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判断一个政治家品质和能力的优劣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其所治理国家的国土的大小和国力的强弱，更加重要的是他的胸襟、理想和价值观以及他是否给人类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品格、胸襟和思想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却能够“四两拨千斤”。在我心目中，桑切斯、曼德拉、昂山素季和金大中比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左右世界大势的大国元首来更有力量——如果说某些大国元首“指点江山”的权力和意志是暂时的、虚幻的，那么这些有恒定信仰和崇高品格的小国领袖，却放射出了人性恒久的光芒，并提升着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些政治活动家和人权先驱，虽然诞生于弹丸小国，其思想和精神却远远超越他们所在的国度，进而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哥斯达黎加就是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军官和士兵的国家。桑切斯当选总统之后，致力于拓宽国内的民主和自由，并积极参与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建设。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哥斯达黎加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问题，还将在未来的日子里探索改革之路。但是，他坚信教育和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军队和暴力无法战胜的。
爱因斯坦在《论兵役》一文中认为，拒绝服从专制国家的兵役是消除全球战争灾祸的办法之一。他尖锐地批评那些穷兵黩武的国家说：“各强国以虚假信息的系统扩散将其人民引入歧途。同时，这些强国通过缔结各类军事组织而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这些军事组织把所有人口卷入其内，这种错误信息通过为对外侵略政策所左右的，受到控制的报社、高度集中的广播系统以及学校教育得以传播。在上述国家里，拒绝兵役意味着遭受苦难甚至死亡。”在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有不少正义的青年因为拒绝参加帝国军队而遭到枪杀。然而，正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宁可被杀，也不杀人。从纳粹的魔掌中逃亡出来的爱因斯坦，后半生一直在为人类的和平奔走呼号。在许多文章中，他对冷战下的世界和平表示悲观。
不知爱因斯坦是否知道，和平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小小的哥斯达黎加，人民已经享有了爱因斯坦所憧憬的“免于服兵役”的幸福和自由。在哥斯达黎加，服兵役不再是公民的义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军队。他们只有另外的一种义务——即接受教育的义务。这种教育不同于专制国家以愚弄百姓、统一思想为目的的教育，而是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资讯和多方面的观点的教育、是倡导民主与自由的教育、也是传播爱与宽容精神的教育。在哥斯达黎加的教科书中，早已经摒弃了仇恨和敌对，而在张扬着人权与和平。
多了一个教师和学生，自然就少了一个士兵。多了一分宽容和爱、多了一分对和平的渴求，也就少了一分战争的危险、避免了悲剧的诞生。教师就像园丁，园丁培植出满园美丽的鲜花，教师却孕育出千百颗善良的心灵。桑切斯指出：“哥斯达黎加的堡垒，使得它不可被战胜的、比一千支军队更为强大的，是自由的力量，是它的原则，是我们文明的伟大理想。当一个人忠实于自己的理想而活着，当一个人不畏惧自由，这个人面对极权主义的打击就是无懈可击的。”当年那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苏联现在早已灰飞烟灭，而弱小的哥斯达黎加依然安静的躺在海浪的怀抱里。苏联曾经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但我从来就不喜欢它，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不尊重个体的国家；相反，哥斯达黎加国境之内没有一兵一卒，更没有坦克、航空母舰和隐形飞机，但我非常尊重这个国家，因为它是一个有坚定的原则和远大的理想的国家。哥斯达黎加的人民虽然没有武器，但他们都是有勇气的人，正像甘地所说的那样：“非暴力与怯懦不能共存。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完全可能是个懦夫。拥有武器表明心中恐惧——如果不是怯懦的话。但只有完全无畏才能达到真正的非暴力。”究竟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枪炮的王国里更加安全，还是生活在一片处处是教师的土地上更安全？究竟是做一个“超级大国”的国民幸福，还是做像哥斯达黎加和瑞士这样坚守和平、尊重人权的小国的公民幸福？我的选择是后者。读着桑切斯那铿锵有力的演讲词，我不禁为之而心潮澎湃——这难道不正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吗？
我重新摊开世界地图，寻找大洋彼岸的这个小国，用敬仰的目光。
教师与总统
他们的身份是如此的相似：桑切斯是哥斯达黎加的民选总统，金大中是韩国的民选总统。他们俩人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们俩人都是推崇教师、关注教育的大政治家。
他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的相似：哥斯达黎加已经实行了一百一十八年的义务和免费的教育，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他们便没有了军队，却因此而享受了永久的和平；而韩国经济的腾飞，也正是有赖于国民卧薪尝胆的毅力和好学不倦的性情，教育的振兴是其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两千零一年五月十四日，金大中的身份由总统变成了教师。他在首都汉城西北部的一所小学里担任了“一日之师”。他不像某些政客一样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地视察学校，而是实实在在地在这所普通小学校里给学生们上了一天的课。当年因为反对军人独裁政权，在一场由特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金大中的一条腿受到重创，留下了终身的残疾，至今走路依然步履蹒跚。但是，金大中的身体相当健康，虽然已经年逾七旬，每天忙于繁重的国务活动，却从早到晚都精神抖擞，仿佛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这天的讲课他依然是全身心投入，跟召开内阁会议或发表全国讲话一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金大中深入浅出地给孩子们讲述了国家的历史，讲述了自己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他拖着伤腿在讲台上站着讲了几个小时。金大中语重心长地对一群眸子闪亮的六年级孩子说：“身体是健全思想的本钱。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在激烈的脑力挑战中生存立足和获得成功。”回顾当年与军人政权的斗争，金大中描述了好几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经历，他并不畏惧死神的威胁：“也许，我这个人天生就注定了是为反抗独裁统治而生而死的人。如果我真的牺牲了，那么，我所期盼的民主主义之花，也一定会在我的坟墓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们，要趁年纪轻多读书，“当年，我本人被军政权监禁的时候，读书让我把监狱中的苦难置换成了快乐的时光。”当时，金大中在监狱中每天要坚持读十个小时的书——神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小说等等，无不涉猎。在家人给他送去的物品中，最多的就是书籍，因为监狱图书馆的藏书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需要。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件中，金大中曾经这样自豪地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铁窗生活，或许我还没有机会能够如此博览群书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幽囚生涯对我似乎称得上幸事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这段人生旅程对于前程似锦的孩子们来说，确实具有非凡的启示意义。金大中让孩子们意识到民主的来之不易，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总统当老师，显然不是一场虚假的“政治秀”。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金大中本人对教育高度的重视，也表达了他对教师们崇高的敬意。总统、总理以及部长、总裁等高官显贵们选择教师、大学校长等看起来权力要小得多的新职业，在欧美国家并非稀罕的事情。许多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却更喜爱学校的讲台，他们认为在那里更能够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社会风尚的产生，显然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而绝非附庸风雅。教师乃是国民精神的传承者，教师因此也就处于国家的中心地位。正如金大中多次在国务会议和新闻媒体上说过的那样，教师是国家的脊梁。那天，金大中站在课堂上，仿佛是一棵历经风雨雪霜依然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他和蔼地微笑着，不像是一名掌握着最高权柄的总统，而像是一个慈爱温和的老爷爷。
当我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时，不禁想起了金大中当年在监狱中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大中在给儿子弘业的信中说：“你在目前的处境下，仍不失理智，平静地接受一切，不失信心，这是难能可贵的，只要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强者。制定一年的生活计划，一个月的计划，一个星期的目标，然后经常检查总结，养成这样的习惯比较好。即使目标没有实现，也不要失去信心，可以重新开始。这是自我提高和成功的条件。此为爸爸的经验。”在给另一个儿子弘杰的信中他又说：“你的考试日期已过了三天，但是爸爸不知道任何关于考试的消息，非常惦念，但无从所知，可悲可叹。考试期间，你努力学习，爸爸都知道。因为我，你去年一年没能好好学习，我感到心痛。当爸爸看到你信上‘为爸爸好好学习’的字句时，我的感动难以言表。无论如何，你尽了全力，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现在开始尽全力准备学校的考试吧。人生重要的不在于成就什么，重要的是如何生活，过程比结果重要。学校考试结束后，慢慢放松。”虽然身在牢狱之中，金大中依然关心着孩子的学习和教育情况，他为自己没有能够尽到父亲的职责而内疚，一个慈父的温情饱含在字里行间。然而，因为在孩子的成长时期，他不在孩子的身边，无法尽到父亲的责任，这才导致了后来两个孩子闹出了受贿的丑闻。金大中并没有包庇自己的孩子，立即下令司法机关独立进行调查；而传媒也并没有看在总统大人的份上，就对丑闻保持沉默，一直穷追猛打。在一次记者会上，向来以坚强著称的金大中流下了眼泪：“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的孩子犯下了严重的过错。”也许正是出于自己的惨痛经历，他更强调韩国国民应当关注教师和教育的问题。韩国可以没有一个得力的总统，却不能没有千千万万个以身作则、传道授业的好老师。
韩国经济的腾飞，重要原因在于韩国对教育的无比重视。重视教育也就是重视未来。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曾经生动地指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火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汽车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所扮演的角色，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已经由“知识产业”所承担了。知识产业已成为国家社会成长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而教育部门则正是知识创造过程的中心。近二十年来，韩国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中心。如果说儒家文化中存在着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的话，那就是儒家文化中贯彻始终的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当然，儒家文化中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内容，需要我们现代人重新进行审视）。这种可贵的传统在中国日益淡化，在韩国却保留了下来。
即使在残酷的军人统治期间，独裁专横的军阀们也没有忘记拨给教育部门以充足的预算。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总统一边在残酷镇压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制造了“光州事件”之类的血案，但也在不断地向教育部门注入充实的资金，大大提高了韩国国民受教育的水平。这让我联想起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那时候，许多军阀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但都还保存着几分对知识、对文化、对教育的敬意。在春节来临之前，军阀们会带领自己的小孩前去老师家拜年，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教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作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那么，今天那些忽视教育、鄙视教育、乃至侵吞教育经费的官员们，是不是连昔日的军阀也不如了呢？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对立和竞争。而文化的竞争，又归结到教育上。我想，那些倾听到金大中总统讲课的韩国孩子有福了。这一堂特殊的课程，也许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是在人生的转折处送来的一次有力的扶持，这是在乱礁中行驶的船只所遇到的一盏指路的明灯。金大中曾经说过，他卸去总统职位之后，除了写作之外，就是去学校讲课，从大学到小学，从首都到乡村，要尽可能地多走些地方、多接触些孩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不觉得以总统的身份去当普通老师会降低自己的“面子”。他的这一选择让我想起了《圣经》所说的：“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一个老师所做的贡献并不一定比一个总统小呢。也许，在天国中，教师的地位比总统还高呢。
我尊重金大中这位坚毅伟岸的老人——无论今天他身居总统之高位，还是明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韩国人有这样的总统、有这样的老师，是他们的幸福、也是他们的骄傲。
残忍的快乐
湖南卫视的王牌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自一九九七年播出以后，风靡全国各省市。其他省市的电视台也模仿其内容和形式，相继制作了类似的大型综合娱乐节目。电视界人士称之为“大陆娱乐类电视节目的一次革命”。
《快乐大本营》的节目中，有一档属于“恶作剧”。最初遭到戏弄的，都是请来充作嘉宾的成年人。后来，为了给观众以新的刺激，编导们居然开始把小孩当作恶作剧的主角。
例如，在有一期节目中，他们选择了一些四五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预先设计好在一个雨天，让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一把雨伞，然后老师借故离开一会儿，吩咐孩子等在门口，并且再三叮嘱不要与陌生人搭话、不要把雨伞给别人。
老师刚刚离开，便有装扮成普通过路人的节目主持人来到孩子的目前，花言巧语地说：“姐姐没有雨伞，姐姐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能不能把雨伞借给姐姐用一下，十分钟后姐姐就回来？”
对此，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坚守老师的吩咐，不予理会；有的犹豫不决，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有的心肠软，立刻把雨伞借给对方。给了雨伞的孩子，痴痴地在门口等着漂亮姐姐的归来，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对方还是没有出现。
躲在暗处的摄影机，却一直在拍摄孩子焦急等待的神态。等到最后，孩子意识到自己受了骗，便委屈地哭了起来。这些全部都落入了摄影机的镜头之中。节目现场的观众们，看到小孩子哭鼻子的样子，个个都开怀大笑起来。
这是一种残忍而无耻的快乐，因为它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那个家伙想出的馊主意，我一边愤怒地观看着节目，一边质问编导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为人父母？
这是一个电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电视的堕落也正是时代的堕落的标志之一。电视节目的编导们看重的是节目的“收视率”，因为“收视率”意味着广告、意味着滚滚的财源。为了提高收视率，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法国电视六台制作了一个名叫“阁楼故事”的拳头节目：五男六女进住巴黎郊外一座封闭的房子里，他们完全与外界断绝了关系，但二十四小时处于二十六台摄像机的监视之下。每隔一段时间，观众就投票淘汰参赛者中的“表现不佳者”，知道阁楼中剩下最后一对优胜者为止，他们可以获得一套价值三百万法郎的房子。这档节目一夜之间便风靡了欧美。评论家指出：“人类窥视他人的好奇心是没有休止的。”这绝对不是人类高贵品质的展现，而是阴暗心理的大暴露；这绝对不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而是愚昧的蔓延。这种节目对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成果造成了一个绝妙的嘲讽。然而，虽然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节目，但我认为它毕竟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参加这种竞赛的都是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有选择他们“加入”节目的“天赋人权”。
相比之下，湖南卫视的节目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公然侵害儿童的心灵，他们不仅违反了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赤裸裸地侵犯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规定：“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中国是签约国之一。保护儿童的权益是成人世界的责任，意识到这种责任则意味着人类文明有了重大的进步。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档《快乐大本营》的电视节目，却使得孩子们丧失了对人的信任、同情和怜悯，他们长大之后自然会放弃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可恶的编导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正在残酷地折磨那一颗颗纯真无邪的心灵。本来，孩子们在以善良和单纯的意愿理解着这个世界，正如学者波斯特曼所说：“儿童是人类的一个集团，他们对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事物一无所知。”但是，在经历过这样厚颜无耻的、精心策划的欺骗以后，他们那幼小的心灵或许从此便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孩子们那天生的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会被冷漠与怀疑所取代。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桩小事——许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很可能就改变一个孩子的性格和命运。
在生命与灵魂的意义上，孩子跟大人完全是平等的。我甚至以为，大人在许多地方应当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的单纯、学习他们的善良、学习他们的真诚。至少，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千万不能把孩子当猴子来戏弄。那样做，不仅戕害了幼小的心灵，而且毒化了未来的社会生态。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孩子因其纯洁而具有了某种神圣性，那么伤害孩子的纯洁性的是何等邪恶的行径啊！甘地则说：“在我获得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孩子以后，请您相信我：我知道，他们兴许具有比您和我更为高尚的荣誉感。如果我们不耻下问，我们可以不向学者而向所谓无知的孩童学习最重要的生活之道。耶稣说过的最伟大的真理是：孩童嘴里出智慧。我相信这话，因为我亲自观察过，如果我们愿意谦虚而纯洁地接近未成年的孩子，我们就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智慧。”甘地的智慧不是来自书本，乃是来自孩子。在狡诈的政客中间，身体半裸的甘地就像是一个孩子。似乎人人都能伤害他，但人人都伤害不了他。他最孱弱，又最强大。我们应当听从甘地的教导，以微笑的脸庞面对孩子，以谦卑的心灵面对孩子。然而，那些自以为是的“电视工作者”们却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我不知道有关方面能不能运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来制止这类丑恶的行为，但是我至少能够对这群丧失了“底线伦理”的电视人进行严厉的谴责：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记住——歌唱邪恶的人最终将被邪恶所异化，欣赏残忍的人最终将被残忍所吞噬！
梦想的勇气
前几天，我跟几个正在念高三的北京中学生聊天。当谈到“理想”这个古老的话题时，他们每个人的想法都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些男孩女孩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一点。
有个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当一个电影人。这种电影人是纯粹的自由人，不依附于现有的电影制作和发行体制，与商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她希望中学毕业后到美国去，拿一半时间来念书，另一半时间则去周游世界各地。出门的时候，只带一个庞大的行囊。交通方面不用花任何的费用——一路上都可以拦好心人的顺风车；到了晚上，就到教堂里去住宿，然后帮助教堂做义工作为报答。这个女孩说，她要拿着一台家用的普通摄影机，去拍摄那些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去拍摄教堂天花板上庄严的壁画，去拍摄街头笔直的树木和熙熙攘攘的行人，去拍摄孤独而美丽的乡间小屋……她要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尝试各种各样的食品。她喜欢凯鲁阿克的《在路上》，而不喜欢三毛和尤今写的游记，她认为三毛和尤金的漂泊只是“走马观花”而已，她们看到的只是生活薄薄的表层，而她自己则要去发现更深沉的生命的真相。她还说，在四十岁以前不准备结婚、也就不受到家庭的束缚，这样就能够专注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自己一个人而活着。这个女孩的母亲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在体制内过着兢兢业业的、职业女性的生活。母女俩的人生将是天壤之别。于是，我便问女孩说：“你妈妈知道你的想法吗？她是否支持你去实现这个梦想？”女孩对我“狡猾”地一笑，毫不在乎地说：“我没有告诉妈妈呢。等到我自己能够展翅飞翔的时候，妈妈想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时候她能不让我飞走吗？”
而另外一个男孩子告诉我说，他的梦想是大学念医科，毕业之后到非洲大陆最穷苦的国家卢旺达去。去干什么呢？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开设一家为当地人服务的、不收费的医院。我更加奇怪了：“为什么你要挑选卢旺达呢？”男孩告诉我说，他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卢旺达内战的消息，看到那里的孩子因为疾病和饥荒而变得骨瘦如柴，然后无依无靠地躺在沙漠里悲惨地等待死亡的降临。那些因为饥饿而死的孩子，眼睛一直圆圆地睁着，仰望着不再纯净的蓝天。看到这些被苦难渗透的画面，这个男孩心里十分难受。他梦见自己来到那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与那些小黑孩一起唱歌和舞蹈。他还告诉我，他知道在一九九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医生无国界”组织当中就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他们往往为了一个单纯而真诚的梦想而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这个男孩说，他愿意像那些医生一样，到最穷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只要能够拯救一个生命，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这位男孩对梦想的表达，让我深受感动。我不禁想起了伟大的特蕾莎修女。一辈子为穷人服务的特蕾莎修女说过：“人们往往为了私心，和为自己打算而失去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要我们付出爱心。有了爱心，我们才能付出爱；爱心成就了信心，信与爱是分不开的。”孩子是离爱最近的，人们要是能够永远保持孩子的爱心该有多好啊。
孩子们的梦想还有很多很多，有人的梦想是当摇滚歌手，有人的梦想是下乡做水果培育，有人的梦想是去研究毒蛇，有人的梦想是创办一所大学……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梦想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来。然而，没有一个孩子想成为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呆在写字楼里的、循规蹈矩的白领职员。要想真正了解孩子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大人们需要一种平等而真诚的心态。大人们一直自以为是地蔑视孩子，认为孩子幼稚、不成熟。然而，究竟什么是成熟呢？成熟是否就意味着世故和圆滑、意味着现实和功利、意味着失去做梦的勇气？这样的成熟，我宁可不要。
我敬重孩子们做梦的勇气，也羡慕他们做梦的自由。我也知道，真正能实现自己梦想的，在这群孩子中是少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得成为天天坐办公室的白领，过着平凡而乏味的生活。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做梦的勇气，真好。美国教育家博耶回忆了一段关于自己的孩子的往事。三十多年以前，他与妻子被学校叫去。校方忧虑地告诉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一个“特殊学生”——孩子的成绩十分糟糕。在一次测验里，老师给这个孩子写了一句“他是一个梦想家”的评语。博耶哑然失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喜欢梦想，经常梦到星星和月亮，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甚至梦到怎样才能逃离学校。但是，博耶绝对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天才，只不过他的才能不适合学校的常规活动和僵化考试而已。于是，博耶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呵护着孩子发展自己的梦想，他相信学者詹姆斯?艾吉的观点：“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人类的潜能都会随着每一个小孩的出生而再现。”果然，孩子长大以后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
作家凯鲁阿克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我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牧场，在这个牧场上，我将生长自己的粮食。当我的庄稼生长之时，我将坐在树下喝家酿的酒，写小说以修身，我将和我的孩子尽情玩耍，对那些因汲汲于名利而咳嗽不止的人，我要嗤之以鼻。”虽然凯鲁阿克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死去了，至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是，他毕竟做过这样一个既辉煌又平凡的梦。是的，没有梦想的童年算不上真正的童年，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而梦想需要勇气来支持，我们还有梦想的勇气吗？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一种声称“精彩”之极的黄色暴力卡通“电玩”日前在湖北武汉的盗版游戏市场异常流行。该游戏宣称，只要完成凌辱八个女人就可以成为“成功人士”。
据《武汉晨报》报道，在武昌广埠屯电脑市场，有摊主“热情”推销该种黄色暴力游戏。游戏说明很“诱人”：某侦探潜入一个制药公司的职工楼，收集可威胁八个女人的证据，从而达到凌辱她们的目的。如果玩家在两年内成功完成凌辱八个女人的任务（评价值一百分），游戏将会重新开始，同时出现大满贯的游戏模式。游戏明确要求主人公“在两年内，凭借自身魅力和超人‘五感’能力，将身边熟人的情妇和女儿、各个部门的女职员、同事妻子等八位女性，通过‘偷拍、威胁、凌辱’的手段统统奸污”。游戏者可以使用各种卑鄙手段，诸如摄像机、照相机、以及媚药、剃刀、绳索。该游戏的两套光盘开价二十元。据摊主说，这种“电玩”销路非常之好，前来购买者不乏中小学生。
“凌辱电玩”的出现和流行，昭示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戾气”已经越来越浓厚。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友爱、同情和互助，而是欺辱、冷漠和仇恨。我们随意到一个政府机关或者公司企业去感受感受，对此就能够“感同身受”：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完全是目空一切、颐指气使，对下属是任意的责骂和侮辱；而处于下级地位的人则忍气吞声、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又心怀怨恨、且逐日累积。在广东发达地区某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里，就多次出现这样的事件：老板驱使民工如同驱使奴隶或牛马，他们剥夺民工的人身自由，甚至强迫女工脱光衣服搜身，恣意凌辱其人格尊严。在杨银波于二零零三年二月发表的《广东东升农场紧急报告》中，我们发现，所谓的“明星企业”居然是暗无天日的“动物庄园”。在东升农场中，劳动者的处境并不比《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黑奴好多少——而它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接下来，我们在报纸上还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某些民工到了积怨已深、忍无可忍的时刻，终于拔刀杀死虐待他们的老板，用暴力去实现“正义”。当然，真正在生活中实践暴力和杀戮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更多的人便在类似于“凌辱电玩”之类的“虚拟活动”中发泄自己极度压抑的情绪。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阴毒、残酷的情绪，已经开始渗透到处于“花季”的中小学生的心灵深处。近年来，不断出现中学生杀死同学、老师乃至自己亲身父母的惨剧。天津的一名大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面临留级的危险，害怕亲人的指责，便一口气将父母和外公外婆全部杀死，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从从容容地去投案自首。
我们不能再漠视“戾气”的弥漫了。学者赵园在《明清之季士大夫研究》一书中对明末的“戾气”有所研究。她认为，那是一个“杀机四伏”的时代，在阅读了大量的野史笔记之后，她感慨说：“你更由当时的文字读出了对残酷的陶醉——不止由野史所记围观自虐的场面，而且由野史的文字本身。那种对暴力的刻意渲染，正令人想到鲁迅所一再描述过的‘看客’的神情。这里有压抑着的肆虐、施暴的愿望。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亦常合致。你由此类文字间，察觉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这里有作为大众文化品行的对‘暴力’、‘暴行’的嗜好——弱者的隐蔽着的暴力倾向。嗜杀也就嗜血。在这类书的作者，似乎惟有血色方可作为那一时代的标记，也惟血色才足以作为士人激情的符号。二十四史固是‘相斫书’，但有关明史的记述，仍有其特殊的残忍性。”
从王夫之到鲁迅，几代启蒙思想家都对“戾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的批判锋芒直指中国文化的残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中国士人的沉沦以及中国百姓的麻木。鲁迅说过：“试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相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忽然想到》）他对未来有过相当悲观的估计：“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忽然想到》）在鲁迅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相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这个与那个》）今天，“凌辱电玩”之类的玩意的发明和畅销，再次证实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心灵结构其实离明末并不远。科技的先进并不能带来精神的进化。鲁迅没有过时，鲁迅的批判依然具有鲜活的当下性。这究竟是鲁迅的骄傲还是鲁迅的悲哀呢？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自己的“甘地”、没有自己的“马丁?路德?金”、没有自己的“曼德拉”、没有自己的“特蕾萨修女”。
明人朱鹤龄在《获虎说》一文中写道：“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矣。”对照“凌辱电玩”的风行，我终于理解了鲁迅的忧愤和绝望。这种忧愤和绝望还将延续多久呢？这种忧愤和绝望何时才能终结呢？那一天也许还很遥远——那一天，就是“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和“特蕾萨修女”一起来到中国时刻。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最近，教育腐败的问题常常被人们谈起，教育界在社会公众中的声誉也正在直线下降。据沈阳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人们认为“风气不正”的领域中，教育界居然名列榜首！的确，从高等教育到中小学教育甚至幼儿园教育，腐败程度都堪称“各领风骚”。由于高等教育地位重要，人们对其给予较多的关注；然而，长期遭到忽视的中小学教育，其状况却更加糟糕。如果说整个教育体系像一棵大树，高等教育是高高在上、伸向蓝天的树冠，那么中小学教育就是默默无闻、扎向大地的根部。因此，中小学教育的腐败将是致命的。
据《羊城晚报》报道，浙江瑞安市五十多名中小学校长，因订购校服等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受到纪检部门的查处，涉案金额高达七十多万元。目前，已经有八名校长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小学校长为人师表，他们的言行将影响到学生的一生。瑞安市五十多名腐败校长，不知将伤害多少信任他们的幼小的心灵。这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被审讯的过程中，终于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鲍田一中校长王永标交待说：“现在校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学校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钱进了我的口袋，就等于入了学校财务的账。”塘下一中校长赵瑞林交待说：“人家送的钱，原先我是不想收的，但考虑到其他校长都收了，怕自己坚持不收会得罪了其他校长，因此就收下了。”瑞安市实验小学校长黄良藏交待说：“帮人家办事，收点礼是应该的。”看来，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以及罪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内心连古人“师道尊严”的伦理准则都不具备。也许，他们的心里都在盘算：现在全社会都在贪污腐败，我们教育部门是清水衙门，能够贪污一点算一点吧！一次贪污之后，他们的心中不仅没有起码的“内疚感”，反而在与其他部门官员的攀比中产生深深的“失落感”。正是在这种“失落感”的支配下，他们的贪污行为才会变本加厉、越发不可收拾。
也正是在这样卑劣的思想状况下，校长们才疯狂地开始了捞钱。鲍田镇中心小学校长潘建华，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到两千年二月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物达二十一笔，金额共计六万八千元。他捞钱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如订购校服、学校基建、学生择校、老师调动等等。可以说，只要有捞钱的机会，他就会主动抓住，然后狮子大开口，尽可能压榨出点财物来。
瑞安市五十多名校长贪污、受贿了七十多万元，与另一个“硕鼠”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原抚顺市六中校长被捕时，从其家中搜出赃款达一百一十七万元。他一个人贪污的数额就超过了五十多个同行的总和，大概有资格来“笑傲江湖”了。不过，这个校长的“笑傲”只能在监狱或者刑场上显示了。据我所知，目前教育部门并非原来大家想像的那种“清水衙门”（当然，绝大多数没有权势的普通老师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不少官员利用基建、采购、招生等机会让自己迅速致富。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们，拥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身价者比比皆是。前两年被处决的四川省某地招办主任，家中的床垫下面重重叠叠堆放了上百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假如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是八百元，年薪则是一万元；那么，这位级别并不高的招生负责人贪污的金钱足以支付一百个教师一年的工资了。
“校服腐败”是校园腐败中最明显的一个案例。许多中小学生都拥有五六套名目繁多的“校服”，大半都是样式陈旧、质量低劣的产品。包括校服在内的一系列学生用品的采购，缺乏一套严密的规则和透明的制度，校长或者经办官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黑箱操作自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校服腐败”不仅仅养肥了一大批硕鼠，而且直接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在《温州日报》上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当寒流袭来、气温急剧下降的时候，校方依然强迫学生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报纸上还有一张照片：在操场上，孩子们都冻得哆哆嗦嗦的，恨不得把脖子都缩到衣领里面去。他们不敢在校服外边罩上一件羽绒服，因为“害怕老师批评”。其实，校方的目的不过是想让孩子们时时刻刻都穿着校服，早点穿坏了一套，然后继续定购新的，为他们提供又一次贪污腐败的机会。但是，为了获得贪污腐败的机会，而必须让孩子们冻得嘴唇发乌、皮肤冰冷。这已然成为一种可怕的专制和无耻的戕害。
“校服腐败”仅仅是教育腐败的一个微小的侧面，其他类似的诸如“教材腐败”、“参考书腐败”、“基本建设腐败”等等，像白蚁一样蛀空了教育界的躯壳和灵魂。校园腐败都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的，殊不知涓涓细流能够汇集成汪洋大海。在数目上，校园腐败尽管无法与银行、税务、海关、工商、建设、政法等行业的腐败相比，但它还有更加恶劣的一面，就是对人心的败坏。如今，大中小学的校长和主管基建、后勤的官员们，日渐成为腐败分子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许多为人师表的人物认为，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是他们想过没有，赚完了孩子的钱，失去了孩子的心，最后教育就会完全丧失它的功效。
没有童年的“名模”
年仅十四岁、正在上初三的成都女孩张思思，最近获得了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区亚军。
一时间，她成为大小媒体追逐的对象。记者们在专访中形容说：“虽然张思思年龄最小，但她在舞台上的风采却不容小觑，无论是身材还是在走台步时的感觉都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专业模特，给人的感觉她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名模胚子。”
我在报纸上看到张思思的照片，正如记者的描述，她不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而俨然是一名美艳妖媚的成年女性。后来，我又从电视上看到了她的更为真切的镜头：她的表情经过特殊的训练，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她的时装更是光彩照人，显然是寻常女子不敢穿、也不能穿的“极品”。忽然之间，我有一种时间和年龄颠倒的感觉，好像在柔和的春天里感受到夏天刺目的灼热。
是的，张思思一夜之间就成名了，一条辉煌的明星之路已经在她的脚下徐徐展开。对于巨大的名誉和荣耀，她并没有洋洋得意乃至于“忘形”，而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心态。她没有韩寒式的张狂放肆和胡言乱语，说话极有分寸。但是，从五光十色的舞台上走下来，她的心还能够回到昔日宁静的课堂吗？我很是为她担忧。记者故意询问了她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现在你一定是学校里的名人了，你的同学对你有什么看法？”张思思不假思索、侃侃而谈：“其实在两年前，我的同学、朋友中就有人建议我去当模特，后来他们知道我在学模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想大家都为我感到高兴吧。”我一面欣赏她的这种平静和缓的心态，一面又觉得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成熟到如此地步（可以跟外交部发言人相媲美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在我看来，童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所憧憬的童年，是浸润在安徒生童话和《一千零一夜》里的童年，是在游戏和玩耍中的童年，也是沐浴在爱和阳光中的童年。童年像玉石一样纯洁无瑕，也像花朵一样芳香四溢。童年时代的孩子不应当在脸上化着浓妆，也不应当挤出虚假的笑容面对众多的镜头。童年时代的孩子不应当穿着成人的时装，也不应当骄傲地被记者包围在中央。每天都有梦幻，每天都有秘密，心灵的世界独立于现实的世界之外，那段岁月是无价之宝。
张思思固然获得了同龄人难以拥有的金钱和名誉，却也失去了某些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东西——童心、童趣和童真。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孩子的早熟，使我感到悲哀。尤其是孩子的眼睛的早熟，更使我感到悲哀。当我看到孩子的一副疲倦的眼神时，感到惊讶，而看到他们苍老的眼神时，则感到恐惧。我喜欢看到老人像孩子，害怕看到孩子像老人。”同样，我不喜欢年仅十四岁的张思思脸上充斥着的职业的微笑和演艺圈里特有的风尘气息。她告诉记者，模特圈子里也有很多她不喜欢的东西，但是那是圈子里的规矩，她会慢慢适应的。小小年纪就洞悉了“适者生存”的道理，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们的传统文化欣赏“少年老成”，而今天的商业巨手则开始伸向了孩子。张思思究竟是一个幸运儿，还是一个牺牲品？现在作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我发现她的眸子里已经沾染上了一丝丝“待价而沽”的狡猾，早没有了其他孩子眼睛的透彻和明亮。那双眼睛让我一下子就从同学中把她认了出来，她跟同龄人完全就是两种气质和神态。《圣经》中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这个孩子将面临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我不愿意责怪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她还不足以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却对她的父母和老师们默许乃至支持孩子参加模特比赛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她的父母——难道仅仅为了享受当“名人”父母的荣耀，就值得让女儿付出失去童年的沉重代价吗？张思思参加的模特比赛，是一项带着赤裸裸的商业色彩活动，每个参赛者都得缴纳昂贵的报名费。张思思自己不会有这样的一笔钱，显然是来自于父母的“投资”。父母的“投资”立刻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大概会吸引更多的父母跟从。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不能利用未成年人来获取商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张思思的监护人的她的父母、以及同意她参加比赛的模特公司和大赛组委会，都严重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这样的违法活动，有关方面不可视而不见。最近，在另外一些模特比赛中，出现了比张思思还要低龄的选手，此种风气还在越演越烈。
