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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教师与士兵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近几年来，中国各大高校之间兴起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合并风潮”。最近一次倍受瞩目的合并是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这一合并受到教育部门高级官员的嘉许，国内传媒也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进行报道。
“以大为美”在高等教育界形成一时之风尚。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市的若干所院校，号称中国大陆学科体系最齐全、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重庆大学与重庆建筑大学合并、武汉大学与同济医学院合并、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等等，也都引人注目。有的城市，由合并进而引发几所老牌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例如在武汉两所规模最大的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分别吞并了好几所专业院校，企图在“蚕食”中壮大自己、压倒对方。另外的一些城市里，则出现了一所大学“独占鳌头”的局面，例如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就在策划吞并位于同一城市的大部分院校，从而使得自己在广州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某些城市里，干脆将原有的一大批二流学院全部合并成一所庞大的大学。比如新成立的上海大学，就因为合并了数家专业院校而突然就膨胀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宏大的大学”。
然而在我看来，就合并而言，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利弊并不一样。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算是“水到渠成”。因为在五十年代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之前，北医大就是北大的医学院。两校之间渊源深厚，近年来也合作亲密，北大生物系与北医大某些学科实行共同招生。此次合并有利于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相反，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就有教育界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工艺美院需要自由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它的教学与清华严谨务实的校风迥然不同，生硬地将两校合并在一起，丝毫起不到互补的结果，无异于“拉郎配”。两所学校一所在城市的西北，一所在东部，相隔数十公里，“统一管理”显然不现实，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合并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呢？
据说，天津市正在策划将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并。其他地区依靠大学合并，已经让自己省区内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排名靠前了不少。如果天津再不合并，两所名校“单打独斗”，则难以挤入全国前十名。所以，地方领导便异想天开地拿出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来。然而，有学者却声称，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官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雄厚；而南开大学的前身则是以文理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私立大学，两校在历史、性质、校风、发展方向等方面均“风马牛不相及”，强迫它们在短时间内合并，就好像将不同血型的血液强制输入一个人的体内，必将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使得两所学校的特色和传统都受到严重伤害。可以说，当一所“四不像”的“巨无霸”产生的时候，也将是两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老牌大学“寿终正寝”的时候。
隐藏在盲目的合并行为背后的，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大学是否越大越好？合并所带来的结果究竟是“一加一大于二”，还是“一加一小于二”？（这道连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都会回答的算术题，放在此处，我们的教育专家们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将答案脱口而出）我想继续我的追问：第一流的学术水平难道真的能够在简单的合并中产生吗？仅仅进行名义上的合并而没有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变革和教学体制上的全面更新，中国的大学就真能够“超英赶美”吗？盲目扩招和大学合并，是否又是一轮新的“教育大跃进”呢？
中国的大学当然需要变革，但胡乱的合并非上策。今天的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重新建构大学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恢复民国时代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足鼎力的格局，让各类大学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时，建立起一个由研究性大学、地区性大学、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等共同构成的、立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大学和学院各自吸引不同层次的生源，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
显然，比合并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学者丁学良对大学制度的建设有一番精彩之论。他认为，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大学之大”，确乎不在于建筑之大、面积之广（还有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级别之高”——不少北大学生就以北大是惟一的一所“副部级大学”而洋洋得意），也不在教授和学生人数之多，更不在资金的充裕、实力的雄厚。“大学之大”乃在于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的程度。而要拥有真正的学术独立和教育自由，必须要有法律切实而严密的保障。否则，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像是“巨无霸”的大学，因为内部并没有钢筋铁骨的支撑，往往风雨未来而根基先垮。近年来，经过一番或者是“水到渠成”、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合并，中国的确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巨型大学”来。但是，哪一所大学不是按照衙门的方式来构架的呢？在这些学校里，党政及后勤系统之庞大举世罕见，而真正从事教学科研的职位却受到严格限制。“无法”自然就导致“无天”，大学成了一个人人都想扑上去啃一口的大蛋糕。这一艘艘“负债累累”的“航空母舰”究竟能够行驶多远呢？
没有制度保障，也就没有大学精神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与其由主管部门“乱点鸳鸯谱”大肆合并，不如老老实实地静下心来完成制度建构和权力转移。对比西方成熟的大学制度，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正如丁学良所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那些患上了“合并瘾”的教育官员们，真该听听丁学良的真知灼见。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合并，并非合并减少了官僚的职位，恰恰相反倒是增加了官僚的职位——在原有的各所大学的组织建构上面，又增加了一层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怎么会放弃大学“衙门化”的努力呢？
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权力社会，大学当然也不可能是一块“净土”。权力的干预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不改变这种状况，北大清华永远也赶不上哈佛。哈佛大学何以成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学指手画脚。”然而，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哈佛的独立地位。连校长都是由“上面”指派的，惶论教授呢？同时，今天中国的大学还日益受到金钱的侵蚀。那么，在更加商业化的美国，哈佛的处境如何呢？劳伦斯?萨默斯指出，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即便是大学的赞助人和投资者也不能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而在中国，这种“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依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压抑与摧残。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开始放下架子，大肆给官员和富商发送文凭和学位。短期之内确实有丰厚的收入，但伤害的却是大学的尊严和声誉——以后再想挽回就困难了。
大学的大和小，与学术水准的高与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欧美不少一流的学院，规模其实并不大。按我们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袖珍学校”。但是，人家的学术水平却让我们望尘莫及。据说，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合并计划的是一位留学回来的所谓“教育专家”。此人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并不了解，对欧美大学教育的精髓也没有深入的体会，他仅仅是凭借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皮毛，就希望对中国高校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我看来，其结果只会是“缘木求鱼”。
今日之教育界，普遍沉浸在“打造航空母舰”的热情之中，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中国连一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都没有（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评估，北大和清华的学术水平排在世界前两百名之后），某些领导人却异想天开地宣布：今后几年之内，要在中国建设起一百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来。高等教育界的“大跃进”，在短时期内可能显得轰轰烈烈，但若放长眼光，其隐患则让人担忧。
学术的虚妄
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失望之感离开学院的，尽管我就读的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近十多年来，即使是北京大学也笼罩在浓重的“学术的虚妄”之中，让我“艰于呼吸视听”。
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北大的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躲在书斋中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并认为它们能够打动政府和拯救民众。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无所知。他们“食有鱼、出有车”，从来没有乘过地铁、从来挤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有到肮脏的菜市场买过菜。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有一位名声显赫、频频在电视上露脸、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的年轻经济学家，原本出身于西北某偏僻山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然而，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之后再回国来，俨然就成了一尊背后闪烁着金色光环的佛像。早年的苦难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现在他的学术“只对上、不对下”。他精心编织论文为腐败辩护、为“权力寻租”辩护。至于那些箱子里压着厚厚的白条的农民、那些被抛出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被凌辱和被漠视的灵魂，这位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的学术研讨会都在五星级的大酒店里召开，这就叫“与国际接轨”。
如今，经济学成了北大文科的“代表”，许多刚刚进入北大的高中毕业生看到热火朝天的经济学科，便以为这才是“北大精神”。考入别的系科的学生纷纷要求转入与经济学科相关的专业，以便能够迅速“成才”（也就是获得升官发财的秘诀）。
大学里发表论文的多少成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准的惟一标准。而那些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那些被学生们奉为圣旨和经典的论文，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呢？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张五常的许多学术观点我并不同意，但他的这段话却“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的最后一句话肯定会得罪很多同行，说这样的话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小孩说真话是出于天性，而对于一个“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成年人来说，要说真话却必须克服诸多利益的权衡和考量。
同样道理的话，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教授也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说过。穷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张梦阳整理、搜集、编写了上千万字的、多卷本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然而，当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不仅没有得意洋洋，反而在大会上心情沉痛地说：“这些论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一语惊四座，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是圈子中人，他们的脸面都相当地挂不住。
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拿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高校，显然是南辕北辙。学者丁学良尖锐地指出：“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丁学良所批评的情况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以上种种丑闻在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里也屡见不鲜。
北大固然历史悠久，但这种悠久的历史也养成了某种难以去除的惰性。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教授拿着一二十年以前准备好的、纸张都已经发黄的讲义来照本宣科。由于他上的那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全系的必修课，上百个学生都得苦苦坚持整整一个学期。有同学在课下发牢骚说：“听这样的课简直就是坐牢！”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境况。第二年，这位教授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教授下一届的学生去了。还有一名教授，在与研究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训斥说：“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我指导你，首先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你，其次才是学者的标准。你要记住，你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二身份才是学者。如果你的论文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我绝对不让你通过！”紧箍咒一戴上，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呢？这样的教授、这样的课程在北大绝非“凤毛麟角”。许多著名教授的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远远不能与其名声成正比。看看这些年来多如牛毛的种种教材吧，其中究竟有几种版本中发现了新的材料、新的史实并提出了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来呢？就以各个大学都在争先恐后地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论，绝大多数都是互相抄袭、移花接木、机械拼贴。这些教材能够称作是“学术成果”吗？它们只能贻害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有的学者抱着“随大流”的心态进入到“学术界”之中——既然大家都是如此，我也只好随波逐流了。既然“傍官僚”和“傍大款”成为学界的风尚，我又何必固守清贫和清高呢？事实真的只能如此吗？丁学良主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走向新生的途径，而作为单个的学者，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就只能无所作为、近墨者黑，甚至“与狼共舞”。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良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学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没有独立的人格，则不配称作“学者”；没有反抗世俗观念的勇气，则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因比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的职位。为了研究近代希腊人的生活，他前去近距离观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汤因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然而，当时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希腊，欧洲人对中世纪土耳其人的“黄祸”依然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国人辱骂成“奸细”，并被取消教书职位和研究基金。
汤因比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指出：“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问题，当然我还有教授的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待言，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于是，汤因比发表文章说出了真相，表达了与英国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为此，他辞去了教授的职位。这是一种可贵的“不一致”。今天中国数量多如牛毛的“教授”们，有几个敢于像汤因比这样做呢？
学术研究要告别虚妄、告别重复、告别空疏、告别“为稻粱谋”，就得从“半空中”回到“地下”踏实的实践中、从“纸上”回到民间鲜活的生活中。并不是终身呆在象牙塔里才会做出学术成果来。美国著名教育家、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博耶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范式，确认学术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方面——
首先是探究的学术，大学应当通过科学研究来发展新的知识，拓展人类的知识领域。
其次是整合的学术，把科学发现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促进更多的跨学科交流和对话、发挥几个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综合优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急迫的需要。
第三是传播知识的学术，从事研究和出版著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别人。为了确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学术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交流，而且要与教室里的未来学者进行交流。
第四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便是最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也可以通过知识的应用而变成个人的内在的洞察力。
博耶认为，牛顿之所以对天文学进行精确的研究，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航海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因此，牛顿不仅是一个纯理论研究者，他也是一个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法拉第寻求电与磁的联系，是因为寻找新的电力资源是他那个时代的优先工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术是否会应用，而在于学者的工作是否符合人道的目的。任何有价值的学术本身必然蕴含了学者对世界的关怀和挚爱，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而非个人的玩物，正如学者汉德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困惑不安的世界不再能够负担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奢华。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自身的名词术语，而是取决于它对世界和世界的服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怎样才能重建学术的尊严、找回学术的使命呢？这是每一个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所必然面临的挑战。
北大的俯就
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新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近年来北大的招生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为了抢夺生源，北大只好放下名校的架子，每年从春天起就开始在南方举办多场“北大高考状元成才之路报告会”和各种形式的招生咨询活动。另外，北大也开始推行诸多的“系科改革”，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增设新闻学和影视编导两个新专业，前者计划招生三十至四十人，后者计划招生三十人。有关人士希望通过这类“时尚”学科来招揽高分考生。不久，北大又通过了创办“传媒学院”的决定。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其抱残守缺，不如标新立异。北大向来就喜欢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上引领变革之风。然而，对这一次的学科改革我却持怀疑的态度。我想追问的是：北大开办影视传播方面的专业，难道能够办得比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广播学院好吗？如果无法办成第一流，又何必凑这个热闹呢？当然，我也理解，一所堂堂百年名校，不得不像小姑娘一样花枝招展地打扮起来吸引顾客，也许本来就是一种无奈之举——生源是一个学校的生命，生源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的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并不是最看重大学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传统，而更看重热门专业的多少和毕业后就业的难易、收入的高低。所以，尽管北大拥有中国大学中名列榜首的学术成就，但由于长期注重基础学科教育（即俗话说的“长线”），在许多考生和家长眼中早已不是“香饽饽”。于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生源和增加经济的收入，北大不得不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调整”，以“俯就”的姿态来面对瞬息万变的新时代。这未尝不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
然而，我很担心这种没有原则的“俯就”，它可能会导致北大学术传统的断裂和学术水平的下降。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北大应当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定位：它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中国的“思想库”的角色，它必须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际级的学术大师、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在培养一部分实用性、技术性人才的同时，北大更应当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文化复兴的“心脏起搏器”。我认为，培养几个走红的影视明星、几个聪明的小报记者、几个公司的经理人员，并非北大的主要任务。没有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北大，才是没有灵魂的北大；而没有影视明星、体育健将的“加盟”，却丝毫无损于北大的伟大。不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战略性思维的北大，才是辜负其百年声誉的北大；而少出几个名流和官员，并不足以让我们叹息。
有人说，北大开办传媒方面的学科，是为了克服大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正确举措。但是，我却认为，大学与社会的有机整合，并非通过开办一些“热门专业”就能够实现。打着“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幌子，将大学办成一个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将对大学精神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学当然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旁观者”，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拉?哈卡维清醒的警告：“我们的重要大学不能把富裕、自大、秀美的小岛建立在贫穷、罪恶和绝望的海洋之中。”但是，大学有着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特殊方式——大学的使命意味着把大学丰富的资源与我们最紧迫的社会、公民、伦理问题，与我们的儿童、学校、教师和我们的城市及农村联系起来。大学是社会的引领者，而不是跟从者；大学不应当成为世俗价值观念的附庸和回声筒，大学应当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的根本性命题。
北大创办传媒方面的专业，如果能够沿袭昔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传统，也许能够重新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来。但是，据我的观察，目前无论是系科的设计，还是教师的配置；无论是学生的理想，还是校方的期望，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进展。这里聚集的是一群希望立即钓到大鱼的、缺乏起码的耐心的垂钓者。好些教授和学生都是抱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态进来的，在他们眼里，媒体仅仅是一个能够迅速获得“产出”的朝阳产业而已。媒体背后的道义力量和公正精神则并不在研究的范畴之内。如此传媒学院，难道能够培养得出像萧乾那样优秀的新闻记者来吗？当年，萧乾奔赴欧洲血雨纷飞的二战战场，出生入死、马不停蹄地采写战地新闻，恰是一名“不带地图的旅人”。今天选择传媒的学子们，多少人有萧乾的理想呢？
北大的“俯就”姿态，让我开始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与商业和世俗世界之间，究竟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应当追赶时尚和潮流，还是应当为社会提供前瞻性的蓝图与理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正在积极应对技术更替和文化嬗变的诸多重大挑战。而像北大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还面临着诸多的任务：一方面需要从昔日受苏联影响的僵化的教育体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则需要恢复民国时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一方面要应对商业浪潮的侵略，另一方面则要突破体制的桎梏。像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仅要贴近时代脉搏、为社会提供更加广义的教育服务，还应当坚守作为思想文化和技术的“原创地”和“摇篮”的性质、充当时代的先锋。让人遗憾的是，对于后者，北大思考和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正是北大这所独一无二的大学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放弃这一使命，北大也就沦落为一所普通的技术学院和社区大学了。
其实，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平与良好的经济运作、以及发挥对学生的巨大吸引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对此，美国教育家哈柏自有一番心得体会。哈柏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他劝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投资创办了这所著名的大学。哈柏为芝加哥大学打下了浓重的精神底色，也创立了它的盈利模式。他不断敦促教师和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争光，他期望每个教授乃至研究生都能著书立说，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哈柏是以别人建造铁路和创建工业王国的那种“果断的决心”来建设一所大学的。他论述说，学术研究是学校的本钱和力量源泉。只有创造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出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学校才有可能挣到钱。哈柏告诉芝加哥大学的师生说：“我们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让别人跟着我们的方向走。”正是有了哈柏的明智的思路，作为后起之秀的芝加哥大学，才迅速在美国众多的大学中发展成为一颗闪亮的新星。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就涌现出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获得了社会各界丰厚的财政支持。面对芝加哥大学的成就，就连投资者洛克菲勒也表示：“这是我平生所作的最佳投资。”哈柏认为，如果学校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甚至为了挣钱而不惜牺牲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那么这所学校也就不可能获得让别人羡慕的声誉。而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很不幸的是，今天的北大正在走向哈柏力图避免的那条危险道路。
遥远的掌声
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中国留学生吴咏慧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罗尔斯的课，她在《哈佛琐记》一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一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的场景，真是让人神往。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什么是哈佛精神？这就是哈佛精神。什么是学术的尊严？这就是学术的尊严。正如哈佛的校训所说：“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学术大师们是带领年轻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们对向导的尊重，其实也就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哈佛学生一般都很骄傲，因为“没有美国的时候就有了哈佛”，哈佛在若干的学科上都处于全世界领先的位置。当我走进哈佛的校园的时候，果然发现这里的许多青年学子连走路都虎虎有生气。两百年来，哈佛的毕业生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对塑造美国文化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教授的尊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地比较了哈佛与北大的差距。在我看来，北大与哈佛的差距，其实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差距、背后则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的差距。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虽然也遇到过不少优秀的师长，但老实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吴咏慧在哈佛所经历的那种“遥远的掌声”。这种“遥远的掌声”，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最近我读到《新京报》上发表的《个人史之西南联大系列》，许多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西南联大毕业生深情地回忆了昔日在硝烟和困苦中的学生时代，那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时代。那时的老师全身心地教课，那时的学生全身心地学习，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联大毕业生黎章民回忆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四大学和社会人士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面的“民主草坪”举行时事演讲，与会学生达六千之众。几位教授上台慷慨陈辞，国民党特警架起步枪、冲锋枪、小冈炮向会场上空射击，并切断电源。而学生们则以热烈的掌声回应老师们的演讲。
然而，这样的掌声在今天的北大却消失了。今天的北大日益迷失在金钱与权力之网里面，神圣的学术讲堂亦成为追名逐利之所。就教师这一方而论，不说学术水准的差异，就敬业精神和诲人态度而言，北大与哈佛亦不可同日而语。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只想着换更大的房子，然后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享有各种荣誉职务；而许多年轻教师则只想着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申请国家的研究基金和自己的职称的升迁。大部分老师对讲课、尤其是为本科生讲课常常是应付了事，有的名教授若干年不上讲台乃是常事，而年轻教师们开着手机和传呼机上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来电，便中断授课到门外去应付。老师们与学生们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和心灵的交流，老师一上完课后便与学生如同陌生人一般。这样的老师又怎么可能赢得学生“遥远的掌声”呢？
就学生而言，在我们的许多大学里，也鲜有哈佛那样尊重学术、尊重教授的年轻学子。今天的大部分学生，以纯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大学生涯。在他们看来，大学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班”而已。他们虽然念完了大学、获得了知识、增强了技能、练达了人情，但是人格的提升和灵性的成长却远远没有完成。名牌大学的学位仅仅是求职时候的一张王牌而已。哈佛的学生说：“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哈佛就是他们心灵的故乡，他们虽然从哈佛毕业了，但他们的心却永远离不开哈佛。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们很少将母校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母校里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
什么时候，在我们大学的讲堂上能够出现那“遥远的掌声”呢？
首先，得有一群由衷地鼓掌的学生和配得上享有掌声的教授。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最近，北京锦华咨询有限公司和点津网站对京沪两地的大学生择业取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生一般都看重具有权威的职业；而在处于经济中心的上海，大学生们更推崇能够带来高收入的职业。在北京大学生的心目中，声望最高的职业是市长，紧跟在后面的是公务员和管理阶层；而在上海大学生的心目中，排名第一的职业则是电脑网络工程师，紧跟在后面的是外企的商务代表和公司经理等。
看到这一调查结果，我不禁从心底里佩服鲁迅先生的眼光。鲁迅成名以后的生活，一半在北京度过，另一半在上海度过。他的后半生几乎可以用“双城记”来形容。因此，鲁迅对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特质都有着深切的体认，并且在细致的比较中发现了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两地的差别。鲁迅说，北京是一座几百年皇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许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官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而上海是一个开埠不到一百年的冒险家的乐园，居住在上海的人们，许多都成为了商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也就是说，北京是为“官”服务的城市，上海是为“商”服务的城市。鲁迅在文章中对“京城痞子”和“洋场恶少”都有过相当严厉的批判。但相比而言，北京的那种“官”文化，与黑暗的传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而上海的那种“商”文化，来自于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西方，虽然“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鲜血”，但毕竟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某种新鲜的养料。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理解鲁迅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居住。除了现实生活中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外，这一选择还隐含着鲁迅对这两个城市文化特性的不同评价。在“坏”与“次坏”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次坏”。鲁迅没有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但上海的租界毕竟为他提供了一处栖身之地。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一切又都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们，依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身在浓重的官场文化氛围当中，谁又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民谣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里确实是官大一级也会压死人。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系列，写出了初进官场的大学生小林的可怜与可悲，但这种“软刀子杀人”的官场现实并没有阻止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小林的道路“前赴后继”。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都视之为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前几年轰动一时的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不仅没有消除“市长”和“市委书记”头上的“神光圈”，反而使之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如果没有陈希同案件的曝光，大学生们投票将“市长”作为职业首选的概率，也许不会如此之高。因为大学生们从案件中发现，身居一市之长，不是有了多少为民众谋福利、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机会，而是拥有了无限的、贪污腐败的机会。权力、金钱和美女，对于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于连”），哪会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呢？除非你是雷锋或者保尔，可是雷锋和保尔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们不过是领袖和作家共同捏造出来的人物罢了。
同样，今天上海的大学生们也回归了昔日上海的传统。他们崇尚个人奋斗、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比“学而优则仕”有了一些进步。不过，上海的文化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就是“洋场恶少”和“白脸小开”的习气。上海人往往把自己当作“高等华人”——他们在洋人面前是惟惟诺诺的奴才，在外地人面前却又俨然是趾高气扬的主子。今天，上海半吊子的商业文化中更是渗透进了强大的权力因素，权力与国际资本的合作在这里催生了一个经济奇迹。近二十年来上海的“发达”，与其说是更多是源于自身的优势，不如说是更多是因为中央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因此，他们对体制的态度比其他地方还要“驯服”。这里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也没有庞大的、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群体。上海是一个最缺乏人文关怀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空气里弥漫着的是金钱单一的气味。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却没有一本有品位、有锋芒的刊物和一份直面现实、凸显真实的报纸，难道很正常吗？这些问题，上海的大学生们很少去思考——他们容不得别人说上海的坏话。他们以为有了钱就有了文化、有了自由、有了幸福，他们彻底错了。
遗憾的是，在京沪两地大学生们的职业选择中，除了“大学教授”之外，对其他一切文化、教育工作都不屑一顾。这不是说明大学生们的素质降低了多少，而是说明今天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状况和工作待遇实在是太糟糕了。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中小学教师则生活困窘、地位低微。对于这样一些职业，大学生们避之惟恐不及，又怎么会“主动献身”呢？
由大学生们的人生理想可以看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大学里都缺乏基本的人文熏陶。我们的大学仅仅是一个流水线一般的“职业训练所”，大学理想早已泯灭了。美国学者博耶指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作准备，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这一目标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海市蜃楼”和“空中楼阁”。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官和商唱主角，而不给文化以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很难走出一条健康和平衡的道路。如果作为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也普遍漠视文化，而对权力和金钱顶礼膜拜，那么平民阶层更是弃公民道德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这个社会的总体病症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施加疗救已经来不及了。
教师与士兵
中学时候，我很喜欢上地理课。每个国家的概况我都背诵得滚瓜烂熟，每一张地图都引发我无限的联想。那时，我还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周游世界。今天，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少年时代掌握的那些地理知识依然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关于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我的脑海中还保存着这样的记忆：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两三百万，是一个生产香蕉和咖啡的国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课本却没有涉及哥斯达黎加更为重要的两个特点：它是一个教师之国，也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因为推动本国乃至整个美洲地区的和平与民主，哥斯达黎加总统桑切斯被授予一九八七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桑切斯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讲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教师之国，所以我们关闭了军营，我们的孩子腋下挟着书本行走，而不是肩上扛着步枪。……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教师之国，我们相信说服我们的对手，而不是击败他们。我们宁可把跌倒者扶起，而不是压碎他们，因为我们相信谁也不能掌握绝对真理。”能够说出这样睿智之语的总统，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把教育看得重于军队的桑切斯，完全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小国政治家的身份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仅有桑切斯、曼德拉、昂山素季和金大中等寥寥数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