；人类不断在挣扎进取，以深入更深奥的宗教体验，以发展出更伟大的精神力量与道德情操，而企求在各方面有更卓越的成就，且谋求更完善的生活之道。于是人类始终穷毕生之力于这些奋斗上。凭着他的智慧与想像力，而能预想前所未有的事物；他超越了现实，也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虽然他具有缺陷，但能力的限制并非是强固而久远的。他常奔波以追逐内在或外在所希冀的之物，这种情势本身并不带悲剧的色彩，而内在的心灵过程──与正常的奋斗相比，此为心理症的奋斗──才真正具有悲剧性。处于内在痛苦压力下的人，却外求“极致”与“无限”，虽然人力或许是无可限量的，然此二者却非其能力所能及；于是在这种生活过程中，他毁坏了自我，且将实现自我的驱力转变为实现“理想化的影像”，因而糟蹋了自己所确实拥有的潜能。
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看法是悲观的，因为这一前提，促使他对人生的见解充满了悲观的色彩。就他的见解而言，不管人类如何地改变自己，都注定要不满于现状的，如果他没破坏自己以及教化，则必无法超乎原始的本能驱力，而满足地生活着；不管是独处或与众相处，他都无法快乐地生活；他只是时或折磨自己，时或使别人蒙受痛苦，如此交替地生活着。弗洛伊德深信此种看法，因此他不苟同任何迅即的解决法。事实上，他的思想架构也绝逃不了以下这两种交替的灾祸。充其量，他最多只能将这些原欲力做较妥当的疏导──好自驾驭或予以“提升”。
虽然弗洛伊德是个悲观者，但他并未发觉心理症中有关人性的悲剧。要知道，一个人除非曾经经历过建设性及创造性的奋斗，（而且这些奋斗会被障碍力或破毁力所破损），否则必无法发觉到有关精力方面的悲惨浪费。弗洛伊德不只对于人类的建设力了解不清，而还否定其真实性质，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只有破坏力与原欲力，以及他们的衍生物、结合物。他认为创造力与爱情只是“原欲力”（本能的驱力）被提升（升华）了的形式吧。以最通俗的话说，我们所认为那些与实现自我的正常奋斗，对弗洛伊德而言，只是（而且只能是）自恋欲的一种表现而已。
史怀哲会利用“乐观”与“悲观”分别代表“肯定宇宙与人生”及“否定宇宙与人生”。就此深奥的意义而言，弗洛伊德的哲理是属于悲观的哲理，而我们的哲理（包括对心理症中的悲剧元素之全盘了解）则为乐观的哲理。
后记
科技的急剧发展，虽然促进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但并未带给人类心灵的和谐，反而给生活带来了更多的紧张、冲突与焦虑，而使现代人无法美满地生活。在这个复杂且充满竞争的社会，如何发展潜能而谐和地生活，变成生活的主要课题；了解人性、了解别人，了解自己乃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之根本要途。
经历过数百个寒星夜晚，伴随了多少静寂，终于译好了这本书，而且看到它即将出版。在这有如春蚕吐丝的历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治学精神之壮谨崇伟，同时也感受到那种彼此间思想交会时所爆发的喜悦。虽然作者已仙逝，但脑海里她依然是那么生气勃勃地活着。
很感谢正在美国深造的林医师克明兄之开导，更感谢吾师陈珠璋教授，在百忙之中拨空校阅并赐序。小薇的精神鼓励以及张清吉先生的苦心策划，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一并谢之。
最后，谨以本书译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师长，朋友以我周遭的人；他们供我安宁的环境，带给我有益的冲突，并诱发我生长的潜力。
中英文名词对照
Actual Self 实我
Alienation from actual Self 脱离自我（自我疏离）
Arrogant-vindictive type 自大·报复型
Basic anxieties 基本焦虑
Basic conflict 基本冲突
Central Inner Conflicts 中枢内在冲突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conflicts 冲突的分隔化
Death-instinct 死欲
Depersonalization 自我感丧失
Egocentricity 自我中心
Expansive drives 夸张的驱力
Externalization 外移作用
Indealized image 理想自我
Idealized Self 理想自我
Masochism 被虐狂
Morbid Dependency 病态的依赖性
Narcissism 自恋欲
Neurotic claims 心理症的要求
Neurotic pride 心理症的自负
Neurotic resigned types 退却型
Psychic fragmentation 精神碎裂作用
Psychosomatic Symptoms 心身性症状
Real Self 真我
Sadism 虐待狂
Search for glory 探求荣誉
Search for unity 追求统合感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
Self-effacement 自谦
Self-idealization 自我理想化
Shrinking process 畏缩过程
Taboo 禁忌
Tyranny of the Shoulds “应该”之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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